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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小蕾的出现 由李敖主持的《文星》1965年底被封杀，一年后尽管文星“改组”，但文星的命运似乎是指日可亡。 1966年，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李敖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的陷害，李敖被警备总部约谈，当局俨然把李敖当成一个十足的“匪谍”了，大有置其死地而后快的意思。 文星被封杀后，《纽约时报》请李敖写新闻稿，李敖需要一位出色的英译者，李敖便和萧孟能去找梁实秋帮助，谈了两个小时，梁实秋还是表示为难。 萧孟能说：“梁实秋这点小忙都不肯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李敖说：“梁实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人，在台湾是个乖得要死的人，他是被国民党害怕了。” 李敖认识梁实秋是在李敖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一文之后，李敖和他聊了好多次，证实自己那篇文章的论断是正确的。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后来沦落到台湾，自然不敢造次。 梁实秋虽然在台湾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疑过，有一次梁实秋诉李敖，他家曾被特务搜查过一次，理由是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梁实秋偷了。梁实秋说，我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可是特务拿出一张平面图，对梁实秋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他们到处翻箱倒柜，可什么也没搜到。为此梁实秋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李敖对梁实秋说，国民党对你这番戏弄无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你跟民社党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你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到台湾来了，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 梁实秋惹的麻烦真不少，他译的《沉思录》，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中文译名中玛克斯，国民党官方误认为“玛克斯”是十九世纪马克思，给了梁实秋不少麻烦。后来还为一件事梁实秋被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梁实秋真是被国民党害怕了。 李敖和萧孟能从梁实秋家出来，在中山南路分手了。李敖驱车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在等计程车的人群中看到了鹤立鸡群的一个女生，天使一般的小蕾闯进了李敖的生活。 小蕾大名叫鲁肇岚，当时才19岁，身高一米七○，长发披肩，清纯可爱，是李敖的崇拜者。她正从高雄女中毕业来台北念铭传商专。 小蕾的出现足实使李敖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尽管他的名声越来越响，处境却越来越困难。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从“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自行出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全被查禁。 这时李敖看到光靠笔杆难以维生，便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李敖只变成了“理论家”，实业转由别人代劳，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而《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过程中遭遇当局禁令，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当局宣布《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再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则可酌情发行。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李敖只好同意，只给四本书读者也好。 牛肉面店垮了后，李敖的维生之业，就是贩卖旧电器。 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李敖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广告，收来旧家电，然后转卖。 李敖转卖旧电器赚来的钱，一方面维持生活开支，一方面义助殷海光。 殷海光原台湾大学的教授，后来担任《自由中国》总编，内秀而木讷，深受国民党的排挤，却与李敖过从甚密。《自由中国》因雷震事件而被迫停刊后，殷海光渐形索寞，不久就得了胃癌住院。 那是1967年的春天，李敖和小蕾在“美而廉”餐厅碰到郁郁寡欢的殷海光。过后小蕾对李敖说：“我感到殷老师浑身都充满了一种死亡的气息。” 李敖说：“他被国民党害惨了，本来就寡欢而木讷。” 小蕾说：“可我看不出他木讷，他只是气色不好，听说他爱书成癖。”李敖说：“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书读到这种份上，未尝不是研究悲剧。关于殷海光的故事多着呢，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totle（西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词，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ile时，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呀哎呀’，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啊！还有，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有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要昏倒的样子。” 小蕾说：“殷老师原来如此可爱啊！ 李敖接着说：“太可爱的人，有时就是容易被人利用。《自由中国》停刊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就改请殷海光，我劝殷海光别去，可是他还是去了，他讲完后，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两人立即投机起来，后来那人登门拜访他，他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那人，你猜那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个卧底的，害得胡虚一身陷黑牢。” 