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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一千日” 李敖24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22年一直长压箱底，因为他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他毫无用处。1981年，46岁的李敖想办一本杂志，大学文凭才派上了用场。 办杂志是李敖多年的心愿，他生平写作虽多，但从没有一本自己的杂志，《文星》是他替萧孟能主编的，属于鹊巢鸠占。《文星》被封后，等到他申请到执照，却去了牢房，他自称是“一连十四年的大霉运，离办杂志，越来越远”。 李敖申请的杂志名称叫《千秋评论》，是一本典型的忧患之书，到李敖“二进宫”前共编了六册，这六册主要是他和汝清完成的。 《千秋评论》第一册出版发行后，国民党就开始查禁，李敖出狱后，每月继续用《千秋评论》打击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尽管国民党七堵八堵，但《千秋评论》依然按每月一期的速度出版发行。 李敖在办刊的同时，还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抨击国民党，带头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理、抱不平，其“笔伐”生涯达十年之久。 安，就是李敖出狱后在“笔伐”时期认识的。 1982年6月11日，是李敖出狱的四十七天，他夹着书在忠孝东路独行，猛然看见了正在路边找车的气质特别的年轻女子，李敖主动送了一册刚出版的《千秋评论》给她。 女子先是犹豫了一下，见是一本《千秋评论》便欣然接受了，接着从小包里掏出钱给李敖。 李敖说：“不用了，送你的！” 女子感到很是意外，抬头仔细看着李敖，不解地问：“送？这种杂志难道还用推销吗？” 李敖说：“你说得对，不需推销。” “那为什么要送给我呢？” “因为你漂亮啊！好杂志配佳人，相得益彰！” 女子高兴得笑起来：“谢谢！你真会说话！” 李敖也朝她笑笑，笑得很诗意，也很色情，笑完之后便转身走了。 李敖刚转身没走几步，就听到身边跳出那女子响亮的声音：“你是——李敖！” 李敖回过头来，朝她看去，见那女子一个劲地捂着嘴笑。 李敖来到她身边，那女子又轻声地对他重复了一遍：“你是——李敖！对吗？” 李敖说：“是，你看出来了？” “你那一转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你是李敖，越看你越是李敖，尽管我没有看到过你。”女子说。 “你叫什么？”李敖笑着问。 “你叫我安吧。” 安，20岁，花莲人，身高一米七一，皮肤细腻而白皙，一头乌黑的长发从浑圆的肩膀上倾泻下来，是一位极富艺术气质的女子。 安刚从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不久，正在一家广告公司谋职。她不但喜欢艺术，还是个读书迷，喜欢海明威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台湾，读得最多的则是林清玄和李敖的书。在上大学时，当时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刚刚出来，她为了买这本书，居然清早在一家书店门前等着开门。当李敖和胡茵梦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她感到好奇，还曾写个一篇论才子佳人的文章，但是她从没有见过李敖，只看过他的几张照片而已。 不仅如此，她还是《千秋评论》的忠诚读者，她喜欢里面的时论文章，也喜欢时论配合性文章。关于李敖，她差不多就是从第三期“奇情·上吊·血”栏中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等文章中获得的。她家里收藏有《千秋评论》第一至五册，第六册由于国民党的越来越严的封锁，而未获得。 李敖和安认识后，当晚他们便相约在一家具有异国情调的法国餐厅吃饭，从此他们便有了“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 他们没有情书，没有游迹，没有电话中的作秀，没有电影院里缠绵，没有，这些都没有。当天晚上，他们从法国餐厅出来后，安就和李敖回到了家，双双进了浴室。 十年前，李敖在一篇有关男女的文章中说：其实男女之事是天下的大问题，男女之乐是人间的至乐，岂是三言两语就摒绝得了的？又岂是草草了事就带过去的？男女之乐，不但‘有甚于画眉者’，并且还有甚于草草性交者，道德之士可以想到吗？再按圣人标准，以饮食作比喻，人于吃饭，如果只是以一种责任感去填饱肚皮，试问有何意思？惟有美食当前，情调优雅，吃起来，才算不负此腹，大快朵颐。男女之事，亦复如此。公鸡对母鸡是不打话的，按倒在地，试问有何情调？人若混到这步田地，道德再高也无趣味。故男女之乐，理当把它艺术化、把它多彩多姿。把它千奇百怪、把它出神入化、把它淋漓尽致，惟其如此，才算不负此‘生’（一曰生命，二曰生殖器）。从这些角度来看男女间事，只要以男欢女爱做基础，两情缱绻做要件，没有买卖也没有胁迫，则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其情可纵，其性可驰，不厌细腻，花样越多越好。” 李敖有和女人同时沐浴的习惯，早年和情人蒋芸在一起的时候，每每让蒋芸为其擦身洗阴，这样，他可以在净身的同时，获得三种满足：一是可以从容欣赏裸女（当流水从美人光滑的身体上缓缓流过，多么富于诗情画意）；二是可感受到女人细腻的触角给自己身体带来的性的快乐；三是可以进入一种童话般的难以言说的境界，这种境界，因既肉体又精神，既禁欲又纵欲而妙不可言。李敖曾经有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己像死猪一样，不也快哉！” 李敖和安在一起的时候，“鸳鸯浴”便成为“开场锣鼓”，犹如神圣活动前的宗教仪式，显得必不可少。 安带给了李敖一生中最快乐、最长久、最单一的床上日子。 波波颂 安喜欢猫，而性格也最像猫，来时美丽，去时无声。李敖送了她一只猫，取名“波波”。 有一次过年，安回花莲看她父母，“波波”无人照应，便暂寄李敖家，李敖看到“波波”犹看到美丽的安。尽管他那时对猫已不感兴趣，但对这只“波波”倒是情有独钟。 