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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1940年6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我的将领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由于希特勒对英国的单相思，所以他争取英国的设想便落空了。 这天，希特勒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围站满了军宫，此时，当他得知了法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兴奋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满意地放声笑了起来，当时我们两位女秘书正好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瓦尔特·弗伦茨当时还拍了照。接着，凯特尔讲了一通话，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并祝他万寿无疆。 然后，希特勒视察了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这些阵地上战斗过。他旧地重返，这里的一切如故。后来，他驱车去了巴黎，参观了遭到毁坏的教堂、剧院和其他地方。回来之后，他自豪地说，对剧院内的布局情况他比他的向导还熟悉。他青年时代浪迹维也纳期间，曾对剧院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自那时起，建筑设计方面的所有细节他都记了下来。 几天后，达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为我们指派的帝国国防军的一位司机开的车去布鲁塞尔，到了那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虽说不严重，但达拉的头撞到了车顶上，导致轻微脑震荡。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她进行了热敷，以便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这次事故，并指示我们决不能再乘坐国防军的车外出。他那时之所以对我们还那样关心，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直到进军俄国的初期，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爆发时，我让别人做了一个大型柜式行李箱，中间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里摆放办公用品和各种各样的信封。这些信封上都带有国徽（老鹰和四字），其中“元首”字样是涂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国徽的下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字样，另外还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 由于我们是经常在大本营里工作的人员，所以希特勒要求我们也穿制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艺术家协会主席舞台布景设计师本诺·冯·阿伦特为我们女秘书们专门设计了相应的制服。这种“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军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钮扣和金银条。达拉和我在各自左边的翻领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亲自设计，金饰工加尔制作的纤细的老鹰连接着四字式样的银制国徽，这是希特勒特许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戴这种国徽，大多数人都佩戴圆形的党徽。 本诺·冯·阿伦特后来也经常到元首总部来看望希特勒，他也经常被请来喝晚茶。希特勒同他谈论他所认识的艺术家并且询问他们的境况。阿伦特离开时，希特勒每次都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你若是不时地在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来看望我，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桥梁。” 2月22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谈道：“实际上，自1940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旅途之中。圣诞节是在法国的海岸上，加来、敦刻尔克等地度过的。12月31日，正当我们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专列的餐车里就餐的时候，英国人的炸弹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投过来，我们的高炮部队给予猛烈的还击。尽管我们躲进了安全的地道里，但我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有关圣诞节前夕的情况以及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除夕的情况我已告诉过你。 与细布、达拉和肯普卡在巴黎度过的六天是无忧无虑的。德国大使馆和汉内色将军参谋班子接连不断地发来邀请，搞得我们几乎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要是每次在应付完这些活动之后接着休息一天，那该多好啊…… 我们在地面上工作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了。目前达拉诺夫斯基正在休假，这里只剩下了我和沃尔夫。鉴于我们又得坐到坑道里，日复一日的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我想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维瑟去疗养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这样做。 这里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简直无聊死了……” 1941年3月7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真高兴你能够同那些可爱的人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设想几个星期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为此我真羡慕你。人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由于我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以我显得孤单、迟钝、思想僵化。该是我们返回柏林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 我们可能于本月中回到柏林。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去下林登维瑟去疗养的事又要泡汤。按照常规我们现在就应该种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这样做）。看吧，假如疗养不成，那我也没办法。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今天刚刚听说，兵工厂的妇女们从事着多么艰苦的劳动啊，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们在那里签署了保加利亚条约。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打。前一阵下了一场大雪，再次驱散了春天的所有气氛。然而，积雪滞留时间将很短，否则会过于潮湿，太阳会使积雪融化。 随信再次附上拉夫写给你的信。看来他也不很满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这段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也是简单的几行字，信是通过去看望他的一位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对我杳无音信看来他深感失望。本来是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的，然而他哪里知道，假如我同他往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盖世太保是要找我算帐的呀。……我的海蓝宝石戒指你没必要脱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为对布吕克纳的纪念我将感到高兴。你能想象韦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组的过程中也遭到解雇了吗。他离开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样的事我已司空见惯。‘火药桶’这个词已不再适用。” 我在1941年4月28日自柏林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但愿首长不要那么快就回来（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沃尔夫破例陪他），但他还是缓缓退回了，过几天我们可能又要到南方去。我单独在柏林度过的14天过得太快了……”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瞒着她的父母在三个月以前秘密结婚了，丈夫比她小六岁，曾是一位管弦乐队指挥，现在从事严肃的和欢快题材的作曲工作，他有惊人的毅力，目前正在飞行大队体验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极力劝我步她的后尘。可惜我缺少合适的对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个小包裹，这是他委托别人给我寄到柏林来的。阿伦斯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维瑟，绕了半天现在才送到我手里。里边有12双长筒袜，一包一公斤重的茶叶，附在上面的红条上写着：‘受拉夫·A先生的委托谨表最亲切的问候’。没有写明日期，其他什么也没有多写。这个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脱手的，这是他最近的音信。因为现在他几乎不再敢写信。 欧瓦姆博上周最终从他的房子迁了出来，是我帮助他干的，这时我才终于发现并确信。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果一个人失宠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给你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我为欧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对外界来讲，这也是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质方面，他完全陷在一笔糊涂帐里，那些过去曾与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谊’相称的战友们中没人关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个自己也曾被降过级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果人那么自私，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连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都不愿意，这是非常可恶的。这方面要谈的还很多。哎，真糟糕，现在我不得不停笔了，饭已摆好。首长每天下午都到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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