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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力红军西北会师，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红军这一历史性的举动，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风风火火调兵遣将急下西北。他的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未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老蒋的险恶用心无时无刻不在防备，事事处处都在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中共中央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代表党中央向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其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兰通道地区形成了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 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造船任务由木匠出身的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负责。军令如山，可谓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然而，这个军令意味着什么？徐向前心里明白，要南阻敌攻，西渡黄河，不是件容易事。朱德总司令仿佛看透了徐向前的心思，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操着浓重的四川腔说：“向前同志，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们见到彭德怀同志，就马上和你们联系。”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他的战略意图变成了战役行动，10月16日下达了“追剿”令。18日，国民党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军司令朱绍良颁布《剿匪计划纳要》，扬言“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德）徐（向前）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多善纸上谈兵，得意忘形，朱绍良当然也不例外。 19日，敌总攻开始，20日老蒋亲飞西安督战，野心勃勃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剿灭共匪残余”。敌人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向红四方面军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像一群群饿狼扑向华家岭、界石铺、马营、通渭至静宁的红军阵地。红军将士靠劣势的装备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拼刺刀，展开你死我活的肉搏战。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定西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有不少伤亡。徐向前冷静分析战场形势，发出边打边撤、向会宁一带集中的命令，并利用那里的山丘扼守，既可控制会宁至靖远大道，又可寻机诱歼敌人。战至23日，敌占领了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会宁、界石铺等阵地，但由于徐向前指挥得当，在打中退，在退中打，拳头越收越紧，对进攻之敌的打击仍然是很有张力的。 由于敌人的大举北进，红军西渡黄河的计划必须尽快实施。这时的三十军在李先念、程世才的指挥下，已完成了造船任务。23日子夜，徐向前下达了渡河的命令。渡河地点是早已侦察选定的靖远一带红咀子渡口。黄河流到这里，已改变了旋涡密集、浊浪雷奔的势头，成了一位胸怀坦荡，一身柔情的母亲，河面开阔，水流平稳，两岸是大片大片的梨园。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渡河先遣部队就隐蔽在河东岸的村落和梨园之中。程世才、熊厚发遵照徐向前的命令，指挥二六三团先遣连实施偷渡。该团一营营长赵海丰、三营教导员周纯辉分别充任先遣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他们率领从全团挑选出来的英勇善战又懂水性的战士，在一无声响，二无光亮的情况下，迅速登上16只木船，在夜幕下，飞速向对岸驶去，只用了10多分钟就“抢滩登陆”了，上岸后才发现这是河中的一个沙岛，前面还有河水相隔，如再绕过沙岛登岸，时间已不允许，只好回返，第一次偷渡失败了。 徐向前在指挥所得此报告后，心急如焚，他再次下达命令：分秒必争，另选渡口，请老船工掌船，务必在这一带突破黄河天险。为保障渡河部队安全，他又急令四军、三十一军坚决阻击南敌北进。这时，党中央已获悉蒋介石抵西安督战，连电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率第八十八师和二六三团的干部经精细勘察，选定虎豹口（今河抱口）为渡河点。这里在靖远南20公里，是个老渡口，河东岸山岩峭立，河西岸一片平滩，河面较窄，水流虽急，但只要把稳船舵，渡河是有把握的。 入夜，在大芦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所一片沉寂。徐向前不停地抽着烟袋锅子，红红的烟火像电台的显示灯一样，忽闪忽闪地发出红光，并不断从里面传出丝丝的响声。紧张、期望攫住每个人的心。徐向前在电话机旁踱来踱去，有时竟下意识地抓起听筒，然后又放了回去。子夜，电话铃突然响了，传来了李先念兴奋的报告声：“徐总指挥，三十军先遣连队偷渡成功，后续部队已开始一批批渡过黄河，马家军的河防阵地已被我——突破。”徐向前万分高兴，他放下话筒，用宏亮的声音向通信参谋发出命令： “立即向总部和军委发报！” 红四方面军突破黄河天险，摧垮了马家军的黄河防线，这一胜利的消息，像一把钢刀刺痛了蒋介石的心窝子，刺痛了河西马家军的心窝子。白天，敌人用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封锁河西，可一到夜晚，敌机不敢飞了。敌人不敢出来了，就又成了红军的天下，大小木船和羊皮筏子在河面上穿梭往来，马灯红光闪闪，电筒光柱扫动，河面全部控制在手。27日拂晓，红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胜利渡过黄河，随后，红五军也渡过了黄河。 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的胜利，动摇了甘、宁、青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的统治。他们的“祖业”、“土皇帝”的宝座受到了威胁，一场殊死的决战将在这古战场展开。 初冬的黎明时分，倘若在鄂豫皖，天气是十分清爽的，可在河西地区，已是寒气逼人，风沙扑面。徐向前不顾几天来指挥渡河作战的疲劳，跨上战马，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挥鞭催马驰向一个小山头。他双手举起望远镜，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反复观察扫瞄前面的地形地物地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干涸的河床，荒凉的戈壁滩，枯黄的骆驼刺迎风抖动，像似在求天，又像似在求地，可谁也救不了它们在寒风抽打中死亡的命运。黄河沿岸是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高坡上一道道深深的雨裂沟，像无情的战刀劈开冷血动物干瘦的皮肤，似乎已死亡了数千年。 此情此景，徐向前不由自主地记起在太原国民师范就读时曾学过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鸟飞不下，兽铤之群。……”一阵强劲的寒风袭来，参谋和随行人员用身体围住徐向前。徐总指挥在他们的眼里，是兄长，是师长，是最值得信服的指挥官。徐向前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指着前方。眼前的这片荒凉之地，就是一片古战场。自秦汉以来，中华儿女不分种族，共守疆土，在这里多次打败匈奴的入侵。今天，历史又把共产党人推上了这片战场。