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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在生日庆典上宣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讲稿 西哈努克收回了他的“阿尔萨斯一洛林” 西哈努克的50％独立 自1948年5月再赴巴黎进行独立谈判毫无结果以来，西哈努克考虑最多的恐怕是独立问题。就他的愿望来看，的确想尽快赢得王国的独立。然而在行动上，他始终挣脱不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他对法国怀有感情，不愿因独立问题同法国闹僵，总幻想法国能通情达理，和平地放弃对柬埔寨的“保护”。然而，这样一来，往往使人们感到国王并不真心地争取独立。况且法国并本理解和体谅他，也无意那样做。另一方面，他也想高举独立的大旗，通过同法国不妥协的斗争争取独立，从而赢得崇高的民族威望。然而最终，他没有不顾感情，公然以法国为敌。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采取了民主党的战略。无论如何他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好斗的民主党人。 西哈努克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25岁生日庆典时明显地表现出来。 1947年10月31日是西哈努克25岁的生日，按照惯例，法国驻柬专员卢贝先生应在这一天到王宫来向国王祝贺，并发表贺词。法国专员的贺词内容也要在三天前通知国王，以便国王起草答词。一般来说，贺词不会涉及任何敏感的棘手问题，只是畅叙传统的友谊和称颂这种友谊的“万古长青”。然而这次贺词却非同一般。贺词对民主党争取民族独立的宣传给予了尖锐的回击，并表示，柬埔寨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柬埔寨还没有足够数量的、胜任的军政干部和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如果法国给予柬埔寨独立，它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西哈努克对贺词中的内容感到棘手。不过他还是耐心等待他的法籍私人顾问马蒂维先生为他起草的答词，看他是否可以巧妙地避开那个令人烦恼的话题。果然，答词写得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使他非常为难。如果照稿宣读，人们一定会认为国王是在为法国的保护制度进行辩护。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经过一天的思索，他决定另起炉灶，亲自起草一份答词。在庆祝生日的宴会上，西哈努克宣读了他自己起草的讲稿。他说，世界上有许多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根本不能与柬埔寨相比，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也表现得很不得力，既混乱而又无秩序，而柬埔寨不然，一旦获得独立，决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显然这一答词同法国专员的贺词大相径庭。它像一颗炸弹，使会场顿时出现紧张气氛。人们都惊呆了，卢贝脸上也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不满情绪。在场的高棉人在窃窃私语。 在10月31日生日庆典之前，西哈努克可以说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君主，对法国人的建议是俯首帖耳。但这一天，当听到“高棉人不配独立”的说法时，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尽管他的反应是克制的，但毕竟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 第二天，不少柬埔寨人对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到非常高兴。一些民主党人也前来觐见，祝贺他的转变。他们大概认为国王真的要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民族独立战士了。 其实不然，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卢贝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柬埔寨仅仅依靠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制造动乱的家伙们，那末柬埔寨的前途是可悲的。事实已证明，多数民主党人，在他们掌权以后，不论在行政管理还是在经济管理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 到了1947年底，西哈努克仍然没有迎来独立的曙光。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失望。不过，使他能感到一点快慰的是，这一年，柬埔寨收回了1941年被泰国夺去的马德望、暹粒等领土。西哈努克称这是柬埔寨的“阿尔萨斯一洛林”。泰国并不愿意归还这些领土。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泰国站到了轴心国一边向盟军宣战，这铸成了大错。战后，它需要得到盟国的谅解，原谅它在战争中的行为，而且它请求加入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所以不得不放弃这两个省份。 关于移交这些领土的谈判是在美国华盛顿进行的。宋双作为西哈努克的高级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出席了签字仪式。蒂埃里·阿尔让海军上将代表法国在马德望举行了将失而复得的领土转交给西哈努克的仪式。 但是，关于柬埔寨人要求归还越南夺去的交趾支那的部分，法国却置之不理。尽管1863年柬法条约的策划者、当时的印度支那总督曾许下过诺言，但法国国会还是于1949年5月21日通过决议，把整个交趾支那永远划归越南。这样，就使那里的60万柬埔寨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1948年，西哈努克继续就独立问题向法国发动攻势。