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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涉大洋再来华，驻军天津十五团。 1923年7月，史迪威进了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美国陆军本宁堡步兵学校。到这个学校进修步兵课程，是史迪威自己提出的要求。这个步校每期接纳250名陆军军官，分别在普通班和高级班学习。校长布赖恩特·韦尔斯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欧洲远征军第4军参谋长，是史迪威的老上司。他非常赏识史迪威的军事才干、刚直性格和高度的责任心。史迪威在步校高级班学习一年毕业后，便担任了辅助校长工作的助理执行官。1925年，史迪威又以优秀毕业生资格，转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和参谋学院继续深造。按陆军部的规定，只有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军官，才有可能升任高级指挥官。 利文沃思军校教授的主要课程，是指挥官接受作战任务后的职责。包括：对任务的说明，对敌情的分析，战术选择，制定方案，实施计划及其讲解、制图，进行野外演习等等。此外，还有战时动员、部队调动、行军、救援、供应、侦察、防卫措施、阻滞作战、撤退、改变方向、追击等等。课程繁琐，要求严格，学员们只有拼命苦干才能应付。由于学员精神压力过重，学员队曾发生过几次自杀事件。 史迪威进西点军校时是年岁最小的学员，现在他成了学校中年龄最大的学员。许是实际工作磨练了他，他认为不值得去拼命拿好成绩，达到毕业水准就够了。所以，他晚上照常是10点钟睡觉，绝不像许多人那样学习到深夜或凌晨。班上最用功的是西点军校1915年级学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毕业时他名列第一。史迪威毕业时，校长在他的成绩簿上的批语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法国参谋学院在西方军界名声最显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史迫威就向往去那里学习，在利文沃思军校学习期间，他又为此提出了申请。然而申请获准之后，他得知有重返中国的机会，便毅然改变初衷而积极活动到中国去。尽管这次不是去北京公使馆任武官，而是去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任营氏，他也十分高兴。妻于威妮和孩子们更是喜出望外，好像中国是他们的故乡。 史迪威急于要见到去中国的调令，三番五次发信询问在陆军部工作的同学惠普尔。惠普尔回信说：“你简直是一个杰出的中国人，是担任这个战斗部队军官的最合格的人选。”但史迪威仍不放心，又发电报去催。惠普尔回信宽慰他：“放心！别人得不到这个职位，那些背后有参议员支持的家伙，谁都没有你的条件合适。你要随时准备出发。”果然，在学期结束前调令下达了。史迪威一家到卡梅尔度过暑假之后，于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坐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威妮和孩子们都有一种即将回家的心情。 到中国了！和1920年到中国一样，是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史迪威一家要在有英、美、法、日、俄、德、意、比、奥等九国租界的天津市住下来。 天津的外国租界不但最多，而且面积也最大，共占地23350.5亩，是清政府所辖天津城区面积的8倍。从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起，这里就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华北的立足点，控制了天津最好的地段以及铁路与海河的交通要道。天津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 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的兵营，设在九国租界的中心，是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前边有一个练兵场，面积约三四千亩，相当于美国大城市的一个街区，通常称为“美国大院”。大院里除了营房外，还有军人医院、军人俱乐部、娱乐厅等。娱乐厅里每周上映三四部美国影片，展示美国的新潮流、新时尚。 史迪威从未到过天津，以为天津也是北京那样富有中国古老文明色彩的城市。事实却相反，这叫他非常失望。原来那些和北京一样的街道、民房，早已在26年前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夷为平地了。