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从“四席小屋”到“碧潭山楼” 1961年2月，李敖结束了两年的军旅生涯，先乘军舰从澎湖抵高雄，再辗转到台中。在家中呆了几天后，便带着母亲送他的二百元钱和三妹送他的一张火车票来到了台北。 台北在喧嚣的人流中变得陌生，只不过两年的时间，李敖踏上这片土地已不是从前读大学的心情了。 他几经周折才在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租到一间陋巷小屋，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有四个榻榻米大，于是他订名为“四席小屋”。 李敖一直想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下终于达成了心愿。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则是李敖十分熟悉的台大。 其时，台大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李敖走进校园，顿有人是物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远走高飞，李敖不自觉地从嘴里冒出两句诗来：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李敖在一年半的军旅生涯中，心之所系在一个叫Rosa的女生身上，她是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毕业前一个月他们才相识，李敖很快就被她的优雅和美丽打动，然而还是太晚了，毕业后他们便各奔了东西。由于对她单恋，李敖在军队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的这篇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像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食之杰作来。”李敖真为她写了，后来她用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李敖收到Rosa的信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二月的最后一天，李敖在他的信笺上对Rosa说：“一年前二月的最后一天，我在生产力中心看到你。一年后，我又回来了。我的心绪好像我们衣服的颜色——我真有隔世之感！” 李敖写好这里，马上感到心中被一种什么东西堵着，很是压抑。他在小屋里来回踱步，然后又回到桌前，李敖接着写： “我又回到台大，当一个清闲的小差使，一个人租间小房，勉强可研究自己想研究的，我相信我没被社会的暗潮卷去，我还是我，很沉着，很平淡，对过去并不后悔，只是不想再过旧日的生活。故人的高飞远扬也好，因风飘堕也罢，都不能动摇我今日的信仰，我仍旧狂猖，仍旧傲慢，仍旧关心你、喜欢你，可是我恐怕不会再给你任何一次受窘的遭遇。别的女孩子我也不会再动脑筋，我久已生疏此事，也愿意继续生疏下去。没有浪花，只有长远的怀念与余韵……” 当李敖写完这些，天已经快亮了，他沿着陋巷转了一圈，然后回到房间，扒在那封信笺上睡着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每晚老鼠都要在天花板上“出操”，搅得李敖难以入睡。而白天，街坊里人来人往，左邻右舍的老太们、少奶奶及儿童们扎成堆，叽叽喳喳，让李敖不堪其扰。 李敖在这里熬了四个月后，终于决定远离尘世，找一块的地方居住。 6月份，李敖在离台北不远的新店安了一个新家，这个家在新店狮头路十七号，订名为“碧潭山楼”。 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比原来台北的大一些，夜无老鼠在头上奔驰。 新竹是李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迁居新竹前，李敖的许多朋友都猜测他熬不住乡间的那种寂寞，不出一个月就会回到台北。可是李敖没有被他们说中，在这个有着陶渊明桃源色彩的地方，李敖独自一人徜徉在山水间，或人夜泛舟碧潭，或看一场廉价的电影，极得孤寂之乐。 李敖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他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7月29日，李敖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独泛看月出，急得呕疾，午后新汉（友人）得电，惊慌前来，马戈（友人）亦“掩喜”而至。今晚—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了……夜来房东又是麻将一桌，陶李（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际上，我至少可以“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份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 李敖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尽管当时为台大历史研究所的考试正陷入紧张的准备阶段，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心心念念，追忆着往日的旧梦，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君若，当时为了回避君若，他放弃了报考“研究所”，现在一想到“研究所”三个字，马上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对女人的冲动或者是对君若的冲动。 