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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周恩来紧紧拥抱亲王：“您仍然是国家元首！” 范文同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说：“你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 苏联——亲王的空秤盘。 亲王的《告高棉同胞书》传遍柬埔寨 西哈努克主持三国四方会议 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在 北京成立。 西哈努克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于18日下午离开莫斯科，前往北京。就在驶往莫斯科机场的汽车上，送行的柯西金总理对西哈努克说：“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西哈努克毫无表情地答道。 “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进行反击。” 柯西金表示将继续支持他，但怀疑中国是否会采取同样的立场。不过，西哈努克对中国充满信心。他对柯西金说：“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 “不管您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柯西金回答道。 到了机场后，西哈努克召集随行人员，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将考虑成立一个政府来组织抵抗运动。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就开始筹划他的抵抗运动。他同宾努亲王以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开会研究，最后一致决定呼吁柬埔寨全体人民开展抵抗斗争。 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所遭受的感情打击要比她丈夫大得多。作为一个女性，她不仅是自己丈夫的忠实伴侣，而且坚信和支持他的爱国事业，但是她没有想到丈夫竟落到如此地步。她痛苦极了，几乎有点绝望。她无可奈何地对丈夫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你已经把你的一生贡献给了你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却废黜了你。或许我们退休到法国去住会更好一些。” “不！”亲王坚定地回答，“这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隐退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任柬埔寨不仅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家，而且还将再次沦为殖民地，那历史将会谴责我们。我整个一生都在梦想着我国的独立，并为独立进行战斗。我从法国人手里赢得了独立，并不是为了想在现在又加以放弃。我们的君主政体现在决不能袖手旁观。美帝国主义肯定要在印度支那被打败，而我们必须参加这一斗争。越南人、我们的红色高棉以及我们，将在一起打败美国人。巴特寮也将在老挝取得胜利。和人民站在一起是君主政体的责任。” 莫尼克理解这番话的含义，更理解自己丈夫的决心，她当然会全力支持他。在此后20年的岁月里，莫尼克始终伴随在他的身旁，成为他精神支柱的一部分。 飞机在西伯利亚1万米的高空飞行，莫尼克就坐在他的身旁。他正准备起草一份进行抵抗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在这柬埔寨民族危难的转折关头，西哈努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突然感到自己正扶着历史的舵轮，并意识到，此时，整个民族正需要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很自然，他一生敬仰的伟人戴高乐的形象在他的脑海浮现了。看来，历史也注定要给他一个成为伟人的机会，于是，这位被废黜的亲王在飞机上奋笔疾书，写就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就是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抵抗宣言《告高棉同胞书》。 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以后，亲王走出了机门，第一眼就看到了周恩来正等候在舷梯旁。考虑周密、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似乎早已觉察到了这位被“抛弃”、被废黜的亲王渴求支持的迫切心情，因此他邀请了几乎所有驻京的外交使团来迎接亲王。西哈努克看到这种阵容庞大的欢迎场面，感到万分激动，顿时充满了力量。 周恩来大步跨向前去，和亲王紧紧拥抱，用铿锵有力的声调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的唯一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那天到机场欢迎的共有41个国家的代表。这是细心的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为了表示对西哈努克的承认，他通知所有驻华外国使节到机场欢迎。结果，几乎所有的在京使节都到了。 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亲王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亲王陛下，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周恩来平静地问。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周恩来显得格外坚定。他接着说：“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亲王似乎仍充满着自信。 第二天，西哈努克的声音通过北京广播电台传向了世界。从此，北京电台成了他战斗的喉舌，北京则成了他活动的国际舞台的中心。西哈努克的形象频频出现在中国的新闻记录片中，为全中国人民所熟悉。 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到北京。见面之后，他们俩相互紧紧拥抱。范文同对亲王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美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 “我们能够帮点什么？”范文同平静了一下。把对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军事教员，我们不缺人力，而且中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我们缺乏有训练的干部，打我们将要打的那种战争。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有训练的干部。”西哈努克坦率地讲了他目前最大的需要。 “我会告诉武元甲派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范文同十分慷慨地满足了亲王的要求。之后，他们详细讨论了协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最好方式。召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最高级会议的想法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产生的。 中国对亲王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西哈努克刚一到北京，周恩来就在迎接他的汽车上做了非正式的保证。不久，在正式会晤中，周恩来正式表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援助。