小言说：“殷老师是个善良的人，你去打听打听，这个书呆子会不会病了都不知道去看医生。” 小蕾的话引起了李敖的警觉，他从友人陈平景那里侧面了解到殷海光有胃病。他问陈平景为什么不叫段海光去医院？陈平景说，殷海光和太大都不肯，说除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 李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说已约好一家贵族医院，一定得去就诊。于是，殷海光在李敖的安排下到台湾著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处就诊，其一切费用由李敖筹措。 李敖的远大胸怀及舍己为人的品行，使小蕾深受感动，在李敖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她以一个女孩特有的细心和温存，给李敖很大的精神鼓舞。 李敖除了卖电器以外，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 有一天电影导演李翰祥给李敖打来电话：“李先生，我现在正要拍一部唐伯虎的戏，我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你博闻强记，知道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 李敖说：“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有啊。” 李翰祥对李敖的渊博大为吃惊，说：“哪里有《盛明杂剧》呢？” 李敖记得“中央研究院”史语室有，但他故意不说，只是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哟，我试试看吧。” 第二天，李翰祥约见李敖，问李敖有没有找到。李敖说：“我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肪缘》，但是要一百美金。” 李翰祥说：“李敖，我知道你现在缺钱，可才几页的东西，要一百美金？” 李敖笑笑说：“李导啊，知识值钱哪！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 李翰祥听了觉得说得有理，于是便付了李敖一百美金。 李敖拿了钱，满心欢喜，马上就要走。李翰祥说：“钱我都付了，你现在去拿剧本吧！ 李敖说：“现在我可得去接小情人小蕾了，明天给你吧。” 李翰祥听说李敖刚认识个小情人，便提出和他一块去。于是李翰祥坐着李敖的车到铭传商专门口等小蕾下课。 下课铃声响了，远远地小蕾和同学们走来，李翰祥不愧是导演，一眼就断定哪个女孩是小蕾。李翰祥见到天使一般的小蕾，激动地对小蕾说：“我看到一个琼瑶电影的名主角！就是你，你愿意在我的电影里任主角吗？” 小蕾看了看李翰祥，摇了摇头。 李翰祥很失望，抱怨李敖说：“台湾电影为什么难以走向世界，因为女主角都被李先生挖来做了情人。” 李敖笑而不语。 送走李翰祥后，李敖问小蕾：“为什么不拍电影？” 小蕾说：“我拍了电影就没有时间和你在一起了。” 李敖感动得来了一个急刹车，把小蕾紧紧抱住。 李敖拿了李翰祥一百美金的第二天，就发高烧住进了宏恩医院，小蕾停了一天课，专门侍候在李敖的身边。 李翰祥也到医院来看他，他一进来就四处找电插座，弄得李敖莫名其妙。 李翰祥说：“兄弟啊，我想到你问啊，我带来了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 幻灯片放出来了，内容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李敖说：“李导啊，你也真是想得出来，你是不是要启发小蕾去拍三级片呀？” 李翰祥说：“早知道有美人在，还用得着我用幻灯为你解闷啊？我真是多此一举。” 第二天下午李敖出院了，一结帐，全部费用四千元，折合美金正好一百元。 李敖对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 李敖卖旧电器找买主多在演艺圈，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李敖平时结交的这类人也多，但演艺圈好赌之人很多，李敖也就因缘随之。 李敖一表人才，聪明透顶，赌艺自然精湛，所以赢多输少，但小蕾知道后，坚持反对李敖赌博。 李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赌艺精湛，既应付了交际，对生活也不无大补，有何不可？” 小蕾说：“可是它就像毒品一样注射了你的生命，你的精神会慢慢垮掉。” 李敖说：“恰恰相反，赌徒在生命的搏斗中，意志会更加坚强。” 小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去赌吧，以你的聪明和智慧可以以此为生了。我的担心不就多余了吗？” 李敖看到小蕾不高兴的样子，便说：“好了，好了，我不赌了，我只不过是跟他们玩玩而已，我只是让他们买我的卖不掉旧电器而已，你不喜欢，我就不跟他们玩了。” 小蕾听李敖说不再赌了，脸上马上露出微笑，问李敖：“你没去看看殷老师？” 李敖说：“我看到殷海光躺在那里，心里就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这样的人不可得这种病呀！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便是。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 小蕾觉得李敖如此联想，颇为好玩，她说：“看来你还没有赌昏头，见到老师还有这样的联想。” “赌，这种手艺啊……”李敖本想又发一通关于赌博的高论，见小蕾脸色变了，马上收起话题，说：“我们亲爱的殷海光老师一生与赌无缘，他说他最佩服熊十力，熊老先生最恨蒋介石，他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的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 李敖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李翰祥打来的邀赌电话，李敖看看小蕾，支吾其词，然后便挂了电话。 这时天色将晚，小蕾晚上有晚自修，要去学校。李敖把小蕾送到学校后，逢直向李翰祥家开去。 赌友等候已久，以为李敖不来了，个个唉声叹气，当李敖突然出现的时候，李翰祥大声呼道：“英雄终过了美人关。” 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叫“刘必跟”，他不信邪，每张按哈之牌，必然跟进，以为这样可有奇迹出现，哪知结果是十打九输。这一次他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帐，反倒把李敖和另一赌友蒋光超告上了法庭，说他们联手诈赌。 法官开庭调查时问李敖：“可有诈赌之事？” 李敖说：“凡诈赌的人，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才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我们上辈子串通好？” 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从未谋面，当天晚上刚认识无误。” 法官便再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 “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 李敖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 法官看看李敖，认为说得有理，对李敖点点头，问：“你会不会做假牌？” “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李敖说着朝“刘必跟”一指，说：“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 法官调查之下却毫无证据，无奈之下只好叫“刘必跟”撤诉，可《联合报》上还是登出了李敖和蒋光韶豪赌和诈赌的新闻。 