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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同 车陪同下，检阅三军部队…… 阅兵，是开国大典的重头戏。 阅兵，不为炫耀武力，而为展示人民解放军的风采形象。 1949年10月前，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至少有3次较大的阅兵：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时的阅兵； 1937年，八路军3个师开赴抗日战场前的阅兵； 1949年初，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后在西郊机场的阅兵。 这些阅兵显然无法与开国大典的阅兵相比，无论规模、人数、参加的军种、兵种都无法相比。 开国大典的阅兵是空前的。 开国大典的阅兵第一次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展现在国人面前，展现在世界面前。 1．受阅部队知多少 9月初，中央正式批准阅兵典礼方案后，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刘仁、肖明、肖松忙碌起来。尤其是由杨成武和唐延杰具体负责的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更是异常紧张。 首先是物色指挥所人员，他们先后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了一批干部，使步兵部队的指挥和协调机构高效有序地运转起来。 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很快确定下来。其中，陆军部队大部分来自第二十兵团、平津卫戍区部队；海军和空军参加阅兵的代友部队，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最初抽组阅兵部队时，空军能否参加阅兵，并没有确定下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队1949年8月15日才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 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总人数为16．4万名。 阅兵的最后序列为： 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分队编成。 二、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各一个 三、空军：11架战斗机、3架运输机、2架教练机、1架通讯机，共17架飞机。 为使开国大典阅兵式盛大空前，圆满成功，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不仅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而且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京的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成为杨成武请教的第一人。刘伯承大致回忆了目睹苏联红场阅兵的盛况，然后对杨成武详谈了有关阅兵的细节，他还通俗而又具有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 他的这一诙谐比喻引得大家都笑了。 杨成武又访问了陈毅。陈毅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但他没有见到过国庆盛典规模的阅兵。不过，一提起阅兵，陈毅马上豪气干云，富于鼓动性地对杨成武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这是阅兵的主旨所在。 杨成武还访问了原国民党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也为杨成武等人就阅兵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1949年7月底，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京市郊，开始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阅兵司令员朱德亲临西北郊炮兵驻地视察。 阅兵部队的指战员见到朱老总，都说朱总司令像个老兵，很威严又慈祥，没有架子。 第二十兵团炮团参谋黄云桥讲过一个故事。 朱德总司令乘坐一辆吉普车视察受阅部队训练情况，由于道路不平，车子突然熄火了。司机急得脑门上冒汗，也打不起火。 这时，陪同总司令来的一位参谋挥了一下手，参加阅兵训练的部队指战员一拥而上，推着车子跑起来，吉普车的马达终于轰然叫响，总司令微笑着继续视察部队。 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掌握情况，杨成武和唐延杰经常分头到现场观看。 在天坛阅兵训练场，杨成武见到了来自天津警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隶属第二十兵团第一九九师。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天坛围墙外的空地经过简单整理，成了部队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 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毕竟比战场上好多了。战士们都有一种光荣感，理解自己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接受检阅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影响军威的，因而训练中很刻苦、很认真。 杨成武一到训练场就直接深入到战士中间，具体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战士们见了杨成武并不拘束，有的战士将鞋子脱下来说： “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底就破了。” 杨成武鼓励大家说：“训练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你们还得准备磨破几双鞋！” 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痛的，这对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指战员来说，算不得什么苦。可老这样日复一日地 练，有些老兵的思想起了波动，认为太单调、太枯燥，用不着花几十天时间这样练，表现出急躁或满不在乎的情绪。 确实，队列课目是一种耐力训练，难度不大，也没有什么好讲解的。它是一种形式，一种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形式，在特定时空里本身又是内容。 杨成武深深了解这一点，每到一个训练场，都给部队做解释工作、思想工作、鼓劲工作。他多次讲解：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队列的变化。孙子练兵也很重视练“队”。我们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我们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了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这要通过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 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我们在开国大典中搞阅兵，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杨成武是带着压力工作的，是带着中央和军委的重托工作的。他不但向部队宣传阅兵的重大意义，更不断向阅兵部队提出要求，他不但检查陆军和所属各兵种代表部队的训练，还到空军和海军的阅兵部队训练驻地检查指导。 海军分队中大都是刚刚穿上海军军服的陆军战士，也有海校的教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海军起义的官兵。 虽然成员有点杂，但大家训练的劲头足，组织得很严谨。按照阅兵方案，海军部队将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第一个分列式亮相的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重视。