代之而起的是些英国旧时代那种沉闷的西方式建筑物，根本找不到北京那种四合院式的平房宅院。他无可奈何，只好住进英国租界赛马路24号院里一座备有笨重家具的三层楼房，全家人为此都不高兴。 史迪威到职时，英国租界最大，占地6149亩，日本租界也很大，占地2150亩，美国于1860年攫取过130亩租界，后来并入了英国租界，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却把德国1900年攫取的4200亩租界的大部分据为己有。这本应是归还中国的土地，如今却成了美国的租界和兵营。 天津的租界也和上海一样，行政权不在中国手里，由英国派出的印度锡克人当警察，管理租界的主要街道。史迪威到这里时，以德皇凯撒·威廉命名的大街，已改为用美国总统命名的伍德罗·威尔逊大街。英国祖界叫维多利亚路，法国租界是法兰西大街，意大利租界叫意大利街。九国租界严然是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缩影。 驻九国租界中心的第15步兵团，是1900年为同“义和拳”作战由菲律宾调来的，1900年辛亥革命后增兵至两个营。第15团的另一个营仍留在菲律宾。在天津的两个营约有50名军官，800名士兵，比英法两国的驻兵少一点，和日本驻屯军人数相仿。 第15团的代号是“胜任”，意思是有能力执行美国在华职责。在唐山，有该团的一个警备分队‘负责保卫奉（天）（北）京铁路线上的修理所；在山海关有一个夏季训练营地；还有一支由团里当过骑兵的军人组成的骑兵巡逻队。全团都雇用中国“苦力”干活。每个连的仆役头都穿蓝色布长衫，头戴黑瓜皮帽。在美国兵进行野外练习时，苦力为军官搭帐篷，进餐时在旁边侍候，于各种体力活，甚至为官兵擦枪。美军的日常生活很糜烂，士兵延期服役的人多，寻花问柳的多。驻华美军司令卡斯特纳将军常对此大发脾气。他向陆军部报告说：这里的女人、酒和毒品便宜得很，只要花几美分就可以弄到。为了压低兵营的性病发病率和死于非命，他要第15团在酒店、妓院晚间关门时，雇用中国的黄包车，免费把士兵拉回兵营。 第15步兵团的军官们穿军装而不带武器时，大多手持团里特制的马鞭或轻便的短手杖，史迪威对此非常反感。无论在香港见到英国军官手持此物，还是在欧洲战场上见到法、英指挥官手持此物，他都立即无名火起，厌恶、咒骂这种凌驾常人之上的举止。 史迪威高兴的是，这个团的军官和上士值勤时都佩带指挥刀，他以为这才像个军官的样子。还有，为了鼓励团结和“团队精神”，人们常常进行礼节性拜访；每逢5月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要为在华阵亡将士扫墓，表示美国不会忘怀亡命海外的人。 第15步兵团的职责，最初是保护北京公使馆人员，系公使馆的一个下属单位，但指挥关系仍属陆军部。1922年，由于美国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的统治地位较稳定，步兵团曾划归国务院管辖，接受的命令是避免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不介入中国争端，不妨碍中国内政。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和史迪威相识的冯玉祥将军联合皖、奉两系，打败吴佩孚，率国民军由河南北上，夺下京、津、保地区，发动了北京政变，推倒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帝博仪出紫禁城，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但就在此时，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签订的拥孙北上主政、奉军不进关的协议，勾结段祺瑞逼冯引退。于是，中国北方又处于新的激烈动荡中。 这期间，第15步兵团的老团长已奉召回国，同史迪威相识的马歇尔，带着妻子莉莉和岳母到达天津。由于新团长尚未到任，团里的军务便由马歇尔中校主持，名称是团执行长。这是马歇尔生平第一次统领一个团，而且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危机和动乱。 为了防范意外，便于军事行动，马歇尔在兵营里组织学习基础汉语口语。这对于军官是强制性的，士兵则自愿参加。马歇尔和官兵们一起学习，而且达到了熟练程度。学习结束，进行了考试，合格者，佩带的蓝底袖章当中写上一个红色的“中”字。这个“中”字，一来是中国的字头，二来表示合格者可起‘”中坚”作用。 马歇尔陷入的严重“危机”，是不足800人的步兵团面临10来万败兵的冲击。当时，有消息说，吴佩孚的队伍被赶出了北京，很快会到达天津，可能要抢占铁路、仓库、车场和机车。第15步兵团奉命进入戒备状态，任务是固守铁路，一旦遭到败兵骚扰时进行自卫，但尽可能不开枪。到11月末，10来万败军果真涌来了，徒步的，骑马的，骑骡子、毛驴的，混乱不堪。他们大都饥肠辘辘，衣衫褴楼，而且疲惫、惊恐、绝望、暴躁。他们虽无粮草，但枪支弹药齐全，大有抢劫商民之势。