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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３日上午九时，日本Ｄａ—Ｆ００客轮发出一阵长长的笛声，缓缓地离开了上海虬江码头。紧靠岸边船弦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浅灰色西装，脚踏皮鞋，白衬衣领子下系着一条格子领带，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好一派上海滩小开风度。他，正是自诩为“新流氓主义”者的潘汉年。 潘汉年何以离开《幻洲》编辑部登轮远行？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从１９２６年春潘汉年加入该部后发展很快。许多新书刊在该部附设的门市部常销售一空。顾客天天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赤足拖木屐”的工人，有穿着学生装的读书人；有些人往往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买书。由于读者多，营业额急剧上升，据有的学者统计，从１９２６年３月至７月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出版部的营业额就超过了１６０００元。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德里这条小弄堂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注目。此时，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军阀之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兼任淞沪督办。这位被称之为“恪威大将军”的直系“联帅”，正面临国民革命军在浙、闽、苏、皖、赣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对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极严。８月７日，由淞沪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四个“小伙计”。这一天，潘汉年不在现场，免遭了一次牢狱之苦。事发后，潘汉年为营救同伴四处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阮仲一，请他们设法营救。经各方串联呼吁，加之警察厅“证据不足”，该厅厅长只好顺水推舟，于８月１２日放出了这四个“小伙计”，并批准创造社出版部重新开业。 这件事发生后，潘汉年与中国济难会的关系又深了一层。经组织同意，潘汉年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成为该组织一名得力骨干。当时，中国济难会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们中间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汉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由该组织推荐，潘汉年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的筹备会，商议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 临行前，潘汉年将《十字街头》第６期的编辑工作作了交代。《十字街头》既是他投枪的战斗阵地，又是他精心培育的果实，待船离开码头后，他便一头钻进船舱，伏在木板桌上，奋笔疾书，为《十字街头》撰稿。稿子写成后，潘汉年分别在镇江、南京两次邮寄编辑部。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潘汉年在当时就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讲到在船上寄稿给你，颇费一番苦心，现在从天津到上海，各地不是都在戒严期中吗？来往的信件都要检查，他们认为‘有犯戒严条律’的时候，便可任意扣留或把它充军到火炉里去的。我们的稿子是不是在扣留或充军之列，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要看大爷们的高兴与否。 “为了第６期不好延期的缘故，我们的稿子又不得不寄，要寄又怕‘没收’，没有办法之中，我想出一项骗着自己的办法：你收到我的信和稿子不是都由樱岛女士转来的吗？你的名字下面不是有‘妹妹’两个字吗？我想当你们收到我的信的时候，一定要骂我有意打趣，开玩笑，是不是呢？谁知我是小心翼翼，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信面上写的是‘Ａ字１１号樱女士转邱小姐收，和秀英缄’等，是特别请蔡先生模仿女子的袅娜纤字；信封里面，第一张信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韵铎吾妹妹’等字，所以要这样写的用意，无非是想告诉检查信件的大爷：‘这是小姐和小姐的通信，并无赤化嫌疑，请你放它过去吧！’ “但‘大日本’公司的Ｄａ—Ｆ００船上竟会没有一只信箱！我们上了船，占定房间以后，就‘穿山甲’似的找寻信箱之所在，后来问茶房才知道没有为我预备。“船到镇江，停泊在江中的‘渡船屋’旁边，‘渡船屋’上当然没有邮筒的，不得已只好将一大捆信件交给茶房，再三恳求他要设法付邮，不好‘拆烂污’！”一个有极强事业心的十分机灵的青年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他日后能够胜任情报战线工作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第二次邮寄是在南京。船停靠江边码头后，潘汉年将夜间写好的三段杂感放入信套里，照第一次一样，如法炮制写上“樱女士转邱小姐”等几个字，贴足邮票，自己上岸寻找邮筒： “果然，一上岸没有几步，就见一只绿色圆形的邮筒立在路旁，我多么高兴呀，把信塞进邮筒里的时候，好象一对情人久别重逢一般的心醉神迷。” 潘汉年的此次武汉之行，收获甚大。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陈潭秋、李硕勋等当时中共一些最主要的领导人。