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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既善于领兵南征北战，又善于开创新局面。冀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由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调徐向前、朱瑞等赴山东领导抗日工作。1939年6月7日他告别冀南，向齐鲁大地进发。 山东省素称齐鲁大地，位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之水由此放慢了流速，浩浩荡荡，注入黄海。它是联结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代，它是齐、鲁建都立业，振国兴邦之地，也是孔孟之说的源头，中华文明摇篮之一。 徐向前对派他到这一地区领导抗日战争，既感到巨大的压力，又充满必胜的信心。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数月。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战略进攻的侵华日军，将参加武汉会战的重兵大部回调，调集多路部队“归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实现其“确保占领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向日寇投降的危险倾向越来越严重，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日趋公开化。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十余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抗衡。沈鸿烈公然提出“统一划分防线”、“统一行政、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的所谓政令，限定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纵队只能在泰安、徂徕山以南、腾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妄图将八路军驱入敌伪兵力集中的腾县、宁阳、泗水一线，达到削弱和消灭八路军的罪恶目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直接令山东纵队调往北宁路作战，限制八路军向南发展，以防同新四军联成一片。 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急需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夏，齐鲁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4万余人；二是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创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控制了15个县的地域，兵力2万多人； 三是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五团。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与地方武装合编后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兵力8000人左右。徐向前清楚地理解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他和朱瑞到山东，担子是重的，斗争将是极为复杂的。 6月初的冀南平原，麦香味掺杂着战争的硝烟，一起冲入人的肺腑。徐向前告别这块希望的田野，战斗的田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田野，带着一支警卫小分队、一匹马、一辆自行车，踏上了新的征程。在馆陶，他与朱瑞会合。朱瑞从山西来，带着100多名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有王建安、罗舜初、袁也列、徐黎平、谢有法、刘志超、李竹如等同志，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洗礼，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听说跟徐向前、朱瑞去山东，个个都兴高采烈。 行军途中，徐向前有时骑马，有时骑那辆德国造的自行车。自行车在今天，连五六岁的孩子都会骑，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挺稀罕的洋玩艺儿。八路军干部会骑马，但会骑自行车的很少。同行的干部战士看看徐向前灵活自由地骑着车子跑，感到很新鲜，有的干部也想试试，不是上不去，就是连人带车甩倒路旁。有的自我解嘲说：“这洋骡不好骑，还是骑马好”。 徐向前笑笑说：“征服它并不难，只要你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你就自由了。”他们走梁山、勒口、泗皋、在泰安以南经过津浦路，经西石莱、东石莱、白马关，于6月29日进入沂蒙山区的代庄。 沂蒙山区因沂山、蒙山、沂河像兄弟姐妹一样汇合在一地而得名。它位于山东中南部，与苏北接壤。别看这里历来贫困，困境也能出文韬武略之才。荀况、诸葛亮、三羲之、刘勰、颜真卿等著名历史人物，就曾出生在这里或在这里一展风采。历史的长河流入1939年，这里又成了齐鲁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个重要战场，徐向前成了这里指挥抗战的主将。 代庄是在孟良崮西南的一个小庄。退可上山，出可上路，是战争年代很好的指挥所。徐向前、朱瑞到这里第二天，就会见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领导人。徐向前坐在一张旧“太师椅”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汇报和同志们亲切交谈。他虽是初到山东，但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是一无所知。一年以前，他就参与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南宫，他曾两次邀见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鲁西北的著名爱国人士范筑先，同他建立联合战线，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联成一片。徐向前在一次欢迎范筑先的大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范筑先在致答词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 向徐向前汇报工作的张经武、黎玉，1938年8月奉命离开延安，带160多名干部到山东开创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经冀南到徐向前的指挥部。徐向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心眼里赞成，他在南宫同张、黎交换了意见，对山东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抽调一个营的兵力跟随他们去开展斗争。 冀鲁边的根据地建设，是山东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凝聚着徐向前的心血。1938年5月，徐向前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与陈再道、宋任穷提出了组织一个纵队挺进胶济路南活动的方案，得到了刘伯承的赞同，后改为出兵冀鲁边，徐向前和当时任冀鲁豫省委书记的李菁玉研究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马国瑞率曾国华、孙继光两支队出兵天津以南、回归黄河故道以北的地域。徐向前为马国瑞送行时说：“你带五支队和津浦支队到冀鲁边一带，开辟冀鲁边区的工作。战略上以乐陵为中心，先向北发展，建立津南政权，然后向南发展，搞黄河以北的鲁北一带，与清可区打通。” 8月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10日、18日，山东《大众日报》两次刊登徐向前、朱瑞的就职通电： 案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委令开兹委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第八路军各部队，等因奉此，遂于七月中进抵鲁南就职视事。自维轻材，难膺重寄，绠短汲深，每虞殒越，惟了兹国难，只有勉竭驽骀，在总司令于、副总司令沈、韩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奋斗到底。敬恳时赐南针，以匡不逮，谨电奉闻，伫候明教。 通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政界、军界乃至民间的重视。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之为“徐向前部”。 