一些商民代表找到兵营，请美军出兵保护，马歇尔接受了请求。他派人从团的给养库和城中的粮店收集起一批粮食，赶制熟食，然后派出部队在天津郊外各要路口、车站、码头设岗，每处1名下士、5名士兵镇守，外加一些中国人从旁协助，向败兵们供应大饼、馒头、米粥、熬白菜、茶水等，但队伍必须把武器留下，作为交换条件。 马歇尔告诉下士们：“要讲清楚，他们交枪，我们给饭，不交枪，就别想吃饭。” 这样一来，尽管在数量上中国兵和美国兵相差十分悬殊，但公平交易，合乎情理，加上美国兵的威仪和高傲自信的神气，确实把败兵们唬住了，没有人再敢带枪进城或进村了。 1924年11月，皖系军阀段棋瑞再次在北京执政，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紧接着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工人运动。香港25万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开始了为时两年多的大罢工。夏天，张作霖又要武力统一全国，奉军沿津浦线直扑上海。日本由东北而华北不断扩张势力，第15步兵团的行动范围在进一步缩小。有一天，奉军12000人正开往市郊的美军禁区，马歇尔中校要李奇微上尉（后为美国四星上将，曾指挥美军在朝鲜作战）带上必要的兵力出城，用“虚张声势”的办法，向奉军提出警告，但他嘱咐，绝对不许开枪！李奇微鉴于有诸多限制，担心去人多了会引出麻烦，所以只选了两个精明强干的士兵骑马出城，尾随奉军，摆出监视其行踪的架式，如此整整一天，终于使奉军改变了行进方向，李奇微胜利而归。 由于步兵团处于这样一种危险境地，前驻华美军司令威廉·D·康纳将军回国前，曾向陆军部建议：将第15步兵团调出中国。康纳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工兵部队的谋士之一。他提出这个建议，是对中国局势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增长，外国驻军不撤走，只会引发这种精神持续增长；在军阀混战中，第15团好不容易才避免了卷进冲突，再继续呆下去，是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撤离天津才是明智的。陆军部同意他的看法，并及时同国务院和北京公使馆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未能做出决定。因此，第15步兵团在天津又驻扎了长达12年之久，直到1938年平津完全被日军占领之后，才不得不撤离天津。 执行团长马歇尔很高兴史迪威到这个团来工作。他们在欧洲远征军共过事，彼此相知。马歇尔比史迪威年长两三岁，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给名将潘兴当了6年助手，在陆军中很有些名气。他待人谦恭、严谨，不论和谁谈话结束，都说一句：“非常感谢。”人们把他看作是潘兴的门徒。团里的士兵们说他是“整个陆军中军人气派最足的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他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 史迪威到团里没几天便去马歇尔家拜访。过了一周又接受了马歇尔夫妇的专门宴请。有些军官说，和马歇尔是不容易成为朋友的，史迪威恰恰相反，他与马歇尔相处时，毫无拘束之感。有一次，马歇尔夫妇举行宴会，被邀请的一对夫妇未准时到达。等了片刻，他宣布进餐厅吃饭。刚端上汤，门铃响了。马歇尔制止了准备去开门的仆役，亲自向门口走去。在座的客人们听到他说：“对不起，宴会快结束了。”随手关上了门。然而在训练中他却不是这样。有个上尉狠狠训斥了一位班长之后，马歇尔让上尉和他一起走到那班人听不见的地方说：“你责备那个班长是对的，但是，你一发脾气，就有损你的地位了。你也应该记住，那个人同你一样，都是美国公民。”在兵营里，关于马歇尔体谅下属、爱护士兵的佳话，还有不少。对于说话尖刻、脾气暴躁的史迪威来说，这些佳话成了他如何对待下属的优良范例。 马歇尔夫妇没有孩子，他渐渐喜欢上了史迪威的孩子，而且对他们非常友好，孩子们也喜欢和他一起玩耍。对于中国和中国局势的看法，他和史迪威有很多相同的或接近的观点，能说到一块儿。可惜，这一次他们仅仅在一起工作了七八个月。1927年5月，马歇尔被调回国，任本宁堡步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1926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合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进行北伐，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驻天津的美军。马歇尔归国前夕，对史迪威提到，他给潘兴将军的信中说过，北伐军很可能“迅速发展，不久便拿下华北”，北京公使馆“处境很不妙”。他还提醒第15步兵团要有防范措施，不论对哪派胜利或失败的中国军队，都要有防范措施。