他与参阅官兵共同讨论了阅兵中的许多细节问题，要求部队一定要开好阅兵分列式的头。 空军受阅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都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或是我国第一所航校即哈尔滨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或是 从特殊地区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政府空军驾机起义者。他们将以若干个第一的形象，出现在祖国开国庆典的天安门上空。 杨成武与每位飞行员握手交谈，提出希望。 骑兵代表部队，虽属陆军序列，但这是一支独特的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特别关注。这支部队主要由华北骑三师组成。 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在市郊沙河镇集结，由第六十八军参谋长宋学飞组织训练。 在各军兵种分训的基础上，杨成武和阅兵指挥所的其他领导又组织了就地合练。 这还不够，杨成武又利用夜间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 十几万人的受阅部队，如果不中断市区交通，在白天是无法 正常进城的。因此，合练只能在夜间进行。两次合练，每次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但部队集结的时间远比合练的时间要长，杨成武一刻也离不开指挥位置。在阅兵式进行中，杨成武更要全神贯注，不放过任何疏漏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最后一次合练结束时，杨成武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不过这时，疲劳和困顿也向他袭来。 2．阅兵总指挥事无巨细 聂荣臻作为阅兵总指挥，这一段异常繁忙。 在军，他是代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诸多军事战事不能不管。 在政，他是北京市市长，千头万绪的工作诸如治安、建设、生产等等不能不抓。 大典在即，主要精力又要集中在大典上，集中在阅兵上。 一身多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建国前后他“很是忙了一段时间”。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在开国大典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阅兵时炮兵方队、骑兵方队以及装甲兵方队都由他调度。 李健回忆说，当时，特种兵所有的武器真像是在开一个万国武器展览会，光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的好多种。它们有的是从蒋介石军队手中夺来的，有的是从阎锡山军队手中缴获来的。 最让李健难忘的是，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把一些细小的事情都想到了。 在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令李健一时无法回答。 不能立即回答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李健回到部队后立即组织指战员召开了一次又一次诸葛亮会议，群策群力，研究解决的办法。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到部队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 群众是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智慧的。许多问题他们都想出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 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这最简单，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 为了防止坦克熄火，阻塞道路，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受检阅。这样，即使万一开不动了，因为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花花绿绿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响就不大了。 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眼疾手快，猛拉马缰，结果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在阅兵式筹备过程中的日日夜夜，聂荣臻事无巨细都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训练中，他多次主持召开关于阅兵工作的会议，反复强调：“我们这支军队跨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风貌。” 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还是周到地指导着阅兵筹备工作。三番五次地听取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和阅兵部队的各级领导共同研究训练中的问题。 据秘书范济生回忆，部队集中训练地，像先农坛、北苑，他都去过不止两三回。 聂荣臻要求部队一定要练到队列整齐划一、军姿庄严、军容威武的程度。 聂荣臻还就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作了重点布置。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 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清楚地记得，北平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占领后，国民党空军于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经历了这一惨痛教训，8月15日，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也是出于防空袭的需要。 聂荣臻向参加大典部队的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袭不要乱跑，要听指挥。对受阅骑兵方队的1978匹战马，则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果这些马匹乱窜起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0月1日中午，聂荣臻回到家里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赶到东单视察受阅部队。 上午10时以前，全体受阅人员已完成受阅准备，广大受阅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聂荣臻看了很满意。 下午4时，雄壮的阅兵式开始。 看着威武、雄壮、整齐的受阅队伍阔步走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心里异常高兴、激动！ 威武壮观的阅兵式很成功，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和军容、军威显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前，显示在600多名政协代表和30万名各界群众面前，这本身就是几个月来他们俩人和其他负责人辛勤操劳的报偿。 阅兵式一结束，聂荣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没再观看群众游行，而是回家睡觉去了。这几个月来，他实在太累了。 3．朱德总司令阅兵 毛泽东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总司令员朱德身穿崭新呢料军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 着敞篷汽车，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驶出，通过金水桥。 