会议期间，他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李立三的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的国际国内问题报告以及李硕勋的学生运动报告，大大开阔了视野。 当时，武汉三镇刚被北伐大军收复，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潘汉年多次参加了武汉的群众集会，并同与会代表一起赴湘参加长沙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薰陶，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许多。这些变化，不久后即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在他的笔下，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会议结束后，中国济难会全国代表大会因故未能召开。惦记着《幻洲》《十字街头》的潘汉年，无心逗留，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下旬返回上海。 就在潘汉年往返沪汉之际，北伐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击东南各省，向长江中下游推进。国民革命继续呈蓬勃发展的趋势。当时，执掌北伐帅印的蒋介石正盘算着发动反共阴谋，但在表面上，依然标榜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赞成国共合作。尤其是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他还需要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于是，中共的知心朋友，大名鼎鼎、闻名大江南北的创造社盟主郭沫若，被请到了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辅佐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按当时规定，总政治部的活动范围是第二、三、六军等部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江西地方的民众工作。 郭沫若走马上任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他与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李一氓协商后，决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一份小报，定名为《革命军日报》。 《革命军日报》是一张八开的宣传性的军中小报，其内容要求不仅政治性强，而且文字活泼，融理论性、可读性于一炉。郭沫若与李一氓在南昌和武汉两地居然未能物色到合适的编辑人选，便把主意打在了潘汉年身上。 郭沫若和李一氓虽已投笔从戎，但他们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关注着上海文坛，很欣赏潘汉年主编的《十字街头》，对这些“如同李逵的板斧，排头一路砍去”的杂文、小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急需合适的编辑人才，潘汉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郭沫若亲自出马，向上海的潘汉年发去邀请，并在南昌恭候他的到来。 潘汉年返沪后，继续主编《十字街头》。当他接到郭沫若的邀请信后，立即向所在地下党支部书记丁晓元作了汇报，党组织经过讨论，很快答复潘汉年：同意他去南昌工作，并为他开具了组织介绍信。 １９２７年２月上旬，潘汉年在《幻洲》第九期《十字街头》的最后一页，发表了一则启事，内容如下：“我不日要离沪他往，幻洲下部仍由我负责编辑，但投稿诸君惠稿时，切勿由我个人转交，请迳寄宝山路三德里Ｂ２２号幻洲编辑部，俾免遗误，至要，至要。”把一切工作交待完毕，潘汉年自虬江码头登船，溯江西行，经九江，于是月中旬抵达南昌，拜见了郭沫若、李一氓之后，便脱去西装，换上了一套国民革命军军服，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丘八”。此刻，他感到别有一番风味，用他的话说，叫作“置身营幕、军书旁午”。 潘汉年到任后，总政治部任命他为《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作为一个主笔，他以忘我的革命热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全身心地投入了编辑部的工作。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这份报纸越办越有特色，很快成了国民军将士爱不释手的读物了。对于这件事，李一氓曾经作过如下回忆：“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大概他编辑了半年，到１９２７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达安庆，准备进到南京、上海，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７月底了。” 这段文字，是对潘汉年主编《革命军日报》期间工作的一个概括性的叙述。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李一氓在这段回忆中有一个情节记错了，那就是潘汉年并非半路由安庆折回九江。潘汉年此后的活动是这样的： ４月初，潘汉年随总政治部大队人马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的军舰，从九江东下，经安庆，于４月１０日驶抵南京。这时，蒋介石公开反共的调子越唱越高，上海方面也传出了越来越坏的消息。为此，政治部党组织让潘汉年先行赴沪探听虚实。于是，潘汉年脱去戎装，改穿便服，只身乘火车赶到上海。他先到宝山路三德里Ａ·１１号出版部，找到“小伙计”叶灵凤、柯仲平等人，叙谈别后的思念之情，了解到上海政局正处于动荡之中。同日，他又到南市总政治部临时驻地联系。第二天，４月１２日，一场腥风血雨席卷浦江两岸，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反革命“四·一二”大屠杀。 