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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反攻驱暴日，岂料多难波谲生。 话说史迪威离开重庆来到印度，送走劳克林·柯里，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德里有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由赛伯特准将负责这里的日常事务。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史迪威经常来往于新德里至重庆之间，有时还要视察卡拉奇的后勤港口、阿萨姆邦的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在昆明的空军司令部。这个战区虽然没有多少美军部队，但从东到西竟分布在长达4500多公里的战线上。 8月15日，史迪威处理完新德里司令部积压的各种文件之后，立即赶往为中国军队建立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 兰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00多公里处，是印度比哈尔邦兰契市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旧兵营，原来曾用于关押从非洲战场捕获的意大利战俘。整个营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营房可供大约2万人居住，还建有各种训练场、两个轻武器射击场和1个炮兵射击场。 经过同英方的反复交涉，韦威尔终于答应把这里用作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双方还达成协议，由英国人负责这个营地的食品供应，并提供印度卢比作为受训官兵的军饷；美国人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 当时，从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经先后集中入营，番号也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蒋介石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立人的新38师有7000人，廖耀湘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到达兰姆加尔之后，史迪威视察了营区部队和训练场地，第二天便召集美军负责各门课程的主任教官召开会议，健全了训练机构，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些对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称作“训练天才”的史迪威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他任命博特纳上校担任驻印军参谋长，麦凯布上校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并抽调一批优秀军官担任步兵、炮兵、装甲兵、战术、后勤等课程的教官，其他美军人员派到驻印军营以上单位担任联络工作，中国军官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 8月23日，训练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训典礼。会场上悬挂着中美两国国旗，史迪威用汉语向中国官兵发表了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他讲到了中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兵败吴国之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报仇雪恨的典故；还讲到了宋朝大将岳飞“精忠报国”，奋勇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他号召中国官兵学习历史上的这些英雄，效忠自己的国家，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建功立业。他向中国部队保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与日军同样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史迪威的讲话通俗、生动，给驻印军官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兰姆加尔的训练课程，主要针对三方面人进行。第一类是士兵，主要进行武器操作技术训练，要学会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反坦克炮和用于特种作战的其他装备。此外还要进行丛林作战训练，如爬山、爬杆、武装泅渡、野外生存等等。第二类是普通军官。除进行技术训练外，还要学习战术课程，掌握野战战术和协同战术。第三类是上校以上的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他们要仿照美国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的战时训练方式，学习战略、战役、指挥、后勤和参谋作业等课程。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为将来在云南再训练和装备30个中国步兵师培养骨干。 训练方法是按照讲解、示范、实习、考核四个步骤进行的。由于缺少翻译人员，示范和实习实际成了主要的训练方式。中国士兵虽然文化不高，但非常善于模仿，许多复杂的武器、装备操作技术，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过去，中国军队弹药奇缺，很少有实弹训练的机会。兰姆加尔训练中心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中国士兵不仅能进行轻武器实弹射击，甚至迫击炮、反坦克炮、榴弹炮也能进行充分的实弹训练，这使他们的射击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中国官兵们还惊奇地发现，史迪威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他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中国军队学习的很快，我想这将证实我的观点；只要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就能像其他的部队一样棒。英国佬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 过了不久，兰姆加尔的中国部队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训练中心的医院，为受训官兵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接种了预防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疫苗，伤病情况明显减少。英国人提供的伙食虽算不上太好，但米饭、面包和牛肉罐头却能保证每天饱食三餐。一段时间下来，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史迪威的目标，是要在1943年1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之前，在印度建立起两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和其他特种保障部队，目前的9000人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蒋介石虽然已经答应向印度空运5万部队，但却并未付诸行动。