在金水桥南边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立即向朱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报告说： “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立刻，军乐奏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曲。 在聂荣臻总指挥的同车陪同下，朱德总司令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按顺序检阅了肃立受阅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检阅！ 朱德总司令向全体指战员问候：“祝同志们健康！” 立即，指战员们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万岁！万岁！” 统帅和战士此呼彼应，如同大海的呼啸一样。声音在京城的上空滚动着，回响着。 接着，朱德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庄严的命令，挟着雷电，传向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部队宣读完毕，检阅式即告结束。 副总指挥杨成武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了进行分列式受阅命令。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那是最幸福的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人士都在注视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将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程，在短暂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将要把整个人民军队的风貌，通过有限的行动反映出来。 受阅方队在火红的军旗前导下由东向西而来。 首都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八一”军旗。 30万群众目睹威武之师、胜利之师豪迈地走过来。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人民英雄军队，经过血与火的漫长磨练，跨过漫漫征途，终于行进到了天安门。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部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格外精神抖擞。当这支年轻的、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涨，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 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里海疆的保卫者，蔚蓝色国土的开发者。 紧接着，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走过来了。步兵师的战士们用脚步丈量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用脚板踩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今天他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天安门广场。 步兵师的战士们组成40个方阵，携带着缴获的各种武器，豪情万丈地走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接受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这个步兵师，是1949年7月底编组完毕的。该师从天津调到北平郊外的北苑兵营，后来这座兵营成为总政治部的家属大院，也叫黄寺大院。 为了参加开国大典，一九九师的指战员们经过了一番严格的训练。 8月北京，是流火的季节。但战士们的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如果理解什么叫神圣，正在训练的战士们就感到了神圣。他们将代表几百万解放军陆军接受祖国的检阅，他们内心充满着神圣的情感。 许多老战士后来回忆，他们当时的训练只能用“特别”来形容：特别热情、特别认真、特别能吃苦。 有的战士在炎热的酷暑里训练时晕倒了，也不愿意别人来替换。 队伍中有几个因为幼时营养不良而形成罗圈腿的战士，走路东摇西摆，训练时使得齐整的排面晃荡着，领导想把他们换下来。一开口，几个战士连哭带叫，死也不答应。领导很受感动，这些战士便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加大训练程度，最后他们终于参加了开国大典上的受阅仪式。 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当时才32岁，后来谈起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时，他坦率地承认：那一次受阅的心理负担和生理负担一样重。40个步兵方队，有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六○炮、轻迫击炮、野战山炮、火箭筒等等各式武器近600件，这么多人，这么多武器，哪怕出一点问题都会影响全局。作为步兵师的主官，每天都要搅尽脑汁地给部队出情况，研究各种意外的可能性，以保证接受检阅时万无一失。 步兵师通过天安门后，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相继开来。 天安门城楼前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驶过检阅台。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滚动，这是一次走向军队现代化的展示，这也是人民解放军最壮阔的一次机械化推进。 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随后，炮兵方队携带了92门各式火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有十五榴弹炮、十点五榴弹炮、九○野炮、三八野炮、七五高炮、三七高炮、山炮和重迫击炮。 拉炮的牵引车两辆一排，车轱辘和汽车挡板都刷了一圈白条。除了机械牵引外，还有一些用骡马牵引的战炮。这不是因为牵引车不够，而是展示车拉炮兵是由骡马拉炮兵发展来的，检阅时可以对炮兵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直观的回顾。 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1900余匹战马以5马并行的队列通过天安门。骑兵们握枪跨马显出赫赫英风，露出跃跃雄姿。 4．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当战车师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天安门前，天上地面，浑然一体，汇成了极为壮观雄伟的立体阅兵景观。 当飞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如雷如潮的掌声。人们挥动着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副主席、委员都兴奋地仰视着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空军和飞机……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 阅兵仪式的最初设想，只是安排飞机撒发传单，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典礼的计划。 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考虑在开国大典上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但是，直到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才出台。 这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8天了。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指示军事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 7月3日，先期检修出来的9架飞机抵达南苑机场。 