蒋光超打电话给李敖，问报上登出这样有损名誉的新闻，你为什么不解释？ 李敖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 小蕾从报上看到李敖赌博的新闻，十分生气，好几天也不见李敖。李敖去找她，她故意睁大眼睛，无比惊讶地说：“你就是那个报纸说的又会写书，又会赌钱的李敖啊？” 李敖听到小蕾用如此嘲讽的口气，心里很难过，他动情地说：“小蕾，到此为止吧，我们可承受的太多了，不要再彼此伤害了，我需要你！ 小蕾第一次看到李敖如此认真和动情，她一下子原谅了他，她扑到李敖的身上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你去打牌。” 李敖把小蕾紧紧拥在怀里，说：“也许无人会信，国民党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可因为连带到蒋光超，他们才不了了之。小蕾，我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你怕吗？” 小蕾想了想，说：“我就是怕不能跟你在一起，别的我还不知道？” 李敖会心地笑了。 1968年1月25日下午，李敖和小蕾正在家中，突然听到隔壁有异动，开门一看，看到很多的便衣与警察把守着大门。 隔壁是《文星》资料室，原与李敖是相通的，李敖离《文星》杂志，这道门就被封死了。现在这伙人突闯到这里显然是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 而在这之前，当局首先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到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来硬的了。 《文星》资料室被查第三天，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起，《文星》书店门口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写信上报，要求蒋介石准他停业。1968年3月31日，《文星》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了。 软禁 1970年，李敖开始被国民党软禁，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被捕，小蕾是这个时期李敖最大的安慰和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李敖后来在狱中也说：“小蕾是最善良的少女，她从没有跟我发生争吵，她永远依偎在我身边，任我提议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她是我有生以来最怀念的女人。” 李敖遭遇软禁，除了他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当局的“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便是一条导火线。 彭明敏在台大早李敖十年，李敖在台大法学院时候，他没有教过李敖，但是教过李敖的许多老同学。 李敖《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给彭明敏一册，彭明敏回信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后来彭明敏在台北致美楼请李敖吃饭，第一次正式见面，彭明敏表象上的博学有礼给李敖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敖被赶出《文星》后，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借故推脱，彭明敏知道后，慨然相助，使李敖顺利过关。以后李敖卖书为生，彭明敏也为李敖写信给洋人兜售。他还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给李敖，又送给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 然而“博学多才”的彭明敏一生却被两样东西所累，一是“台独”思想，一是他的膨胀的性欲。尤其前者是李敖最为反感的，这也是李敖后来与彭明敏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1964年彭明敏给《文星》写稿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不久，由其母代他向蒋介石写陈情书，才得以脱身。 李敖对彭明敏以向蒋介石“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不想彭明敏说：“本来我是不肯悔过的，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 李敖说彭明敏不但“大头”不轨，连“小头”也不轨。就在彭案发生前，彭明敏还与台大法学院某名教授之妻乱搞关系，至于被他诱奸过的女同学、女艺员也有数十人之多。 1970年1月底，彭明敏偷渡至瑞典，不想李敖立即被软禁。 软禁当初，李敖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又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李敖走在街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 当他路过梁实秋家门口时，他想到了梁实秋，可他一想到梁实秋连帮他翻译作品都不肯帮忙，便灰心起来，可是他又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对梁实秋来说也是举手之劳，于是便登门为请。 不料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 李敖只好失望地走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李敖最后找到了立委王兆民，王兆民答应了。 李敖回到家，可自由被严重限制，警察们不分昼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李敖紧迫盯了起来。 当时李敖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警察们就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房，车就停在门口，和李敖的车遥遥相对。每次李敖出门，他们就跟踪，后来小蕾也受到跟踪。 最早跟踪李敖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李敖本来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只有小蕾每天来陪伴着他。 跟踪李敖的警察在他家门口缺少运动，感到很是无聊，他们打发时光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李敖的四楼东张西望。 时间长了，李敖对他们的面孔也有些熟悉了，他把他们都起了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两个人，好像最坐立不安，在楼下百无聊赖，打着哈欠，东走两步，西走两步。李敖无聊的时候会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小蕾说，这叫反跟监。 