史迪威把中国驻印军训练、装备、演习情况的大量照片和一段纪录片送给蒋介石，果然使他十分满意，他立即批准了向印度空运补充兵员。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已达到了3·2万人。新38师和新22师，每师1.25万人，各辖有3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l个辎重营，1个通讯营及其他配属分队。此外，还组建了3个炮兵团，每团36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迫击炮团，每团48门150毫米重迫击炮；1个汽车团，有400辆载重汽车。中国驻印军已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较强的战役突击部队。 当然，在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整编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史迪威非常了解国民党军队中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为杜绝这些情况发生，他建立了“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发放到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卓英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卓英之间爆发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调走了罗卓英。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发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苦心说服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的时候，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却在华盛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柯里在访华期间虽然支持了史迪威的基本立场，但两个人对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分歧。 史迪威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成傻瓜来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主张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蒋介石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敌手。”他提出，美国政府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柯里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国后于8月24日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认为：“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附加任何条件或规定任何限制。……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个人纷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因此，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代之以一位懂得“外交”、能够安抚蒋介石的人，同时，他还要求召回和史迪威抱有同样看法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过了不久，柯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他向罗斯福吹嘘，只有他本人才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合适人选。 美国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史汀生交给罗斯福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附加交换条件，以促使中国整编军队和参加反攻缅甸的战役。但是，罗斯福却明显地接受了柯里的观点，他否定了陆军部的建议，并在给柯里的复信中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史迪威。根据罗斯福的授意，柯里去试探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撤换史迪威的态度，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柯里敲开了马歇尔办公室的门，神气十足地说：“总统请你考虑撤换史迪威。”马歇尔膘了柯里一眼问道：“是总统让你来告诉我的吗？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吗？”“是的。”柯里点点头。马歇尔又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中国呆了多久？”柯里一脸尴尬，他知道，马歇尔并不是想问他在中国逗留了多长时间，实际是在说：“你能比史迪威更了解中国吗？”他硬着头皮答道：“三个星期，先生。”马歇尔阴沉着脸，不再说一句话。柯里悻悻然，只好起身离去。 10月初，罗斯福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亲自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一同复函罗斯福，他们认为，史迪威与中国打交道已经近20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且目前正在准备反攻缅甸，美国的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个能够指挥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谈判者，或是一个物资供应者。”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只好暂时打消了撤换史迪威的念头。 一场风波过去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马歇尔和史汀生只是指出了保留史迪威的现实军事需要，而没有触及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于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史迪威十分不利的事情。 10月2日，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访问。虽然他与罗斯福总统在国内政策上互相攻汗，但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却十分接近。这次，为了显示美国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他受竞选对手罗斯福之托，进行了49天的环球访问。