到8月1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航空局成立了“南苑飞行队”。从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飞行队长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兆文跳伞受伤，改由邢海帆为代理飞行队长。 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十二期毕业生。 1948年秋，邢海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负责防空课程。 不久，他接到了赴北平进行航空接管工作的通知。原来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并组建了航空接管组，由军委四局童陆生局长任组长，邢海帆和另外几位搞航空的同志任组员。 当年12月中旬，他们从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南新城步行出发，去接管敌人在北平有关航空部门的一切。 他们在北平的良乡县城过了阳历新年后，于1949年1月18日，奉命进驻南苑机场，与第四野战军所属由东北老航校组织的航空接管组会合，组成了“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由老航校航空接管组组长、时任东北老航校大队长的方华同志任处长，油江同志任副处长，吴钟昆同志任副政委，下设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和另外两个同志在办公室当秘书。 同年5月，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改建为华北军区航空处，人事没有变动。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方华处长告诉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事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处长方槐和他，传达了党中央很快要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中央政府的意图。为了保证北平的防空安全，需要组建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简称飞行队。 飞行队的队长内定由方华处长兼任。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意图，方华处长立即进行准备。 6月4日，他同邢海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即去牡丹江大队部办理手续，邢海帆则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们于6月下旬到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受到校首长的接见，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与此行的使命和任务。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驶P—51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P—51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好后，经试飞合格， 才交付公主岭P—51训练队，为北京飞行队使用作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尽快掌握与恢复P—51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只飞过苏联飞机，美机p—51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P—51机老手，但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须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华处长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他们俩心急如焚，到达后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开始学习和训练。 邢海帆为方华开始P—51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方华当时刚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到滑行道口有人，即开动停机线上的一架P—51机，滑向滑行道口。 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来，见状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倾刻之间，眼看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方华处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受部属尊敬爱戴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技术优秀，几经磨难险阻才回到延安。1945年后在东北创建老航校并负重责，这次又肩负重要使命未进行P—51机改装学习，不幸牺牲。 这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1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充分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将过去所学的知识，积累的训练工作经验，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运用，努力把P—51机训练工作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好。 飞行队正式成立后，一边抓紧时间训练，一边担任防空警戒值班任务，后者主要由飞过P—51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 飞行队初始阶段确实不顺利，展开正常工作没几天，队长徐兆文就受了伤。一次他驾p—51机练飞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降落在马驹桥的田地里，脚被高粱茬子扎坏，伤势很重不能走动，短期难以痊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 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修好的试飞合格的p—51机，飞赴北平。 当他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线上停放着一些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 9月初，飞行队接到上级指示，让他们担负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飞行队刚刚成立几天，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就到机场视察，并最后敲定了飞行队参加阅兵。 据一位当年的飞行员回忆，当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 席、聂荣臻司令员等到机场后，走到每架飞机面前，仔仔细细地查看了飞机，然后他们问道： “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怎么不能？！”众人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表演性飞行，小菜一盘儿。大伙儿心花怒放。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坐了下来。 这是简易的观礼台，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布。 周恩来摸了摸红布，然后靠在椅子上把双肘抱在胸前。 “很好嘛，石伟同志，”他说，“因陋就简嘛。” 石伟笑了。他了解周副主席的性格。 飞机已经起飞了。 