在过当笃节（展览节）时，他写信给法国专员，要求法国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他写道：“如果我谈到独立，这是因为这个词及同这个词有关的一切构成了解决高棉一法国关系的关键……我最渴望的是，我国人民能得到和平和自由，法国和我国之间达到完全谅解……我最关心的不是我的王冠，而是柬埔寨的主权。我最大的抱负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高棉王国。我所期待的不是同胞们的感谢，也不是他们的酬劳，因为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国家命运的预言家。我向法国保证我绝不提出任何有损于法国一高棉合作的要求，只要求我国能有权收回对于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还缺少的那些东西，我对我的同胞们从来没有任何隐瞒。我并没有否认我的子民们还有缺点，也没有否认我们国家仍缺少有知识和有能力的人，更没有否认我们的行政管理经验还很不足，但我认为这些并不能构成我国人民行使主权的障碍。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不少独立国家也有盗用公款、政治丑闻、骚乱、造反、甚至是革命的发生！我以为不能因为对人们的这些缺点有某些看法，法国就不能尽快满足我们的正当要求。” 到1948年4月，法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法兰西联邦议会在凡尔赛就法柬关系进行讨论。由于议会中海外殖民地议员和议会中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议员加在一起成了多数，致使议会以76票比72票的多数通过一项确定法柬关系的新法规，以代替1946年法柬之间达成的协议。 严森波首相和西哈努克国王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要求法国给以更大的让步。1949年9月4日，西哈努克又写信给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就该年底的法柬谈判提出了几项基本要求： （一）条约必须确定柬埔寨的真正的内部主权； （二）法国承认的柬埔寨独立应该具有国际价值，应能得到世界诸大国的承认，以便使柬埔寨王国可以向国外派驻代表和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三）法国武装力量或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应该尽快缩小，逐步由高棉自己监督和管辖的和平地区取而代之； （四）法国政府将同意赦免那些归顺的伊沙拉分子。 一个月以后，法国专员作了如下答复： “1．陛下，我再次向您保证，法柬条约签字以后，我一定尽我的全部力量使柬埔寨的独立具有国际价值并为世界各大国所承认，以便使柬埔寨可以向国外派遣自己的代表并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2．关于权力的移交以使柬埔寨内部主权具体化的问题，我将尽力使条约中有关这方面的条款于1949年12月31日以前形成和达成协议； “3．由于最近已在暹粒省和磅同省成立了国王陛下直接管辖的和平自治区域，法国武装力量和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已开始缩小。达春及其所部的归顺是一个胜利，待高棉王国部队有了足够的手段之后，就可以考虑扩大这个和平自治区域……对于那些已归顺了的或将要归顺的原来的敌对分子，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戴雷蒙先生在写给王国政府的信中，已表示对这些人要采取宽大措施。至于我本人，我准备赞成您给我转来的有关实行大赦的各种建议； “4．……至于政治流亡者返回柬埔寨的问题，我已在10月22日给陛下的信中表示同意陛下乐意采取的绥靖政策。” 1949年末，西哈努克同严森波首相以及议长游格前往巴黎，进行争取独立的谈判。结果，签订了一个新的法柬条约，从而代替了1863年和1884年的两个条约。根据这个新条约，柬埔寨仍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其政府在外交方面享有部分权力，例如接受外国使团，经法国批准可以向外国派遣使者。此外，在一些地区包括马德望和暹粒省行使军事自治权。但是财政、国防、关税、治安等大权仍控制在法国殖民当局手里。柬埔寨几乎没享受自治权力，这就是西哈努克声称的“百分之五十的独立”。 民主党对此条约是远远不能满足的，这在巴黎的留学生中有所反映。他们对这个条约表示不满，要求西哈努克接见。会见是在巴黎协和广场的克里茶饭店。参加接见的有一位是充当调停者的民主党高级人物。留学生们表情愤怒，对服务员端上来招待他们的香槟酒和小蛋糕不屑一顾，他们不停地谴责国王支持．“高棉民主的破坏者”严森波。他们对刚刚签订的条约表示愤慨，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1949年条约并不是柬埔寨获得独立的一个条约，但对西哈努克来说，这毕竟是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此，他要珍视这一成果，并尽可能实现和扩大这一成果。这以后，西哈努克努力争取各国对它的承认。到1953年，柬埔寨王国得到美国、英国、意大利、泰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35个国家的承认。1951年9月8日，西哈努克还派出了全权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并与盟国一起在“对日和约”上签字。 在军事上的自治权方面，也获得了进展。根据新条约，法国人将暹粒一磅同军事指挥权交给西哈努克，但要求王国政府能在这个麻烦的地区做出样子，以证明王国政府确有能力治理国家。在同该地区的伊沙拉运动的头目达春的谈判达成妥协后，达春归顺了政府，成了“四条杠”的司令，代表政府对这里实行自治管理。与此同时，在马德望等地的反政府运动也被降服了。只有亲越盟的伊沙拉运动还控制着一些地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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