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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元首 亲王确信未来的柬埔寨将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亲王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 “粉红色”，“粉红色”。 “他们就像吐樱桃核一样把我吐掉……” “战争结束后，我去吴哥。” 从1970年到1975年，西哈努克常住北京。这五年，恐怕是他一生最忙碌也最悠闲的时期之一。 忙碌，是说亲王在为国家解放忙于国际事务。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国际舞台上为柬埔寨的解放和自由奔走呼号，在一切国际场合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与理解，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他频频到各国访问，穿梭于巴黎——北京——平壤之间，不时地接近各国来访者。西哈努克夫妇、宾努首相夫妇的形象，频频在中国新闻媒介上出现。亿万中国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外国元首的音容笑貌熟悉到像对西哈努克这样的程度。 悠闲，是指亲王在国内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仍在北京出席各种宴会和文艺演出，笑容可掬地同宾客们谈笑风生。他几乎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各处的名山大川令他心旷神怡。他时而作曲弹琴，时而高歌吟诗。在他到达北京的最初三年中，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期间，他写了多首歌曲。这位吹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的高手，这时没管儿可吹了。但是，周恩来给他送来了一架钢琴，这使他能够继续弹奏并作曲。他的歌曲有些是歌唱中国的，和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特别合拍。例如有一首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歌中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 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 它的全力支持使我完全相信， 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然一扫而光。 这无疑是抒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也唱出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写了许多歌曲，不光有献给中国的，还有献给朝鲜朋友、越南朋友、老挝朋友、非洲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 亲王酷爱电影，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当时还是禁止放映西方影片的时候，亲王夫妇却可以看到法国的、美国的和意大利的影片。他还常常参加体育运动，例如打乒乓球。 当然，亲王在中国的旅行绝不都是游山逛水，娱乐消遣。这其中也有调查研究和参观学习。他访问过中国的许多农村，参观过不少人民公社，尽管那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已经暴露出了许多弊端，他仍然试图寻找一切积极的东西，以便革命胜利以后引入柬埔寨。他尤其欣赏中国农村出现的科学种田、技术学校、赤脚医生。以及人们相互帮助友爱的传统美德。 尽管有消遣、有娱乐，但在北京的这几年，西哈努克精神上绝不轻松。这不仅是由于他远在异国他乡怀念他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还在于他同他原先的敌人——红色高棉的那种微妙、复杂、难以理清的关系。为此，他时而犹豫迟疑，时而又坚定勇敢；时而消沉失望，时而又乐观向上。西哈努克天生反复无常、捉摸不定，这是他性格上的一大特色。但是以往的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像他在北京的那几年那样，情绪如此多变，思想如此矛盾。 他知道，他是一个流亡的亲王，如果不同红色高棉站在一起，那就别无出路，只能在历史上静悄悄地消失。他不愿那样做，不愿像南越的保大那样让人嘲笑，也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去支持和赞美自己原先的敌人，心里难免不快。好在他在北京住得久了，耳孺目染，对马克思义、共产主义的词句熟多了，加上中国人那诚实好客和注重友谊的人情味，使他感到共产党并不可怕。 来自红色高棉的一个又一个关于解放区的新气象新形势的报告以及战斗的捷报，使这位亲王对他们的厌恶感越来越淡薄。他越来越为他们的智慧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在西哈努克看来，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而国家、民族是第一位的，只要有爱国主义，一切其他的阶级仇恨、个人恩怨都可忽略不计。这一点在以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没有顾及红色高棉对他子女的限制以及对他个人的软禁，他仍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重新站到红色高棉一边，再次支持他们。 在解放区之行以后，亲王对红色高棉更加充满了希望。在他看来，在柬埔寨，除了他们，再没有别的人能够拯救这个国家。他为解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感动至深。他甚至完全把柬埔寨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说：“未来掌握在年轻的进步分子手里，他们的动机和爱国主义的纯洁无瑕是我向来都承认的。自从我们在抵抗斗争中团结合作以来，我的这种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在北京我就和政府内部的左派成员有过长谈，也曾同英萨利——前面提到过他是早在1963年就开始改造老根据地的头一批红色高棉成员之——有过长谈，我们对于彼此的动机和目标都很了解。有了我们这些青年进步分子，柬埔寨的未来就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亲王十分明智地估计了柬埔寨的未来。他确定无疑地认为，未来的柬埔寨将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他对此没有丝毫的懊恼，他说：“就算变成共产党国家也是公正的，因为红色高棉游击队在解放区进行的革命是成功的。我是在亲眼目睹后才相信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都是办事认真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建设国家。他们取得了我从未取得的成果，如消灭了贪污和贿赂。在我领导下的柬埔寨，存在着贪污和走私。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连医院中的药品也被盗卖，而红色高棉游击队解放了柬埔寨，这些现象都已不存在，社会是干净的，人民遵纪守法地工作。啊！他们现在已不能与西哈努克执政时期相提并论。那时，人人都懒洋洋地呆在棕搁树下或香蕉树下，哼着西哈努克的小调。也许战争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也许行乐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知道他们学会了辛勤劳动，这样也就不会挨饿。解放区不缺肉类，不缺蔬菜，不缺水果，不缺大米，也不缺衣服。尽管有战争，但稻米生产增长了一倍多。我当国家元首时，每公顷土地上只生产稻米一吨半，而现在每公顷土地生产两吨半到三吨，而且品种优良。尽管人们使用同一种货币——瑞尔，但物价低廉。解放区没有因营养不良而死人。金边则不然，因为它现在只能依靠美国人空运食品，或由阮文绍的军舰运来食品。当人们看到解放区的成果时，应该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人有权管理国家。” 