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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当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写《论希特勒的宽轨铁道》一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发现我是她的一位对话伙伴，与我谈及她的生活、她的过去、“从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这样，她向我讲述了她与“佐勒的书”的经历、该书的产生过程和1945年以后撰写的她过去的经历。 她非常憎恨那些记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书刊中发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描写，便会极其愤怒。有时我觉得她在有意寻找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赫尔曼·吉斯勒称她为“制造上层嫌疑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施罗德女士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在她的遗物中，我曾发现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在剪报上她两次用红线将下面这段话标出来并在旁边加了注——“这是对真实的真正解释”： 真实是伟大的。人们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盖它、割裂它和弄乱它，但却不能消灭它。它不断再现，总有一天它的光芒会照遍每个角落。不错，人们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却仍然是美丽的。真实也有被掩盖——这往往是由于国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灭的时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光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活中都是如此。人们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谎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谎言最终不会得逞，我们应耐心地等待真实到来的时刻。在罗马贵族院里刻有这样一句话：“真实纵然有‘沉没’，但决不会死亡。”“真实必须有坚硬的脑壳，因为它的头时常遭到冲撞。”这句民间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对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憎恨对事实的歪曲，实际上，她从未完全从她过去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至于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12年的人是否还有能力摆脱过去，这则要另当别论了。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她常说：“如果1930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广告不是纳粹党的，而是共产党的，那么也许我会是一名共产党人了。”施罗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表达、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经历的事情、当时的朋友们、纳粹制度、战争后果和毁灭犹太人的暴行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 施罗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笔记也许说明了她的内心矛盾、她断断续续进行的工作和她对真实的追求： “多年来大家都劝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希特勒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用打字机誊清我1945年撰写的速写笔记。然而进行的不是给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个小时的任务，而是总在考虑希特勒复杂的性格。它使我沮丧。我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如同俄国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说中描写的奥勃洛莫夫其人一样，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来却还是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过他的时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计划、设想、展望搞得疲惫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认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复杂了。安妮·勃兰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安妮，于1945年3月初曾被爱娃·布劳恩请到总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会儿，佣人走了进来，低声告诉安妮，她丈夫来了，正在楼下等她。对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他总对别人的耳语感到好奇。如果谁要想把某个事情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先与邻座的人低声谈论，一旦他发现有人耳语，他就一定要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一点人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1944年7月谋杀案发生不久，卡尔·勃兰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开拉斯滕堡元首大本营，此后他不再见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却让人把他请来。开始希特勒还犹豫不决，没有会见勃兰特大夫，但后来在他见到他之后却又一见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次见面的四个星期之后他就判处勃兰特大夫死刑。 “勃兰特教授在路德维希斯堡运送医生去比利时参加一项诉讼案时曾见到过我，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首长这个人怎样，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勃兰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个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根本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使我感兴趣的只是希特勒这个人。我只想把一些经历，诸如为希特勒记录口授和在拉德齐维尔宫楼梯间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贝格霍夫较大范围内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炉前漫谈时的情景以及后来在战争期间在间形势讨论会结束之后在大本营喝茶时的感受和当时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 施罗德女士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的笔记整理工作。她有一个封面写有“速写练习”字样的旧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夹。旧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写的速写笔记。日记上标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这些速写笔记都是用施托尔策一施赖速记法写成的，并非像一家画报所说的那样，是用只有施罗德自己认识的密码写成的。在此谨向速记专家格奥尔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施罗德女士没有译完的速写笔记翻译出来。速写笔记的旁边还有她的许多随笔和标明她的工作进度的纸条。 1982隼施罗德女士曾问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评注她的笔记。当时她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她与《佐勒的书》有关的经历，为了这本书，她曾向书中所涉及的“从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时是不会发表她的笔记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发表这部笔记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每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发表这部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当代史素材的笔记，我对她的文字遗产进行了整理、编辑和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在未经字斟句酌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主要是书中必须引用部分笔记底稿和一些详细记录的缘故，这些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罗德保存下来准备发表的。 克里斯塔·施罗德何许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内·施罗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明登市。她与单独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关系一般，因为她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并未给予她的女儿那种她始终渴望得到的抚爱。1926年，施罗德女士年满18岁可以独立生活时，母亲去世了。 她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远房本家的施罗德合股公司里接受为期三年的商业培训。同时她还在商业职业和贸易学校里上学。1925年4月1日结业。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继续留在该公司任速记打字员。她有速记天才，经过持续紧张的练习和学习，她的速记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速记打字比赛，经常获一等奖。 1929年10月她离开明登市到了纳戈尔德，为一位律师当秘书，她独当一面，处理办公室的具体事务。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在业务上有所进展。 在当时那个失业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难时期，要想在慕尼黑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为了工作，她跑过许多公司，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之后，她来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号的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求职。在87名竞争者中，她凭借其优异的成绩和能力取胜，于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许多部门工作，一直到1933年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纳粹党的许多参谋部门都迁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罗德女士也一同调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总理府帮忙，在此期间被希特勒看中，后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当了秘书。 在总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便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陪同希特勒进行历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营。希特勒当时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曾这样写道： “我是1930年认识施罗德小姐的。她先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指导处当秘书，大约1933年她被调到经济政策局局长处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由于她工作能力强，举止文雅，她最终到希特勒的副宫团当了我的秘书。 凭借她的打字和速记本领和工作能力，后来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尤其在最后这个岗位上——绝对的信任关系是一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和零臭的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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