一天晚上，楼下响起一阵很沉闷的撞车声，不一会儿有人来敲李敖的门，李敖打开门，看到“胖子”一脸的难为情。 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人是不准同被跟监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似乎遇到什么麻烦，他对李敖说： “李先生，真是抱歉！真抱歉！来打扰你，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你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理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 李敖笑了笑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 李敖下楼后，看到他的车屁股侧面被撞陷下去了，李敖看看“胖子”，又看看破了相的车，他想：这辆旧车既然被撞，索性来个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于是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的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管区的警察叫罗翼飞，湖南人，跟李敖先前就有些熟。第二天他来到了李敖的家，对李敖说：“胖子让我来向你道歉，他想把车开走，修好后来送过来，你看这样行吗？” 李敖问罗翼飞：“车到底是怎么被撞的呢？” 罗翼飞说：“‘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让‘胖子’叫他开，哪知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了，冲到了李大爷的车上。” 李敖脸涨得红红的，愤怒地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的，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 罗翼飞听李敖这么一说，一脸的窘相，但他看到李敖如此坚持，只好请李敖开估价单给他。 过了一两天，罗翼飞又来了，说：“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啊？你的车只在屁股上碰坏了一点呀，他们说你在吃豆腐。” 李敖严肃地说：“我李先生不是吃豆腐，而是在吃刺猬，你回去告诉你们局长，识相点，快把钱送过来，要不然我就写信给你们上司。” 罗翼飞看到李敖这副不妥协的样子，又是一脸窘相，无奈之中，只好回去请局长。 分局局长来了，苦笑着对李敖说：“钱我们都带来了，只要李先生答应不要把真相说出去，我们找了一个替罪羊，如果达成协议就算和解了。” 李敖看看小蕾，小蕾示意地点点头，便在协议书中签了字。 第二天，倒霉的“胖子”调走了，“胖子”临走前对接替他的老郑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一大把银子才松口。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给他的小女友买花衣服去了。”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有一天“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到台湾，提出要见李敖，便请谢聪敏和魏廷朝到李敖家来约请李敖。 李敖对来者说：“我李敖架子大得很，尤其是对洋鬼子更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 谢聪敏和魏廷朝想了想，觉得李敖说得也有理，便约马丁到李敖家。 当时李敖虽然处境自顾不暇，但他还想为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于是便让小蕾给柏杨的太太艾玫打电话，艾玫一听有外国人可帮柏杨，很高兴，在电话中连说愿望来见马丁，可是他们等了半夜也没等到。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马丁上楼后，李敖说：“我们家对门变成了警察局了。” 大家自四楼往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的时候，李敖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但他没交待马丁如何处理，马丁也没说如何处理，仿佛心照不宣似的。马丁的造访后来成了李敖的一个政治症结。 被盯梢的旅行 1970年7月，李敖被软禁期间，正值小蕾快要毕业，原本他们商量准备有一个毕业旅行，可由于软禁出现新的情况，李敖决定趁机再次报复警察一下。 18日上午，李敖对小蕾说：“听说上面有通知，从清晨五点起，增加一辆车跟监我，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他分局长，如在下午两点前不撤走一辆车，我定给他们好看。” “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小蕾问。 “开车子兜着他们转，我已叫小八（李敖的弟弟）保养车去了，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 小蕾不想让李敖跟你们斗，她想这事已延续了四个月了，多一辆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车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两天呢？再说等到两点，他们不撤车时再想办法也不迟。可是李敖的主意已定。 到了两点，他们发现警总的人一动也不动，李敖便决定秘密去台中，以甩开他们的盯梢。 李敖和小蕾佯装去买菜，然后从人头攒动的菜场门口坐的士直驶侨联宾馆，小八把车停候在宾馆门口，看到李敖和小蕾，忙打开车门，把他们推上车后打一辆出租消失了。李敖甩开了警察，与小蕾一起驱车向台中方向疾速驶去。 汽车开到台中的时候，已是深夜了，李敖发现小蕾已经很困了，便提议下车休息。李敖毕竟是台中人，这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们便在一个叫意文的客店睡下。客店里的床可真是鬼叫床，一躺下就鬼叫起来，弄得小蕾一个晚上也没睡好。 小蕾早上醒来的时候，李敖已洗好澡穿好衣，他知道小蕾没休息好让小蕾再睡一会儿，他便去看母亲。 可是不一会儿，李敖就回来，小蕾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李敖说：“我怕有人已在家门口盯梢，所以半路上又折回了，我们还去市里看看吧。” 小蕾说：“要是在街上让他们盯上了就麻烦了。” 李敖说：“那正好，我们可以开着车跟他们兜了。” 清早的台中市十分宁静，许多商店都没有开门，他们在一家小胡同里看到一个正在开门的小书店便走了进去。 小蕾看到书架上摆放着李敖的书，心中颇为一惊。小蕾感慨地说：“随着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可怜，知道李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知道李敖的人越多，跟踪的人也会越多，还是这样好嘛。”李敖说。 “看来我们真的甩开他们了，我们还不如去日月潭。顺便成全一下毕业旅行啊。”小蕾提议道。 李敖说：“这个主意好，好，吃了午饭就走。” 下午一点钟他们往日月潭方向开去了，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一路上弯路太多，小蕾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李敖准备了杨梅，小蕾一个接一个地吃，才止住了吐。 