潘汉年身临其境，看到了昔日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他们把屠刀架在了共产党人的脖子上。作为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似乎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丝毫的惧怕。但白色恐怖使他一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有些着急了。 几天之后，他在袁文彬负责安置的联络点，找到了李一氓等人，接上了组织关系，立即请示应变的对策和下一步的工作。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总政治部在沪隐蔽的同志，立即分别转移到武汉，继续参加国民革命。 潘汉年奉命后，再次化装登船，离沪赴汉。抵达汉口时，已是４月底了。他一下船，立即向武汉政府所属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报到，遂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宣传科编纂股当股长。任务是起草宣传大纲，拟定宣传口号。和他共事的副股长是著名的诗人汪静之，两人的合作甚为融洽。不久，潘汉年又担任了宣传科内的党支部书记，并经恽代英推荐，出任过一段时间的总政治部革命法庭庭长。加之郭沫若、李一氓等又先后抵达武汉，在这种环境下，重新穿起了戎装的潘汉年，工作干得挺欢。 可是好景不长。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这位自诩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高叫“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的伪君子，终于撕下了他的假面具，与蒋介石歧路同归了。 上海的“清党”与武汉的“分共”，就这样把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志士推向了血海之中，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屈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埋葬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７月下旬，潘汉年随郭沫若等总政治部机关一行人，从武汉抵达九江。原来他们打算共赴南昌参加起义，不料受张发奎阻止，未能去成，李一氓在同一篇回忆录记下的正是这件事，他写道：“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赶到南昌，政治部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潘汉年也无法去南昌了。由于他在这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特别是政治活动的特殊才干，以及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政治局势敏锐的洞察力，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是必然的。在当时这种复杂而动荡的形势之下，中共总政治部党组织决定由潘汉年担任返回上海同志的领队。他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一路之上操碎了心，将同志们安全带到了目的地。 潘汉年又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依然为严重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四·一二”大屠杀使宝山路三德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小伙计”们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已改为江南书店，搬到了北四川路；潘汉年称誉的“象徘徊陈列着山珍海味的厨房里一般”的通信图书馆虽然还存在，但此时已关上了大门。然而，使潘汉年得到安慰的是，在这场劫难中，《幻洲》的其他几个“小伙计”有幸免难。非但如此，他们还对潘汉年寄以无限的思念，在第一卷第十一期上有一篇题为《本刊迟迟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的文章，就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真挚的战友之情。这里且摘录两段：“３月１号，第９期《幻洲》出版时，汉年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时正是革命军预备收复东南，打倒孙逆传芳，汉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从事军队中的工作，到４、５月中，蒋介石坐镇东南，汪精卫偷跑到武汉；于是武汉派与沪宁派遥遥相对，你骂我诋，武汉派骂沪宁派反革命，沪宁派骂武汉派为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党之流。谁是谁非，一般目光短浅之青年，顿时彷徨歧途，不知是从。汉年就在这个时候，行踪不明，不知去向。 “大概因为沪汉间裂痕之鲜明，看不过孙中山先生手创之国民党，被人家你剖我切，好象一块肉骨头抛下，一群狗相争，大有非我不足以吃肉骨头之概。汉年生情憨直，好管闲事，说不定就在这个时期中，悠悠他往，去过他的漂游生活去了。”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提心吊胆地怀疑，潘汉年是否已不在人世间了。因为“清党”、“分共”期间，只要告发有什么共产党之嫌疑，“岂不是几个小脑袋，立刻成为６月里的西瓜”，文章表达了其他“小伙计”思念潘汉年，并为潘汉年的安危担惊受怕的真情实感。 很快，潘汉年找到了叶灵凤他们，大家异常高兴，并决定继续过去的宗旨，再唱《幻洲》，仍由叶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严酷的战斗洗礼，在潘汉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留下了沉痛的伤痕。