自然，这也是史迪威面临的大事和任务。 10年之后，1938年，史迪威在武汉常常听到人们唱着一支曲调徐缓，令人怀念、向往的歌曲。他感觉到人们非常喜欢这支歌，歌词是这样的：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取消， 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国民党，共产党， 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 歌曲很实在地描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情景。史迪威虽然当时不在南方，但也同样感受到了大革命的威力和影响。当时的京津，在张作霖控制下也受到革命潮流的震荡。1926年初，英国的《字林西报》公布了英国要用10万大军在两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得到了英国巨款的吴佩孚坐镇河南，与张作霖、张宗昌结盟，妄图以武力推翻在广州的国民政府。2月27日，北京各界4万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共产党领导人霍秋白发表重要演说，大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援助广州国民政府，打倒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张作霖。随后，京津都出现了不少宣讲队，开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舆论活动。 北京公使馆和天津租界的外国人，每遇到这种形势，就视为中国起了“排外风潮”，他们对20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一直心有余悸，耿耿于怀。加上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顺江向东进军时，1927年3月，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北伐军（美国人常称为“南军”）进入南京城之际，城内地痞勾结奉军（美国人常称作“北军”）败兵打家劫舍，殃及外侨，美国领事馆人员和侨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事后北军竟嫁祸是南军所为。于是，早就集结在上海准备镇压中国革命的英国邓肯将军率领的第二舰队；从马尼拉赶来的由威廉司令率领的美国亚细亚舰队；日本的第一外遣舰队和2000名士兵；以及英、美、法各有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纷纷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往下关江面。一时间，这里集结的帝国主义军舰，多达125艘。他们为掩护张宗昌部队向江北撤退，竟向南京城里开炮，中国兵民死伤2000多人，造成“南京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大众的极大仇恨！但蒋介石却被吓坏了，赶忙委派白崇禧拜会上海各国领事，为求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一改他宣誓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说的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而申盼他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状况,并决心扫除他与列强各国间的障碍。紧接着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宁可枉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人”的对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6月，北京的张作霖逮捕并绞死了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和一批共产党人。中国从南到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在天津的美国大院里，军官们在公务之余，依然参加茶会、晚餐舞会，到赛马场打马球。士兵们依然去“寻花问柳”。史迪威的工余活动仍像上次在北京那样，绝不打马球，只是偶尔和威妮参加晚餐舞会。比较起来，他最有兴趣的是阅读包括中文书报在内的读物，和几个孩子在一起讲故事，读、写汉字，学说汉语。他已是40岁出头的人了，越来越乐意享受天伦之乐。另外，他还专注于整理参加打手球赛的体会。