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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清贫 入迷梨园



  北京和平门外新华街路西称前孙公园。早年,曾是清朝大收藏家孙承泽的花园,称孙公园。时代变迁,公园沦为旧巷。分成前孙公园、后孙公园。我们居住这里时,早已没有了花园的迹象。
  我的家住在靠西口路南二十四号。
  一九一六年,阴历正月初九,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杂院里。
  父亲原来给钱粮胡同姓钱的一位做官人家赶轿车。虽说家里清贫,但还算混得过去。
  父亲初到钱家时,钱家的官事儿正蒸蒸日上。不久,就将轿车换为社会上盛行的马车。后来,钱家逐渐破落,月月付不清工钱,就将马车拆给了父亲。
  父亲高兴极了,他满心以为有了自己的马车,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有了准着落;手脚再勤快些,早出,晚归,多卖些力气,生活会有所好转的。谁料到,父亲由于多年来到处奔波,已经积劳成疾,马车拉回家不到几个月就患了病。那时,我们姊弟还小,没人能去赶车挣钱,为了生活,他只得强撑病身出外赶车。冬寒夏暑、饥饿劳碌,终于迫使父亲在一个风雪之夜病重不起。生活来源断绝。吃饭难,看病更难。一九一八年,母亲过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旧历十月十一日),准备给父亲做些面条吃,父亲没等吃上,就大口大口吐血,故去了。
  父亲去世时,我大姐十三岁,二姐十一岁,三姐七岁,哥哥五岁,我还不满两周岁。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那辆较新的马车,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济。但生活仍难维持,母亲、大姐,后来加上二姐,只得给裁缝铺缭贴边,给鞋铺纳鞋底。缭一件短褂贴边挣两大枚铜子,缭一件大褂贴边挣三大校,纳一双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她们终日起早贪黑,一家人往往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
  几年后,大伯为了节省开支,让我们腾出三间南房(这小院是大伯家的财产),搬到那两间刚够十米的东房。屋小炕窄,六口人睡不下,哥哥只好睡在一个旧条案上。记得那时,我对哥哥的“高高在上”的“炕”是非常羡慕的。
  年久失修的东房,向北倾斜得厉害,当年父亲用来支撑北山墙的杉篙,几乎要被压断。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只好用一个带锯子的洗衣绿瓦盆接漏雨。雨夜,还要不断起来将盆里滴满的雨水倒出。天晴了,就得糊顶棚,什么纸都用,顶棚上被糊得五颜六色。我幼年时躺在炕上,非常爱看这花花绿绿的顶棚。再大点时想法就不一样了,心中总想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把屋顶修好,不再让它漏雨,顶棚要糊得雪白雪白的。
  四岁上,我开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间房(前孙公园的西口也叫十间房,是一条街两个名字。)的裁缝铺取送妈妈做的活计,我很懂得拿到的几大枚工钱,来之不易,唯恐弄丢,用送衣服的包布将钱紧紧地裹好,系在腰间,从不敢在路上贪玩,一直回到家才把它解下来,将钱如数交给母亲。当我看到母亲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时,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替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我那勤劳善良的母亲却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前房檐下种上倭瓜、南瓜、丝瓜等,碧绿的枝蔓顺架爬到房上,院子里一片郁郁葱葱,配上红、黄、紫色的野荣莉、牵牛花、葵花,真是好看。夏季晚间在院里乘凉,不时闻到阵阵幽香,使我这贫穷的家,总是充满了生机。不过我最满意的还是不用花钱就能吃些用新鲜丝瓜炒的莱和作的汤,以及瓜馅的饺子。尤其是当我喊饿时,母亲就会说:“锅里有蒸熟的老倭瓜,去拿着吃吧!”我咬一口那黄澄澄的老倭瓜,嚼起来又甜又面,真好吃。那香味儿,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西屋的李大妈,经常夸我母亲能干,说我们几个孩子既听话,又懂事,还安慰我母亲说:“熬着吧!孩子们长大了准有出息,你也准能享上福。”