他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一个飞跃，他不仅从大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更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醒悟到更多更深层次的道理。革命是一条艰巨弯曲之路，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要以流血牺牲作抵押。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动荡年代里，才会有严重的分化，既有不屈的斗士，也有落伍的懦夫、叛党的鹰犬，还有许多人徘徊于十字街头，他们更需要激励和帮助。为此，潘汉年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在《幻洲》第２卷第１期上，发表了一篇闪光的杰作《我再回上海》。文中写道： “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在１９２７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八个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暇的细细回忆未亡的中国。在这八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扎！这个，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时代’。”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发现这时的潘汉年，不仅对政治形势有着较深邃的洞察力，并一改昔日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义”的文风，潘汉年显得老练了。更可贵的是，他还从失败的教训中，去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革命者对人、对事，对自己乃至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境界，他才敢于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向自己的“错误”开刀，这也就为他此后不久更好地促进左翼文化界大团结，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姜德明先生曾著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这期间发表的政论和不可以数计的小品文也都是积极的、健康的。” 《我再回上海》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从政治思想到文学艺术发生转轨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潘汉年回上海后，宝山路三德里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 １９２７年９月间，也是潘汉年和叶灵凤合编《幻洲》快一年的时候，他们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间临街的楼上。说楼房，实际上是楼梯旁的一间小屋，即上海人谓之的“亭子间”。在当时，上海滩上有许多文坛名人都曾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发表过力作。虽然这里如潘汉年所描述的“局促得简直连腿也伸不直”，但经过他们“略加布置，室内较完整一些，不相知的朋友们，以为我俩是资本家的儿子，岂知我们连包饭都不够资格，更说不上雇娘姨自己开火仓。钱少的时候，到隔壁去买个面包，就好混过一天”。 潘汉年自宜兴到上海后，慢慢养成了一种穿西装的习惯，他压根儿不喜欢穿长衫马褂，也不愿穿上被人指责为“赤化”的中山装。西装革履，是他衣着上的一个特点，也为他日后对敌斗争带来了方便。由此缘故，不相识的人还以为潘汉年是资本家的儿子，熟识的朋友，则戏称他为“小开”。“小开”在上海话里，即为资本家的儿子。于是，“小开”之名，就在这“亭子间”，在这颇为寒酸的日子里，被叫出了名。对此，潘汉年并不介意，他默认了，并且堂而皇之地以“小开”、“开”、“小Ｋ”、“Ｋ”等代号发表文章，甚至发展到后来在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汇报的文书上，也署上“小Ｋ”这个代号，这是后话。 潘汉年他们住在此地，尽管日子过得寒酸些，但自己却觉得实实在在很有乐趣。因为“沿马路的楼房，空气和光线的确比较往常惯住的亭子间或过街楼好得多”。又因为霞飞路是当时一条十分繁华的商业街，终日熙来攘往，车声嘈杂，非常热闹，“沿马路的关系，车声是彻宵达旦不停止的”。于是，潘汉年就给自己的住处，取了一个风雅之名，叫做“听车楼”，并以“听车楼主”自居，还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 “听车楼”的主要特点是听车声，潘汉年对昼夜听车声自有一番妙论： “在白天因为工作在乎，最杂闹一点，就是特别惊人听觉的救火车驶过，也不会觉得扰乱。夜半醒来，听那马路上永不停止的车声，却另有一番妙境。滞重粗野的电车声在这个时候是停止了。呼、呼的汽车声，能够拍合你失眠者心弦的震动，拍、拍、拍的脚踏摩托卡急而且颤的声音，能够激动你蕴藏心底的焦灼与愤怒。疾疾微喘轻快的人力车声，能够拂起你的忧思哀怨。……这些，使你走入另一个世界，较之置身酒绿灯红，钗光艳影，肉色迷人的环境中，另有一番捉摸不住自己灵魂的神秘。” “听车楼主”那种自得其乐的神态跃然纸上，而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上层统治者的藐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等多重复杂的情感，又是那么真切！“听车楼主”给了读者一个完全不同于“新流氓主义”者的新形象。我们不妨从《幻洲》第２卷第１期开始，对潘汉年所发表的文字，作一概括性的分析，便可发见其中许多的不同之处。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改变了以“骂”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和四面出击的斗争方式。