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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1928年5月，东江地区从早到黑，阴雨连绵。莲花山里分散着红四师部队。徐向前带领二百多人，游击在热水冈一带；党代表袁裕带一部分人，留在普宁县三坑一带，跟彭湃一路游击。师长叶镛病得厉害，发疟疾每天一场，没有医药治，发展到天天发冷发热，身体虚弱得不能走步，带着两个警卫员，在白木杨山村隐蔽。 自从4月东江特委决定“反攻”海丰城，因里应外合不得力，城里地下党在白军中接应的只有八个士兵，红军突进城后，不得不退出，转移进山。从此，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更加艰难。山外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封锁。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下雨天，战士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他裤子湿了没得换的，就穿在身上晒，让身体渐渐暖干。笔者1982年访问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女红军，她是彭镜秋，曾在东江红四师负责管军需工作。彭镜秋说，当时她看见徐向前没有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又是女人的衣服，他怎么能穿呢？ 彭镜秋没有办法，找来一块黑布，向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做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当时，红四师还有六七名女同志。原先从广州一路来随行的女兵二十多人，这半年病的病倒，伤的伤了，还有的吃不了苦自动脱离了队伍。剩下这六七名女同志，有的也奄奄一息活着。徐向前和干部们多次劝说，要她们下山去找个村庄隐蔽下来，或者远离东江回广州去。她们总不愿意。有的还那么天真，等着“反攻”广州，等着“迎接革命高潮”。彭镜秋说要给徐参谋长缝条裤子，女友们你穿针，她引线，很快把一块黑布变成了裤子。她们边做针线，还边唱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欢送阿郎去打战，打了胜仗阿郎返，睚爱手枪和炸弹。 这首歌，说是彭湃依据客家姑娘唱的山歌改编成的。原歌词是：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铜金耳环”。彭湃一改，情歌增辉了。 徐向前从小生在五台山区，那里没听见过女人唱山歌，只听过和尚唱“阿弥陀佛”。因此，徐向前从小就不会唱歌。困在大南山脉中的莲花山里，大家高兴起来拉个歌，拉到徐参谋长名下，他就说“不会唱”。就给大家讲个笑话，背几首诗。他从三四岁，“老秀才”父亲就教他学背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孟浩然等大诗人的名句，徐向前都背诵如流。眼前红军被困深山，敌人在山外烧村，扑进山来还放火烧山，这使徐向前想起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寺，特别是前四句，在徐向前心中成了鼓舞斗志的歌声。 敌人加紧对山区“围剿”，采取“血洗”手段，先放火烧村，再进山烧山。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出动三个团进山“追剿”，飞机也出动了，三天两头飞到山区上空侦察、丢传单，劝红军下山投降。彭湃和东江特委，多次脱险后，转战在普宁地区，并积极准备集中潮阳、惠来、普宁三县的武装力量，再一次进攻惠来县城。 6月的一天，徐向前忽然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叶镛师长在白木杨地区被俘牺牲。这消息，使红军战士吃惊、难过，使徐向前久久发呆。他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曾在武汉军校重逢。广东起义，他们是共同战斗的战友，起义失败后，又共同负起收拾残局、转战东江的重任。徐向前性情刚强，从不落泪，沉默、抽烟，是解除烦恼和痛苦唯一的表示。他嘱咐身边的一位参谋，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与东江特委、海丰县委联络，把叶师长遇难的消息报告他们。 参谋说：“如今和外边联系太难啊！” 徐向前说：“难，也不能中断联系。你见放风筝的吗？风筝断了线，落下去会成废纸。我们不能和上边断线！” 东藏西躲，死守山头，总不是办法。徐向前亲自选了三十多名革命坚决、有军事活动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特别队”，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情报，筹备粮食，处置密探和内部的叛徒。活动方式：昼伏夜动，短促突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黄埔军校，他没学过游击战，国民二军更没教他小部队活动的办法，如今敌人逼着，一切要靠自己动脑筋，随时总结经验。 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的决定：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 这真叫“临危受命”啊！红四师组成之初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损兵折将减员一多半。师长叶镛牺牲、党委书记唐澍战死，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逃亡、死伤……师部成了个架子，营团不成编制。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饭都难保证了。 这样的部队怎么带？这样的局面怎么维持？ 在困难的日子里，徐向前又想起两年前“交通”给他的那张“找毛泽东”的纸条。那时如真能找到毛泽东，也许不会流落在这大南山了。如今毛泽东在哪里？广东省委在哪里？全党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他想着过去，谋虑着当前…… 毛泽东这时候，正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他们的情况虽然也在不断遭受白军“围剿”，但形势比东江好，红四军比红四师好，好在他们正着手创造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好在“朱毛”正从政治上、军事上培养着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情况，这时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几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明确提出：当前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总纲领……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熬过炎热的夏季，度过短暂的秋天，冬季来临了。