  的确,象屋前这些生气蓬勃的花草一样,我们一家老少和睦亲爱,母亲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上,孩子们也领会了母亲的意思,全家老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

  清末年间有个风俗,很看重大象,认为它是吉祥的象征。平时,官家将大象送到京郊宛平县(即芦沟桥)喂养,逢大典之日,大象被披红戴花赶进城来,牵到天安门东、西华表前站立。以喻万象更新、王朝吉祥之意。
  我的爷爷就在芦沟桥喂养大象。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小女儿。人口多,收入少,日子混不下去。我的二伯父、三伯父出外谋生,死在异乡。六姑嫁给北京城外一个清室后裔,开始几年生活还可以,后来就渐渐不支了。大伯父带着老五(即我的父亲)到北京城赶轿车。初来时,父亲只能跟车,逐渐也学会了赶轿车,加上他手脚勤快,干活麻利,很受人欢迎,后来才被介绍到钱粮胡同钱家赶轿车。
  爷爷去世后,奶奶见两个儿子(大伯父和我父亲)在北京站住了脚,就带了我的四伯父来京投奔。大伯父托人求沙河门外(现建国门外)一个小关帝庙的老庙主收留四伯父当徒弟,从此四伯父剃度出家,我们称他和尚四大爷。老商主死后,他继承这座小庙的财产,当了庙主。
  和尚四大爷由于多年“修身养性”的缘故,有点胆小怕事,但为人忠厚老实。他在庙内外的空地上,种些粮食和菜,有时还拿些萝卜、菠菜、玉米面等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对我们姊弟很疼爱,尤其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这位和尚四大爷。这倒不光因为他能使我们吃上新鲜的蔬菜和玉米面,最主要的是,和尚四大爷是位戏迷。他每次来,都要带我去看戏。我一见他来了,先是连蹦带跳地将他迎进来,然后亲热地偎依在他身边,听他和母亲谈话。过会儿,就开始磨烦他,早些带我出去。这个规律被姐姐们抓住了,只要和尚四大爷一来,姐姐就说:“快把‘活儿’送去,回来再买一大枚醋,一大枚胡椒面,饶点香菜、韭菜。我给你换上干净褂子,好跟和尚四大爷看戏去。”我当然是百依百顺,速去速回。
  和尚四大爷带我看戏,最常去的地方是天桥。对我来说,初时,逛天桥可比看戏的魔力大。北京的天桥是在时窄时宽、方圆不算大的胡同里,可在我这个五、六岁小孩的眼里,可大啦;可热闹啦!那里卖吃的、卖穿的、玩杂耍的、说书的、唱戏的、吹糖人的,无所不有。一拐进天桥所属的地带,各种叫卖声、鼓声、锣声,嘈杂一片。推车的、摆摊的、搭棚的、围圈的、打地摊的、挎篮的,比比皆是。
  用长条凳围成圆圈场地,里面站着身穿褡裢、膀阔腰圆的大力士,这是摔跤场。他们卖一会儿中药“大力丸”,摔一会儿跤。不过,他们卖“大力丸”的时间特长,往往等不上看摔跤,我就被和尚四大爷拉走了。如果围观的人很多,那准是“摔跤大王”沈三在表演,我最爱看他摔跤,会极力地拉和尚四大爷钻到最前面。当沈三将对手摔倒,人们连连喝彩时,托铜盘的人开始收钱了。每逢这时,我都要将和尚四大爷刚刚给我的一大枚铜子,郑重地放在铜盘里,我看到铜盘里回回都只是一些零散的、不多的铜钱。然后,我拉着和尚四大爷的僧袍,随着一哄而散的人群,退出摔跤场,继续前行。“诸位:别忙走!好的在后头!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棒人场!……”
  收钱人的喊声,逐渐被喧闹声吞噬了。
  “哐!哐!哐!”传来锣声的地方,是耍猴的。小猴子特别灵巧,它们会翻跟头,会倒立;还有的戴着一顶县官的乌纱帽,穿着红小褂,扭来扭去,有趣极了。我简直看不够。若不是和尚四大爷几次催我走,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当!当!”敲打象菜盘大小、排列成“丰”形多面锣的是耍耗子的。我想不通,为什么家里的耗子那么令人讨厌,而这里的小灰耗子、小白耗子那么可爱,让它往哪跑,它就往哪跑。我曾好奇地问和尚四大爷:“小耗子偷油吃(这是过去一首儿童歌谣里的词句),这样的小白耗子也偷油吃吗?”