西哈努克已做好了准备，到战争结束那天，他将对柬埔寨共产党人说：“你们是有才能的人，应该永远掌权，没有人能替代你们，西哈努克也代替不了，他再也不该取代你们掌权，因为他没有能做你们所做的事。他愿意这样做，也梦想着这样做，但他无能为力。再说，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即使到了你们赶走他的那天，他仍坚持着现在的看法。是的，他是个古怪的人，但他不是个无耻之徒，也不是个傻瓜。” 听了上述这些话，不能说他不明智。他的态度的确诚实而公正，而且无怨无憾。“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爱国者的伟大胸怀。 西哈努克承认共产党人的能力，钦佩红色高棉的理想。这方面他无话可说。但他自己毕竟是另一类人。他十分清楚，他同他们格格不入。尽管毛泽东劝他读马列的选集，尽管他也确实领会了一些毛泽东思想，但他从不愿意成为共产党人。他要坚持他的“粉红色”。他说，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 西哈努克也十分清楚，他同红色高棉的矛盾将来总有一天会激化的。他认为他们所以欢迎他是为了利用他，他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他知道，他们仍将是他的敌人。但是他娴熟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策略：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懂得和次要敌人站在一起去反对主要敌人。他说：“我已经说过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超过我，为此他们取代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说过他们是我的朋友。咳！我还没有天真幼稚到那种地步！红色高棉游击队一点也不爱我，这我知道。咳！我十分清楚，他们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是因为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是干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时，他们就会把我像吐樱桃核那样吐掉。” 西哈努克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红色高棉的憎恶情绪。他对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小姐说：“小姐……在这里（北京）有个红色高棉游击队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这个人是我最可怕的敌人，而且他使我产生反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他们不是正在为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战斗吗？……小姐，我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可以说他们是我的敌人，就像那个寸步不离我左右的讨厌的家伙。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我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他说，要分清重要敌人和次要敌人，“我选择了次要敌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去战胜主要的敌人。” 谈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亲王相当坦然。他声称，他已没有任何野心。他说：“我早已决定好了，一旦入侵的敌人被赶走了，一旦卖国贼被彻底打垮了，我就退休。我丝毫没有继续掌权的愿望……”但他难免也流露出了一丝对命运的抱怨。他说，他对政治厌倦了，“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是恶报，这意味着我在无谓的努力中虚度了青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种无谓的努力呢？今后我能贡献的最大力量是把我这个人、我的声望和知识用于柬埔寨，我自己洗手不干了……今后我可以少问政治，少去冒险。我将生活得很好。过于活跃是错误的，在生活中不应该做过多的事，否则就有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 不过，亲王仍感到无愧。他说，“即使如此，我也能心安理得地光荣而死。我打发走了法国人，我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我为代表着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他不无自豪地说：“在柬埔寨面临2000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考验中，给了我曾经领导我国人民走向胜利这一道义上的酬谢，这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对于未来，西哈努克也并不完全消极。他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尽他所能之劳。他说，他将根据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请求，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只要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人民是支持的。建设新国家的任务是艰难的，如果真的需要，”他愿意继续作为人民团结的象征发挥作用，特别是他可以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充当桥梁。他说：“我还将把我30年来在外交和与各国政府、元首打交道方面的经验贡献给我们的国家。对于26个曾经支持我们并在法律上承认我们的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我们要进行访问。我们还要接待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其他贵宾。但我决不再领导政府工作，也不再行使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充当我们团结和高棉国家的象征就够令我心满意足的了。” 当一个记者问他，战争结束后到哪里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吴哥。我将设法买一辆梅塞德斯·奔驰小轿车，在吴哥安身定居。我再也不该去执政。即使在红色高棉挽留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在吴哥定居安身也是非常合适的。那里有一个机场，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将来我去金边只是出于礼宾活动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亲眼看看绞死朗诺。我对金边深恶痛绝。这个负心的城市使我作呕。我过去爱它太深，为它做的事太多。我把它打扮得美丽动人……在法国人统治时期，那里原是个村庄。是我建造起了花园、街道、林荫大道和高楼大厦。这个可憎的城市，我为它费尽了心血，而它却以咒骂、诬蔑和背叛来报答我。我愿住在吴哥。它是那么漂亮。……即使红色高棉游击队不再愿意让我当国家元首，我也愿意住在吴哥。我不愿意去法国，也不再爱它，因为它抛弃了我，凌辱了我，因为它承认朗诺。” 谈到这里，西哈努克似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引用了一句柬埔寨成语：“患难之中识敌友。”他不愿到抛弃他的任何国家去，其中也包括苏联，因为它同朗诺政权的关系保持了好几年。当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传话给西哈努克说，战争一结束，他们将派大使来，很高兴地重新同西哈努克言归于好。西哈努克一听，火冒三丈，怒吼道：“勃列日涅夫先生！蓬皮杜先生！请你们守在自己家里吧，别来自讨苦吃！” 的确，对于西哈努克本人来说，他真的别无所求。他严守着他的那条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战后，他真的兑现了他的所有诺言，但历史并没有公正地对待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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