东江的冬天，虽不比北方寒冷，徐向前和他的部队困在山里，少衣缺食，连南方暖温的初冬都顶不住了。吃的东西更困难，山中的野果摘光，野菜挖净，山芋是最好的食物，白米好多天见不上，“黄狗头”中草药，有时成了主食。从山下老乡家搞点番薯咸菜，那真比山珍海味还稀罕。敌人封锁山下的路口，“交通”来不了，和东江特委机关及附近的村庄地下党组织，渐渐失去联系。 最后，徐向前手下全部干部、战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他那支精干的“特别队”，死伤损失过半，常在他身旁转的，只有七八个人了。 彭湃和袁裕去了上海。是奉中央命令去的，还是他们自己去汇报，徐向前不清楚，只知道他们走了，去中央了。上级新任了一位师党代表刘效阁，身体虚弱，说话呼呼喘，扶着棍才能走几步。红四师的担子，靠徐向前一个人担着。 一个深夜，徐向前被“特别队”的战士叫醒： “师长，上边来人了！” “什么人？哪儿来的？”徐向前惊喜地跳起来。已经是说不上起床、穿衣了。既没了床睡，又穿着衣服倒下，他跳起来就向洞外跑。 在山洞外一个草棚里，生着一堆篝火，火旁边坐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交通”向徐向前介绍，他是广东省委派来巡视的同志。 这位农民装扮的年轻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个子不高，讲一口广东方言，脚上穿着草鞋。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民。陈郁看来年轻，却是1925年入党的党员。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任过广州海员工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和徐向前还是一块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只是他们不认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陈郁熟知徐向前名字，他想象中的这位师长，是威武英俊的年轻军官，眼前却是瘦高个，满脸胡碴子，眼睛深陷在额头里，一身灰不灰、黑不黑的制服，赤脚穿着草鞋。只有腰间佩着那支短枪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使人看得出他是位军官。陈郁再看看在场的几个干部和士兵，个个衣裳破烂，蓬头污面，瘦得皮包骨头架。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陈郁说着掉下泪来。 徐向前许久不见上级来人，一见陈郁同志，脸上露出笑意，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说：“我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呀！只听说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一步！” 他们围坐篝火旁，谈到天亮。徐向前陪着陈郁巡视了营地，看望了一些山洞、草棚中的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冬衣，伤病员比连队战士受优待，每天给吃一顿米饭。陈巡视员越看，心情越沉重，话语很少，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红军兄弟。 徐向前见到陈郁，心里顿觉轻松，他的话语多了，走路劲头大了。特别是陈郁带来一包烟，让他过了瘾，提了神。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这位巡视员带来了上级党的问候，带来了一种新说法，那就是“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广东省委来信和来人，东江特委开会，都是讲“迎接革命高潮”，实行“反攻”。徐向前从陈郁的话语中，领悟到一种新精神。 陈郁问：“往后怎么办？” 徐向前说：“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 陈郁又问：“能坚持吗？” 徐向前淡淡一笑，望着外边崇山峻岭，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群众给送点东西，不会饿死。热水洞的水，一年四季是热的，还可洗热水澡哩！” 胜不骄，败不馁，是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大革命失败、广州起义失败以及东江这近一年的斗争挫折，像磨刀石，一次次磨炼着徐向前的身心。他虽然才28岁，却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他认为，要革命只能这样对待眼前的环境。撤退没出路，广州是敌人的，东江各县城镇是敌人的，红军唯有依靠山头，休养生息，死里求生，困难中求发展。他熟读过《水浒传》，那些英雄豪杰占山为王，能生存、能发展，红军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今日总比梁山好汉有出息吧！ 徐向前不灰心、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陈郁。他十分敬佩这山西佬，这黄埔生。他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革命处于低潮，保留骨干至关重要。红四师干部要分批转移出东江，保存好这部分革命力量。 从这之后，徐向前和刘效阁率领的红军，按广东省委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开始分批转移。地方党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动，首先分批转移伤病员、女同志，接下来转移身体虚弱的年长者和小同志。 山下敌人封锁不紧时，隔几天，送走一批人；山下风声紧了，暂时停止行动。 山中的红军，一天天减少。1928年底，在徐向前和刘效阁身边，只剩二十几人了。多是营团干部和警卫员。俗语说：“人少好吃饭”，他们在新年那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吃了顿白米煮山竽。 新年过后，1929年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令，要徐向前和刘效阁等最后一批人撤出莲花山。转移的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交通”还给每个人带来些银元和港币。 深夜，徐向前和同志们离开莲花山热水洞，心里说不出是悲、是喜，是福还是祸。作为红四师最后一名师长，徐向前这一去，说明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这使他伤心；想到死去的师长、党委书记和倒下去的许许多多战友，他又庆幸自己是幸存者。他将去哪里，命运又如何？一切只好听从党安排了。 沿着山间小路，走到天亮，他们在“交通”的引导下，奔到山下一个小村。