两点种的时候，小蕾终于看到了“日月潭”三个字，惊叫起来。李敖指着远处的白色建筑对小蕾说：“我们就住在那里好了。” 他们在湖边绕了一周，才找到了那白色的建筑，原来那是日月潭饭店。 他们住下后，便开着车出去，玩了孔雀园和游泳池，往回走的时候，小蕾看到一个穿中空装的女孩觉得很好奇，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别盯住人家看，你看前面——”李敖用手拍了小蕾一下。 对面两个警察大步走来，经过他们车时，两人同时突然掉过头来。李敖轻声地说：“我们被他们找到了。” 小蕾以为李敖敏感，不以为然，但当他们的车经过警察局时，有两个警察站在路口，其中一个警察上前拦住了他们的车。 “请问你贵姓？”警察盯住李敖问。 “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 “李敖？” “对，你们不是在找我吗？” 警察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对李敖说：“你下来跟我来一下。” 李敖和小蕾跟着警察去了警局里，局里的人把李敖和小蕾盘问了几句话，很轻松地说：“好，没事了，你们回吧！ 李敖不解地看看小蕾，小蕾也看看李敖，觉得颇为蹊跷，好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李敖和小蕾从局里出来后，便在街面上闲逛着，他们走进一家土产店，小蕾选了条大理石的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笑眯眯地对小蕾说：“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们便宜。” “不是朋友是通缉犯！”李敖一本正经地说。 “啊，你真风趣！啊，你真风趣！” 李敖也学着老板的样子：“啊，我不风趣！啊，我不风趣！” 老板笑笑，看着小音说：“啊小姐真漂亮！真漂亮！” 小蕾捂着嘴直笑。 他们回到旅馆，前台小姐以一种异常的目光仔细打量着李敖和小蕾，说：“身份证？” 李敖和小蕾掏出了身份证，小姐记下了什么，便让他们进了房。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李敖就起了床，他站在窗前，凝望着天上桔红透黄的月亮。小蕾走到李敖身边，把头轻轻靠在李敖的肩上，李敖抚摸她的手，说：“小蕾，这些日子我让你受累了。” 小言说：“你看，窗外湖面静静的，有层薄薄的透明的雾笼罩着，真是很美。” “小蕾，你本可以生活得更平静一点，更快乐一点，是吗？”李敖说。 “你看那天上的月亮，像一只晶莹的果盘，美得令人振颤，难怪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 “小蕾——”李敖还想说什么，可总是被小蕾抒情的思绪打断。李敖想到外面的花园里坐坐，这是他的习惯，在台北时也是这样，早早他就会坐在阳台上独自思索。 李敖打开门，却发现房门口坐着三个神情古怪的人，李敖看看他们，他们也看看李敖。 李敖明白了，他关上门对小言说：“我们被盯上了，外面都是便衣。” 天亮了，李敖和小蕾开着车去游湖，果然三个便衣开着一辆吉普车跟着。 来到湖边，李敖对跟踪的便衣说：“别跟了，我们中午就走。” 便衣戴着墨镜，看了看李敖，没说什么，他们看着李敖和小蕾上了游船。 开船的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孩，年纪虽小却像是个老船家了，小孩说这里没什么可游的，前面才是真正的日月潭，他可带他们去，只要随便给些钱。 李敖看着精明的小船家问道：“随便是多少呢？” 小孩说：“普遍就是三十了。” 李敖告诉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 小孩摇摇头，李敖笑笑。 从湖尽头掉头回来时，李敖发现紧贴着他们的游船，有一条船跟着。小蕾说：“真周到，一个小湖能逃到哪里去？” 当李敖他们上岸回旅馆时，小蕾看见一个便衣带着那个船上的小孩往警局方向去了，小孩一边走，还一边朝小蕾招手。 回到旅馆后，柜台小姐拿了本盗印本的李敖著作，请李敖签字。小蕾赶忙整理完行李，准备回台北。 李敖以赛车的速度赶回台中，便衣的车更是疯了般地跟着。 到了台中，李敖对小蕾说：“你先坐车回台北，我在这儿与他们兜兜。” 小蕾想，如果她一走，李敖会与他们愈斗愈气，最后弄得不可收拾。小蕾说：“我们一起走。” 李敖无奈，便把车往乡下开，打算由南下的路，再转至海线，使便衣暂时摸不清他们究竟往哪儿。 可车开到员林时，他们看见界牌下有辆越野车，小蕾看到后面车上的人不停地跟那越野车上的人打着手势，小蕾明白了，他们是一伙的，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踪他们的车子在准备着。 在乡下的士公路上，李敖把车子开到120码，第二天早晨，终于回到台北。 李敖和小蕾发现，跟踪他们的车又增加了一辆。李敖把车停在车站，让小蕾先回家，自己则坐计程车继续在台北市内兜他们。 小蕾回到家，行李还没放下，母亲便急切地说：“你走的第二天，管区的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察调走了。他们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说也许是毕业旅行吧。警察问是不是跟那个姓李的一块走的。我说不知道，好像有不少人一起走的。那个问话的警察走到门口，又来了一个警察，拿出一张名片对我说，那个姓李的是个老油条啊！”。 小蕾说：“妈妈，我让你也受累了。” 母亲对小蕾说：“你小心啊，可见警察是不会放过李敖的了。” 小蕾说：“我明白，妈妈，李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清楚的。” 母亲心疼地看着女儿也没再说什么。 便衣被李敖在市里兜了好几个小时，气急败坏拿着步话机向上级汇报说：“李敖坐着出租车耍我们，怎么办？” 上级无奈地说：“能怎么办？我们暂时又不能抓他，只能让他耍了。” 一直到中午，李敖实在玩累了，便付了司机三百元，让司机把他送到家。 当天下午，李敖和小蕾出现在荣星花园。荣星花园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小蕾在便衣的跟踪下旁若无人，与李敖徜徉于此，卿卿我我，谈笑风生，令便衣们内心艳羡不已。 荣星花园的美好景色及小蕾的美丽倩影从此便定格在李敖的脑海中。 情随事迁 1971年3月19日晚上，李敖和小蕾在家中，突然听到有敲门声。小蕾打开门，跟踪李敖的警局林业振组长走了进来。林组长低声地对李敖说：“处（保安处）里要请李先生现在去一趟，派黑轿车来了，就在楼下。” 林组长回头看了一下站在门口的小蕾，又对李敖补充了一句：“情况很麻烦，你要有心理准备。” 李敖坦然地点点头，对林业振说：“请你在门口等我，我收拾一下就出来。” 林业振退出屋，李敖暗示小蕾把门关上，然后走进卧室，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包十万元现金交给小蕾，并还给她一包照片——小蕾二十岁时李敖为她拍的裸照。 李敖对小蕾说：“这些现金你留着备用，照片不能给第三者看到。” 小蕾点点头，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李敖被请上黑轿车后，立即驶向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接着被安置在讯问室的第五房。 办完打指模等收押手续后，进来一高一矮两名特务，他们连夜疲劳审问李敖。 李敖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 李敖觉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彭明敏偷渡事件他根本一无所知，再说，他对彭明敏的“台独”思想早就反感了，两人已久没往来。因此，面对审问，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李敖给了特务一个不合作的坏印象。 