周恩来还特别阐述了中国的这种支持和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严格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 周恩来强调：“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中国将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柬埔寨应该保持它的中立。” 西哈努克听完这番话后感动不已。他没有想到，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仅能在柬埔寨这个小国身处危难之时慷慨相助，而且对他这位落魄的亡国之君也如此尊重，这使他深深感到中国的真诚。这件事成了亲王同周恩来友谊发展史上的巨大的里程碑。如果说自万隆会议以后，两人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只是几首序曲的话，那么这以后二人的交往则是恢宏雄壮的乐章。这就是西哈努克亲主至今对中国怀有厚爱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多次同亲王会见，对这位爱国的王公十分欣赏和敬佩。这年五一节，西哈努克作为贵宾享受了中国人所给予的最高礼遇。他被邀请参加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他登上了天安门，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接受几十万人的欢呼。历史好像开了一个并不令人开心的玩笑。就在前一年的10月1日，当朗诺代表西哈努克来参加中国的国庆盛典时，他也享受到了这样一种礼遇。但那一次，朗诺没有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次登上天安门之前，毛泽东同西哈努克谈了好几个小时。毛泽东很详细地询问了朗诺的情况，对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以及亲王在柬埔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都十分关心。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宁可同您这样的爱国的亲王握手，而不愿同像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您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您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西哈努克感到这是毛泽东对他所能表达的最高的敬意。 毛泽东以一个大战略家所特有的胸怀继续说：“您必须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您。我们给您的任何东西，同您通过您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西哈努克不仅需要中越的支持，也需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十分欣赏河内的外交艺术，它能在中苏对立中获得双方的支持。他说：“他们的天平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另一头是苏联，保持秤盘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可是另一头却是空秤盘。” 实际上，中国并不反对西哈努克寻求苏联的援助，相反还鼓励他这样做。 精明的西哈努克心想，他不会比越南人干得差。他抓住了在离开莫斯科时柯西金向他作出的非正式保证紧紧不放。他要以这一点为突破口，使苏联兑现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到北京后的重要外交活动之一，就是接见苏联代办。在谈话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到了他同柯西金在车上的那段谈话，并以激将法的方式提到，中国已经正式表示了对亲王的支持，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苏联代办似乎面有难色，但忽儿作了一个自以为机智婉转的答复。代办说，由于西哈努克现在在中国境内，让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较好。苏联将会接着这样做。这使亲王有些不解。他想，最先发表支持声明是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本来想把这个机会让给苏联，然而却遭到了冷遇。 这年4月，周恩来访问了平壤。他在同金日成的讲话以及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都对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所提到的高棉民族统一战线和西哈努克本人表示了最有力的支持。这时亲王再次会见苏联代办，向他指出中国的支持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和正式的了，希望他的政府也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 这位代办居然拿出了新的理由回避亲王的要求：“但是支持（柬埔寨）的声明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发表的。” 亲王立即反驳说：“如果柯西金总理在波兰或捷克的领土上发表类似的声明，我也不会反对。” 一个月以后，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20多个国家给予了正式承认，而苏联却没有给予承认。 出乎亲王意料并博得他欣赏的，是古巴政府对他所表示的支持。柬政变后不久，柬埔寨驻哈瓦那大使求见古巴外交部长罗亚。这位外交部长像往常那样接待了他。 罗亚劈头问这位大使：“你是不是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滚出我的办公室！”外长怒斥那位大使，“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24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但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替你们柬埔寨人民丢尽了脸。不——我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时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作为一个西方大国、美国的盟友，法国不可能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斗争。但它毕竟是西哈努克所尊敬的国家，因而法国政府采取了两边讨好的做法。法国驻北京大使交给亲王一封法国政府的信。信上说，如果亲王隐退到法国，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亲王谢绝了这番美意，但他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隐隐的侮辱。因为他在法国治病时，在街上曾听到了巴黎人带着轻蔑的目光，耻笑被废黜后在巴黎流亡的前越南皇帝保大。而在北京，他听到的是另一种议论。他说，一次他在北京街头散步，有人认出他后，说：“您为我们国家，为亚洲和世界立了大功。您帮助越南的抗战英雄。现在柬埔寨人民参加了这个斗争，而您是他们的领导人。”这番话使亲王感到自豪。北京肯定不如巴黎舒适和华丽，但北京肯定比巴黎使亲王坦然和从容。因此，他对法国人说，谢谢法国提供的一切，不过，“中国政府刚为我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你们的建议。” 中国兑现了自己的一切诺言，包括在北京东交民巷的那套西哈努克官邸。他至今仍常住在那里。 对西哈努克来说，除了战斗别无选择。 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即1970年3月23日，西哈努克通过北京的电台，向全世界和他国内的同胞发布了《告高棉同胞书》和一个郑重声明。他庄严宣布解散非法违宪的朗诺政权。他呼吁。