在村头一户人家停下吃饭。这户人家一位老汉和一位少女，他们已经把饭做熟，碗筷摆好。徐向前他们进门后，和那老汉、少女用手势打个招呼，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坐下就狼吞虎咽。雪白的米饭，咸菜、辣子，还有肉！大家已经是多半年没见这样饭菜了。有的人吃着碗里，眼看着锅里。徐向前怕大家撑坏了，走不了路，轻声说：“少吃点，少吃点！” 饭后，他们踏着晨露，继续上路。小路转大路，大路转公路，方向是惠州。徐向前三年多以前参加黄埔军校东征，曾经到过惠东。他知道那是个大镇，曾经是军阀陈炯明的老窝。敌军肯定防守严密。他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去，那不是羊群入虎口呀！想着他当即停下，和党代表刘效阁一合计：二十几人分成两路，继续西行。 “你带一路，我带一路，九龙会合。”徐向前向刘效阁说。 “好，九龙会合！”刘效阁重复着他的话，高兴地微笑着。 党代表和师长，各领十几人，分别上了路。大家走出了深山，又吃了顿饱饭，精神足了，情绪高了。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衣服虽然改换成农民，却仍掩盖不了那副狼狈像。徐向前一路走，一路观察，心中很不踏实。他们现在已是赤手空拳，武器全部留给了地下党的同志，掩埋在山里了。军人一旦手中没枪，勇气锐减。万一碰上白军，只有束手就擒了。走到天黑，徐向前停下来对同志们说：“越往前走，距惠州越近，为了减少目标，明天小队应再分三批走。今晚不进城，在野外过夜，明天一早去汽车站，乘去樟木头的头班车。” 大家无话可说，一切听师长的命令。各人找个地坎，蜷缩着睡下。只是谁都不愿意离开徐师长，认为跟在他身旁安全，同时又想保卫着首长。徐向前似乎猜透了每个人的心，他心中写了个分组“名单”，不等天亮，叫醒大伙，叫着名字，让大家分组起程。每编成一个组，他嘱咐一声：“提高警惕，照党小组会上说的办！” 还在下山路上，他们边走，边开了党小组会。会上每人都表了决心：万一路上分散，一定去九龙找党组织。万一被白军抓去，至死不能说出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惠州城的白军和民团，此时绝没想到，还会有共产党的红军人员，特别是红四师的师长、团长们，会从惠州过路。他们心中的红军，已冻死、饿死在大南山了。因此，惠州防备甚松。徐向前头戴一顶绒线帽，手上扛根竹扁担，装扮成进城挑脚的挑伕，和三个同志，混过民团的耳目，走到汽车站，登上了头一班开往樟木头的汽车…… 一路上，徐向前和三个同伴，靠地下党的掩护和他们自己的应变能力，来到了九龙，被一名地下“女交通”，引进一座单门独院的小楼上。徐向前这才长长喘了口气。可是他每天又挂念着党代表刘效阁，挂念着一路分散行动的战友。 今天走来几个，明天又找来几个，五六天过去了，却始终不见党代表刘效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但刘效阁那一路人，却杳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 九龙和香港，对徐向前说来，既陌生又熟悉。他在读师范、教小学时，就知道香港、九龙的历史：那是清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铁证。凡是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要员在南京江面英国的军舰上，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中除赔款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等外，把原属广东省宝安县的香港，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除赔给英国白银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开放一些港口等等外，还把香港对岸的九龙等地域割让给英国。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谈历史说抱负，曾说：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收复香港、九龙。如今他流落在九龙，逃犯似地躲进英国的租界地，心中感慨万千。他庆幸广东省地下党有这块跳板，有这个避风港；又为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地方算是进了“外国”而愤愤不平。 地下党安排一位老工人，每天来给他们做饭。徐向前好像得了饥饿症，总觉着吃不饱，白米饭吃一碗，又吃一碗，胃像是个没底布袋。“交通”送来的书刊从头到尾一行、一页不漏，他的精神也太饥饿了。 一天，穿花旗袍的女“交通”又来了。她着重地把一本《牡丹亭》又称《牡丹亭还魂记》放在徐向前手上说：“保存好，快看，三天内我要取走。” 徐向前没读过《牡丹亭》，却知道是明代汤显祖的名著。说的是少女杜丽娘，被父母禁居深闺，梦中与一书生柳梦梅在牡丹亭畔相爱。她愁病忧郁死后，游魂找到柳生，令其掘坟而再生。后两人又相会人间，终成恩爱夫妻。这个还魂的爱情故事，连乡下人都听说书的说过。徐向前奇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怎么送来这么本书？他翻开书皮，第一页却是张白皮，再翻一页，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跃入眼底。哪里是《牡丹亭》啊？这是一部伪装在《牡丹亭》书皮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徐向前翻阅着。在《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中，讲到中国与世界革命、现时形势与党的总路线、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问题与士兵运动……使徐向前大开眼界。他反复读着有关当前形势估计、反对机会主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八七”会议那些段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因为徐向前亲身参加过广州起义，特别细细读着这样一些话：“广州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一段段文字，一句句话，远远比杜丽娘还魂的故事更能使革命者动心。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爱读书、爱思考的徐向前，捧着那本假《牡丹亭》，反复读，认真想。他静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教训。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写道：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更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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