手球是20年代刚刚兴起的体育项目，对其技法、战术和赛事规则，他都进行了精细的研究。 第15步兵团的《哨兵报），在美国陆军中小有名气，不仅在本团和驻华美军中发行，还在全陆军各个团里发行。报上的“国内栏目”中，常有对中国局势的议论。史迪威喜欢看这个栏目内的文章，他注意到，对国民党的北伐，开始时得到不少美国人的赞扬，有位参议员撰文反对出兵镇压中国革命，他说：“富有争取独立与国家完整精神的叫乙民众，最终是不能被征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或使他们永远顺从。”“南京事件”后，包括美国官方在内，有各种各样对中国的指责，甚至国民党也说是共产党所为。但第15步兵团的人接触过军阀部队的败兵，不大相信那些说法。到蒋介石转而屠杀共产党人后，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改变了。树立芝总统表示，为了不使蒋介石为难，不再追究“南京暴行”的责任。他对新闻界说：在革命时期，不可能总能保护好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将要建立起来的（蒋介石的）政府，会弥补美国蒙受的损失。史迪威不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只是对于一切出尔反尔、不负责任的话，他都反感、厌恶。 不管南方局势有什么变化，张作霖仍控制着京津。美国公使馆的处境，仍然很不妙，人们的孤立、恐惧情绪有增无减。南军是什么样，谁都没见过，所以必须有新的防范措施。 措施之一，是驻北京的美军司令部与第15步兵团指挥部合并。接替威廉·康纳将军职务的卡斯特纳少将到了天津，加强对团的领导。这位少将已年过六旬，没有进过西点军校，穿着很不讲究，神经质，脾气暴，但他喜欢体育运动，常以自己的健壮体格而自豪。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一向爱好体育的史迪威同他一见如故，后来工作中也善于理解他的意图，成了团里从不和他吵架的军官之一。 卡斯特纳来华之前，长期在荒凉的阿拉斯加驻防。他到第15步兵团来，决意要使这个团的胖子们体重减轻到能干活的程度，使那些养尊处优的家伙们，能够学到一点真正的军人之道。他向陆军部报告的训练目标是：步兵团要能够应付最糟糕的情况，经过三天急行军，能由天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馆，保护美国人，使他们不至于陷入“义和拳”时代被围困的厄运。为此，他身先士卒，每天围着天津赛马场步行，监督团队天天跑步，进行急行军训练史迪威以自己的长跑、短跑知识在这次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受卡斯特纳器重和赏识。 史迪威和所有居住京津的外国人一样，是现实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许多特权，但并不赋予他们绝对安全。对于南军，他们不能区别和军阀队伍有什么不同。为此，有人问1911年到过南方的史迪威，史迪威脑子里保留的，是上海青年报名当革命军的样子，他们纯洁、朴实；而在梧州见到的“革命军”却和土匪一样野蛮、残忍。他在中国的经历，教会了他对于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的人，要冷眼以对，甚至使他养成了从不幸和坏的角度推测生活的习惯。这期间，他常常想到的是威妮和孩子们的安全，万一有风暴，怎样进入美国大院？仆人们是不是靠得住？他一一作了推测，并写在了日记里。 北军接连败下阵来，向江北撤退。参加过八国联军的美国海军巴特勒将军，从上海到了天津，和第15步兵团以及英、法等国驻军的司令官们，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如何确保京津各国侨民的安全。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各国都把京津驻军扩充一倍。日本已将一个旅从大连调到青岛。卡斯特纳将军也向美国陆军部提出计划；为确保京奉铁路畅通，总兵力要达到25000人；5月份的运输舰，应把马尼拉准备援华的部队运来，返回时把妇女儿童从华北送回美国。巴特勒将军认为，北方局势比上海的形势更严重，他要给天津调来一个海军陆战旅，有4000多人。 到达天津的海军陆战旅，装备有20架飞机，还有一些轻型坦克。这是别国的派遣队无法相比的，因而在天津大出风头，惹得第15步兵团的官兵很恼火。陆战队官兵熟练、出色地从舰艇上卸下了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关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以及成堆成堆的弹药、补给品，显示了美军雄厚的实力。但巴特勒警告官兵们说，绝不容许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如果哪个陆战队员哪怕是向一个中国车夫动武，也要受到军法制裁。 