“我们将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形势恢复正常以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协商会议。它的成员将包括一切爱国、进步并且具有反帝倾向的佛教僧侣、军队、警察、省防军、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工业家、商人、政府职员和妇女的代表。” “我们将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军，把祖国从朗诺、施里玛达和郑兴为首的卖国贼集团和亲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独裁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与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民族团结政府、协商会议和民族解放军将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它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和在胜利后重建祖国的双重责任。” 亲王呼吁：“一切不能再容忍叛逆者的不公正的压迫，并且具有解放祖国的勇气和爱国的子民们（包括军人）到丛林中去打游击，以便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如果你们已经有了武器，并已掌握了军事的话，我可以向你们及时提供弹药和新的武器。如果你们手里没有武器而又想学习军事的话，那么，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你们到距离你们的兵营和村庄较远的、敌人不能发现和找到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里去。侨居欧洲附近的子民（同胞们），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话，就请你们到北京找我。” 第二天，亲王又写信给各国政府，呼吁它们支持他的民族解放斗争，拒绝承认金边的朗诺政权。 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发表以后，在国内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柬埔寨境内的各收听站收听和录制了通过北京向河内广播的亲王的呼吁，然后又在国内广泛传播。最初人民对朗诺的政变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他们不了解真相，无法听到亲王的声音，无法弄清究竟谁是卖国贼。当朗诺巧妙地利用柬埔寨人对越南人的世仇大肆鼓噪西哈努克把柬埔寨出卖给越南人的时候，他们迷惑不解。一旦听到了亲王的声音，他们便明白了；真正出卖祖国的是朗诺，是他把柬埔寨出卖给了美国。 他们看清了事实真相后，立即发动了示威、反抗和起义。在磅湛市，全城各个角落都是示威者。他们在汽车上张贴“西哈努克万岁”的标语，向司机散发亲王的照片。由50辆卡车和轿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示威者向金边进发。他们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职位。有两个国会议员奉命向群众解释驱逐西哈努克的理由，但被愤怒的群众打死。这导致警察向群众开枪，结果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朗诺的兄弟朗厄在磅湛省有一个橡胶园遭袭击，他本人被碎尸万段。在茶胶和贡布两地，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和暴力事件。 随着人民的觉悟，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学生进入丛林，参加了抵抗力量。朗诺的政府军也迅速瓦解。数以千计的政府军，或者弃甲回乡，或者投奔红色高棉的游击队。 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人策动朗诺政变以及随后对柬埔寨的入侵，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一个莫大的错误。它不但为自己树起了更多的敌人，而且使所有的敌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力量变得更加强大。首先，越南和柬共被美国推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原来，二者的战略目标和斗争对象并不完全一致。越南主要是针对美国，柬共主要是针对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协调。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和西哈努克的被废黜，使柬共的革命任务和对象发生了转移。美国成了越柬的共同敌人，共同的斗争使他们互相紧密地靠拢。 其次，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这一对抗的双方的关系，也由于美国的干涉而发生了质变，一致对外的民族矛盾掩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西哈努克坚定不移的反美救国立场使柬共迅速修改和调整了它的路线和战略。在这一民族危机之时，首要任务已不再是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而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因此，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成了战友。 就在西哈努克发布告同胞书的24小时之内，于1967年逃人丛林，加入了柬共革命领导核心的三位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这是他们在金边失踪后三年来第一次出现。尽管这三人遭到了西哈努克的错误对待，但他们仍然不计私仇，出于民族利益，积极支持亲王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纲领。他们在声明中称：“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我国城乡的全体同胞，不要在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一伙卖国贼的军警中充当炮灰；不要给他们交税或遵守他们的残暴的法律；忠诚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建立村、乡、县和省级的新的抗战行政机构。”他们还呼吁士兵和公务员支持人民的斗争，参加到抗战中来。在他们的号召下，投身到丛林游击战中去的青年更加勇跃。甚至连驻在桔井的第六军区副司令丁乃英少校也加入了游击队。 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没有使它摆脱在越南战争中的被动地位。相反，它正面临着整个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反抗。 印度支那三国联合斗争的想法，是西哈努克最先倡导的。早在他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同范文同会谈的过程中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后来，通过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以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协商，达成一致，并于这一年的4月24日至25日在中国广州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四方代表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以及越南北方代表范文同，所以通常称这次会议为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各方代表邀请西哈努克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西哈努克在开幕式上十分感动地说：“尽管我们不能像1965年那样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你们还是邀请我主持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你们的这一邀请，雄辨地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对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尊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我国历史和国家生活面临着黑暗和痛苦的时刻，你们的这一邀请就更有意义。” 