  “你说呢?”和尚四大爷笑了,反问我。
  “准保不偷油吃!”我回答得很肯定。
  “为什么?”
  “它多么听大人话呀!”
  和尚四大爷不仅没有否定我,而且还仰头笑了几声。我一定说得对!我想。
  “咚咚咚!锵!锵!”“你们往里瞧陕,你们就往里看呐!直奉战争就照在里边!哎——!”听见那又宽又哑的嗓音,和那千篇一律的腔调。我就知道是大金牙在喝拉洋片。看他的拉洋片也很有兴味呢。那是一个彩色画板,前面装一个梯形盒子,外侧有六个洞,没人看时蒙着布。递给大金牙一小枚铜钱,就能坐在他的长凳上,闭起一只眼,用另一只眼看洞洞里的画片,可以六个人同时看。大金牙高声地唱着画片上的故事内容。最后,准是拖长地唱着“哎——!”一段唱完,他伸手一拉系着固定鼓槌的绳,画板侧面的大鼓打响了。用脚一踩,两面架好的钹相击,配成有节奏的一通锣鼓。然后,大金牙又换新洞洞里的画面,再接唱新词……约换五、六个画面为一次。偶尔,和尚四大爷给大金牙一大枚,我反复看两次,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天桥卖的小吃如豆汁、面茶、茶汤、灌肠之类,都是一大枚一碗,很便宜。每次来到这里,和尚四大爷都会任我选吃其中一种,解解馋。最贵的是煎荷包蛋,二大枚一个,吃这个的次数是很少的。
  卖衣服、卖布的更多。大部分是旧长袍马褂和布头。“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让三毛!”“再让三毛!”招徕生意的叫卖声,简直能将耳朵塞满。我们从不在这些摊摊上停步。唯有一次,我意外地被“竹竿挑”鞋摊吸引住了。卖的鞋都摆地摊,买主看中哪双鞋,摆摊人就用手中的长竹竿挑起来,递给买主。所以,被叫作“竹竿挑”。
  那天,我正在东张西望地跟着和尚四大爷游逛,无意中发现了鞋摊上摆着一双小孩穿的旧皮鞋,停下步来,刚一打愣,好,竹竿就挑着它送到我面前。
  “哎,多好看的一双鞋呀!不大不小准合适,穿上试试吧,穿上……不要你的钱,穿吧!”
  我不知所措地接过鞋,抬头寻探四大爷该怎么办。
  “他让你试,就试试吧!”和尚四大爷点头允许了。
  我一试,嘿!不大不小正合适。
  “瞧!多合适,穿上皮鞋立时就神气啦!买了吧!买了吧!别人买,我卖一元,当家的(对和尚的尊称,庙主的意思)买,我让您一角……我再让您一角,您就给八角吧!”