在中国的6天逗留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 蒋介石夫妇对威尔基的访华极为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向美国施加影响以争取更多美国援助的重要机会，特别是威尔基或许有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为了使威尔基对中国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确实费尽了心机。重庆市的军警拆除了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把成群的乞丐赶出城市，沿街的一些小杂货店禁止开门营业，学生和儿童组织成欢迎队伍，街道上佳满了彩旗和标语。在威尔基的访问日程里，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丰盛的宴会、酒会、午餐会，参观经过精心布置的工厂、学校、军事演习，蒋介石夫妇还多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史迪威看透了蒋介石对威尔基玩弄的狡猾手段，他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要让他酒足饭饱，筋疲力尽，使他的所有视听器官麻木迟钝，以便趁机给他的头脑里塞进各种正面的说教。” 蒋介石的伎俩居然得逞了，“威尔基完全陷于阿谀奉承之中”。他返回美国之后，连续在报纸上发表了10篇访华观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大加赞赏。他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全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将领，中国军队是一个由懂得为谁而战和怎样作战的将士们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不久，他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天下一家》的书，记述了他的环球旅行。其中关于中国部分进一步宣传了上述观点。这本书发行的头4天，书商们就订购了30万册，不足两个月，销售量就达到了100万册，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按照威尔基宣传的观点，史迪威关于推动中国政府实行军事改革并积极对日作战的建议简直是毫无意义的。 威尔基也像陈纳德一样，被宋美龄的花言巧语和动人魅力所征服。他热情地邀请来美龄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并兴致十足地对她说：“夫人若能访美，对我的美国同胞认识和理解亚洲问题将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夫人的智慧、才华和魅力，循循善诱的天赋，高尚的品格，豁达的胸怀和同情心，雍容的仪态和火一般的坚定信念，一定会成为最理想的外交使节。我真诚地相信，人们将会以超乎寻常的注意力倾听您的声音。”在重庆最后一次会见时，威尔基甚至一再要求宋美龄第二天就和他一起同机飞往美国。他对宋美龄保证，一定尽力说服罗斯福拨给中国所要求的全部飞机。 同对蒋介石夫妇的热情相比，威尔基对史迪威和高斯大使却十分冷淡，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和高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史迪威曾三次拜访了威尔基，但是，“他一个问题也没有问，完全被蒋介石夫妇欺骗了”。威尔基甚至竭力劝说史迪威，对委员长说几句恭维的好话。史迪威对此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写道：“让他这套废话见鬼去吧！” 根据蒋介石夫妇的要求，威尔基在重庆期间两次会见了陈纳德。从来就喜欢越级对上层当权者施加影响的陈纳德，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天花乱坠地吹嘘一通他的空中作战计划。威尔基对这位“空中英雄”的大胆设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要陈纳德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他可以把这封信直接转交罗斯福总统。陈纳德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他几乎用尽了所有夸张和狂妄的语言，写下了一封可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文的信件。 陈纳德在信中声称，只要能给他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在最后阶段再给他12架重型轰炸机，并一直保持这个水平，他就能在“半年或者至多一年的时间内，有把握地摧毁日本空军并打败日本”。我们用不着过细地去追究这一计划的事实根据，只要看看战争的实际进程，就可以了解陈纳德的极度荒唐。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对日作战方面仅空中力量就投入了9个陆军航空队和90艘航空母舰上的作战飞机，共计14847架；战争持续了3年零8个月，而且最后还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陈纳德却大言不惭地要用147架飞机在一年之内就打败日本，牛皮实在吹得太大了。正如马歇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 其实，陈纳德的主要目标也并不在这个空战计划上，他的真实企图在于信中的几个附加条件。首先，他提出要赋予他指挥中国战区美国空军的全部权力；接着，他就向史迪威的地位提出挑战，要求“拥有作为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同时，他还要求取得“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军队打交道”的自由，并认为“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他许诺，只要能取得这些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而且能使中国人成为美国持久的朋友。我深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巨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来信很感兴趣，信中的高度浪漫主义非常适合他的胃口。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不少关于“飞虎队”辉煌战绩的报道，因此，很愿意采纳陈纳德要求并不太高的建议，或许这小小的代价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况且他本来就已抱有撤换史迪威的念头。罗斯福把陈纳德的来信转给了陆军部。 同时，陆军部还收到了海军部长诺克斯转来的驻华海军武官杰姆斯·麦克休的一份报告。麦克休是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密友，他在重庆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三四次出席蒋介石的家宴。他在报告中认为，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完全是在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复仇野心的表现。收复缅甸的计划，妨碍了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充分发挥作用。