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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绿了川北群山。1935年早春3月，徐向前率红军扫平了嘉陵江上游沿岸白军，开始了渡江西征的准备。江水滚滚，奔流在群山峡谷之中。对岸敌军共约53个团，还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师独立旅。他们凭借江防，阻止红军西渡。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奉命出兵过江。 渡江没船，沿岸大小船只，全部被敌人掠走。为了寻找有利的过江起渡点，徐向前带领参谋和工兵营的干部，沿着江岸一步步探测，走了上百里路，翻过数不尽的山头，最后选定在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的塔子山下，作为渡口。这里背后有平坝可集结部队，方圆二十多里处森林茂密，可作为造船场。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一所造船工厂很快在丛山密林中开工了。没有高大的烟囱，没有机器马达的喧嚣，有的只是铁器撞击、砍伐锯截树木的声音：造船需要大铁钉，战士和工人们用收集来的废铁，用原始的方法在地上挖坑造炉熔铁，自己制造各式的铁钉。船造好了，采取人抬马拖陆地行舟，把七十多只船，秘密运至渡口附近。 徐向前根据敌人的设防和地形，采取偷渡与强攻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1935年3月28日夜，一举突破嘉陵江，席卷两岸守敌。乘胜前进，控制了嘉陵江与涪江之间的大片地区。4月2日，先头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扼控川陕大道，‘插翅难渡’，是邓锡侯部江防部署的支撑点。敌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依托险要地势及预构的集团工事防守。王树声在前面指挥，要求动用方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摧毁敌阵地，我们同意。十一时许，部队发起攻击。我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前仆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拿下了剑门关。 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 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地。南攻容易北攻难。” 足智多谋，善于选择突击方向的徐向前，正是抓住了敌人这个弱点，又一举成功，创造了方面军战争史上又一奇观。至此，战史上称为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告捷。红军在二十四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钊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城，歼敌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险境中，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万余里，突破乌江，两占遵义，四渡赤水，跨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向川西行进。徐向前每天都从电讯中、敌人的行踪上，得到些中央红军征战的消息。他时时关心着中央红军的行动，渴望着与党中央领导人相会。这几年，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胜利的欢乐，也有许多难言之苦，他身为总指挥，打仗、带兵要他决策，可是一遇到重大的决策，上头有个张国焘主席，身边有个陈昌浩政委。他们是党的化身，他们一个有军政大权，一个有军事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讲，要服从他们，可是张国焘军事上爱瞎出点子，陈昌浩又一味服从这位张主席。在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向四川转移的路上，在川北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一些可行的作战方案，被他们闹得不能全部实现。特别是在红军中大“肃反”，杀掉了他的许多好同志，包括他的妻子；更使他不能理解的是，方面军全部脱离川陕根据地，既没让他参加议论，更无人正式告诉他一个“为什么？” 陷入苦闷中的徐向前，希望很快会见党中央领导人。他不打官司不告状，要求中央把他调出红四方面军。他深感个人能力有限，难以领导好这支红军。可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又在哪里呢？何时才得相会？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县附近一个村庄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为摆脱敌人南北夹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军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地区创造根据地。 于是，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西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红军进入了山区。这里杂居着藏、汉、羌、回民族。多数村寨属藏民族。青稞粉和酥油混合成的糌粑、发酵的酸马奶以及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也是红军每顿要吃的食物。干部们说： “大别山里穷，还吃得上大米；大巴山前苦，还喝得上红苕白米粥；这里一不见米，二不见面，又腥又膻的糌粑，实在难咽！有的战士硬是饿着不吃糌粑。徐向前就带头吃这些东西。他还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革命到底”，是红军的一个共同口号，大家常常挂到嘴边，也是表示决心的口号，若说谁不想革命到底，是最大的羞辱。总指挥的话传出去，红军干部和战士都皱起眉头吃起糌粑来，谁要不愿意吃，讲怪话，马上会听到这样的话： “总指挥都抓糌粑吃，你不想想啊！” “总指挥说了，不吃这东西，就是不想革命到底！” 