1961年8月18日，李敖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李敖终于铺开纸笔，给君若写了一封难以寄出的信： “我喜欢很多女人，可是我从来不追她们，因为她们的美丽太多，性灵太少，而这‘太少’两个字，在我的语意里又接近‘没有’，因此我懒得想她们，她们骂我李敖‘情书满天飞’，可是飞来飞去，也飞不到她们头顶上。我喜欢你，为了你有一种少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我无法表达，也飞不去她们的头顶上。 “三四年来，与其说我每一次看到你，不如说我每一次都感受到你。你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小女巫，轻轻地，静静地，不用声音不用暗示，更不用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你只是像雾一般地沉默，雾一般地冷落，雾一般地移过我身边，没人知道雾里带走了什么，我骄傲依然，怪异仍旧，我什么都没失去——只除了我的心。” 初识王尚勤 李敖考上研究所后，一度仍然住在新店，虽然新店山居给了他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但一个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应邀给姚从吾教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 姚从吾是李敖在台大的老师，长得满口乱牙，他曾是河南大学的校长，从德国留学回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到台湾后在台大历史系任教。姚从吾原名姚士鳌，由于他一副中原农民的造型，学生们戏呼为“姚土鳖”，他深为忌讳便改为现在的名字。李敖在台大时曾选过姚从吾的“辽金元史”课，开始并不喜欢姚从吾。姚从吾总是挺着一个大肚子，讲课时最喜欢用手不停地去揉搓。他已满头白发，但喜欢跟同学们称兄道弟。李敖曾说，姚从吾年纪一大把了，被他称为兄弟多倒楣呀！不过，姚从吾知识渊博，学养深厚，课的确上得捧，令李敖佩服不已。而李敖的聪明多才，也使姚从吾另眼相看，他们便成了忘年交。后来姚从吾主持成立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后，便主动把李敖拉到自己麾下。 由于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助理人员发薪要拖上一阵子，李敖开始还能挺住，后来就有些忍不住了，就像他的情欲一样，是经不起炼就的。 1962年2月24日，老天安排李敖和王尚勤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相遇。 王尚勤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清纯美丽，善良温和，尽管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冥冥之中彼此已经有一种默契。 而令李敖意外的是，王尚勤竟是他的台大校友王尚义的妹妹。 王尚义是台大医学院的学生，和李敖很熟，是李敖并不太投机的朋友。尚义天资聪颖，多才多艺，但性格柔弱，多愁善感，既信耶稣又信佛，没有原则性，与李敖的性格有些格格不人。李敖认为他太多浮动，太好虚荣，“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但尽管如此，两人还是颇多交往。李敖记得有一次他和王尚义在杭州南路吃午饭，店中收音机里正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中唱道：“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为之击节，李敖看到他如痴如醉的样子，心想尚义的心真是温柔得可以。 几天后，李敖约王尚勤到新店“碧潭山楼”他的居所小坐，尚勤如期而至，她是李敖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他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虽然她学的是农经，但她平时所学已遍及文史哲各个领域，这是李敖万万没有想到的。 “美人读史是一种什么情境？”李敖感慨地问尚勤。 “望断云行无去处，梦回明月生春浦。”尚勤答道。 李敖说：“怕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吧。” 尚勤瞥了李敖一眼，说：“你总是随时随地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女人读史自成境界。” 李敖说：“我指的是美女，不是说的女人，女人读史自有境界，美人则不同，我没看到美女自成境界的。” 尚勤听出李敖话中有话，没再争辩下去。 李敖又问：“美人读哲学是一种什么境界？” 尚勤说：“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的赞美充满歧视。” “我没有，我的确没有，我只是以一种你能接受的方式赞美你罢了。”