自此约四个小时一轮班，总是两人一组，夜以继日，轮番上阵，一一追问他过去多年的“害”国民党的劣迹，比如援救柏杨事件、向马丁提供泰源监狱名单事件、接雷震出狱事件等等。从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经过四五天的疲劳审问，李敖始终是浑身疲劳，满口谎话，这令特务们很头痛。 保安处看守所长罗水黎上尉留着小平头、两眼炯炯，令人生畏，他见李敖在强大的攻势之下居然不吐实情，甚为恼火，他指示手下的人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李敖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李敖用右手紧握左手的四根手指。 罗所长对李敖说： “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 李敖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刑求人员听了大笑起来。 罗所长不笑，他一本正经地对李敖说：“李敖，你知道吗？我是神仙、老虎、狗。 李敖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地看着罗所长。 罗所长说：“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 李敖听后大笑，可这回罗所长还是不笑，李敖觉得住在这里，真是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他们感到在许多细枝末节上套不到李敖什么口实，便开始刑求对他们来说最重要问题，要李敖承认他是彭明敏判乱活动“台湾本部”的五委员之一。事实上李敖对这问题毫无所知，除他与彭明敏有所接触外，根本不知什么“台湾本部”五委员，他更不是台独分子，所以无从承认起。 特务问：“什么是‘两个半’？ 李敖说：“‘两个半’是中国民间传说的两个半军事家，一个是杨杰，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白崇禧。 特务说：“你胡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 李敖说：“既然问的不是这个，请你们给我一个边，教我怎么答，否则无从答起。” 特务说：“魏廷朝说，‘两个半’是指，他是一个台独，谢聪明是一个台独，你李敖是半个台独。在台湾肯干的台独，只有你们‘两个半’。” 李敖说：“事实上，魏廷朝从没有向我说起过什么‘两个半’，我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特务说：“‘台湾本部’五个委员，你是其中之一，他们都已经说出来了。” 李敖一脑子的茫然，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纠缠了十几天后，李敖想，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他是台独五巨头之一，若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他心生一计，对刑求人员说：“我对谢聪敏曾开过加入的玩笑。” 当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听到李敖自承开玩笑加入的说辞后，用文言文反问了李敖一句： “奈何以玩笑出之？” 在特务们的“网罗”和谢聪明的诬攀下，李敖便莫名其妙地变成“台湾本部”的五人小组的大员。 在五房所一年，是李敖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在这里他历经了国民党特务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小情人小蕾的黯然离去。 那是李敖在关进五房所的第十个月，小蕾给李敖写了一封令人神伤的信，说她将不再等他了。 李敖捧信凄然，为之泪下。 李敖说：“我这一生与女人离合，都是情随情迁，但与小蕾的分手，却是情随事迁，是我政治性入狱导致的生分、导致的生离死别，所以留下的只有怀念与美感，无复其他。” 小蕾的离去，相对于他被刑求逼供，是他遭遇的另一困境。 李敖入狱前曾有感而发：“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人魔障、误人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它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欢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惟一正确的态度。” 无论李敖多少理性地处理他的感情问题，留在他心里的怀念和酸痛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的处境中。 李敖和小蕾3月19日分手，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1975年4月25日，李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小蕾托她的父母给李敖送来了祝他生日的《生活杂志》画册，给了李敖极大的安慰，当晚，李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死因心愿；看一看李敖的女人 小蕾来信后的第十八天，李敖终于离开了暗无天日的保安处讯问室第五房，于1972年2月28日被移送到军法看守所。他先住二房，后转十一房，再转八房。 坐牢期间，他最难忘的一个“匪谍”叫黄中国。 李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军法处的第二房，隔壁房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李敖听到走廊上有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怒骂： “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是饿死自己啊！你笨蛋！” 李敖从墙上孔里望过去，见一个好大的胖子，皮肤粗糙，五十多岁的样子，这个人就是黄中国。他那时任外役，每天替犯人送饭送菜”。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发出声响，非常吸引牢中的人犯。 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因案子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所谓外投，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这个服务本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 做外役是囚犯们羡慕的差使，因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可以在走廊或院子里放风，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也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说话。 人一做了外役，一般都认为他案子不大，案情简单，黄中国就是这样的人。 后来黄中国调到了十一房，和李敖在一起，李敖发现他为人忠厚淳朴，是个够朋友的人，关系也非同一般。 黄中国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几字，在抗战时代只身跑到青岛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就成了“汉奸”了。 