胡茵梦以前曾养过一只波斯猫，但懒得给它洗澡，结果，浑身沾了泥土粪便，积重难返，她便采取一种宿命的办法，把毛剪短，哪知一只漂亮可爱的猫，经过这一修理，已面目全非，变得不成样子，胡茵梦见她难看，便弃之不要了。李敖对胡茵梦说，你这不是爱猫，你是害猫，你对猫的爱，看来是假的。因为李敖不养猫，只看猫照片，所以称胡茵梦是“假爱猫家”，自嘲自己为“爱假猫家”。 李敖不养猫，主要不是因为没时间，早年李敖弟弟捡到一只暹罗猫，送给李敖。这只暹罗猫作息有定，只在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跑上李敖的书桌，好像是说：“老爷开饭了，停工吧！”其它时间，一切自理，不用李敖操心，它还绝对尊重李敖的私生活，从不捣乱，因此给李敖留下很好的印象。 李敖和胡茵梦结婚后还养过一次逞罗猫，那是香港邵氏公司马芳踪送给胡茵梦的，猫刚到家，胡茵梦的妈妈就来到李敖家，大叫寂寞，坚持要马芳踪送的那只猫。胡茵梦说，这只猫人家刚送的，李敖也喜欢，我再找另一只马家猫给你。胡妈不肯，一定要这只马家猫。李敖说，当时送一只猫给你，你不要，现在我刚养了一只，你又要抢，这是什么意思。胡妈根本不听李敖的这些话，说要就要，没有回绝余地。孝女胡茵梦只好忍痛予之。 李敖家缺猫，正好他弟弟家有一只暹罗猫，便决定借来一养。可是这只猫一身媚骨，又懒又好吃，你怎么摆布，它就成什么姿态，毫无灵气可言，还常常爬到李敖腿上吵着要吃，其叫声如鬼哭狼嚎，一点不讨人喜欢。李敖称它是：“全世界最不要脸的猫”。最后只能扫地出门了。 李家猫出局后，李敖跑到信义路新生南路口，在猫店笼子里，物色到一新暹罗猫，此猫下巴很胖，是暹罗猫中的上品。李敖把猫买回家，正逢胡茵梦出浴，她欣然裸接此猫，使李敖看到了最美的人猫图画。李敖离婚时，鉴于胡茵梦“守玉如身”“爱猫如己”，把古玉和猫让她留在身边，李敖说：“当然不是‘陪嫁’，这是‘陪离婚’。”从此李敖长时间不再养猫了。 而安却是真正的爱猫家，她对波波极具人性的细腻照顾，使李敖深受感动，李敖对波波也如若对安一样，极尽备致，真是爱“安”及“猫”了。 李敖在《波波颂》中说：“三分白脸七分娇，粉墨活像小曹操，桌上低姿走台步，床头高卧不提刀。故国不堪犹回首，小鸟昂然领风骚。曾经利他难为我，除却波斯不是猫。” 李敖对安的猫的确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然而李敖也像那只猫一样，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安的回来，然而安一直没有回到李敖的身边。 艾玫：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1968年，三十三岁的李敖遇上了柏杨案。 柏杨是台湾作家，曾出版过《丑陋的中国人》，在岛内外享有声誉。李敖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偶有来往，但并无深交。 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柏杨突然打电话给李敖，很神秘、很迫切地说：“李先生，我有要紧事，请你无论如何到我家来一趟。” 李敖说：“什么事，你说吧。” 柏杨说：“李先生，电话里实在一言难尽，请你务必来一下。” 李敖来到了柏杨家，柏杨神色极度不安地把他请进了书房。 柏杨说：“李先生，我出了点麻烦，我知道你曾被国民党治安部门‘约谈’过，经验丰富，你能告诉我‘约谈’的细节吗？以便我应付之。” 李敖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如此惊慌失措？” 柏杨叹了口气说：“去年5月，我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我代办。我在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择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 李敖说：“你只是选择译文而已，不至于让你如此惊慌吧。” 柏扬说：“李先生，你能告诉我如何应付‘约谈’吗？” 李敖觉得柏杨怪怪的，反复问及“约谈”的事，他还不知道当时艾玫已经被“约谈”了，一连十多个小时，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柏杨也有意没有透露出来。 到了12点钟，李敖打算告辞，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 “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 柏杨把艾玫扶坐在沙发上，说：“冷静一点！回来就好！” 经柏杨劝慰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最后柏杨才向李敖说出了“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真相，并问李敖意见。 李敖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所准备。” 果然到了第二天，柏杨被请去“约谈”，“约谈”时间长达二十七个小时。 柏杨放出后，李敖来看他，对他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 柏杨听了后，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向艾玫交待“身后事”，信中称：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忱、李敖介绍；书赠李敖；盼告寒爵、申虹、李敖俟有机会为文…… 柏杨于9月8日被捕后，艾玫把柏杨留给她的信拿来听李敖意见。 李敖说：“那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至于外务之事，请申虹他们处理，我则尽力为文。” 当时李敖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难有机会为文，但是李敖还是向海外设法。 