在徐向前等人来山东之前，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曾一度影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退让太多，诸如：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取消了北海行政会署及北海银行；没能像冀南那样，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逃跑时委任自己的专员、县长和区长，有的即便委托一时，后又被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一下撤换；对顽固派以至汉奸的进攻，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还击。如此这般软弱，使山东根据地与抗战曾一度受到挫折，党中央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领导，被动局面已开始好转，徐向前和朱瑞的任职，又是一个实际动作。 一踏上齐鲁大地，徐向前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他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陕边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块自己的天下，所谓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可眼下，国民党政府不给八路军粮秣弹药，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都成了问题，连徐向前吃饭都受到威胁。一次他到部队开会回来，肚子饿了竟没有饭吃。他苦笑着对身边人员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只能自己解决喽！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不行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徐向前熟读兵书，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世根底，思想倾向，性格习惯也摸得一清二楚。他深知，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就要对国民党的将领于学忠和沈鸿烈采取一拉一打的不同方针。 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山东蓬莱人，清朝末年考中秀才。北洋军阀时期，他先在吴佩孚手下当官，后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当过师长、军长和临绥驻军司令。蒋介石曾多次派人暗中拉他脱离东北军，他不干。“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于学忠暗中坚决支持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对蒋关押张学良不满，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张学良的忠心，把少帅骑过的马养在身边，自己不骑，也不准别人骑。笔者的祖父马海洲曾是张作霖之子的军马官，也讲过这个故事。于学忠虽然对蒋介石不“忠”，对共产党也不“热”，还领兵打过红军，骂过共产党。因国共合作了，使他很尴尬，不得不奉行：“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哲学。 八路军要在山东建立政权，首先要从上层做于学忠的工作。于是，徐向前登门去拜访。于学忠把徐向前作为贵宾接待。 只是一谈到八路军的供给等问题，于学忠就板下脸。他说：“徐司令，我的处境也不好啊！”徐向前说：“于司令，我们八路军在山东抗日，可国民党却不给我们武器装备和薪饷。要打鬼子，打汉奸，我们共产党人没人民政权，没稳定的根据地不行！”一谈到“政权”二字，就像拨动了于学忠的神经。对此他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 八路军是军队，不搞政权也可抗战呀。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哩！”徐向前进一步说：“我们的部队抗战得吃饭，没有自己的政权就没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 于学忠很敬重徐向前。又是初次相会，不好把关系搞僵。 表面上友好，实际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最后于学忠提出，八路军搞政权，要合乎法律，要经省政府核准与委任。徐向前诙谐地说：“于司令，我赞成你说的前半句话，我们八路军一定要搞政权，后半句话就不好办了，你还不清楚？要合乎蒋委员长的法律，要省府批准，我们的军队早就不存在了！” 徐向前和于学忠谈判之后，随即发电延安，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他写道：于学忠对我提出的一般问题经解释后，尚不坏，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但思想太旧。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 沈鸿烈何许人也？此人出生湖北天门县，18岁中秀才，1906年春考入日本海军学校，为第二期学员，1927年7月张作霖委任他为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任海军上将副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时，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日军在青岛登陆时，他不战而逃，跑得比韩复榘还快还远。 可他很会脱身。古代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说，而他来了个“百步告五十步”的刁状。据说蒋介石杀韩复榘，与沈鸿烈告状有关；又据说，他因告状有功，当上了苏鲁战区副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此人打日本鬼子外行，反共产党内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见人就捉，动不动就杀。他扬言：“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徐向前在冀南时，曾会见过他，对他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人数，活动范围给予坚决驳斥。徐向前告诉他：“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队加以限制吧！” 徐向前到山东后，采取的方针是：稳住于学忠，狠狠打击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坚定发展人民政权。到1940年底，县政权发展到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十四个专署，250多个区政权。有了政权，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切，无不惊呼：“共产党徐向前厉害呀！” 四十多年后，徐向前在回顾山东抗日政权建设时，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建立政权，采取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我抗日根据地内或条件具备的地方，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级政权机构。雷厉风行，发号施令，行使职权。那时还不叫“三三制”，但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光是共产党员、工农和群众代表，还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所以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 山东是著名的齐鲁之邦、孔孟之乡，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且不说交通发达的城镇，就是穷乡僻壤间，也不乏书香门第，差不多每个区乡，都有举人、秀才、教师、医生等人物。还有些是从大城市跑来根据地抗日的作家、记者、学者、社会名流等。他们多数有爱国思想，拥护八路军抗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又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对我们有好处。 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塌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区。 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那些国民党县、区镇长大摇大摆地回来，没有人买他们的帐，只得夹着尾巴溜掉。这类地区的政权建立工作粗糙些，形势逼出来的，当然要做许多善后工作，逐步调理和巩固。到1940年3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有40多个；年底，发展到90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由进步人士范明枢任议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抗日“老寿星”，年近八旬，仍不辞辛劳，为抗日事业忙碌奔波。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新局面。在扩大兵员上，通过深入宣传、拥军优属等活动，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形成了参军、拥军的热潮。