他们就是要在这里，同反动军阀马家军作战，杀出一条路，接通苏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 渡河后的三个军共21800人。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敌人展开了进攻。战役的第一个目标，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大门和通道。第二个目标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夺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红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以三十军为前卫军，猛打猛进，抢占一座山、五佛寺地区，控制五佛寺渡口；以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面的援敌；以五军殿后，驻三角城休整和看守船只，警戒兰州方向的来援之敌；总指挥部、总直机关和医院、妇女团等居中。总指挥所开设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的赵家水。战斗一打响，龟缩在一条山村寨的马家军猝不及防，很快被勇猛冲杀在前的三十军先头部队消灭。继而红军攻克距一条山15公里的五佛寺，控制了那里的渡口和船只。九军在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的指挥下，也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敌，并将锁罕堡守敌5600多人包围起来。河西部队首战告捷，打得顺手，为开展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场就像是一个“万花筒”，只要轻轻一转动，就会带来千变万化。留在河东的部队在敌人强大压力下，原定在海原、打拉池一线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未能实现，可能与敌成相持状态。这一情势，意味着宁夏战役计划已不能按计划实现。甚至有流产的可能。徐向前对此深感焦虑不安。他同陈昌浩分析研究了面临的困难和对策：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至四天的干粮，此地人烟稀少，缺粮缺水，决非大军久留之地；敌我态势对我亦极为不利，我军三面临敌，背水作战；敌人多为骑兵，来得快，打得快，撤得快，我军势必被动挨打；部队如单独北进定远营，腾格尔大沙漠很难通过，而孤军深入此地也有极大危险。 徐向前和陈昌浩根据以上分析决定：一面令各部队在现地待命、构筑工事，准备迎击马家军的反扑，一面向军委详陈面临的困情，建议河东部队力争按原计划渡河，进行宁夏战役。倘若此计不成，则河西部队准备向凉州、大靖、古浪、永登一线发展，伺机配合河东部队进宁南或打通远方。请军委早日明确河西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正当徐向前、陈昌浩电请中央军委之时，马步芳、马步青这两个同胞手足已调集五个步骑旅赶到一条山地区，统由马元海指挥，向九军、三十军阵地实施反扑。徐向前在指挥所一边仔细观察研究作战部门送来的敌战态势要图，一面拿起电话，向九军和三十军发布命令：“坚决顶住，不得丢失阵地。”坚守一条山村寨的是三十军的3个团，深知徐总指挥命令的份量，他们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组织指挥下，沉着应战，巧妙抗击，英勇拼杀，利用土坑、土围子等地形地物，与敌作战。在一条山以南，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两千多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寨子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仅有的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李先念派八十八师熊厚发师长率部分兵力向南出击，救出了政治部的人员。11月3日，九军将马步青的600多人紧紧包围在锁罕堡，经一再争取，被困马家军表示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出部分粮食后被放回凉州。经四天激战，红三十军、九军共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延祥以下千余人，狠狠打击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被迫停止了向红军阵地的进攻。 11月3日22时，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发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通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及陈云来电内容，说苏联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可否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并要求徐、陈“率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11月4日早晨8时，徐向前、陈昌浩就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给朱德、张国焘发报：“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咀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电示精神，连夜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电报中央军委，这一计划的“纲领”是：“我四方面军西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对内动员中心口中：‘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争取西北国防政府之实现’，‘猛烈扩大红军，武装保卫西北’，‘联合回民、蒙民共卫西北’，‘配合一、二方面军，直接准备对日本军作战。’”11月8日，徐向前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与此同时，中央及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地区和神木、府谷地区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时限为一年。对如此重大变动，徐向前、陈昌浩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他们知道的和急待执行的是实现《平大古浪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平番、大靖、古浪和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段，明长城遗址的南侧，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就经过这些要塞重镇。在历史的长卷上，这里描绘了东西方的友谊，也洒下了战乱的鲜血。 徐向前指挥红军，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兵分左右向古浪前进。 入冬的河西走廊，寒风卷起沙土像一条条无形的皮鞭，抽打着衣衫褴褛，赤脚穿着草鞋的红军将士们。这支曾经三过草地的红军如今虽已疲惫不堪，仍是满怀着新的希望，去打通远方的“国际路线”。 右路军前进至大靖地域，太阳已经落山，夜幕笼罩着大地。指挥所电台机要人员给徐向前、陈昌浩送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由于河东未能战胜敌军，妨碍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正在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与西路军暂时隔离着，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根据电报精神，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议题的焦点是西进还是东返？徐向前坐在马灯前，随着忽闪忽闪的灯光，不紧不慢地讲述自己的意见，他说：我看西进新疆是完全必要的。