  八角!钱太多了,妈妈缝好多好多件衣服也挣不来八角呀!还是穿妈妈做的什纳鞋(纳帮的布鞋)吧……我失望地将鞋脱下来放在地上,抬头看看和尚四大爷。他没有说话。“竹竿挑”看出和尚四大爷在犹豫,就收敛了满面笑容和那不招人喜欢的油腔滑调,皱着眉,压低了声音,正正经经地说道:“当家的,求您行行好吧,这年月,看主多,买主少,几天没开张啦,家里……唉!求您行行好……”他的话还没说完,和尚大爷掏出钱,给了他。
  “阿弥陀佛,您大功大德!”“竹竿挑”合起手掌,虔诚地向和尚四大爷行了个佛教礼。四大爷也合掌还了礼,我喜出望外地抱起这双“新”皮鞋,跟着四大爷走了。
  我手里拿着鞋走得很慢,因为在不停地仔细给鞋“相面”。心想:它,虽是旧了点,鞋面上有挺深的一道横纹,鞋底后限是偏的,但它乌黑乌黑的,还有根鞋带在鞋面上花叉地穿着,真比脚上的什纳鞋好看多了。妈妈说我穿鞋费,总把鞋帮纳得密密麻麻的,要不是求鞋铺谢掌柜帮我将鞋帮弄软,脚就象蹬进木盒子里那么硬。这双鞋有多……
  “你把它换上吧,咱们走快点!看完戏,穿着‘新’皮鞋回家去,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和尚四大爷终于理解了我的心事,还替我系好鞋带。我一边加快步子,一边听着每迈出一步时,脚下发出的“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别提心里有多美啦!
  天桥看戏的地方都叫“舞台”,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什么样的好舞台呢,实际都是临时搭成的非常简陋的席棚子。
  有一次,和尚四大爷带我到天桥魁华舞台看小马五的《纺棉花》等戏,开演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我们买的是次票,坐在“廊子座”。恰好雨水从顶棚与四周围席中间的空隙往里潲,于是我们“合理台法”地换到地子中的空位子上。由此可见,“舞台”有多么简陋了。
  至于看戏,在最初阶段,我是看不懂的,只能看看热闹。再加上逛天桥时,想吃的吃了,想看的也看了,又是一路“劳乏”,所以,没等戏演到一半,我的两眼就困涩难睁,歪在四大爷怀里睡着了。睡得可香呢!有时,散戏后,我依然在甜美的睡梦之中,被和尚四大爷背回家去。
  戏,既然看不懂,留下的印象也大都是些琐碎的小事。有一回,我们到天桥歌舞台看崔灵芝的秦腔(当时河北梆子称秦腔)《杀狗劝妻》,和尚四大爷邻座的观众说:“完了,灵芝掉面儿了!”我很不理解,问四大爷:“什么掉面儿啦?”“听戏!别老说话!”我只好不作声了。看戏出来,又追问四大爷,什么叫“掉面儿”?四大爷叹了一口气,说:“唉!老啦!脸上挂不住粉,看上去象是掉面儿了!”我还是不明白,但对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现在分析,可能是演员脸上的化装扮掉了。当时,化装没有油彩,全是水粉装,那位老前辈生活艰难,只四十多岁,脸上便出现较多皱纹。水粉在脸上挂不住,面部一做表情,观众就感到他的脸上好象往下直掉白粉——掉面儿了。
  还有一次,我们去隆福寺赶庙会,在景泰茶园(现人民市场)看小香水演《孟姜如》演到“过关寻夫”,守关兵士让盂姜女唱一段才放行,这时从台下搬上一架老式风琴,“孟姜女”下用脚踩,上用手按键,自弹自唱,唱的是“孟姜女寻夫,哭倒了万里长城”的流行小调。这个小调我也会唱啊,于是,兴趣大增,破例地没有睡觉。
  和尚四大爷有两个癖好。一个是特别爱看戏报。那时,海报都横七竖八地贴在道路两旁的大牌子上。从我家到天桥,沿街的牌子有许多,和尚四大爷几乎是张张必看。我在旁边看不懂,等着着急,就扯着他僧袍的大宽袖子,拉他走。他目不离戏报,口里喃喃地说:“别着急,别着急,大爷看看哪出戏好,明儿带你去看……”或是“马上就走、就走……”。我记得由于他爱看戏报,还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呢。
  五岁那年,和尚四大爷又带我到天桥燕舞台看戏,当时有的戏班是“两下锅”,就是京、梆合演。这天前面的京剧武打戏,名字记不清了,但台上翻跟头、对枪很吸引我。最后是蔡莲卿的《锯碗钉》,我被演员的表演和剧情打动了。很是同情受气的儿媳,痛恨恶婆婆、大姑、小姑。