巴特勒和卡斯特纳两位将军，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准备随时去北京解救公使馆和美国侨民。为此，要加固公路桥，以能承受住坦克通过的压力；要在白河河口修建战时飞机场；还有其它的战备工程，一个接一个，都要同中国有关方面沟通关系。他们要史迪威做联络官和全权代表，取得当地中国人的支持与合作。巴特勒将军天天乘飞机往返于北京和天津、大沽之间，督促、协调工程进度，很快便做到了能够紧急出动。装载着机枪、弹药和10天给养的卡车，都加满了油，随时可以启动；一个营的兵力可以在接到警报14分钟内，乘车开往北京；飞机5分钟之内可以起飞。同北京各公使馆商定的计划是：一旦爆发“排外”运动，立即派兵占领天坛，以此作为侨民集结点，然后用卡车、飞机将他们撤到海滨、港口…… 南军接近徐州了！这个紧急消息立刻使公使馆、美国大院的惶恐、忧虑骤然加剧起来。 美国人估计，若南军真的到了徐州，北军是守不住济南的。那么，天津转眼就会成为作战区域。南军的进攻会不会顺利？败退的北军会给京津造成什么影响？京津的北军会怎样？美军该制定怎样的应急计划？这些问题，史迪威都想过，虽然他不是驻军指挥官或决策圈里的人，但曾是欧洲战场情报官的他，有不断观察、分析战局变化的习惯，他还是把想过的问题，以及种种计算，都写在了笔记本上。他得出的结论是：若等北军败退下来，再集中，妇女、儿童向海滨撤退是不适宜的。 亲眼见过京津“义和团”厉害的巴特勒将军，从不掩饰自己心中的余悸，甚至在下属面前也一样。他直率地提出，如果南军到来，谁能保证不出现“南京暴行”？若大沽、秦皇岛港口都遭到中国人攻击，谁阻挡得住？ 美国公使和巴特勒、卡斯特纳将军，焦急之中一致认为首先要获得关于南军和北军的可靠材料。他们认为，来自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们的消息、情报，都不可靠，不能据此判断局势变化。虽然进行情况调查有种种困难，但还是必须派一名美国军官亲自出马才行。本来这应是武官处的任务，约翰·马格鲁德少校责无旁贷，但公使和将军都选定要第15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担此重任，因为他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以前有过多次惊险旅行。大家公认他为人正直，有极强的责任心，叫人信得过。 史迪威也愿意担此重任。尽管他要丢下4个孩子和即将临产的妻子，他还是毅然于5月26日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和他同行的有仆人老赵，这是他左思右想后选定的随行者。事后证明，他选对了，老赵确实是个勇敢、诚实而又能随机应变的人。在事关生死的紧要关头，史迪威还真的感到老赵有燕赵豪杰之风，注重信义，临危不惧。一路上多亏有老赵照护，他才得以顺利行进，化险为夷。 上了火车才知道，南军没有过长江，徐州在山东军阀张宗昌手里。人称张宗昌是“狗肉将军’”，传说他身高两米一还多，体格赛大象，脑子如蠢猪，性子如虎狼，就是看他一眼都有三分危险。 张宗昌现在是奉系直鲁联军总司令。他原籍山东掖县，年轻时当过搬运工，在海参崴华商总会当过门警头目。投靠张作霖后，当过旅长、军长。人们还送他个绰号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别人给他数过，他有42个姨太太，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有21个白俄、一个邋邋遢遢的美国人。每次出发作战，都要有两节专用火车厢拉着她们一块去。最奇怪的是，他的专列单挂一节平板车拉着一具雕刻华丽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说，如果他不能征服敌人，就躺在这具棺材里回来。可是这一次，张作霖令他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接替孙传芳驻防。他镇压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却被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掉3000多人，他狼狈不堪地退过长江，到了徐州一济南一线。 撤退中，张宗昌并没有躺在棺材里，有人见他坐在棺材上面，醉醺酥醺，还吸着烟。山东在这位军阀的“督办”下，1927年发生了饥荒，不是因为水灾、旱灾，而是由于他的苛政猛如虎，无止境的横征暴敛。在他的奢华衙门里，大批形形色色的军官成了他豢养的食客，吃饭用的是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每餐每桌必备白兰地、香摈酒和40道菜，据统计，每顿饭要吃掉5000美元。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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