其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国民党新军阀及其帮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揭露他们绞杀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１９２８年新春伊始，潘汉年以泼皮的笔名，发表了一首题为《元旦书红》的讽刺诗，内中写道：“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国民党新军阀残忍的本性，阴暗、腐败的特征，也可略见一斑。在潘汉年的笔下，筹划“清党”运动的吴稚晖、投机善变的汪精卫、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成了他讨伐的重点。《汪先生悔不当初》、《吴稚晖先生真有先见之明》、《革命必可成功与鸦片烟老爷》、《反赤声中之出版界》、《又多了一种党阀》、《共产余毒与吴稚晖》等，这一篇篇声讨檄文，嬉笑怒骂，笔锋犀利，无情地鞭挞了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头面人物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罪戾。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开始从一般就事论事的方式，转向从政治思想上加以剖析，给人以多角度、深层次的启迪。在《血淋淋的头》一文中，潘汉年在叙述了国民党镇压“宜兴共产党暴动”后，将几个“暴徒”的脑袋割了下来高高悬在无锡火车站的情景后，马上笔锋一转，写道：“挂着几个既不象西瓜又不似南瓜的血淋淋的人头，至少在今年的反赤中是一幕‘壮观盛举’吧！唉，革命的成绩。”潘汉年进而指出，将“血淋淋的头”挂起来，不是蒋介石、汪精卫的首创，南方的孙传芳、北方的张作霖，都曾经“先试为荣”，“玩过这套把戏”。国民党新军阀只是照样“再来一次”而已。在《南京事件》一文中，潘汉年再次将国民党军队枪杀徒手民众的惨剧同北洋军阀枪杀学生“三·一八”北京惨案相提并论，并尖锐指出：“我们深深地哀悼死难诸同胞，但我们无须向人间伸正义，求人道！正义人道早已消磨在汽车轮下的马路上；我们只求民众自己深深的去追求所以被惨杀的由来！”这些文字，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从单纯抨击旧的社会制度，揭露旧世界的黑暗，转到从中国革命的高度对某些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在《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现在要怎样》等文章中，潘汉年着重批驳了那种“党国奠定，革命伟业，成功在即”的观点，认为革命并未成功，倒是要“干着喉咙来说今年革命失败的由来”，说“这是新的统治阶级产生之由来”。潘汉年评判革命未获成功的标准有三条：其一是“政治革命前的文化运动是幼稚的，是狭义的，那末政治革命的结果当然是跟着错误、失败”。其二是“中国文化落后，革命的能力也薄弱”。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上至政客下至工人农夫，都知道革命两个字了，可是每个人革命的要求怎样呢？是不是每个人的心中要建设一个合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要根本推翻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是不用说的。“中国人民的知识程度因文化之落后，幼稚到不可言说，发生目下的僵局是必然的结果！”实际上，中国闹了这么久国民革命，未能把“原有的特殊阶级统治的势力根本消灭”，“不过撵走了一批老的家伙，换上了一批新的人物而已”。其三，“现在政治革命的意义，根本是没有把民众做主体”。潘汉年指出，现在只有少数的特殊阶级，想抢得政治的地位，教我们走路，而没有我们自己所要走的那条路。“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要希望政治革命的成功吗？”既然革命要靠民众做主体，既然中国的民众又很幼稚，文化程度很落后，那么就必然要提倡文化运动。潘汉年认为，“革命的产生，是先有革命的文化”，他说：“我们回顾中外每次革命的产生，就知道一定是先有多少革命文化的运动，然后酿成一次革命的政治斗争。”潘汉年断言：“文化运动是走在政治革命之先的，绝对不是依靠政治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力量来造成文化运动。因为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绝对不是政治的造成。”潘汉年的结论是：“只有发动文化运动，展开文化革命，才能酿成一个有希望的政治革命。”他大声疾呼，“大家预备着二次革命”。 “听车楼主”的这些文字，论述未必精当，分析未必深刻，但通篇所反映的“赤化”思想，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新军阀的仇恨。１９２８年春，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之初，也是蒋介石黄袍加身之际，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能允许它继续泛滥吗？对于《幻洲》半月刊的命运，潘汉年、叶灵凤他们都有过最坏的打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幻洲》刚出第２期的时候，叶灵凤就在编后随笔中写道：“每夜都风声鹤唳，恐怖时代，大约真快到了。但愿下次在纸上见面时，我们大家都能安全。”待到第２卷第５期出版时，潘汉年在《十字街头》上，借读者之口，承认一期之中至少发表几篇“触犯国府要人和地主资本家的文字”，并且预言，“常此下去，将通令停止发行哩，再利害些，又将捉拿编辑先生，或吃官司三日，或得开刀或枪毙大吉之喜……” “听车楼主”的话不幸被言中，１９２８年１月，《幻洲》出版第２卷第８期后不久，果然被国民党上海警方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 顺便提及一事，《幻洲》是潘汉年与叶灵凤合作时间最长的刊物。虽然后来潘、叶两人走了不同的路，潘弃文从政，叶依然活跃文坛，但他们心照不宣，始终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四十多年前，潘已身陷囹圄，叶有一次走过霞飞路，看到当年听车楼的旧址，不禁有感而发，深情地写道：“昨天夜里经过霞飞路，望见当年听车楼的旧址如今已改作洋服店，真感到沧海桑田，就在我这样小小年岁的人的身上，也已经应验着了。