  看戏出来,和尚四大爷特意又让我在小摊上吃些东西再回家。我要喝碗茶汤,他给我买好后,自己又津津有味地去看路边的戏报,估计我该吃完了,就回到茶汤摊。一看我不在,急忙从茶摊到豆汁摊,再到杂耍场……到处找我。凡是天桥的热闹场所都反复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踪影。这一下和尚四大爷可吓坏了。他急得心如火燎,累得满头大汗。
  天渐渐黑了,回去吧,丢了孩子,怎么交代?不回去吧,大人孩子都不照面,岂不让我母亲急坏!经过一番思考,和尚四大爷决定硬着头皮先回家。
  谁知一进院门,就看见我在指手画脚、连说带唱地和姐姐、哥哥们学刚才所看的戏,他也顾不得气喘嘘嘘,一把将我拉到跟前,气得大声嚷道:“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让你喝完茶汤别乱走,在那里等我,你怎么转眼就走了了真要把你丢了,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呀!”边说边气得跺脚,眼泪直流。
  母亲见和尚四大爷总成这样,过意不去,赶忙过来劝解:“四哥,您别着急,丢了就丢了,谁让他不听您的话!何况他又没丢,您快别着急啦!”
  “唉!五弟妹,你就这么两个心头肉,五兄弟又没得早,你拉扯他们多不容易!他要是让拍花子(指拐骗小孩的人)的给拍走,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那五兄弟呀!”
  这一席话,正说到母亲的伤心处,妈妈也哭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喝完茶汤,回头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却不见了和尚四大爷,我急忙在人群中、戏报牌前,寻找有明显标记——剃光头的和尚四大爷,可哪里找得着呢?就这样边走边找,回到了家中。
  眼下,见到四大爷为我急成这个样子,我后悔没在茶汤摊多等一会,自己去乱找。才捅出这场乱子。想到这儿,我一下子就扑到和尚四大爷的怀里……
  此后,出门看戏,我再也不离开和尚四大爷了。
  和尚四大爷的另一个癖好是,只要一有空,就会曲不离口地哼唱起来。什么“杨延辉坐宫院”、“孤王酒醉桃花宫”,别看他每出戏会的词儿不多,但什么戏都会几句。不论在我家里,或是带我去天桥看戏的路上,他都反复地哼着,唱着,而且是摇着头,拍着板,有滋有味地唱。这样,我有意无意地被他熏会了几句,听戏时,一旦遇到自己会唱的那几句,顿时兴致勃勃。从此,和尚四大爷一哼唱,我就跟着学,尤其在去往天桥的路上,拉着他一味地唱。他也更高兴了,似乎与我有了共同“语言”,再也顾不及去看戏报牌子。同时,我学会了哪出戏里的唱词,就非要和尚四大爷带我看哪出戏不可,循环往复,终于在和尚四大爷的熏陶下,我也渐渐成了个小戏迷。

  我对戏曲的爱好日增月长。可是和尚四大爷十天半月才带我听一回戏,我感到太不解渴。于是我便提前将分内“工作”完成,然后向母亲“请假”出去玩。
  我想到天桥看戏,没钱买票。即便是戏演到一半降了价的票,我也买不起。于是我想起四大爷曾带我去过的香厂路(天桥附近)“城南游艺园”,它的门票员二角一张,但查票不怎么严。那时我只六岁多,趁入场时人多,夹在一些乘车来的大人后边,再用手轻轻地牵着这些大人的长袍,把门的看我人小,以为是这些大人带的孩子,就不再查我的票,我顺利地进入园内。后来,院内街坊李大妈的女儿冬儿结婚了,她的丈夫李山是城南游艺园内京剧场专管包厢和茶座的。我可算是找到了靠山。他每天中午十一点半上班,我就提前赶到骡马市他的家中,由他带我去游艺园看戏。只要包厢坐不满人,我就坦然地享受一等座位。以后兴趣越看越浓,便带了晚饭,从中午直看到晚上,游艺园散场才回家。
  “城南游艺园”完全仿照上海的“大世界”,里面洋戏法、杂耍、京剧、电影及茶座、小吃等应有尽有。
  洋戏法节目是韩秉谦、张敬扶主演“大变活人”。
  “小不点”、“大饭桶”(均为艺名)专演魔术丑角。
  演电影冬季在室内,夏季在室外,当时上映的是胡蝶、郑小秋合拍的《空谷兰》。
