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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章乃器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活溢”。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这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也可能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1979年起，我不断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当年两位积极斗争他的人，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当年被划右派的二十七位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列在改正的二十二人之首。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因为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父亲的性格刚正耿直，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不脱书生本色。他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这两项职务经常涉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在两个问题上曾与一些同事发生激烈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这番插话中所提的“红色”不过是形容词，用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不料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遂引起了一场争论。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曾在一些内部场合探讨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他提出：如果将“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的论断，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那些必须改造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应付一场新的辩论，并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且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问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 至于梁漱漠、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段话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做注脚。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5月间，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全国进人鸣放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他主张：“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些，不要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全国粮、油的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自1952年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父亲为了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天都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父亲认为，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当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便向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部长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5月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在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会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造成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以特殊自居。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认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不但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就连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从而令领导更加全面、主动。 5月20日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但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父亲更不可能知道，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该文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署名“小雅”，对父亲《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三十日 这篇文章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同被安排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大公报》、《人民日报》先后发了新闻。由于两报发表的内容很简略，且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最后必须被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变得神秘化，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父亲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首次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某某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老从睡梦中被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某某老先生也同时被召见（此前不久，两老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现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至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谈话。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而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龃龉，他们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来，要他同意将其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讨论提前印出。6月7日，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攻击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当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从这场斗争中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在会上下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务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各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某某：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某某：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某老，你是年高德助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某某：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有了这种“一切放下”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他经常持着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某某是社务委员，过去常常主动出席，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推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明知是个陷阱，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的”，“并不是说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钱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0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你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 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 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父亲虽然呼唤和风细雨，但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先是千家驹指责他在座谈会上“放毒”，报上还刊出了一幅他与章伯钧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目“宗兄宗弟”。民建中常会随即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6月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6月19日，这篇讲话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人们发现增加了“六条标准”，并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大段话，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谈到当前的反右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周公当时一直被毛泽东指为“右倾保守”，被迫作检讨才勉强过关，刚好又赶上整风反右，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是两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惟一伤了感情的一次争论。父亲的话分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俩后来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做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父亲“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亲原意的批判：如父亲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吴某某教授年轻时曾受到父亲的帮助和提携，当时却积极地斗争他。父亲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此教授则加以演绎，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更有甚者，父亲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铅笔大王”吴某某，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身份，在各小组内接受无休止的斗争乃至谩骂，违心地作屈辱的检讨。父亲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他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逐条辩驳了强加的种种罪名。他说：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就右派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炎培。”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办法，但对部长级还没用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有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事实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并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的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连斗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闻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就是这样，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8年1月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被撤销。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前往中南海。 十一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的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在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熟悉的古老建筑，周公和习仲勋、徐冰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等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九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1958年1月3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撤销了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把父亲的名字第一次排在“右派”的首位，显然是“加重处罚”之意。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撤销了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 罢官之后，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每日读书、练气功，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会，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在另一次会议中，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于，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在一次政协小组会上，吴某某碰巧坐在他身旁，父亲吟诗一首相赠：“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分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这位教授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惟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该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其实在第三届政协名单上，他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别邀请人士”）。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3月7日，政协常委会决定撤销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父亲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才增加到200元。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父亲在解放后收集了不少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并将约两千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此时法院又将剩余的两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遭到更多的磨难，他的生命之火就在这场历时十年的长夜中耗尽，直至1977年5月13日与世长辞。1997年是先父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历史的恩怨正随时光流逝，我深切怀念父亲和他的各位老同事、老朋友。回首四十年前的这场民族悲剧，加倍感到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民主与法制。 （选自《黄河》，1997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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