李敖首先是尽量把有关柏杨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李敖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上加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柏杨入狱后，李敖也曾让艾玫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李敖主要通过他的美国朋友梅心信等协助，流传到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上升。接着他通过美国记者魏克曼的协助，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出去，《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和9月都有长篇报道。然后李敖又联合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孙观汉展开“营救”工作。 尽管李敖为柏杨案在外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柏杨还是被判十年徒刑，未能减刑。 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孙观汉外，还有柏扬的太太艾玫和学生屠申虹。 艾玫当时只是在校的研究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黎世芬对艾玫说：“为了对我们公司全体人员负责，你还是另寻高就吧。” 艾玫无奈之下，只好辞职。 艾玫发现像黎世芬的人不止一个，原来柏杨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地躲开了，只剩下海外的孙观汉和岛内的李敖和屠申虹。 李敖和屠申虹除了设法“营救”外，还要摆平柏杨留下来的“支票款”、出版社的杂务以及安慰艾玫和他们的女儿佳佳。 柏杨被捕后的某一天，艾玫找到李敖，拿出柏杨的答辩书要李敖表示意见，李敖看到答辩书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中共间谍学校的供词，他只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李敖想，如果能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的罪状，这是柏杨有意留下的活结。 李敖对艾玫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 艾玫一听，非常高兴，就请李敖写信给司马。 李敖写好了给司马桑敦的信，艾玫过目后，亲自发出。然而想不到的是，司马桑敦胆小怕事，连信都不敢回。 李敖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柏杨声援，他曾在国际笔会上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把柏杨奉为首位。 第二年的5月份，胡金铨、王敬羲约李敖去“国宾”楼下吃宵夜。李敖去了，见艾玫也在座。李敖向艾玫问起柏杨的近况，艾玫说他还好。这是李敖最后一次见到她。不久李敖也深陷牢狱之中。 李敖坐牢除与彭明敏有关，义助柏杨也是原因之一。然而，柏杨出狱后，不是感恩报德，而是疑神疑鬼，把李敖当作了“奸夫”，李敖一直蒙在鼓里。 李敖和胡茵梦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不料她电话打去了，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无暇光临，李敖也没多想。 几天以后，李敖在路上遇到高信疆。高信疆说：“敖之啊，柏杨出狱后没再找你吧？” 李敖说：“没有啊，我们打电话请他吃饭，他推说没时间，好像很忙。” 高信疆说：“敖之啊，你知道吗？柏杨出狱后一直怀疑你和艾玫有不正当的关系。” 李敖这才恍然大悟，他愤怒地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艾玫许多人觉得她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高信疆拍拍李敖的肩膀，劝慰道：“被柏杨那样的人所误解，你会觉得奇怪吗？” 李敖说：“信疆，你还记得十年前李翰祥和刘家昌的故事吗？” 高信疆笑笑说：“怎么不记得？真是无独有偶啊！” 李翰祥和刘家昌原是电影界的好朋友，李翰祥国联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的第一凤江青被刘家昌挖去做了老婆。 1970年7月，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突然从外面冲进来给了李翰祥几巴掌，打得他左脸浮肿，嘴唇破裂。 刘家昌揍了人以后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让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要把江青休了。 李翰祥委屈极了，对记者说：“这种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了，也没有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江青原是我们公司的基本演员，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我们的关系没什么不正常。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我还劝她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再闹下去，和家昌和好吧。后来她想自资拍一部《梦回青河》，我提供了剧本，仅此而已。我与太太张翠英结婚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允许我的家庭破裂，也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如果我和江青真的有感情的话，当初她就不会跟刘家昌结婚了，圈内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因此我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敖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这样的人不可能给刘家昌戴绿帽，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 于是李敖找到刘家昌，告诉他李翰祥不可能偷他老婆的种种证据，终于使刘家昌若有所悟。