黄中国是一个怪名字，李敖戏称他叫“Chian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黄中国笑笑，说：“我爸爸怎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想想真可怕。” 李敖又笑而问道：“你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 黄中国苦笑道：“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人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啊！” 黄中国很喜欢李敖，羡慕李敖的学养和风趣，特别喜欢听李敖说话、讲他的经历。有一次李敖讲述他在服役时期的故事： 那时李敖入伍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杀手铜，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到金门前线，在这种杀手铜的威胁利诱下，除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其他大都入党了，可是李敖不为所动。指导员问李敖：“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李敖说：“我不怕。”指导员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李敖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指导员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李敖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指导员听了以后摇头而去。有趣的是，分配方案下来，李敖没分到金门，倒是人了党的同学分到了金门。那些同学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会影响民心士气。”气得有人把党证都撕掉了。 黄中国听得哈哈笑起来，说：“好听，好听，再讲再讲。” 李敖又讲他后来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时曾戏描连中“官长”的各种心态： 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浴；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嫖妓）；七、第三排排长想子弹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 黄中国又哈哈大笑，说李敖你真不愧是有学问的人，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妙语，你就做我的老师吧。 李敖和黄中国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家事。 牢中的李敖苦闷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小蕾的离去使他柔肠百结。李敖就和黄中国讲他和小蕾的故事，说得黄中国潸然泪下。 黄中国说：“李敖，等我出狱后，我一定会去替你找你的女人，告诉她你对她的思念。” 李敖笑笑：“你能把她劝回来吗？” 黄中国想了想说：“我至少要亲眼看一下小蕾长得什么样，我一定要看看李敖的女人。” 可是黄中国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善良愿望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1972年7月14日下午，李敖在房间里，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了，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的声音。接着十一号牢门大开，李敖看到黄中国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 黄中国“进房门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充满绝望与悲愤。 马士官长对李敖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 马士官长又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李敖磕头，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 李敖将他扶起来，安慰道：“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你不是还要出去看我的女人吗？！” 经李敖劝慰后，黄中国情绪稍微稳定了下来。晚饭时，大家席地而坐，黄中国突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份，竟“贪污”到五条，让大家大吃一惊，黄中国分给李敖两条，其余分给他人。李敖说，黄中国真是“政经分明”，枪毙归枪毙，鸡腿还是要吃的。 李敖认真分析了黄中国的案子，于8月12日完成了“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黄中国感激涕零。 黄中国的判决书迟迟没有下来，他心中忐忑不安，他一再问李敖什么时候判决可以下来，李敖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 李敖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已预感到黄中国的案子是凶多吉少。 军法处的习惯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个小时才通知，通知的时候，已经把犯人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死刑判决的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扬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先知道的。 果然，11月1日，十一房的房门被突然撞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房内把黄中国按住，黄中国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懵了，他刚想挣扎着说什么，布条缠住了他的嘴。黄中国被五花大绑，架出牢房。李敖听到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即就由衷嚎转变成了另一种嘶咧。 李敖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他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接着他又听到黄中国两声惨叫——黄中国被枪毙了。 黄中国死后，同牢的李国龙问李敖：“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怎么不知道？只不过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些假匪谍来充数了。” 