9架P—51飞机发出隆隆的巨响，沿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 朱德总司令手搭凉篷，他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飞机，直到飞机全部落地了，他才憨厚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离开观礼台，走到已经落了地的飞机旁边。 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跑道远处，停着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起来的。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 人群中，驾机起义没多久的刘珂喊了一句。小刘个子不高，胖呼呼的，待人热情，说话幽默，是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通讯机也行，飞编队没问题。” “PT—19也能参加。” 飞行员们争先恐后，生怕把自己给落下了。 “那么，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架呢？”周恩来问道。 “1、2、3、4……15、16，总共17架。” 大家异口同声地数着。 “好吧，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一次。”朱老总做着手势，对大家说。 几天以后一个晴天，朱德总司令又坐在观礼台上，观看飞行。 17架飞机列队从观礼台前飞过。它们每批次间隔5分钟。 朱德转过身，对地面指挥员说：“你们战斗机飞得快，能不能再跟上来飞一圈？” “完全可以。”指挥员说道。 这样，也没有经过演练，17架飞机马上又飞了一圈。 朱德总司令带头鼓起了掌，人们也跟着鼓掌。 就这么决定了。 “举行开国大典的那天，飞行队将在保卫北平的同时，也参加飞行。” 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之余，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 空中检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时间又如此紧迫，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在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所有飞机大都是缴获的破烂，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检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 会研究贯彻落实。随即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当邢海帆传达上级下达的校阅任务、队政委王平阳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这可遇不可求的机遇里，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检阅的飞机为P—51机9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6机3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作出规定。计P—51机为340英里，蚊式机为300英里，C—46机为250英里，L—5机与PT— 19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检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再次，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建议上级特准P—51机中的4机带弹受阅，一有敌机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按通常惯例，检阅飞行的飞机是不准带弹参加的。 为显示军威和实力，飞行队又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p—51机9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使人们看见天空的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有9架p—51机受阅。 在开国大典正式进行空中检阅那天，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异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这消息也威慑着国民党空军。据说就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的一天夜里，62岁的蒋介石忽然放下手中的报纸，问身旁的儿子蒋经国：“苏俄人说，除在莫斯科外，从未见过这样宏大的阅兵，是真的吗？他们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蒋经国正在喝茶，他用杯盖将飘浮在上面的茶叶赶了赶，然后放下茶杯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可行，各种航行计算也准确，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 在准备开国大典飞行队参加空中检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发言。 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声，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了，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是担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这是他们在进行飞行演习。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止不住心中的喜悦，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来。 要圆满地完成防空和受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关键之一。队里分工由队政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定出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报队里批准组织实施。 当时全部飞机都是缴获后经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保证飞行带来异常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 他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极端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大家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搞机务的同志。机务人员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 眼看新政协会议即将正式开幕，开国大典空中校阅也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任务也更加吃紧。为了加强警戒值班和增强战斗实力，飞行队除每天有4架P—51机值班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机和能作战的飞行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人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任务，没有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邢海帆拿起电话听筒，里面传来了“我是聂荣臻”的声音。 