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按计划供应和调援，初步改变了过去“走到哪村吃哪村”的状况。在土地政策上，贯彻减租减息、低利借贷，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抢种抢收，多打粮食，支援抗战，改善生活。在财改上，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按照累进税原则，征收必要的税款；发行货币，抵制伪币，流通金融，繁荣商业；开源节流，利用各地的资源，多办些小型矿业、工厂、手工业生产，严禁贪污浪费。在地方武装工作上，各县均组织自卫团，发展区、乡、村的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双方经常拉锯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 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逐步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我们过铁路，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安全通过。我们在村子里吃住，他好好招待一番。临走时，部队才派人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造就的一种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不甘心当亡国奴，有套应付复杂局面的本领。当然，关键在于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有实力，又有正确的政策，因而才能吸引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变成对抗日有用的力量。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1939年日军对鲁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团体”取而代之。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及时提出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徐向前深知毛泽东的部署，为达此目标，他和朱瑞、罗荣桓、张经武、黎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第一，抓部队质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大部分干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军政素质、管理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由于新成份大量涌入，条件艰苦、战斗频繁，也使部队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山东纵队是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部队扩充快与干部培养训练跟不上的矛盾比较突出，在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徐向前明确提出：“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必须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第二，强化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徐向前本人是教书先生出身，深知教育的重要。他积极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培训队，办干部培训班。从上到下层层办学。还选调一批干部到抗大山东分校深造，分别对在职的团以上干部和营以下干部提出学习的课题和规划，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干部的必学内容。 第三，为促进山东两支主力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采取了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第一一五师2000多名战斗骨干调到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为保证第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两支部队互相交流，并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达到了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同战斗的目的。 第四，造成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气势。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择手段地在各地扩展实力，短短几个月，就在山东拉起民团、游击军之类五花八门的队伍达10万之众，为积极反共做准备。徐向前对此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八路军和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另一方面注意争取和收编愿意抗战的杂牌武装，在人力上与国民党“拔河”，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万人猛增到5．1万人，第一一五师1940年初为5．8万人，到9月份就发展到7万多人。 第五，对山东纵队实施整编整训。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可谓迈开了正规化的步伐。 第六，千方百计改善八路军的物资供给。除向前刚到山东时，由于政权建设是个薄弱的环节，7万大军的物资供给极匮乏。后来，由于有了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筹粮、筹款、做军衣做军鞋支援八路军，供给比过去改善了。但当徐向前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宁愿吃糠、吃野菜糊糊也要保证部队供应时，他为山东的百姓的精神感动了，他号召部队：不能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地取之于敌。 由于徐向前等领导人对山东部队的质量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这支部队实践了他们提出的“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的响亮口号。民主政权的巩固，武装力量的壮大，为粉碎日寇的“新扫荡”奠定了必胜的保障。所谓“新扫荡”，是与日军战略进攻时的“扫荡”比较而言的，徐向前将其特点概括为： 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扫荡”是不平衡的； 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徐向前指挥部队采取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和伏击战等灵活多样的战术手段，狠狠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孙祖战斗就是生动的一例。 1940年3月14日，敌据点铜井有从沂水、莒县方面增来之敌，朱位也有增敌。铜井之敌当夜幕降临后开始向依汶出动，朱位之敌附之南下，占岸堤，袭击我沂水五区区政府和游击队后，折而东进，铜井故占依汶，袭击安保庄后，两路敌人约400余人于15日上午10时在牛王庙会合休息。徐向前一面分析送来的敌情报告，一面注视作战地图，认为敌人下一步可能继续向岱庄、孙祖“扫荡”，尔后再转回铜井据点。徐向前认定这是一次伏击歼敌的极好时机，于是星夜调第二支队一部北上，同时集中了第五支队的交通营，在兵力上形成了优势，埋伏地点选在孙祖与铁峪一带。16日战斗打响，经两昼夜的游击战，共毙伤日军二百余人，缴获一批马匹、车辆和武器弹药，打了一个胜仗。 类似孙祖这样的战斗打了多次，诸如：1939年6月的苒山战斗；1939年7月的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8月的梁山伏击战；1939年9月的冶源战斗；1939年10月的五井战斗； 1939年11月的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的总破袭战；1940年3月的白彦战斗；1940年4月的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等。至于零星战斗几乎天天都在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多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万名，伪军2．5万余名，破坏公路1．2万公里，铁路500公里，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舰一艘、汽艇7只，击毁汽车86辆、火车头36个、列车车厢162节。这些胜利显示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的“新扫荡”屡遭惨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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