李敖接着又问：“美人学哲学是一种什么境界？”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尚勤说。 “不，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美人学哲学，只怕是‘闲登小阁看新晴’‘多情却被无情恼’吧。” 尚勤一听又上了李敖的语言圈套，便狠狠地在李敖的胳膊上捏了一把，李敖把她拉入怀中。 尚勤的来到给了李敖新的活力，然而老问题又一次更现实地摆在了李敖的面前，那就是穷困。 李敖终于忍不住了，他直接写信给胡适提出抗议，因为胡适是姚从吾的老师，也是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 李敖在信中说：我们做助理的人与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可是我们助理就不同了，每月唯一的一千元的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字是一种讽刺，并且由于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先生”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到李敖的信后，马上回了一封信，他说：“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李敖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因为李敖早已身无分文了。李敖决定把这一千元做为借贷，等缓过一阵子再还给胡适。 李敖身上有了一些小钞，便惦记着请王尚勤再一次来新店小叙，王尚勤也很高兴，在碧潭山楼，他们买了一些小菜，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李敖给胡适回信，表示对他的感谢，信中还细述了自己的身世，其中包括自己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从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 李敖在信中说：“‘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是对我的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 “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猖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这是再好没有了。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一个月后，李敖收到胡适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了李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严侨没有死，已经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胡适最后还说“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李敖高兴极了，王尚勤第一次看到李敖为一个朋友的得救而如此振奋，因而深受感动。 李敖随即通过华严的关系得到了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他决定去看看严侨。严侨当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严侨见到李敖，马上跑过去，抱住了他，泪水忍不住脱眶而出。 这一天正好是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著名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 李敖把这期样本带去给严侨，严侨认真地看了李敖的文章，然后严肃地说：“李敖，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李敖明白严侨完全是出于对学生的关怀，可是李敖想，我不这样写，难道我要说假话，做一个伪君子不成？我李敖生来就是这样一块铁板板了。 谈到严师母，严侨告诉李敖，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到的人间冷眼，辜振甫竟不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援之以手，还把家门关上。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则跑去给外国人当女佣。李敖听到这个凄凉的故事，泪水模糊了双眼。 李敖告别严侨后回到新店，他看到王尚勤也来了，很是安慰，他紧紧拥住了尚勤，亲吻着她，对她说：“尚勤，我想回台北！” 尚勤说：“好啊，住在台北可以方便工作。” 李敖说：‘可是我又舍不得这里呀！” 尚勤说：“那你就还住在新店。” 李敖指着尚勤的鼻子说：“可是我又舍不得你呀！” 尚勤笑着叹了一口气说：“那怎么办？你就两不放弃吧！” 