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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二哥做同班同学并没有多久，便因全家移居泰国首都曼谷而作罢。 一九四八年六月，父亲出任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处长，先行前往，母亲在年底才带着五个孩子去泰国与父亲会合。 去曼谷的时候，抱在母亲怀里的妹妹才几个月大。在上海出生的妹妹名字是大曼，这与父亲按出生地给孩子取名的原则不尽相符，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疏忽。上海的简称是沪，如果我这个惟一的妹妹名叫“大沪”的话，日后也许得步大哥的后尘，被他一帮高中同学发明的“吕大齐，骑大驴”一样，整天被同学戏滤“吕大沪，吃大户”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惟独妹妹大曼没有以出生地命名，实在是父亲的“远见卓识”。 初到曼谷，我们住进了月光胡同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房子类似美国的sing-lehouse，但是，多了院墙和大门，车房不与小楼相连，厨房也不在小楼之中，而是悬空架在小楼后面小河的下游。厨师有时会把脏水直接倒进河里，所以厨房周围的河水漆黑浑浊，不似架在小河上游小亭子下的河水那么清亮。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何以对那河水的色彩及成因有着如此深入的观察和记忆？只因我在这条小河里有过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 曼谷地处热带，不只植物种类繁多、四季常青，小动物也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家里有个园丁，花园自然被他收拾得琳琅满目、整齐漂亮，但我最喜欢看的却是他爬树砍芭蕉。芭蕉树沿河栽种，芭蕉短小味酸，不如香蕉好吃。 车房正对大门，那里面住着一只“多给”，模样是鳄鱼、晰蝎或四脚蛇那一类的，一尺大小，色彩斑斓，浑身长满了疙瘩，令人恶心。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多给”是它的叫声，晚上叫得最欢。在我家帮工的阿姆是个华侨，她说，“多给”一叫，家里就要来客人。不过，我倒觉得“多给”和来客人没什么关系。 车房里的“多给”长相不讨人喜欢，河里的小鱼却很可爱。我最喜欢玩的就是到河里捞小鱼了。厨房下的河水里小鱼最多，一寸大小，和水一样黑。一块木板架在不宽的河面上，可能是为过河砍芭蕉而设的。木板上长满了青苔。这是捞小鱼的最好位置。 和往常一样，有一天，我又去捞鱼了。那天的小鱼特别多，还有几条一寸半的大小鱼混在当中。它们挤作一团，好像在抢东西吃。脚下有些滑，我很小心，可是，一条小鱼还没捞上来呢，我这条“大渝”却掉下去了。我不会游泳，正在瞎扑腾的时候，一只手把我提了上来。 以后，在我少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里，英雄们在临死之前都会说“不要管我，救人要紧”、“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请把它交给党”，然后，头一歪，就死了。可我在这第一次“大难”的临死之前，什么都没顾得上想。 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从楼里赶了出来。阿姆说，她刚巧在厨房里，听见外面“噗通”一声，出来一看，是我掉进了河里，就把我提了上来。母亲很紧张，她说，万一厨房里没有人，我就没命了。 说的也是，早饭刚刚过后，厨师外出买菜去了，阿姆并不是厨师，只是照顾妹妹的保姆，那时妹妹刚刚会爬。阿姆去厨房纯属巧合，万一她晚两分钟去厨房，就根本没有人会知道我落了水。 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也有过童年落水的经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应邀访华，在西安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谈起过他三岁在江西落水的事。那是战乱的逃难途中，他家正在船舱里，当他掉到江里的时候，被漩涡一下子就卷到了对岸。一个艄公正在拉起一根泡在江里的竹竿，不料，跟着竹竿还拉起了一个小孩。 万一那艄公当时不在那里呢？万一那艄公没有泡那根竹竿呢？万一那才三岁的男孩没有碰到和抓住那根竹竿呢？当时，人们都说王赣骏命大。 我并不迷信，但直到如今，每当听说或见到一些神奇的事，我往往会抱以敬畏的态度。我所知太少，万一冥冥之中真有点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话，我可不敢得罪任何神灵。 我在曼谷第一次落水的“大难”，是阿姆帮我料理的“后事”，她带我去冲凉，洗去了浑身的黑泥汤。 此后不久，我又一次“遇难”。 大齐大哥比我大六、七岁，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不多。在曼谷家中小河上的木头亭子里，他有时带着我和二哥玩“过家家”。 做饭需要水，我奉大哥之命到河里去舀水。我拿的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杯。河岸用木板搭了两层台阶，我自然要到下面一层才能舀得着水。我拿着杯子去够水时，一探身，屁股碰到了上层的木板，就栽进河里了。 我已有过一次落水的经验，脑子便不似上次那样一片空白，在挣扎的时候，我紧抓住红杯子不放，心里想的是：不能松手，“没命”的时候，杯子还会在。当然，究竟“没命”是怎么回事，我并不了然，只知道不是好事而已。 大哥在亭子里“掌勺”，我正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跳进水里，把我托举上岸。那年他十一岁。多亏他水性不错，我才又一次得救。 这次我没有哭，母亲闻讯赶来说了些什么，也一点没记住。此后，我一直为自己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能思想，还能作出“抓紧杯子”的决定而沾沾自喜。就像我后来常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说“报告首长，阵地与我同在”一样，在落水现场，当我向母亲报告红杯子与我同在时，并没捞到一句夸奖。对此，绝不是因为我的境界不如英雄们那样高尚，除了“要财不要命”之外，母亲还有什么话好说？ 两次“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曾带我去游过泳，至于在那海滨游泳场，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毫无记忆，反正我没学会游泳。我只记得在开车去游泳的路上，两旁高高的大树都弯弯地向路中生长，到了中间便连接了起来，整条马路都覆盖在树荫里。我还记得，我站在更衣室里等着父亲和两位哥哥的时候，很多人都怪怪地看着我。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父亲把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带进了男更衣室，那些对我“另眼看待”的人，一定觉得我很“流氓”。 长大后我学会了滑冰，而两次落水不能自救的经历，使我认定游泳比滑冰更重要，因为除去“锻炼身体”的共同功能外，游泳则多了一项“保命”的实用价值，但我至今仍不会游泳。实际上，我有着游泳的“悠久历史”，从小学生时代的暑假去北京什刹海游泳池开始，到“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下河“纲举目张”，二十多年中，我都是憋着一口气在水里作出个游泳状，扑腾两下而已。我不会换气。 在曼谷，捕鱼捉蟹的快乐时光，淹没了我对求学生涯的全部记忆。但我确实是泰国留学生，物证则是一张我捧着幼儿园毕业证书的照片和一件小小的绿纱舞裙。据母亲说，那是条毕业典礼上表演用的舞裙，它一直被我保留到“文革”前。至于那张照片上的樱桃小口，我倒能说出个名堂。我长了一张轮廓很清楚的大嘴，小时候因为太瘦，这张嘴就显得格外大，我认为很丑。那次照相，我把嘴喝成樱桃小口，以为这样便变美了，结果得到了一张装腔作势的照片。 注意到我小时候那张大嘴的还有人在。想当年，我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少儿组导演果青就曾和我开玩笑说：“小刘菊光长个大嘴了。”刘菊是我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扮演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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