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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劳动党的“老大兄弟”在胡志明小道跋涉数月， 走向河内…… 沙洛特绍在中国 西哈努克拍了九部描写公子小姐风流韵事的影片 朗诺像一条平静的鲤鱼 三洛事件 乔森潘向西哈努克讲战术，西哈努克连称：“奇妙 的战术！” 1963年2月，高棉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沙洛特绍、英萨利、宋成等党的中央领导人便离开金边，同时也将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90％的中央委员深入到波萝勉、磅湛、蒙多基里、腊塔那基里等省，开展革命的发动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穷苦的农民，推翻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但是到了1965年前后，柬埔寨的政治形势却使高棉劳动党无所适从，至少使它的反对西哈努克封建统治的口号变得软弱无力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西哈努克政策的左转：1964年拒绝了美国的援助，1965年又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又公开站在越南人民一边抗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尔后，又公开为越南的抗美战争提供方便。所有这些，使那些革命者极为被动。特别是当美国的侵略战争在越南升级以后，战火有可能蔓延到柬埔寨的时候，高棉劳动党内有些人开始怀疑：是否继续发动反西哈努克政权的革命运动？ 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另一个因素来自越南。面临美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越南劳动党开始要求高棉劳动党调整其策略，实行同西哈努克合作的政策，配合印度支那的抗美救国战争。看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正当的要求。 面临这种形势和压力，高棉劳动党内部思想出现了混乱。特别是党内的亲越派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如果柬越两党真的在反美问题上接近起来，或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肯定会使党内的独立派深感忧虑。尤其是，考虑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留居在越南的高棉革命党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作用，高棉劳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更感到忧心忡忡。因此，为确定新的路线和策略，有必要了解一下越南党的真实意图，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柬越两党的关系。这成了高棉劳动党领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1965年9月的一天，在炎热泥泞的胡志明小道上长途跋涉着一位中年汉子。他头顶草帽，脚蹬破鞋，衣衫褴褛，正朝北方走去。他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在这条小路上行进了数月，穿过了老挝，终于进入了北越，来到了河内。 此人在高棉劳动党的根据地被称作“老大兄弟”。实际上他就是沙洛特绍，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从柬埔寨磅逊省出发，只身来到河内，其使命就是要弄清越南党的底细和两党的关系。 沙洛特绍在河内呆了三个月。据他自己讲，他主要和黎笋在一起工作。当时黎笋已经是越南党的第一书记。黎笋长期在南方，1957年调回北方，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在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仅次于党主席胡志明。但是由于1965年以后胡志明的身体一直欠佳，黎笋便成了党的主要负责人。 沙洛特绍在河内研究了大量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从文件中，他发现了越南党的领导人的许多不利于柬埔寨的观点。他认为，越南党在历史上就不允许柬埔寨革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越南、柬埔寨、老挝只能包括在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 在河内期间，沙洛特绍同越南劳动党方面举行了15次会谈。除了同黎笋的多次会谈以外，还同胡志明主席以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了会谈。据他讲，会谈中，他进一步证实了越南领导人反对柬埔寨党的独立倾向。黎笋要求他接受越南的政治纲领，但沙洛特绍借口该纲领不适合柬埔寨加以拒绝。虽然两党在相互承认方面达成了一致，但在各国党是否应保持独立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越南方面认为，小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有在大国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胜利。黎笋说：“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沙洛特绍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也感到了同样的压力。这种分歧使沙洛特绍完全丧失了对越南党的信赖。 沙洛特绍在摸清了越南党的真实主张，感到失望之后，向越领导人提出协助他到中国访问。