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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的北部，横着一座名山——大巴山。当地老百姓说不出它多高，多险，只知道上下要爬70里，中间要走70里。 山南坡下三个县，一个叫通江，一个叫南江，一个叫巴中。老红军都称这片土地：“通南巴”苏区。 1932年12月底，正当国民党大肆宣传红四方面军“仅剩五千余人”即将“全部灭亡”时，徐向前率红军主力1．4万余人，出现在四川北部通江地区。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历时两个月，转战3000余里，突重围，跨秦岭，涉汉水、越巴山，兵分三路进入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 在中国工农红军征战史上，红军英雄们创造了无数奇迹。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奇迹之一，是翻越大巴山。跨越210里的高山，对大山养育的红军来说，本不算多么难，可是，当时正是寒冬，大雪封山，在一片白茫茫的迷雾中看不见路，找不到人迹。红军战士经过三个多月征战，已经精疲力尽。许多人还吊着单衣，穿着草鞋。在决定红军要翻越巴山时，徐向前彻夜不能成眠。他找老乡调查路线，找干部了解准备的情况。每个战士已经打好了两双草鞋。他说：“不够，每人再打一双。”他还命令每人携带一捆稻草，以备登山防滑和露营之用。 12月17日，这支全部“武装着稻草”的队伍，从西乡县钟家沟出发，缓缓向大巴山麓前进。崎岖的山路，开始还可以辨认出一些行人的痕迹。越走路越窄，行至半山腰，羊肠小道已被白雪淹没。先头部队边探路，边攀登，有的人一脚登空，滚下深谷。看不到路的山坡，渐渐开出一条路，积雪融化，变成泥路，结成冰面。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稻草，一撮撮散在路上，既能防滑，又成了路标。徐向前总指挥随同红十二师，一步步向上攀登。他和每个战士一样，身上背着小小一捆稻草，手上多了根柱棍。路滑了，抽几根稻草垫在脚下，休息时，把稻草捆放在屁股底下坐坐。“武装着稻草”登雪山，是徐向前从一位老农那里听说学来的。开始他让干部战士背上一捆稻草，许多人还讲怪话，发牢骚，直到稻草有用了，大家才恍然大悟：“总指挥神机妙算啊！” 走了70里山路，红军指战员一天就登上了山顶。夜黑，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山上宿营。战士们以大树和洞穴为巢，偎依在一块，把仅剩下的一把把稻草垫在身底下入睡。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先遣支队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一位名叫陈松庭的战士，宿营中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稻草给战友盖上，他自己堵在树枝搭的窝棚口，给班上生病的战友挡着风寒。第二天天亮，大家醒来才发现，这位共产党员已冻死在窝棚门口。1957年，徐向前元帅从一篇老红军的回忆录中看到这平凡而壮烈的英雄行为，深情地向红四方面军一位老将军说：“我们当年能从大巴山跨过来，正是因为有陈松庭同志这种精神！”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以“风雪大巴山”为题，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跨越巴山、进军川北的艰难里程。他结论式地写道：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衡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我们的有生力量是人，是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飞越过巴山，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徐向前的军事指挥艺术，又出色地展现在大巴山前。 四出省，此时被十几个大小军阀分割控制着，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军阀，各霸一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有矛盾，军阀之间又有矛盾，互相混战。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依托着川北的险山和人民因穷困而要求革命的条件，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通南巴穷苦人民欢庆解放翻身，唱出这样的山歌： 红军同志来远方，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1932年2月，军阀田颂尧令孙震率军三十八个团共六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徐向前根据川北地势和敌人特点，采取“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作战方针，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待敌兵力分散、消耗疲惫、攻势衰竭时，突然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从2月到6月，历时四个月的作战，共毙敌1．4万多人，俘敌近万人，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此时却被各派军阀闹得民穷财竭。 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种田要收田赋、缴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 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1983年（民国七十二年）；田颁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田赋征到1950年。据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25日载：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达1756种之多，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1987年。在这历史的奇耻年代，老百姓唱出两首哀怨的歌：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排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尖尖山上二陡坪，色谷红苕胀死人； 茅草棚棚笆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1928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1929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红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在五十年代，笔者访问过徐向前提到的那位四川老革命家王维舟。这位老人参加共产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1920年。他从国外返回四川家乡以后，就办学校、救济农民，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川北老百姓不称他的名字，称呼他“王善人”。王维舟回忆红四方面军入川，兴奋地讲起当时川北游击军的历史，讲到与徐向前初次相识的印象。 “徐向前，真是‘向前’！”王维舟乐呵呵地向笔者说，“他率领红军翻过巴山来到四川，一日不停地发动进攻，把一些军阀打得昏头转向。红军突然而来，军阀措手不及。”王维舟说，在他没会到徐向前时，想象不出他是位怎样的人。会见以后，看他和普通的士兵一样，衣服上补着一块，脚底板穿着草鞋。人很瘦，话不多，一句是一句。四川军阀却把他画成肥头大脸，悬赏几万大洋，要买他的脑壳！ 历史记载：1933年8月至10月，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从8月12日开始向南部仪陇方向进攻，半个月之内歼敌三千余人，攻占含仪陇和嘉陵江以东、南大片地区，占领了一百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9月22日开始，发动营山、渠县战役，半个月内，歼敌四千余人；10月中旬，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历时十一天，歼敌六个团，俘敌四千余人。 三次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红军扩大到八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川陕红军的声威、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 蒋介石和四川大小军阀惊恐不安。