亲王向会议表达了以他为首的抵抗力量的决心。他说：“今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我和我的反帝战友们成了流亡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以便重新获得昂首返回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权利。”他强调：“柬埔寨将同其他两国兄弟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肩战斗，直到重新享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 会议就印支形势和共同斗争交换了意见，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最后，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声明还规定各方今后将随时在必要的时候举行最高级会议。 会议闭幕后，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三国四方代表。他在讲话中说，7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人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此后，联合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柬共停止了对西哈努克的攻击，并着手同他建立联盟。与此同时，越南也开始同柬共武装力量进一步协调与合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动将存放在柬埔寨境内的大量武器分发给柬共游击队，同时他们在柬境内的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可以更加自由地防御和打击敌人。当4月底、5月初，3万多美军和4万多南越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柬埔寨行动，在柬东部搜寻和围剿越南武装力量时，越方人员早已转移，撤到了柬埔寨内地的安全地带。美军本打算，在柬埔寨的东部地区，由美军和南越伪军同朗诺的政府军从东西两侧形成钳形攻势一举击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但是，作为这个钳子的西钳牙的朗诺军，根本无法同柬共和越共的军队对抗。当美军到达庇护所地区时，他们发现扑了个空。 三国四方会议还为柬埔寨各抵抗力量建立中央统一领导机构铺平了道路。 5月初，柬共最高领导人沙洛特绍以及其他各派重要的政治领袖汇聚北京，共同商讨成立民族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问题。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是一个核心问题。承担该纲领起草工作的，是在留法学生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秀木。他早在1946年就留学法国，曾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进步组织和活动。他在法国旅居24年，直到朗诺政变，西哈努克向海内外爱国者发出抗美救国的呼吁之后，才于4月来到北京，积极支持西哈努克的救国斗争。他参加了三国四方会议。最初，他起草的一个纲领比较激进，除了主张佛教的国教地位、信仰自由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以外，还提到社会主义等内容。这个纲领提出来后，沙洛特绍将“社会主义”划掉了。关于政治目标，也只留下了“为国家解放而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选举西哈努克为统一战线主席；并选出由11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与此同时，产生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直与西哈努克同行的宾努亲王被任命为团结政府首相，乔森潘为副省相兼国防大臣，胡荣任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符宁任新闻、宣传大臣，原驻开罗大使沙林察任外交大臣，秀木任财经大臣。内阁共有12名阁员。 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领导机构分成两部分，即国内解放区部分和北京部分，而且在职能方面各有侧重。解放区部分主要负责国内的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而北京部分则重点负责争取国际支援和国际斗争。在分工方面，他们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的代表。他们还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有权根据所掌握的必要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 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后，西哈努克常驻北京，主要承担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外交、情报和宣传方面的职责。对此，外界的新闻记者提出了一些非难：为什么亲王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 西哈努克对这些带有挑拨性的问题回答道：“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口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他说，“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在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络设备。” 实际上，亲王的爱国热情远远高于他对享乐的追求。他说，对于那些百般挑剔的人来说，“我只能这样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上去。”只是因为考虑到斗争的需要和安全问题，乔森潘等国内领袖们才劝他留在北京。不过，西哈努克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的半个政府驻在北京，将使他的人民和抵抗战士感到一种鼓舞，使他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 实际上，北京并非仅仅起到这种精神上的鼓舞作用。这一点西哈努克心里十分清楚。他说：“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中国的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的确，中国政府是极其慷慨的。中国向亲王提供官邸，以及一个从文书工作人员到汽车队的服务系统。在这次商讨成立联合政府的会议期间，中国表示，将提供武器装备。 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正式拉开了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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