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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商品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写“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到我第二次再见到冠华时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人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阶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怆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概！ 1971年秋，父亲（即章士钊—编者）的巨著《柳文指要》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正、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指要》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有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来拿，你别走开。” 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这年的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咄咄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一开始到这次会上我服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是否他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UJUI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冤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转过年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方针，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国。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注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看见我，轻声说了声：“进来吧！”我被这氛围深深地感动了，说不出为什么心头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是为我年轻的生活中已出现的坎坷还是为我那他人所不知的孤独，我难以说清。我看着眼前显得憔悴的冠华，忘记了过去的冲突，倒是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那脸上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八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得知我婚姻已破裂。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九月二十九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周总理等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章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作为团长的乔冠华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这天上午，冠华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廊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中间，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菰叶生秋怨，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 1973年11月，我们冲破重重阻力结婚了。但我们谁都无法料到，等待我们的是十年风雨，十年磨难！更没有料到的是，我们的爱情竟成一场生死之恋，在饱经十年的辛酸与苦涩之后，冠华于1983年9月22日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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