他提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美国驻华空军司令、第10航空队司令），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特别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蒋委员长，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 史汀生和马歇尔对陈纳德、麦克休的来信火冒三丈，他们要求海军部不准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并由陆军部写报告给罗斯福，批驳了单一空中作战的荒谬性，强调了夺回缅甸的重要意义，同时再次表示了对史迪威的坚决支持。尽管罗斯福对陈纳德仍有所偏爱，但他不能不考虑两位陆军首脑一致的坚定态度。柯里又去见了马歇尔，表示他要收回关于撤换史迪威的建议。 经过一段波谲云诡的纷扰，史迪威的处境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10月1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有保留地答复了他在6月29日提出的三项要求。罗斯福同意向中国战区提供265架作战飞机’，并答应派出100架运输机，以保证从1943年1月起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但拒绝了为反攻缅甸派遣美国陆军部队。他告诉蒋介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史迪威反攻缅甸的计划，由于驼峰空运十分有限，只有重新打通滇缅路才能扩大对华援助的数量。他没有采纳史迪威和陆军部的建议，对这些援助提出附加条件，但也在电报中委婉地指出，如果蒋介石能够在云南部署和整编军队，“这对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会见了正准备回国述职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指出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打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地面交通线，这就要求中美英三国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而不应当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外交官”。他要宋子文转告一句美国的俗语：“现在需要的是胡椒，而不是蜜糖。”宋子文保证，他将把建立委员长和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作他的“唯一目的”。回国之后，宋子文成为史迪威和蒋介石互相沟通的主要渠道。 马歇尔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史迪威，向他透露了蒋介石通过柯里、威尔基、陈纳德、麦克休等人向罗斯福总统施加影响的情况。他一方面对史迪威保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另一方面也劝告史迪威“培养更大的忍耐力和宽容能力。这种忍耐力和宽容能力必须超过对一般人的要求，尤其要大大超过你现在的状况”。史迪威并不是不想这么做，只要蒋介石能改变他那种消极的顽固立场，他很愿意给以积极的合作。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10月14日，蒋介石在收到罗斯福对他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正式交给史迪威一份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约史迪威到他的官邸一同就餐。蒋介石不仅同意派印度和云南两个方面的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而且同意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驻印军，并提出云南方面的中国军队可以由10至15个师增加为15至20个师。但是，他又表示，英国和美国必须向孟加拉湾派出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在仰光实施登陆作战，他坚持以此作为反攻缅甸的先决条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说服韦威尔，让英国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第二天，史迪威便兴冲冲地飞往印度。为了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不和睦的盟国协同一致，史迪威采取了两边“扯袖子”的办法。他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打算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尔奇（韦威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军队勇敢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忧心仲忡。他们担心这会威胁英国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此，韦威尔列举种种困难，表示了消极抵制，并制造借口反对中国继续向驻印军空运补充兵员。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求援的急电，他认为英国人的态度将会“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一来的所有合作”。马歇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英国施加影响，韦威尔终于改变态度，有条件地原则同意了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立即返回重庆，于11月3日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召开了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蒋介石又一次作出了一系列使史迪威感到“惊讶”的积极态度。他同意在1943年2月15日以前向云南部署15个师和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并同意由史迪威来挑选这15个师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提出再向印度增派1个师，参加兰姆加尔的训练，作为驻印军的预备队。同时，他也再次强调，如果英军不能在孟加拉湾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的日军北进增援，他就将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作战。尽管如此，史迪威仍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 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准备工作确实在积极地进行，史迪威的情绪也渐渐高涨起来。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到英国佬和中国人的许诺。并且开始了行动。如果我们能在韦威尔的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并能掌握这边的指挥和训练，这件事就会办得漂漂亮亮的，真是太棒了。由于所有的人都说这事不可能，我自然要努力把它办好。”11月22日，他致电马歇尔，认为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因此，美国应当履行自己关于增加对华援助的承诺。 但是，当时美、英军队正在忙于北非作战，很难大量增加对华援助。