第一，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没有靠背，我们的“腰”就容易酸痛；第二，能拿到苏联援助我们的抗日武器；第三，经过补给武器装备的红军再回过头来打到马家军，易如反掌；第四，红军的行动与作战都是相互联系的，此举可以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第五，相比之下，东返要比西进困难更大。……西路军的将领们对徐向前的发言十分信服，就是有最后决定权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也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于是，会议作出了西进的决定，并急电告中央： 一、毛周真十一时电悉。此方详情今望电报总部。指挥部直、五军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靖城只马步青部、祁旅残部，现时未进行战斗，正办外交中。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军主力位于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二、马步芳部（政王廖）五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一已受我打击，与我历次战斗中伤亡约在一千五百以上。其寺儿滩、景泰两处遗弃伤兵实数约九百，但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汉人。对马步青部应用统一战线初有成绩，正加紧进行中。 三、我们过河后，共十余战斗，颇激烈，共伤亡约千人，弹消耗甚多。前昨两日因过荒冷地区落伍较多，现十分之八已归队。 四、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根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五、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造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 六、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 七、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有提议，对西路军行动，望常详细指示，并常告各方情况。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 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 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徐向前得到中央如此明确的复电，进一步增强了西进必胜信心，立即将部署作了调整，在西进的大方向上，三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手妙仗。13日，九军攻克古浪城，马家军风风火火急驰古浪救驾。三十军来个“时间差”，乘虚向西跃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当时，不学无术的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有将缺兵，吓得他脸都白了，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用钱雇百姓登城，点无数盏灯笼火把，虚张声势，唱起“马氏”“空城计”，当得知红军围城不攻城，只是借路西行打通抗日路线，才解除这场虚惊。18日三十军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段，为全军西进开辟了通道。此时五军又来一个大踏步跟进，接替了三十军防务。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打仗也是如此。正当西路军盛势西进之时，一着不慎，九军在古浪吃了个败仗，给整个战局蒙上了一层阴影。 古浪南北两侧是高山险石，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为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城西则无险可守，一道平川，直下凉州。按说红军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是不该吃败仗的，但由于九军最初防御作战准备不足，麻痹轻敌，在敌人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的优势兵力轮番攻击面前，又有些慌，仓促应战，死打硬拼，在血战三昼夜，敌我双方各伤亡2000余人的情况下，徐向前急令三十军派出部队增援，九军才突破敌人包围。这场战斗，使九军减员三分之一，军参谋长陈伯犀、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基层干部伤亡就更为严重。为此，陈昌浩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整顿，徐向前令三十军在四十里铺阻敌，置九军于二线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恢复战力，以利西征。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11月19日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陈昌浩一边看电报，一边说：“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 徐向前听罢，用力磕去烟袋锅子里的烟灰，语重心长地说：“昌浩同志，现在可要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一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这些都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看看敌我力量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看还是大家好好讨论讨论吧！” 陈昌浩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仍漫不经心地说：“还讨论什么？现在形势已经好了，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 徐向前再也捺不住了，豁地站起来，异常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可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他边说边伸出双手，掰着手指，“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待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夜更深了，寒风更猛了，吹得土房的纸窗呼呼作响，徐陈二位时而争吵，时而沉默，陈昌洁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昏头胀脑。陈昌浩找了军政委员会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休。 两位主官带着分歧，带着气愤，于11月21日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军的行动方针，24日的电文写道：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城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药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 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长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击敌。 在事实面前，陈昌浩也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前途的危难，他拿起笔，在这封电报上诚心诚意地签上“同意”二字。 11月25日，中央对徐向前亲笔起草的电报发来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并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12月12日，“西安事件”发生不久，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领安西，“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份夺取甘、肃二州。”