谁知道在那间小小的楼上，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半月刊，就在那里产生的呢！”叶灵凤还回忆了“另一个编者”，说如今我们只能“悄悄地低声谈着他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叶灵凤依然惦念着昔日的战友潘汉年，足见两人感情之笃。 还在１９２８年初《幻洲》尚未被封禁之前，潘汉年就与叶灵凤商议，为坚守革命的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影响，在办好《幻洲》的同时，再创办一份《战线》周刊。倘若《幻洲》有所不测，“说话的机会总该有一个”。这样，《幻洲》被查封之后，很快又于４月１日推出了《战线》周刊。在《战线》周刊的开场白中，潘汉年堂而皇之地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现在《战线》周刊已经与读者诸君见面了。而我们的《幻洲》半月刊却已被当局认为‘反动’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可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目中认为《幻洲》副刊的《战线》没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寿终正寝’！好吧，现在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的权威，砍下万千青年的脑袋尚不费吹灰之力，禁止小百姓的出版物，赐以‘反动’二字，还怕你不消灭下去吗？然而，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 未了，潘汉年再次声明：“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目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这些强烈的措辞，义无反顾的革命立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又一次刺激了反动当局，也正是由于办刊宗旨明确，《战线》一如《幻洲》，它继承了《幻洲》的战斗精神，又以更为成熟的较之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理论水平，留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笔墨，也决定了它与《幻洲》一样的结局。在出到第６期时，５月２６日，国民党上海警察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使这份刊物遭受厄运。从《幻洲》到《战线》，从“置身营幕”到“听车楼主”，潘汉年经过了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经过了实际斗争的锻炼，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他终于革心洗面，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进性、盲目性，受到了冲击，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一个跳跃式的转变。当然，潘汉年还得继续经受实践斗争的磨砺。不过这段时间的长足进步，为他在不久后走上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还在《战线》周刊创办之前，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１日，潘汉年和他的“老搭档”叶灵凤还合作创办了另一份刊物——《现代小说》月刊。 纵观三十年代潘汉年所留下的各类文字，毫无疑问，他的杂文是最有影响、最富于战斗力的，因而也最能反映他在创作上的成就。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他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如果说，他的战斗的杂文，是投向敌人阵营的一把把匕首，一杆杆投枪的话，那么，他的小说则是一面面镜子，一根根标尺，既透视了社会，也透视了他的内心世界；既衡量了别人，也衡量了自己。按照潘汉年当时的想法，他创办《现代小说》，是“为了真实地、诚恳地，为了自己，也可说为了旁人”，“在小说上作一番重负的努力”。 《现代小说》的创刊，标志着潘汉年在小说创作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潘汉年小说的处女作，是他在１９２５年《语丝》半月刊第２卷第３５期上发表的《“苦哇鸟”的故事》。如前所述，《“苦哇鸟”的故事》是潘汉年力图从事民间文学的初步尝试。不过，创作这部小说还有另一个动因，即潘汉年为给他在北京的Ｙ妹，“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并且借此度过今夜为后日与Ｙ妹别离而愁恨的时间”。 Ｙ妹实际上就是潘汉年的表妹。１９２５年初夏，已经与许玉文结了婚的潘汉年，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因为他的表妹中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考学校，姑母不放心年轻的女孩单身远行，便写信让潘汉年送她去北京。潘汉年向中华书局请了半个月假，专程伴送表妹赴京。这使潘汉年十分高兴。原来，潘汉年与她表妹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虽然遵父母之命结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恋着这位表妹。在潘汉年离开宜兴到上海来之后，他和这位表妹依然不断地书信往来，互相倾诉心中的思念之情。到北京后，他们俩一起玩耍，几乎形影不离，卿卿我我，如痴如迷。但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恋爱，事实上双方都受着家庭、礼教的束缚。这给潘汉年留下了长时期的伤痛。 潘汉年的小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特点，就是描写自我，透过细腻的描写，不难发见他自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感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在《幻洲》半月刊２卷２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苦杯》的小说。