这时，某些亲华的越南领导人也建议他出访中国和朝鲜。驻在河内的老一代高棉革命者山玉明，帮他同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但是黎笋对他的访华则表示不快。黎笋担心，柬党同中国建立联系以后，直接取得北京的支持，会使越党失去对柬党的控制能力。但他对沙洛特绍到北京访问的要求也不好执意阻拦。黎笋为了有意制造中国对沙洛特绍访问表示冷淡的假象，搞了一个小动作。他们要求沙洛特绍在预定时间之前就到机场，并命令飞机立即起飞，致使中国大使险些未能赶上为他送行。 在中国，沙洛特绍也访问了3个月。他几乎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并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中国方面赞扬了柬埔寨的革命，而沙洛特绍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 这期间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的一场悲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尼公开合法的第三大政党。它奉行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合作的路线，希望能通过和平议会的道路获得政权。但在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政权更迭。曾经同共产党合作的苏加诺下了台，印尼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这一事件对沙洛特绍也产生了影响。 当沙洛特绍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在胸中已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条革命路线。1966年2月，他途经越南回国，步行6个月到达了高棉劳动党的中央所在地紫桢省罗密赫县，9月就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高棉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显示了柬共的更大的独立性。同时，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即不能同西哈努克合作，在加强同政府的政治斗争的同时，积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但是，柬埔寨仍未出现革命的形势。许多年轻人仍然在为西哈努克的反美勇气而欢呼。不过，从1966年柬埔寨的第四次大选以后，形势便逐渐发生了逆转。 1965年，西哈努克正陶醉于由于他的坚定的反美立场而获得的越南和中国的国际支持。在国内，他也满足于他的小小柬埔寨相对越南来说享有的相对安宁和平静。因此，这期间，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了消遣上。他恢复了他拍电影的嗜好。尽管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俨然像一个电影天才，既是编导，又是演员和制作人。一部又一部描写达官贵人和公子小姐的风流韵事的影片问世。从1965年到1969年，他拍了9部电影。 西哈努克崇尚和追求浮华、声望和体面。1966年8月戴高乐夫妇的来访给他提供了机会，激起了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欲。此时，恰逢柬埔寨第四次大选。然而，他对此全然不顾。在他看来，戴高乐的来访远比大选来得重要。他渴望那种声势浩大、举国欢腾的盛大场面，更何况来访者是他仰慕已久的英雄和伟人。他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筹备这次接待活动。几十万人绵延10多公里夹道欢迎的仪式，豪华盛大的国宴，数万名小学生参加的团体操表演，自然还少不了他的王家芭蕾舞团的精湛演出。戴高乐三天访问期内的这些花费，就达几百万美元。 几天的狂欢结束之后，西哈努克的不祥兆头便降临了。问题不仅在于过分铺张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困难，而且在于他忽视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由于他忙于对戴高乐的接待，他的人民社会同盟的议会候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他自己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选举结果，许多注重地方利益的候选人战胜了人民社会同盟的候选人。胡荣、符宁、乔森潘三名左派议员获得了连任。他们都在各自的选区获得了很高的选票。 这次选举使朗诺出任了新政府总理。西哈努克允许他出任总理，在当时来说，不是没有理由的。朗诺一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虔诚的佛教徒，少言寡语，从不引人注意，有人形容他“像一条平静的鲤鱼”，表面上谁也看不出他会有什么野心。大概正由于这一点，西哈努克重用这位并无军事才能的朗诺当总参谋长。朗诺在任职期间，奴仆般地服务于亲王，从来没有任何违抗的表示。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效忠亲王的同时，悄悄地培植他自己的势力。当1966年大选到来的时候，他已在军官阶层享有了广泛的支持。他也颇受中产阶级和华柬商人阶层的欢迎。他们也和军官阶层一样反对西哈努克对进出口贸易国有化的政策，也反对同美国断交。他们希望朗诺能站出来扭转西哈努克的政策。 正当新议会开会选举首相期间，西哈努克居然为了彻底放松一下，到医院休养去了。结果，朗诺被选为首相。西哈努克当时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还算忠诚的下属。但是，这一轻率的认可，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西哈努克不仅没有发现自己播下了政治隐患的种子，相反还放心大胆地到法国长期治病休养去了。他在那里住了1个半月。 