李敖的确舍不得新店，乡居两年，是他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他说：“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来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茫然……” 1962年3月，李敖终于迁回到台北，新店“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单家居都移给了同学陈鼓应。 “哼哈二将” 1962年旧年将至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托人给李敖送来了一千元，并附了一封信。两天后又转来了文献会陶希圣转来的邀请李敖参加文献会编辑事务工作月津贴一千元。 陶希圣是文献会的主持人，北大毕业并在北大教过书，与姚从吾老师交情不错，姚从吾老师见李敖生计困难，便把李敖介绍给陶希圣。陶希圣听说李敖的名字，立即表示欢迎。而由于陶希圣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李敖曾给了他一顶汉奸的帽子，因而对姚从吾的引荐颇为踌躇。李敖的老师吴相湘则说：“文献会并不是陶希圣一个人，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你若去主要是整理辛亥革命史，跟陶希圣的身份没什么相干的。”李敖这才答应去文献会工作一段时间。 巧的是，李敖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好他在《文星》第52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李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攻击了陶希圣；而在这之前，李敖在《文星》引期上发表的《播种者胡适》引起岛内文化的哗然；再加上从前的《老年人和棒子》，已使李敖成了一块文化靶子。因此，姚从吾在信中嘱咐他：“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碍。” 李敖一去文献会，心中便有所准备，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他。果然，陶希圣一见李敖，便对其备极礼遇，还主动把他的卧室让给李敖住，李敖婉言以谢。 李敖搬到台北后暂住在杭州南路的文献会楼上的一个由办公室隔出来的小房子里，他的卧室家什简单但别具一格，一幅挂在墙上的大幅裸女照成了点睛之笔。 有一次，罗家伦和陶希圣来到李敖房间参观，两人踏进门见到墙上的一丝不挂的美女，露出十分古怪的表情。陶希圣“哼”了一声，罗家伦“哈”了一声，便旋即退出，再也不敢进门。李敖看到他们道貌安然的样子，便称他们两位为“哼哈二将”。 “哼哈二将”实在是少见多怪了，他不知道李敖是个独立特行的人，对美色的鉴赏也自成格调。 早在大学时期，李敖就常去台北市衡阳路文星书店，一天在大门门框背后，看到一幅画，是华特奥托的《夏日即景》，画中一裸体少女，伸出一足，在溪边试水，其人其景十分和谐。李敖被这画迷住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又这么美的裸体少女，可是他是个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每次去多看几眼。不久这幅画卖出去了，李敖若有所失，心中十分挂念，从未忘记过。四五年后友人萧孟能说可以托人买到这幅画，李敖一听喜上眉梢，萧孟能干脆买来送给了李敖。 李敖住在“四席小屋”的时候，一天在逛衡阳路地摊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杂志中间招页的大幅彩色裸照，便开始收藏起《花花公子》杂志来，最中意的就是挂在家中的这张裸照。照片中女孩的名字叫Judi Moterey，照片上的美女在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池的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房不大，乳头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她的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这幅照片一直陪伴着李敖，李敖跟她神交，对其意淫，梦里寻她千面度。 李敖除了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他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俗气无比的孤岛上，显得十分突出。李敖称台湾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的伪政府的逋逃之区，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也不能“推陈”。 李敖到台北后，与王尚勤的联系越来越多，尚勤到文献会李敖的卧室来得很少，但由于卧室挨着办公室，又有“哼哈二将”窥视，进出也十分不方便，尚勤来过两次后就没再来过。他们常约于溜冰场、电影院、公园和小河边，俨然是一对情真意切的小夫妻。 同居之后 李敖在文献会住了两个月，搬到了安东街231号3楼居住，这里的条件自然比文献会的条件好多了，李敖和王尚勤在这时同居了。 李敖打进文献会起，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他继续在《文星》上发表《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我要继续给病人看看病》等不合时宜的文章，与胡秋原的矛盾激化。 