同牢的胡炎汉对李敖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 李敖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去了，救活的更重要，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多年后李敖在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中细述了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 “黄中国是一个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客死他乡，他无知无识，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言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杀掉了。” 黄中国被枪决后，李敖好几个晚上失眠，他的眼中总是浮现黄中国被拖出来的情景，脑海里经常想起他对自己的承诺：出狱后，他要去找小蕾，告诉李敖对她的思念，至少要看看小蕾的样子，一定要看看李敖的女人…… “大头”惹祸，“小头”遭殃 李敖被关押时，年纪正是血气方刚，充满活力的三十五岁，他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还有性欲问题。李敖说：“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 在牢里放风时，有受难者问李敖性欲方面的问题，李敖一本正经地说：“‘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又说：“我是‘大头’惹祸，‘小头’遭殃，或者说是‘老大’惹祸，‘老二’遭殃。”听者无不开怀大笑。 李敖不无讽刺地说：“其实，台湾被他们搞坏，毛病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 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捕时，身上带了一本1970年10月号的《花花公子》杂志在手，这本杂志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这本杂志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双胞姊妹Mary和Madeleine Collinson的裸照，是李敖相当喜欢的一幅画。这本杂志一直陪伴着他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中，两位小美女带给了他许多快乐时光。后来家中送进一本《花花公子》日历，其中有她们的另一幅裸照——两姊妹别有情味地跪在床上，这幅也是李敖所喜欢的。 李敖在牢狱里常常对着这两姊妹大动欲火，时不时意淫一番，这是他读书以外的惟一取乐方式。 李敖从小学四年级以后，因为看到北新书局《健康的性生活》一书后，就发现了手淫的乐趣。这个习惯一直跟随他直到现在。 但似乎也有例外的时候。大学时代，有一天，李敖在台中图书馆看书，有一个清秀可人的女中的女孩坐在他的对面。李敖天生喜欢清秀的女人，他看到的这个女生不但清秀，而且一片圣洁纯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李敖只见过她一次，灵魂便立竿见影地得到了净化，为她在三十天内不再手淫。 然而，现在“手淫”两字对李敖来说，其实已经不相符了，如今他已不用手，他精选美女图片，虚拟实境，顾而乐之。他认为马路上的“颜如玉”毕竟太少，而符合标准的多在书中。 当从警总保安处移送到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他的书刊被严密“保管”起来了，《花花公子》上的两姊妹也同时离开了他。这使他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牢房生涯中，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 失去了小蕾和“美少女”的李敖在牢房情绪十分不稳定，李敖冲着牢门大喊道：“我如何能原谅国民党？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一想到这些年的青春断送在这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人、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的鸡巴！”弄得监狱方也无可奈何。 李敖在牢房里还发明了一种“肢体语言”，他说他读书累了，就会有“肢体语言”。 所谓“肢体语言”者，李敖说，是身体各部器官互相对话。例如“老大”和“老二”之间就有这样的对话： “老二”说：“‘老大’你真不够朋友，你老是有思想，用思想闯祸，写什么狗屁文章，害得连我一起关在牢里，没有女人可搞。三天两头，只好自己解决。‘老大’啊，你真不够朋友！” “老大”答道：“二哥，实在对你抱歉。子曰‘有鳏在下’，佛说叫‘非法出精’。这种境界，也别有味道啊！至少如国民党尹俊师长所说：‘卫生啊！卫生！ “老二”听了有所不解，说：“尹俊不是现任警备总司令吗？他又‘卫生’个什么？” “老大”说：“尹俊在徐蚌会战时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夹着尾巴而逃。逃到台湾，派到金门去做十七师师长。在前线，情况不比后方，要随时保持警觉才成，因此他要半夜爬起来查哨。有一天晚上，查到一个碉堡，堡中卫兵虽然没有偷偷睡觉，可是却闲着也是闲着，打起手铳来，‘非法出精’。这时，正好被尹俊撞见，吓得半死。不料，奇怪的是，脾气火爆的尹将军，并没有骂他，只是问了他的名字，告诉他：‘明天朝会集合时，我一叫你名字，你就立刻到司令台来！’第二天朝会到了，果然尹将军喊这小兵出列了。小兵低头跑上前去，满面通红。尹俊叫他上台，当众训话说：‘这位战士很好很好，他鸡巴硬了，不到军中乐园搞姑娘，却自己打手铳解决。这样才卫生啊！卫生！本师长特当众赏他一百元，以示鼓励！’” “老二”听了，哈哈大笑。 “老大”又说：“不管怎么说，总归是我不对，害你二哥不得痛快。希望出狱后，停止思想与写文章，让你放开快活快活。” “老二”无奈之下，只好点头同意了。 …… 李敖的这种所谓的“肢体语言”或许只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笑话，但牢狱之中李敖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折磨却是铭心刻骨的。 三年后，监狱官换人了，辅导员换成了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犯情绪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李敖这个“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他一些方便。 一天晚上，冯辅导员同意李敖进“库房”把被“保管”起来的美少女的照片带回押房，于是，那天晚上，李敖对着双胞胎姊妹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事隔不久，监狱里发生了囚犯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被撤换了。李敖想到自己的案子已确定，随时有移监的可能。如果移监，“美女”又得给“保管”起来。因此，他就把双胞姊妹的裸照藏在《蓝登字典》的硬纸封面中，以防不侧。 果然李敖后来被移监到土城监狱，李敖的书又被“保管”起来，但字典等工具书除外，于是夹带在字典中的双胞胎姊妹又幸存下来，一直陪他到出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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