徐总指挥教育大家吃糌粑，还有更深的意思。一是为了和藏民打成一片，亲如家人；二是节省下粮食，准备送给中央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从总指挥到每个战士，都学着捻毛线、织毛衣，节衣缩食，为两军会合作贡献。有些干部战士开始听说要学习捻毛线、织毛衣，怪话又来了，说什么：“什么都要学，会不会叫大男人学生娃娃！”徐向前听说，认真地说：“当兵的，除了学不会生孩子，什么事都应该能学会。”一些不愿意学织毛线活的干部，看到总指挥随身带着织毛线的线团和针，休息的时候，一针一线地织着，惭愧地赶快也去学捻线，学织毛衣。 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线走向川北。喜讯传来，徐向前和四方面军总部其他领导人即派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策应迎接中央红军北上。行前，徐向前特别向李先念嘱咐说，要各部队多抽些炊事员去，带上炊事用具。“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的信，详细介绍了川西北敌我态势，对当前的行动提出建议。信中热情地说：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信的内容机密、重要，为保万无一失，徐向前亲自交代警卫员康先海带一班战士，送去懋功。“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这是徐向前的嘱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胜利会师了！ 懋功，这荒凉的小镇，从此名垂史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历史上的第一次会师，从这里写起；历史的曲折，又从这里开始。 两军会合了，那只是双方的先头部队。徐向前正率领十几个团的兵力北上。他们沿着黑水河，日夜艰难前进。党中央领导人，他没来得及会见；中央红军的将领们，他没会到一人。他渴望着会见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 和这些人虽然没见面，但是他们的大名，早已听说。 一天，徐向前收到彭德怀的电报，说红三军团抵黑水地区。徐向前立刻回电，约定第二天一早，在维古河渡口会面。 翌日天刚亮，徐向前带领几名随从，骑着马飞向约定的渡口。两位相知不相识的红军名将，从不同的方向奔往维古河渡口。他们只是从地图上知道那地方，而且各自手中那份军事地图，明明标着这个桥的符号。可是，当徐向前来到河边时，却不见桥，一条宽约三十多米的河水，湍急奔流，挡住了马蹄。这条岷江支流，水势凶猛，既没桥又无船。从地图上看，河并不起眼，可是怎么过去呢？跟随着徐向前的参谋、通讯员和警卫员都焦急起来。 “这是啥人画的地图哟！坑人！”参谋人员看着图埋怨。图都是战斗中缴获的。旧地图上不准的村名、山名、河名多着哩。 大家着急地看着对岸。要是能找到只船就好了。可惜，一条小船的影子也没有。眼前只是一条急流。有人下水试试，冷得透骨，又不知到底多深，没办法涉水过去。徐向前在战场上，越是情况紧急，反而话越少。有时子弹在身旁飞，他总是不紧不慢，手向身后挥挥，说声：“讨厌！讨厌！”如今眼看过不得河去，他在河边来回踱着，又习惯地说“讨厌！讨厌！” 河对岸，隐隐出现了一支骑马的红军队伍。这队伍，由远而近，飞奔到河边。从望远镜看，他们一样心急，一样望水兴叹。河这边挥手，河对岸挥手。河这边喊叫，河那边喊叫。声音被河水吼声吞没。隔河相望，谁也叫不应谁，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更不要说看清，认准谁是谁了。 从望远镜下，河对岸一队人中，一位身个不高、体格健壮、头戴斗笠的人，正向徐向前频频招手。徐总凭着敏锐的判断力，认定那位戴斗笠的人是彭德怀军团长。突然，河对岸有一个战士跳绳玩似的，扯着一根绳子，在空中转了几圈，一只燕儿似的拖着条小尾巴，穿过奔流的河面，“飞”了过来落在地上。河这岸的人，拾起来一看，原来那“飞燕”是块小石头，“尾巴”是条小绳。石头上捆着纸条。警卫员忙把纸条拾起，送给徐向前总指挥。纸条上写着： 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彭德怀徐向前拿着纸条，眉头舒展，高兴地笑着向对岸挥手。参谋、警卫员、通讯员心里好喜欢。“鸿雁传书”的故事，他们听说过，小石头传书，还是头一次见！ “好办法！”徐总指挥说着，随手在笔记本上撕下页纸，写上一句： “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 那块拴着绳的小石头，带着徐向前写的纸条，又像燕儿似的，“飞”了过去…… 河两岸，一片欢笑。招手、欢呼。这边摇手，那边挥臂。此时此刻，感情比语言更热烈。一位来自江西，一位来自大巴山下，两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相会”了。奔流翻滚的维古河，在他们脚下，好像也在欢歌。 千山万水，挡不住红军，一条小小的河流，拦不断相会的心。通讯员泅水过去，把一条连接两岸的电话线架通。 “彭军团长，你们辛苦了！” “徐总指挥，你们辛苦了！” “这条小河，真讨厌啊！” “是啊，有些讨厌！” 在电话里，徐向前和彭德怀相互问候着，亲切地交谈着。 这比来往甩小石头通信，更能表达相互的心情了。他们虽然是第一次通话，谁都不知谁的模样，却是一见如故，有说不尽的话。这些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是远隔几千里，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着。远隔几千里，共同唱着《国际歌》！ 徐向前和彭德怀，在电话中约定了：明天，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赤念的渡口相见。地图上标着，那边有一座铁索桥。 漫长的夜，两位红军将领，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张国焘的错误，致使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使四方面军脱离了通南巴苏区。现在红军正在受苦的路上，彭德怀和徐向前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是肯定的：两军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二天，两位红军领导人几乎是同时，来到赤念渡口。维古河还是切断了路，这儿仍没有通行的桥。有座铁索桥是不错，但早已被敌人破坏了。河面上，只横着条溜索，吊着只用竹条编的筐子。附近的老百姓过河，都是坐在筐子里，攀着绳索，慢慢地溜来溜去。参谋人员正有些失望，徐向前总指挥坐进了竹筐。他要溜过去呀！ “不行啊，危险！”有人叫。 “总指挥！