小说以情书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受了“轻微创伤”、从前线返回后方就医的年轻革命者飞云失恋后的痛苦。飞云在住院期间，在４５天的时间里，给他“亲爱的倩影”写了１２封信，发了３个电报，但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未能收到倩影的一封回信，因此十二万分的悲伤与惆怅。虽然，飞云还留恋着“那些共患难的同志们”，留恋着“驰奔疆场，出入枪林弹雨中，做那毁灭这个黑暗世界的工程，和用我们的鲜血在洗刷人间丑恶的义务”的战场生活，却又不能不饱尝“绝望”与“悲哀”的失恋这杯“苦涩的圣醇”！《苦杯》小说中的飞云与倩影，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潘汉年和他的表妹。文中说，他们“已经二年没见面了”，而从《苦哇鸟的故事》到《苦杯》的发表，正巧时隔二年之久；文中说飞云是个有妇之夫，但飞云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妻子看待，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也是潘汉年与许玉文夫妻关系的写照；文中说飞云“脚上的创伤并没有全好”，事实上潘汉年从前线回来之后，他“双足溃烂未愈，整天与药膏纱布为伍”。这篇小说中的飞云对爱情有执著的追求，但一旦失恋，便自卑自弃，心灰意冷，“象无期徒刑的囚犯，等候大赦的来临”！ １９２８年１月，潘汉年在《现代小说》第１卷第３期上仍然以写情书的形式，发表了《苦杯》的续篇《小叙》。《小叙》的主人翁飞云在与倩影，这位自己的表妹加情人隔绝了五十多天的音息之后，得到了一个在故乡Ｗ城一次“一天半的小叙”。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飞云终于收到了倩影的信，说她在１９日傍晚抵达Ｗ城，望飞云如约前往。此时，飞云腿上的创伤虽然尚未全好，但他还是“告别医院”，回家之后瞒着自己的妻子，按时乘火车赶到Ｗ城，在倩影住的旅馆里见了面。他们有“话不尽的衷肠，说不出的私怨”，“在这竟夜相思之后，不下是喝了圣玛丽亚的圣醇！”小叙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幸运”，带来了“如何甜蜜”的回忆。不过，在这次相逢时，他们互相坦白了自己的怯弱。飞云承认自己“不能毁灭人世加之于我们的桎梏”，只能“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因而结了婚，这样“不但害了她（指自己的妻子。笔者注），断送了我自己，更深深的连累了你！”倩影也直言相告：“我预备着牺牲”，因为她深爱慈母，“她要我走上这条牺牲大路”，她只好“尽了我为人子的责任”。因此，他们只能用“不尽的泪泉”，去咀嚼对方的心意！ 与上述两篇小说中的飞云不同，１９２９年８月，潘汉年在《现代小说》第３卷第１期上发表的《例外》中的飞云，已经没有了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温情脉脉的儿女情感了。飞云与李婉英，即前两篇小说中的倩影，在沪宁路Ｗ县城相逢时，李婉英眼前的飞云，已经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只知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了。他向她叙述了地下斗争的危险，扩大革命宣传的必要，鼓励她“努力克服我们旧有的意识”，“极力克服个人生活欢乐满足的要求”。飞云希望她“跑进我们的圈子里来，更愿意你参加我们的实际工作”。在飞云的帮助、教育下，李婉英“决定忍耐着一切继续去上学，待大学毕业后，有了生活的技能，再从事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三天之后，飞云就要回上海了，作者在他们的惜别之际，作了如下一段描述： 婉英抬头瞧着那壁上时辰钟，转过头，推着飞云的左手：“你瞧，刚过十一点，还有四十几分才到时候。”“唔，”飞云收敛起他沉思的眼光，低转头去偎着她的脸旁，“我太性急了！我恨不得此刻一刹就赶到上海”。“云，你太忍心了！”她的眼圈儿有些发红，但是镇压住她心头的悲怨，继续的住下轻轻地一字一字很凄苦的说：“难道为了我一天都不能多耽搁？我知道你们很忙，可是你也曾知道我们隔离了将近两年，千难万难才得着这次的叙会，仅仅三天，你又要离我他去！” 意志坚强的飞云，此刻听了他爱人惜别的愁语怨言，也不免在心坎里流露出一些凄楚的悲凉；他把他的右手也紧紧的合在她的手上，自慰慰人的说道： “你不要悲伤，我们有的是精诚相结的热情，有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叙散离合，悲欢苦乐，这一些平凡常人的生活，值不得我们烦恼与留恋！” 他说到这里，眼瞧着姣小天真的爱人，不久又将与他飞分天涯，想到自己的命运只是为着赤热的革命而奋斗，生命过程的报酬只是一幕悲壮的牺牲，所谓热烈痛快的爱情生活，只有在他梦里追寻，……一阵辛酸的滋味侵袭他的心头，可是天赋刚强的他，偏偏继续的对他的爱人这样说： “有什么，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 末了，飞云向他的爱人李婉英表白说：“我何尝不愿意再和你逗留几天，无奈我的职责所在，不容许我忽略集团的使命，贪图个人的欢乐。” 热烈痛快的爱情生活，已经让位于热烈奋勇的革命斗争；个人的欢乐，已经让位于集团的使命。飞云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儿女情长，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一个奋勇坚强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出现于读者面前。 有人认为，潘汉年上述三篇小说，是他短篇小说中的“爱情三部曲”，而主人翁飞云，则是以潘汉年为模特儿的。当然，飞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决不可能是潘汉年的全部，但毕竟为我们研究潘汉年这一时期的成长提供了素材。