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 李敖认为，胡秋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有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打击他。而胡秋原则认为李敖仗着自己的才气，对许多事不明真相就乱放炮，乱骂一气，乱扣帽子，对他的人格是一种侮辱。于是，胡秋原著文反驳李敖。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李敖在《文星》第60期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对胡秋原进行了反击。 王尚勤看到李敖陷在了文献会和胡秋原风波的漩涡中，提醒李敖说：“文献会非久留之地，陶希圣大有利用你的企图。” 果然，不久胡秋原开始控告李敖，李敖离开了文献会。 胡秋原告李敖的官司断断续续，绵延十三年，连李敖都觉得枯燥无味极了。 李敖深陷在官司中，王尚勤辅佐前后，使李敖在精神上获得巨大安慰。然而不久尚勤也陷入突如其来的丧兄之痛之中。 王尚义在台大医学院学医七年，临毕业前不幸得了晚期肝癌，毕业之日，即是他的死亡之期。 尚义临终前，李敖和尚勤去看他，尚义多愁善感的脸上露出临终前的恐惧和悲哀，美国女传教士在他身边劝他重信耶稣，他居然点头同意了。 尚义死后，李敖反思尚义的一生，感叹地对尚勤说：“尚义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乃是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但我始终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男子汉呢？——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可惜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 李敖为尚义之死感而作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莲心似婆， 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从胡秋原的官司告一段落后，王尚勤因准备毕业论文，住在学校时候多了，后来干脆不跟李敖联系了，李敖感到有些蹊跷，但他想大概是尚勤临近毕业的缘故。 尚勤是李敖情感和灵性的寄托，李敖发现一旦尚勤一天没来电话，或不在身边，他的思维都会凝固。 他给尚勤写信：“亲爱的小女人，你不来我的灵性就没有了，什么也不会有了。” 可是一连等了好几天，尚勤也没有出现在李敖面前，也没有给李敖回信。 李敖百思不得其解，他来到农经院尚勤的寝室，看到尚勤脸色十分难看，同学们也以一种别样的表情看着他，李敖心里直犯嘀咕，吃不准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同学们走出寝室，尚勤对李敖说：“李敖，知道吗？我不想成为你的小‘李子’！”说着便跑了出去。 李敖心里明白了几分，准是尚勤听到了一些闲言闲语，他想向尚勤解释，打电话约她出来面谈，可尚勤一直以毕业忙而拒绝。李敖当天回家写下一首十分凄婉的诗寄给尚勤： 夜色昏沉残梦迷， 残梦袭我醒来迟， 花开不易花谢早， 旧欢如水哪堪拾。 李敖对尚勤有些失望，他没想到只是一些流言就使尚勤如此不能承受，但是为了心中的爱，他还是再次给尚勤写信，想在她毕业前送给她： “我进入你的生命里，如果能跟别的男人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我当你四年大学的尾声时候，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来回想你早年的风流艳迹，你会回想起许多男人，你会想到我，回想到我在你生命中所占的地位——那时候，我大概死掉很久了！ “我时常想，我在你一生中，该占什么地位？对你的人生态度，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像一个小守护神，深深地支配着你，没有别的男人可以替代。在我的眼里，你是最能倾向我的观点的人。你能这样，并不是你智慧的反射，而是你灵光的一闪。你用这种灵光去照射一个不很简单的男人，赤裸的仰在他的赤裸底下，让他因吮吸你而得到生命的意义，使他更有光彩，更有个性，更像一个撒旦的化身。 “魔鬼在蹂躏小圣徒的过程中，使小圣徒也尝试着认识人生。我希望我能慢慢影响你，震撼你，使你不单只做一个piaymate，还要做一个“没有阳具的小异端”——纵浪大化，放流形骸，跟随真正的亚当去偷真正的禁果。” 尚勤收到李敖的信，一直没有及时给他回信，一是忙于毕业，一是心里还在对李敖犯嘀咕。她还拒绝了6月15日的毕业典礼上李敖为她拍照。 6月22日是尚勤的生日，尚勤终于在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向李敖“投降”了，因为她知道她其实是爱李敖的。 李敖得知尚勤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在尚勤生日之前不断要求为她祝寿。他给王尚勤写信说：“亲爱的阴历的小寿星，美而廉的那丑八怪拍着她那大胸脯说：保证蛋糕在明天午后两点半送到。星期五晚上九点整，在教学门前恭候你——让我们按照新历法来过生日。” 接着李敖又说：“我的情妇：明天下午五点半见到你的时候，希望小寿星打扮得像个新娘子，花枝招展，浅笑戏颦，不亦快哉？” 