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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重庆新闻界就对《新民报》的阵容之盛，投以艳羡的眼光，张恨水是老报人，比赵超构年长十六岁，既是享有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又是前辈老大哥；张慧剑长赵四岁，素有“副刊圣手”之称，编过《东南日报》、《时事新报》、《前线日报》和南京《朝报》的副刊，无不脍炙人口；张友鸾比赵年长六岁，二十岁就做《世界日报》总编辑，又是《新民报》南京初创期的第一任总编辑。是他，规划了编辑方针和版面别具风格的新模式。这三张加上一个青年有为的赵超构，《新民报》如虎添翼。“三张一赵”聚于一报，传为战时大后方新闻界盛事。陈铭德听了，得意之至。 再说那位《朝报》老板王公，他辗转西行，《朝报》一度打算在重庆复刊，看了人家猛将如云，资力雄厚，自己难以匹敌，只得经武汉、重庆去了昆明，第二年冬天《朝报》才勉强复刊。这时赵超构和张慧剑都已加入重庆《新民报》，成为台柱。 王公再三向他们致意，说《朝报》还是希望他们回去帮忙。王公表示，愿意出二倍三倍的高薪，重金礼聘。但都被张赵二人婉言辞谢，只答应以后还是常常为《朝报》撰稿，代为义务推销。赵标生随同军委会机关在重庆任职，自然也不愿意儿子远离他去。这样，与《朝报》的关系也就断了。《朝报》后来是自行停刊的。 武汉失守之后，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开始。英美等国的政府，一面希望中国抗战，反对日本扩张，并从物资上给中国某些援助；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有利于自己或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他们在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旧秩序。他们推行了所谓“东方慕尼黑”政策，不时对国民党劝降。国民党政府从1938年10月之后，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压制救亡运动，箝制舆论，响应日方的诱降活动，希望通过国际干预，实现中日和平相处。汉奸汪精卫，也向蒋介石劝降，表示愿意“同心戮力，反共救国”。从此政治局面沉闷，腐化之风弥漫，重庆真成了“雾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侵略者、汪伪军配合国民党军，不时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和湖南平江惨案。同时，又出动飞机频频轰炸重庆和大后方城镇。每天轰炸重庆的飞机由最初的几架增加到几十架次，有时多达二三百架次。困扰得重庆和大后方城乡居民，要日日夜夜“跑警报”，躲避敌机空袭。1939年“五三”“五四”两日的大轰炸，达到了高潮。那一次轰炸，重庆各报都被迫停刊，采取紧急措施，纷纷向郊区疏散。从5月6日起，《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扫荡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蜀报》、《西南日报》等十报，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编辑部暂设《时事新报》馆。联合版没有统一的评论，新闻只用中央通讯社统发稿，赵超构被安排在副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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