  我最喜欢的是京戏,看的也就最多。大京班(京戏班)日夜两场,有宗汪笑侬派的女老生恩晓峰(麒派老生高百岁之岳母)。她演的戏有《张松献地图》、《完璧归赵》、《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哭祖庙》等。她大女儿恩佩贤演《马前泼水》的朱买臣妻。二女儿恩维铭演《狸猫换太子》的太子。还有女十三旦(艺名)与恩晓峰合演《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相继演出的还有金少梅、秦雪芳、秦秋芳(马盛龙师兄的胞姐)等等。其中余派女老生孟小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只要她的戏牌子一立出来,我就没地方坐,只能站在边上看。她的琴师孙佐臣老先生穿着长袍、马褂,一手拿胡琴,一手拿块蓝布(胡琴套),走上台向观众点头致意,观众便报以掌声;等定调起过门,又是一片掌声。为什么呢?我不理解其中的奥妙。我看过孟小冬的《御碑亭》等戏,看不太懂,只听观众议论:“唱得真够味儿!”
  此外还有碧云霞(即谢鸿雯之母)的《狸猫换太子》、《童女斩蛇》。女武生盖荣宣演的是《四杰村》,她有个绝招儿,在台口上面横吊着一根铁棍,象秋千似的,表演时,先经人托起就势跃上铁棍,在上面表演复杂的动作,我觉得新鲜,很爱看。
  擅演文武花旦的孟丽君,也经常演《花木兰》、《对金瓶》等戏。一九八一年,我去济南巡演又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的精神尚好,不幸在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瘫痪在床了。
  这些坤班,没有男演员,象张子寿、王庆奎、王金奎等,听来是男人的名字,演的是花脸。演小花脸都是女演员,嗓音和唱腔还相当不错呢。
  就在这一年,母亲送我上了平民学校。
  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后由一些进步文人在新华街(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址)办起的,它不但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书、发练习本和文具,但要求入学的学生必须经过调查,确属贫困应当给予照顾的才批准入学。母亲知道后很高兴,认为机会难得,指望着我们识几个字,将来能养家糊口,少受人欺。所以只留下大姐帮家里干活,把我和二姐、哥哥等,都送去上学。我们买不起书包,便用块旧布把书一裹,当书包使用。一九六二年,看电影《早春二月》时,看到有个穷孩子上学,也是用一块旧布包书本,我是深有感触的。
  上学后,白天没时间,只好看夜戏了。
  这时,大爷家的“袁记马车行”的生意也兴隆起来了。
  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大外廊营的谭小培家、梁家园后身的荀慧生(艺名白牡丹)、椿树三条的余叔岩、麻线胡同的美妙香,给恩晓峰操琴的董凤年等京剧界名家去园子(戏院)演戏,都雇用大爷家的马车。我想这是个好机会,就找到马车行的伙计胡九,央求他出车时带我到园子看戏。正好胡九叔是个老戏迷,很喜欢我的,所以满口答应,并让我给他跟车,我当然欣喜不巳。
  马车的后面有个倒座,上面有拉手,下面有脚镫子,接人上车时,我提前将车门拉开,让乘车老板(对名角的尊称)登上车后,再将车门关好,回身握住拉手,将脚踩在车镫上一蹭,借劲就坐上倒座。车停了,我赶忙跳下车来,开开车门,请老板下车,并随手拿起他们盖腿防寒的毯子等物,尾随在诸老板身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园子。看门的以为我是小跟包的,不加阻止。次数一多,他们对我有了印象,我就更“名正言顺”地紧“蹭戏”了。
  进了戏院,找座位是个问题。坐在前边池座怕挨轰,坐在后面又看不清,找不到位子,来回乱窜更不行。不得已我只好靠在戏园的大柱子前面,嘿,这儿还真不错,够得上是一等地座,看舞台真真切切,又不怕大人们挡我的视线,即使站上几个小时,也心甘情愿啦!