生日办得热热闹闹，尚勤也开心，两个小情人之间的情感危机终于在一个特定的气氛中化解了。 花莲湾的美女 尚勤毕业后分到了花莲农校任教，后又到海星女中。 离别是在九月初，临行前，李敖到机场送她，大概是彼此心中都有一番难以诉说的情绪，在候机室内两人都沉默了好长时间，当广播里通知准备登机的时候，尚勤问李敖：“你会到花莲来看我吗？” 李敖捧着她的脸开玩笑说：“如果我到花莲一定是跟花莲市市长比赛。” 尚勤笑笑，没有眼泪，因为她的女同学刘鹤已代她哭出声来。 花莲位于台湾的东部花莲湾，临近太平洋，是一座美丽而宁静的城市。尚勤到花莲后，李敖一度又陷入情感的焦虑之中，好在李敖天生就是写情书的高手，于是差不多每天都面东而视，情涌笔端。 尚勤才走了三天，给了李敖一封信，李敖就有些耐不住了，他写信给尚勤说：“怎么直到现在还不见你的第二封信，是不是已经勾到了一个新欢啦？想到你没有带草帽去，所以‘吾家有女初长成’中的那种以帽子勾人的方法你不会用，所以我比较放心。” 李敖又说：“可是花莲一定有草帽店，如果有，我倒真希望花莲再着一次火，除了你的房子和你的教室，其他一切都烧掉——尤其是草帽店、咖啡室。” 李敖还告诉尚勤在花莲有他朋友杨尔琳，有什么急事可以随时找他帮助，但李敖说杨尔琳是他的“密探”，随时监视她的行动，可不能做对不起李敖的事哟。 杨尔琳政大政治系毕业，是李敖的中学同学，现在花莲中学教书。尚勤一到花莲，李敖就写信给杨尔琳，托这位仗义汉子酌情照顾尚勤。 杨尔琳按照李敖的信嘱，便去看望王尚勤。农校在花莲的最南端，杨尔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学校，可是认错了人，错把刘鹤小姐当成了王尚勤。刘鹤告诉杨尔琳，王尚勤刚转到了海星女中。 杨尔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花莲市最北端的海星女中。海星女中由于是女子学校，门可不容易进，门卫对杨尔琳进行漫无边际的严格审查，杨尔琳又好话说尽，总算冲破重重门禁，可到校园一打听，所得到的答复是王尚勤小姐到市区去了。 杨尔琳以为尚勤去了同学刘鹤那里；又折回农校刘鹤处，可刘鹤说尚勤根本没来过。杨尔琳失望之极，他又一次赶到海星女中，可仍然没有见到王尚勤的影子，这时天已经黑了。 杨尔琳在心中埋怨李敖给他派了这么个苦差使，他不得不给李敖写信说，“看来你的媳妇只有等你来找才有幸一见了！” 杨尔琳还告诉李敖：“大台风将来，海浪高过二层楼，但是请放心，海女校舍坚如堡垒，修女们又热诚感人，纵使十个波密拉来决碰不到王尚勤一根毫毛！” 李敖收到杨尔琳的来信心里有些宽慰，因为他最担心的台风不会威胁到尚勤，但尚勤的具体情况却不清楚，又使自己不免牵挂起来。 他去信杨尔琳，希望能代他见到尚勤一面，以澄清情况。 几天后杨尔琳几经周折，终于在海星女中见到了王尚勤，为了能更多地获得尚勤在海星女中的情况，杨尔琳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临走时，王尚勤笑着对杨尔琳说：“你真不愧为李敖的密探啊！” 杨尔琳给李敖写信说：“尚勤小姐给我戴上一顶帽子，说我是‘密探头子’。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可真不轻，我什么时候成了密探？而且还是头子？阁下耍人真不浅。” 李敖读信后，忍不住笑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让你见了美人，戴顶帽子算是便宜你了！” 王尚勤在花莲，按杨尔莲的话说是全花莲的第一号美人，这让李敖既骄傲，又担心。他甚至神经质地幻想花莲全是他妈的采花贼，尚勤会随时面临着劫色的危险。于是数次飞到花莲，劝说尚勤跟他回台北算了。 尚勤说：“李敖你原来也是个小气鬼，简直是神经过敏，大概是给自己的花心所害的，自己整天想偷别的女人，总以为别的男人都像自己一样。” 李敖不好再往深处解释，只好在心底骂自己是个卑鄙而悲哀的男人。 冬天来了，天气转冷，李敖想到尚勤一床被何以度冬，便在台北买了一床太空被给尚勤寄去。第二天他给尚勤去了一信，此信可称是李敖情书中的经典之作： 我寄去的是双人被（单人被太小，不适合“小姑独处”。为一个漂亮的女人睡在被窝里春情大动，咬牙切齿，哼呀乱叫，滚来滚去，绝非单人被所能遮盖，故非双人被不可），但是被并不意谓你可在花莲勾引一个野男人来享用！如果一定要两人合睡，那么枕边人一定得限于跟你同性恋爱的老修女！或者是一个省运会的选手，不过，我想，她的脚巴丫子一定比老修女臭！为了不上当起见，最好你先请WORY肥皂的鉴定人——刘鹤先闻闻看（让老修女和短跑家坐在升旗台上，唱过歌后由刘鹤当场试验）。 太空被藏有小型的“录音机”，你找不到。专门收听是否有男人的声音。你到台北后，我检查棉被，如果声音是先“啊”后“哼”，那一定是偷人了；如果是先“哼”后“啊”，那一定是一个人了；如果是不“哼”也不“啊”或不“啊”也不“哼”，那一定是不假外宿，到花莲市区去开旅馆去了。总之你小心着吧！ 私生女出生 尚勤在花莲整整工作了六个月，终于在1963年3月辞职了，回到台北与李敖同居。 这时李敖也自动从历史研究所休学，在家写作。9月1日，李敖第一本专著《传统下的独白》出版。 李敖的作品集出版，使王尚勤想到哥哥的临终嘱咐。 尚义一生多才多艺，但由于经济及其他原因，至死没有出过个人集子，他死前特希望他生前的好友能在他死后把他的遗著整理出版。尚义的朋友们经过一番努力后表示毫无办法，事件推给了尚勤。 李敖并不欣赏王尚义的作品，他认为王尚义的书对青年人有坏的影响，且写得也不成熟，但他还是勉为其难，为他出版了一个专著。 专著刚出版不久，王尚义感情线上的朋友又找到尚勤，请尚勤出面催李敖设法出版尚义的另一本集子《狂流》。 《狂流》一稿，尚义在世时李敖就看过，并为出版之事奔走过，但由于作品质量等问题，努力未成正果，这次尚勤把这个老问题重新提出来，李敖感到很是为难，表示暂时不出为宜。