刘家昌大声地说：“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 李敖大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呢！” 刘家昌哭笑不得，猛打自己的头，说：“我怎么可以自己让自己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王八呢？”…… 李翰祥和刘家昌的故事已经过去十年了，李敖想不到类似的故事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一遍。 据李敖所知，柏杨入狱前曾对艾玫有“另行改嫁吧，不要误了青春，不要记挂我”等书面交代，但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虽然没有苦等下去，但为了营救柏杨，吃尽苦头。 柏杨出狱前在“出狱前寄前妻倪明华”的诗中说：“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然而柏杨出狱后，“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艾攻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 艾玫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 李敖曾见过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感觉她一脸横肉，扑人而来，与艾玫相去甚远。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 第三任太太用半文不通的语言写过一首《单程票》给柏杨，诗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 李敖不无悲哀地说：“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与柏扬共度惊险的岁月，‘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早在柏杨被捕初期，李敖在给孙观汉的信中说：“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蒋家）父子的人物，而竟阴差阳错，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岛上的大怪事！” 李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李敖知道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夕，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的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等等，这些话无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 柏杨可真是让李敖给看穿了，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蒋经国死后，马上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对蒋经国做肉麻的吹嘘，说“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有“宽容的胸襟”等等，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事实于不顾，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实在让人作呕。 柏杨一方面极尽能事拍尽蒋经国的马屁，另一方面却又变成了一个吓破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看到过去整他的警察，点头哈腰。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有“借古讽今”四个字，柏杨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已，他们没有想到柏杨如今已变成一个毫无胆识和骨气的堕落文人。 柏杨后来出版的几部书的扉页上都印上“谨以本书献给某某某，感谢患难之中对我的帮助”云云，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都是他受难时不理他的人。 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树、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而在林正杰等人联合诽谤李敖的时候，竟在背后怂恿说：“快快出书整李敖啊！” 曾经为营救柏杨而一起奔走的屠申虹，在柏杨出狱后同样没有吃到好果子。他苦笑着对李敖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为奸夫，艾玫被诬为淫妇，我屠申虹则被诬为帐目不清，想来想去，真是窝囊。” 李敖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于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已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柏杨你做王八，随你的便，但乱认‘奸夫’却不可以，尤其认到无辜者你的恩人头上，更不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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