在亲王离开之后，朗诺的政府官员纷纷到农村去征购大米。他们以比黑市低得多的价格向农民强行征购。军队也趁机对农民施暴，抢夺农民财物，骚扰妇女。地方政府官员在中央政府的影响下，也横征暴敛，贪得无厌。就是在这时，在金边的一个年轻和尚离开了寺庙，逃进了丛林，参加了红色高棉的革命运动。他就是洪森。不久，在柬埔寨便发生了反政府的活动。 当政府要在马德望省三洛附近征用土地，修建一座糖厂的时候，矛盾迅速激化了。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大量土地，但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这激起了农民的怒火，从而引起了暴力反抗。他们先是袭击了政府的征税小分队，并打死其成员。后来几乎整个地区都发生了暴动。他们打死武装士兵，夺取他们的武器，袭击警察哨所，抢走枪支，然后逃进丛林，参加了柬共领导的红色高棉激击队。 这时，代理国家元首的朗诺首相毫不手软地对该地的农民暴动进行了镇压。他派出了伞兵部队和大批国民警察部队，以悬赏的方式残酷镇压反叛者。许多农民害怕被捕和屠杀而逃往游击队的营地。 西哈努克从法国回来以后，情况更加恶化了。他要求朗诺辞去首相职务，任命宋双接替；但到了5月份，危机波及到了城市。他指责左派和三洛农民暴动有关，扬言要将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提交军事法庭。这种恐吓使他们立即转入了地下，并前往柬共革命据点。随后，有三名自由高棉成员被处决了。处决的情景还被拍成了电影，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使人们联想到乔森潘、胡荣两个左派议员的失踪。大家都以为他们也被杀害了。于是，在金边爆发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抗议对他们的杀害。 直到6月底，马德望的动乱才最后平息。据西哈努克称，在整个暴力冲突中，死亡1万人。 朗诺统治的短短几个月和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成了柬共革命的转折点。虽然西哈努克曾指责红色高棉与暴力有关，但实际上柬共并未在这次冲突中发挥任何作用。这次暴动完全是自发的，柬共领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条件已成熟。10年后，民柬出版的《柬共历史》称，三洛的暴动“是由人民自己的运动引起的。党中央还未决定在全国发动武装总暴动。在马德望……这场农民运动……已达到了沸点。但是党放弃了对那里的运动的领导，并决定暂时停止马德望的武装斗争，直到在全国完成它的准备工作。” 但无论如何，三洛事件成了一个信号，它提醒了柬埔寨共产党：革命形势正在出现，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经不远了。 对柬共来说，革命形势的出现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人民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和憎恨，终于看到了革命的对象。而这一点应归于朗诺，归于西哈努克对朗诺的轻信。几年后，过流亡生活的西哈努克对记者痛心疾首地说：“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选择朗诺作为我的助手，成为我的总参谋长和总理。”他在回顾三洛事件的教训时说：“马德望的屠杀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干的。当时，我在科特达祖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病。他们屠杀的也不是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农民，起因是这两个无赖去征用他们的土地。我没有派朗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我自己的土地已经太多了……”“至于红色高棉游击队，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这我知道，朗诺向我提供了假材料，证明他们想推翻现政权，于是我就同他们格斗。我把他们作为卖国贼对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73年，当西哈努克在柬共游击区会见传说被西哈努克处决的乔森潘时，两人在对朗诺的看法上不谋而合，而且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的策略艺术第一次恍然大悟。 乔森潘对亲王说：“殿下，我们一直知道反对我们的不是你们，追捕我们的是朗诺。我们一直知道朗诺是个卖国贼，他早就想干掉您。”亲王反问道：“你们既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乔森潘回答说：“殿下，要是我们告诉了您，那么您会作出反应的，这样，柬埔寨也就不需要我们了。殿下，这是一种战术。” 听了这番解释以后，西哈努克惊呆了，连称：“奇妙的战术！确实奇妙！”这不知是赞叹？还是迷惑？还是渐愧？还是愤怒？总之，是一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心态。 朗诺的残酷镇压，为柬共创造了革命形势。三洛地区农民暴动加速了武装斗争阶段的到来。到了1967年中，柬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如果只进行政治斗争，不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就无法保存革命力量，发动革命力量。于是，柬共决定在1968年开始武装斗争。1968年互月，起义首先在西北大区发动，接着在东部、北部和东北大区相继发动。他们在发动起义的时候，只有几支枪。他们主要靠缴获政府武装人员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到了5月份，全国19个省中有17个省打响了武装斗争的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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