邢海帆骤感骇然，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代总长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我怕是敌机来袭，所以问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我们飞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 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老百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这个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了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飞行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就憋着一股劲，急盼着受阅时刻早些到来，可这时好像时间有意过得很慢似的，大家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10月1日凌晨五点，天刚微亮，太阳还没有出来，飞行队的空地勤全体人员就来到了南苑机场，整队集合。两架担负一等 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镶金黄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跑道旁，飞行人员单独站成一排。他们穿着飞行队自己新设计的前克式飞行服，凛凛大方。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就是从那时候起，穿着这身飞行服一直飞了40年，而且还要飞下去。 飞行员们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想说话，谁也说不出话来。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飞，飞出人民空军的威武气势。 下午2时，受阅机群的6个分队，17架飞机依次滑到起飞线上，引而待发。 飞行员杜裕明站在他的“野马”旁边。两眼望着天空飞逝的流云。 刚才，所有的飞行员都对着新中国的国旗立下了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场面是肃穆壮观的，激动人心的。 誓词铭刻在心，有如铭刻在历史桥头的碑文。40年后，坐在办公室里的空军副司令杜裕明中将仍然清楚地记着那段誓词。 这段誓词是：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 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杜裕明中将当年在背诵誓词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的，亢奋的。“精神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说，“年轻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生命，要有‘谁主沉浮’的魄力和勇气”。 下午4时整，检阅飞行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 机场，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 点火。一下子，机场上响起了雷霆万钧的引擎声，17架飞机开始咆啸。 6架教练机、运输机在跑道上滑出，疾驰，继而升空，直飞双桥。它们将在那里盘旋，等待着P—51战斗机和蚊式战斗轰炸机前来集结。 10分钟后，9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也滑向跑道。 “这是跨越时代的飞行。”刘河坐在驾驶舱里，向两侧飞机上的战友伸出两个表示胜利的手指。 他渴望胜利，他相信胜利之鸟一定会与自己比翼齐飞。 飞机在跑道上疾驰，仪表的指针在不断上升，上升，他慢慢拉动驾驶杆。 11架飞机一飞冲天。 4时35分，当战车师行进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时候，天空中响起了轰隆隆的飞机声。 “是我们的飞机！” 人们突然欢呼高叫起来，广场又沸腾了。 毛泽东兴奋地举起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 26架次的飞机组成“品”字队形，依次通过了天安门。 17架飞机的飞行员们不敢下看，他们都在极力保持着队形。 只有几位飞行员经过广场上空时偷偷地向下瞥了一眼，除了红旗的海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瞥到。但是他们满足了，完完全全地满足了。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他们到底还是瞥了一眼，这一眼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秒，也足以回味一辈子。 整个空中受阅过程仅有7分半钟，这7分半钟将被载入中国 空军的历史史册。 当9架P—51战斗机机群第一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的时候，姜勇的飞机左磁电机出了故障，飞机总是发出“呼呼呼”的响闷，力量不够，速度也上不去。 勉强地通过了天安门后，他向地面指挥室报告了这一情况。 “坚持，坚持到检阅后。” 姜勇听出来了，这是石伟的声音，这声音是焦急的，又是严厉的。 飞机不是人，怎么坚持？但飞机是由人来驾驶的，人能坚持，飞机也能坚持。姜勇想起了他的誓词，他准备拼了。在飞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时，他把速度加到极限，终于跟上了编队。由于左磁电机停止工作，右磁电机的负荷陡然增大，刚通过天安门，右磁电机也停止了工作。姜勇随机应变，甩开机群潇洒地向左急转弯，在空中划了个弧线，径直飞向南苑机场，安全迫降。 飞机滑向停机坪，姜勇打开座舱盖，长长地吁了口气。他的衣裤，早已被汗水浸湿。 后来，石伟见到他，把大拇指竖得高高的，对他说：“高，高！” “高什么，我的命都差点交代了。”姜勇不无幽默地回答。 那年，他仅24岁。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邢海帆等9名受阅飞行员代表，很快匆匆驱车进城，赶到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的第一个国宴。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一下飞机，他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匆匆赶到天安门广场。 飞行员们想从密集的人群中挤进去，却无隙可乘；他们只能远远地望着伟大领袖，听着他的声音，泪如雨注。 他们随着人群放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薄一波、聂荣臻、杨成武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那里。 被邀请的人士也很多。 刘少奇是个稳健的政治家，在今夜，他的话却格外的多。他高兴地举着酒杯，向所有的人祝贺。 周恩来也在讲，他讲革命的意义。他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讲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讲到新中国的解放。 “现在请总司令说几句话！” 一个坐在朱德身旁的海军战士喊道。他刚接受了总司令的检阅，他对总司令钦佩得五体投地。 朱德早就为一句话所兴奋着，这句话从阅兵那时起，就一直 缠绕着他。他站起来，轻轻地呷了一口酒，然后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我过去是一个军种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从今天起，我才是陆海空三军的真正的总司令了。” 掌声雷动，海军和空军的同志带头欢呼，经久不息。 宴会后，苏联文艺科学工作者代表和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里，举行庆祝建国演出晚会。 飞行员们也来了。他们穿着皮茄克，坐在第一排，引人注目。 “他们就是今天飞行在天安门上空的飞行员。” 不知是谁“揭发”道。 群众先是惊讶，随即沸腾起来。 “真神气哟。” “唱支歌吧，小伙子们。” “对，唱支歌吧！” 小伙子们很不好意思，他们成了关注的中心。 杜裕明毫无拘束，他当过一年的宣传队员，能歌善舞。他毅然站出来，边打拍子边带头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飞行员们跟着唱起来。 欢乐充满了国庆盛典的夜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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