尚勤一气之下把稿子拿到一家小印刷厂去排，校样打出后，一塌糊涂，连尚勤都觉得既好气又好笑。 李敖看到尚勤如此执意，不得不出面将稿子转到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的印刷厂重新排版，并力促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出版，自由太平洋公司碍于李敖的情面，只好勉为其难。可是书还没有出版，王尚勤就出国了。 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与李敖厮守了一年多的尚勤向李敖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宝宝（尚勤对李敖的昵称），我们结婚吧！” 李敖深情望着尚勤，然后冷静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你不爱我？”尚勤焦急地问。 李敖又挤了摇头说：“不是的，你应该知道，我多么爱你！” “那——？” 李敖把尚勤拥在怀里，深情地说：“尚勤，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成家的。” “即使你坐牢我也会等你的，你答应跟我结婚。” “不，尚勤，我没有权利让你受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尚勤没有再说什么，尚勤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明白了李敖的话中的真义，她知道李敖的性格，她想这样劝他是没有用处的。 她抑起脸说对李敖说：“宝宝，如果我们不能结婚，我想到美国留学。” 李敖点点头说：“那就放洋吧！” 尚勤到美国后不久，才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李敖被越洋电话里的这个消息惊住了。 他问尚勤：“能不能在美国把孩子打掉？” 尚勤说：“在美国有困难。” 李敖说：“那就生下来吧！” 尚勤说：“我生下她，你会爱她吗？” 李敖说：“让你生下她，会不爱她？” 1964年李敖和尚勤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尚勤在孩子的出生表上填上父亲李敖的名字，孩子取名Hedy lee，中文名小文。 陈鼓应知道小文在美国出生后，对李敖打趣说：“你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你的目的，是二十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份去美国。” 李敖哈哈大笑道：“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呢！” 陈鼓应笑笑说：“你以为我是说你的‘大头’有远见啊？我是说你的‘小头’哪！” 李敖说：“如今许多家长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真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鼓应老兄，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你真是先知呢！” 李文长到两岁后，尚勤把她送到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这时候尚勤在美国已经有了男朋友了。 王尚勤在美国结婚后，李敖觉得孩子跟着外公外婆，会很不方便，便决定自己接回来，这时已过了一年的约定，大概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坚持不肯放人。 有一次，李敖约尚勤的母亲带小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他和小文有计划地消失了，接着由李敖的弟弟一面通知小文的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 当天晚上，小文的外公向警察局报警，说有人抢了孩子。当警察查明原来孩子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只好放手不管了。小文的外公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李敖： “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李敖后来记述这段经历时说：“李文的外公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厌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舅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大材小用矣！他一直以‘共产党’作眼中钉标准。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掉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大陆共产党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当然这是后话。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