你过不去！”警卫员要拦阻。 “不行啊……” 从来不畏难，不怕险的徐向前，一个人坐在竹筐里，两手向前攀着。他是那么稳重，又像很熟练，很快溜到了河上空。咆哮的维古河，在他的脚下奔流。跟随徐总指挥的人员，瞪大眼，看着总指挥的背影。对岸，彭德怀军团长和随行人员，都不知溜过来的是什么人。 徐总指挥稳稳地溜到了对岸。他从竹筐里跳出来，上前握住了彭德怀军团长的手。顿时，两只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徐总指挥，你坐过这玩艺？”彭德怀军团长笑着说。 “是头一次，”徐向前微笑着，“这东西，挺有意思呢！” “真叫人担心！” “是啊，刚坐进去，有点心慌，溜几下就觉得有意思。” 彭德怀和徐向前，肩并着肩，沿着河岸边，漫步走着，谈着。太阳高高地照着维古河，河水泛起浪花，欢快地流着，它像是在唱一支赞美的歌。维古河畔，永远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那次难忘的相会，许多年以后，徐向前还记忆犹新，1956年，他写了一篇小文——《维古河畔》。 在维古河畔，徐向前与彭德怀见面之后，彼此通报情况。 徐向前问到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彭德怀告诉徐向前一些遵义会议的情况。他这才知道，毛泽东又重新参加领导中央红军了。在此以前，徐向前听说，王明等人排斥了毛泽东，毛泽东不管军队，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徐向前向彭德怀说：“我真想见见毛泽东同志！” “你认识他？” “不，我们没见过面。”徐向前想到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在九江、在上海找毛泽东的情形，又想到如今在这茫茫草地与中央红军相会，觉得分外高兴。他虽然未和毛泽东见过面，由于大革命失败那年，那位“交通”给过一张“找毛泽东”的纸条，使他东奔西跑好多天，毛泽东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他心里。 为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泽东，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命令红军指战员把草鞋、毛袜，作为慰问品。仅红31军，一批就送往中央红军衣服500多件，草鞋1400多双，毛袜500多双，毛毯100多条，鞋子、袜底300多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作战，直到7月中旬，才在芦花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 这天，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毛泽东和徐向前头一次握手相会。 毛泽东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 毛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这次会见，像早已安排好的，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五星奖章，授予徐向前，并说明，这奖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同志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央的会议，这奖章一直保存着。毛泽东主席还郑重地讲了一番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屡建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徐向前心中十分感动。他又一次记起1927年在武汉那位“交通”给他的纸条，要他“找毛泽东”。八个年头过去了，今天才在这荒无人迹的茫茫草原上相会。这八年中，徐向前经历了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经历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经历了川陕区的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八年前，徐向前只是武汉军校中的一名少校队长，如今，他成了统帅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八年前，他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时，开始只有两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如今，他统帅着八万多人的红军主力。这八年中，他有无数个胜利的喜悦的日子，也有说不尽的失败的经历。这几年，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对他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心情不愉快。他心中早已暗暗想，见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他要提出请求，希望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徐向前在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中，说出了请求调动工作的话，毛泽东只是微微笑着，其他领导人不语。毛泽东向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还是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好。” 毛泽东仍是微微笑。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于是大家又议了议北上作战的问题，就分手了。 这次相会，使徐向前终生不忘。毛泽东的安详大度，周恩来的敏锐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给徐向前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因为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我们在维古河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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