徐陈接此电报后，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进： 这时，张学良向共产党建议，要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 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西路军领导人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同时又指出“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决定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向前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指挥员，他在组织上是绝对服从的，于是连夜调动部队，准备东进作战。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上路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军委主席团急电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此时，极不平凡的1936年就剩下最后6天了。寒冬给河西走廊换上了银装，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呵气成霜、滴水成冰。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撤离永凉，开始西进。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停下来，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骨寒”的河西大舞台上，他们唱起了“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等也都出现在篝火旁，同红军战士们共同欢乐。可谁料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等待他们的却是继续苦战，流血和失散。 1937年1月初，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可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到南京时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 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 1月7、8两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陈昌浩建议四军、三十一军西渡黄河来援，未被批准。他们对军委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然而，得到的回答是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以个人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复电，他一反过去在长征路上同中央闹分裂的常态，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徐向前、陈昌浩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已明明白白地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九军、三十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五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五军的将士们在无电台与总指挥部联系的情况下，同当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经血战一周，在大量杀敌的同时，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徐向前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后，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但受到敌人优势与我军骑兵拦击，又是一场大血战，全师官兵用马枪马刀与敌拼杀，最后大部伤亡。 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永久存放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的一张照片，是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他们是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在高台县人民政府中的一株老槐树下，留给后人一副壮烈的画面：马家军曾凶狠地将一名坚贞不屈的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如今，人们称誉这棵根深叶茂的粗壮槐树为“红军树”。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机关干部、直属分队，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单薄的力量，同骠悍的马家军厮杀，经连续三天血战，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此时的西路军已由过河时的2．18万人，减至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这里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余，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红军到后，群众由害怕逃走，到亲亲热热地返回，一时间，这里成了一片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晚了，实在晚了。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家军就从窘境中彻底解脱出来。这群“野马”挥舞战刀、甩鞭狂奔，狰狞狂笑，就像是一群吃人的恶魔。他们在连连得手后，庆祝“胜利”，给蒋介石发电“邀功”，集中优于西路军的重兵民团、围追西路军不放，声嘶力竭地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到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西路军在这块弹丸之地，以寡敌众，同敌人血战40天，“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这是中国西部天边的“圣火”，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的“圣火”。西路军的勇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块与敌人死拼。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在房顶上指挥战斗，他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他毫无畏惧，用身先士卒的气概，激励指战员们英勇杀敌。 战至2月中旬，先后打退敌人向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仅在这一处战场上，就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了。2月24日，西路军在血战中，给中央军委发去了再次求援的电报：“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也不可能”，“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又经过七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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