蒋介石任命大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拨款二百万元和枪万余支，驱使他率一百一十余团二十多万人，向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刘湘于1934年10月10日在成都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要在三个月内将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剿灭”。这位刘湘是大邑县人，参加过历次的军阀混战。当过川军的团长、旅长、军长和重庆护军使。又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川康督办。1932年冬天，徐向前率红军到川北时，刘湘坐镇成都“坐山观虎斗”。眼睁睁看着川北的军阀刘存厚、杨森、田颂尧一个个被红军打败，刘湘才出马。他向蒋介石“请命”：只要把统一指挥川军的大权给他，再拔给一大笔军费，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入川的红军。野心勃勃的刘湘，想独霸“天府之国”，还大搞“以神治军”，从1925年拜刘从云为师，把许多军阀和头面人物网入“一贯先天大道”。他曾在重庆用四万银元布设了华丽的“神仙府”。1929年农历8月15日，在重庆真武山办了三天“移星转斗”大会。点了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三天三夜不息，还请道徒们“吃神饭”、“练神兵”。刘从云利用刘湘发展道徒；刘湘利用他老师扩充军队。“刘神仙”被刘湘请出来，充当前线军事委员长，他身穿八封道袍，在南充城烧香拜神。按吉日良辰发兵进攻红军。他还坐上二人抬的滑杆儿，到军队中讲道。 徐向前指挥红军和刘神仙的“神军”，在大巴山前拉开战线。 白军多是“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进攻前，他们点起大烟灯，吞云吐雾，过足了鸦片瘾，真好像“神”附身，发疯似的嚎叫。红军战士听说敌军里有“神兵”，有的惊慌，有人半信半疑。一些新入伍的农民，从小受到迷信鬼神的影响，缺少文化知识，暗地传播“神兵刀枪不入”的话。有的干部也说“神兵”难打。徐向前从小就反对妈妈拜佛吃斋，他初到大别山曾遇到过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早被他粉碎了。来到这里，又碰上“神军”，真好笑，穷中国到处是“神”。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讲到作战，笑着问： “哪个见过神？” “……”没人回答。 “谁见过刀枪不入的人？” “……”没人回答。 徐向前说：“世界上，只有人，没有神。庙里的神都是人造的，神是不存在的。军阀无能，公开借助神符欺骗士兵为他们卖命，这只能说明他们虚弱，没有战斗力。当今世界，真正救穷苦人的不是神，是共产党，是红军。什么叫神？手中的武器，勇敢加战术，这就是神！”他还向干部们讲授战场上与“神兵”作战的战术。 “神兵”，只是刘湘的一种“以神治军”的把戏。摆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军阀从各自为战偏守一方，发展到联合行动，共同对红军作战。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四川军阀，警告他们要协力“剿共”，不然，“不仅各人的权位难保，而且将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形势，方面军总部一面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通江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线：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率红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三十二军，共二十余团，对敌之主力第五第六两路；西线为钳制方向，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和九军各一个师，共十余团，钳制敌之一、二、三、四路。 红军反六路围攻，苦战十个月，防御、出击、交错进行。许世友在《万源保卫战》①一文中，记述了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情形： “打了两仗，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大面山前线视察，他见我们阵地坚固，敌人没能够上山一步，表示满意。巡视完毕，徐向前总指挥在棚子里坐下来，详细告诉我们敌我情况，他说大面山是敌人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重点阵地，一定要坚守。右侧的三十军，左侧的四军，都打得很好。最后他站起来笑着说： ‘考验是严重的，可是我们有百战中打出来的战斗作风—— 硬！’……” 红军的战斗作风“硬”，是徐向前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他认定正确的治军方针，就坚决贯彻，认准一个好的作战方案，就千方百计去实现。在反六路围攻最后向敌人反攻的关头，他不惜违背张国焘的意愿，独断专行，和李先念一路，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仗。 1934年9月，徐向前在东线指挥反攻，没能大量歼灭敌人，就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转到西线，准备对敌实施大纵深迂回。张国焘从后方通江洪口场打电话，反对实行大纵深迂回，要实行浅迂回。徐向前在电话中反复讲，不能追着敌人屁股打，要一下插到敌人纵深，迎着敌人的头打。张国焘怕深入进去危险，硬是不同意。最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张国焘是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的话怎敢违抗？徐向前放下电话，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说：“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能听他的。我们自己干，错了我负责！” 李先念说：“对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当即命令李先念、程世才紧急集合部队，沿着义风场、雪山场向黄猫垭方向急进。他率少数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紧紧跟随在后。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抢先占领了黄猫垭，卡住了敌人西撤的道路。又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十余团，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枪支七千多支，迫击炮四十多门。这一仗打得漂亮，证明深迂回是对的。战绩摆在那里，张国焘自然无话可说了。其实，张国焘虽是共产党内的“老资格”，从鄂豫皖到陕川苏区，都是党政军最高领导者，一贯搞“家长制”，事事自己说了算，但是军事指挥上远远比不上徐向前高明。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徐向前指挥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东、西两线共歼敌八万多人，缴枪三万多支，炮百余门。号称“宏威将军”的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他向蒋介石请罪，请求免去他“四川剿共总指挥”。那位“神师”刘从云，也躲进他的“神仙府”，从此闭门不出。 红军在战斗中涌现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钢军”、“夜老虎”、“夜袭常胜军”、“百发百中”等英雄团体。在11月召开的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之后，在青江渡石开军事会议，徐向前全面总结了红军入川以来的作战经验。他针对四川敌人的特点和地形条件，提出：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并予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待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在战术上，则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袭作战特长，来对付敌人据险扼守；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破敌之封锁围困和配合主力红军运动战。他总结的在川北作战的军事经验，丰富发展了在大别山时期的“围点打援”等战略战术原则，对培养提高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红军势如破竹，敌军一败再败，大巴山前乡乡村村红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兴盛发达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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