马歇尔给史迪威发来电报，只答应提供现有的租借物资，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史迪威感到愤愤不平，他无法用这样一点点物资去抚慰中国军队作出的反攻努力，这或许还会招来他们的嘲笑。他甚至有些同情蒋介石的艰难处境，“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只木筏上，我们两人只有一块三明治，而救援的船只却离我们远去”。在发给陆军部的回电里，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如果美国就是这样“支援”中国军队的话，那就再不要提什么“支援”两个字了。他要求尽快向中国战区提供2个战斗机中队l1个轰炸机中队和50架运输机，并把每月向中国空运的租借物资从3500吨逐步提高到1万吨。马歇尔为满足史迪威的要求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同意增加中国的空军力量和物资援助，并保证把史迪威的要求放在仅次于北非战场的优先地位。他在发给史迪威的复电中说：“我已看到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但是，就在反攻缅甸的准备刚刚取得一点进展的时候，英国人的突然变卦又一次让史迪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11月下旬，英国人就已经考虑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规模，他们提出由英军夺取缅甸西部的若开山、钦邦山和加列瓦一线，并袭扰日军的后方。很显然，英国的目的只是想为保卫印度构筑前进阵地，并不想收复整个缅甸，他们也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12月7日，韦威尔正式提出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 12月13日，史迪威再次飞往印度，力图劝说韦威尔改变主意。在多次的谈判当中，韦威尔一再强调目前的各种困难，故意设置障碍，并表示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坚持要到1943年11月以后再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华盛顿也向伦敦施加压力，以使英国政府督促驻印英军给予积极配合。但是，丘吉尔的主要注意力也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上，不肯作出让步。 史迪威扫兴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仍然希望中国军队能单独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势，以打通从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到中国云南的地面交通线。同时，沿此线修筑一条已在筹划当中的中印公路。若能实现这一计划，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战区的状况。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又一份备忘录，并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进行游说。除了向他们说明夺取缅北对中国的重要利益外，他还强调地暗示，如果军队不采取积极行动，华盛顿可能会对中国战区“是否还值得美国继续投入人力和物力表示怀疑”。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取得效果。 12月2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他表示，由于英国未能按照原定条件在孟加拉湾部署足够的海空军力量，还要把收复缅甸的陆军部队从7个师减少到3个师。因此，中国方面不得不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他希望罗斯福能敦促英方加紧调集海空军力量，以共同担负起收复缅甸的责任。 接到蒋介石的来电后，罗斯福焦急万分，随即于1943年1月2日通过史迪威发去了复电。他强调指出，打通缅甸的地面交通线比夺取整个缅甸更为重要，并允诺将尽快把这一问题提交同盟国最高机构予以讨论。他劝告蒋介石，在他直接与丘吉尔首相磋商以前，不要匆忙地作出放弃作战的最后决定。 蒋介石并不需要罗斯福和丘吉尔作什么磋商，既然美国仍能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提供援助，他就绝不愿比英美付出更多的代价去打通所谓的地面交通线。史迪威认为，只有采取强硬的态度，以停止援助、收回租借物资、撤退美军人员相威胁，才能迫使蒋介石遵守诺言。他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并且发给了马歇尔。“如果乔治同意，就由华盛顿发给中国。”他断言，“如果美国不够强硬的话，我们就只能使自己落入‘花生米’的控制之中。”但是，马歇尔不能违背罗斯福总统规定的政策，没有采纳史迪威的建议。 1月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正式拒绝在预定时间发动缅甸作战。他认为：“收复缅甸的行动必须是地面部队和海空力量的联合作战。除非海军能够阻止或牵制缅甸南部的日军，否则敌人就将迅速集结起来压向缅北的我军。……因此，我军在缅北的作战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如果中国军队再次在缅甸遭受失败，那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他提出，缅甸作战，必须推迟到秋天的下一个旱季才能进行。紧接着，他又强调了陈纳德的空中作战理论，而且几乎是按照陈纳德的原话说，“在中国进行的空中打击具有极大潜力”，“空中攻势将为最后的总攻做好直接准备”。 史迪威当天是从宋子文那里得知的这一消息，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他。尽管他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驻华代表，但蒋介石仿佛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可以随意摆布的小卒子，总是独断专行地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沮丧，精心准备了近半年的作战行动，突然便被搁置起来了。他在日记中把1月8日这一天记成了“黑色的星期五”，并写道“英国佬得逞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现在他们想推卸责任，中国人也要撒手不管，让倒霉的美国人去勇往直前、艰难奋战吧！” 几天以后，史迪威得到了美国政府授予他的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上一年4月冒着炮火亲临东校前线指挥作战的英勇行为。但是，这也难以排解他心中的郁闷。他深深地感到：“迎着枪弹勇猛冲锋而牺牲，或许是一种解脱。我宁愿和士兵们一起战斗而长眠在大地上，也不愿卷入现在这种勾心斗角和讨价还价之中。”作为一名勇敢、刚毅的军人，他是那样渴望战斗，但是，中缅印战区复杂的同盟关系，像乱糟糟的一团绳索紧紧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很想挥起一把利刃，斩断这团乱麻，但是，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战略需要，又不允许他这样。这正是：勇将壮志在疆场，小人营苟诡计藏；唯愿阵前洒热血，偏遇冷枪暗箭伤。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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