  因为我很有眼力见,干活又仔细,从没掩过坐车顾客的手,不招惹是非,大爷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过问我的事。这一来,我就更心安理得了。有事没事几乎每天去车行里看派车牌(有人雇用马车,在红纸条上写明姓名、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派谁赶车,挂在一块木板上),以便跟车看戏。用这样的方法,我不断去板章路的新明大戏院及华乐园、庆乐、三庆、广德楼等等戏园,看的戏也真不少。如:杨小楼、余叔岩合演的《八大锤》、《断臂说书》;余叔岩、白牡丹的《坐楼杀惜》;余叔岩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洪洋洞》、《失街亭》、《状元谱》;杨小楼、钱金福的《铁龙山》;杨小楼、余叔岩、白牡丹合演的《战宛城》;杨小楼的《麒麟阁》、《霸王庄》、《夜奔》;余叔岩、陈德霖合演的《审头刺汤》;陈德霖的《彩楼配》、《落花园》(陈杏元和番)、《母女会》;侯喜瑞、慈瑞泉的《普球山》、《取洛阳》、《青风寨》;白牡丹的《鸿鸾禧》、《打樱桃》,裘桂仙的《遇后》、《渭水河》;德俊如的《罗成叫关》。
  我还看过谭富英主演的《四进士》,他扮演宋士杰,徐碧云演杨素珍。听说徐碧云是武旦出身,由于嗓子很好,改唱青衣。他的表演很有特色,能反串《八大锤》中的陆文龙,也能反串《黄鹤楼》中的周瑜,后面带三江口水战。我还看了他的《幽王宠褒姒》和他与姜妙香合演的《虞小翠》,戏中有一段《霸王别姬》的“戏中戏”,姜老学杨小楼的项羽,徐碧云学梅兰芳的虞姬。另一出是《绿珠坠楼》,谭富英扮演石崇。当时旦角能翻跟头是极少见的,徐在此剧中能在相当两张桌子高的牢门上走“枪背”下来,观众称他这一招为一绝。
  我也很喜欢会后台看他们化装,最爱看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几位老前辈勾脸,我还记得钱金福老先生脸上有痣,痣上长着很多毛,勾脸时总要拿笔沾着颜色往脸上反复地按,有人说:“钱老板,您将它刮了吧!”钱老板说:“可不能刮,这是长寿毛,我有办法将它盖住。”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另一位先生。
  后来在科班学戏时,有位清室后裔,人称奎公爷,长着两道浓浓的眉毛,经常到广和楼看戏,还到后台聊天。他是票友,常常串戏。一天,他听戏到后台来了,大家一看他眉毛剃得光光的,就笑着问:“奎公爷,您的眉毛哪儿去了呀?”他一笑说:“前天演《法门寺》的刘瑾,我的眉毛太重,无法勾脸,我就将它刮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钱老的勾脸和这位奎公爷剃眉毛的故事,虽然做法迥然不同,但钱老勾脸技术的精湛和垄公爷对艺术的认真态度,都使我非常钦佩。
  总之,这些老前辈的演出,技艺精湛、声震九城,使我打开了眼界,增进了我对戏曲知识的感性认识,为我日后进科班学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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