从三个飞云实际是一个飞云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潘汉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所经历的痛苦的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过程。令人信服的是，小说中飞云的思想转变，与现实中潘汉年政治上的成熟是同步进行的。１９２９年的他，已经成为中共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位干练的领导者了。 除上述“爱情三部曲”之外，在潘汉年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还有一篇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离婚》。《离婚》描写了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妇人，原来“是另外有爱人的”，在她爱人去南洋后，因父母强迫婚约，与一个她“一点不爱他”的男人结了婚。３年后，她的爱人从南洋回来了，她下决心不再“和一个没有爱情的丈夫同居”，毅然诉诸法庭，提出了离婚诉讼，并最后获准。小说的这个结局，是潘汉年所希望的。因为他与许玉文的不幸结合，使他更加有感于旧式婚配的危害。在其“爱情三部曲”中，也多处表达过作者对旧的婚姻制度的鞭挞，与《离婚》有相同的思想内容。《离婚》原载于１９２８年《现代小说》创刊号。不久，由光华书店发行出版了《离婚》集，内中收集了潘汉年的八篇小说，其中包括《离婚》、《情人》、《苦杯》、《她和她》、《求爱》、《无聊人的半天》、《白皮鞋》、《浑沌》等。这是潘汉年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集。 在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中，还包括其他一些题材。其中有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和不幸的遭遇，有些作品则反映了革命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如在《白皮鞋》中，描写了一位革命志士致雯虽然贫苦潦倒，“脚尖露出鞋头来”，他的朋友“我”就把去年夏天所穿的白皮鞋——一双旧的皮鞋送给了他。面对自己的处境，致雯非但不感到痛苦，反而更加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假如我可以不走入那般衣冠禽兽、吸血鬼的上等社会，我尽管与那些朝无饭食，夜无宿处的乞丐混在一起，我丝毫也不会觉得苦痛！未来的光明世界，一天不能实现，我们就一天没有抬头的希望！” 再如《法律与面包》描写了惠立面包公司的职工马德生，因代表工会要求增加工资而被开除，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名“后进失业同志”，因为找不到工作，裤袋里所有的２４个铜钱，到第四天全部花光。为了生存，他击破了惠立面包公司的玻璃橱门，“抢了十几个面包就逃”，“但是一个也没有吃”，就被巡警捉到捕房里，被判处了３个月的徒刑。刑满出狱依然饥寒交迫，他不禁仰着头对天笑道：“哈哈，为了饥饿犯罪的结果是三个月每天得着两顿粗饭的供养！今天又是饥饿的日子了，应当再去犯一种罪案。” 对于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小说，不少著述都作了公允客观的评介，姜德明先生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如果简单地把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主题说成是‘革命加恋爱’亦未尝不可，因为我觉得二十年代的青年作家确实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着这两种苦闷，在他们的作品里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只不过有的反映得深刻，同时代的矛盾和苦闷联系得比较紧，有的则表现得很肤浅，很概念化，甚至有的灰色。如果我们不作具体分析，只要一见到“革命加恋爱”就反对，甚至对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仍然坚持革命（尽管有些空洞）的呼喊也抱有反感，加以嘲讽，这就未必客观也欠宽厚了。因为在那个窒息的时代，能够有革命的呼叫已经是空谷足音了！如何看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我觉得至今仍然值得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探讨。”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也是潘汉年在小说创作中颇有收获的时期。他的小说，主题尽管有所不同，但多数作品均短小精悍、立意高深，加之形式独特，文笔生动，对读者很有感召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潘汉年的这些小说，确实也值得研究，值得探讨。 二十年代，潘汉年以出众的才华在上海文坛脱颖而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佩服。他办事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逐渐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赞赏，并引起了中共党组织和有关领导人的重视。 第一个重用潘汉年，并将重担交给他的是李富春。李富春与潘汉年是在南昌认识的。当时应郭沫若之邀，潘汉年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而李富春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在党内又担任中共南昌军委书记。潘汉年到南昌去的组织关系，就是交给李富春的。两人相遇，不仅一见如故，而且时相过从。特别是李富春十分看重潘汉年主编的这份军中报纸，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待到潘汉年返回上海后不久，李富春也奉命到沪，在江苏省委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长。１９２８年５月，李接替项英任省委书记，由于当时上海隶属江苏省委，李富春又成了潘汉年在党内的顶头上司。潘汉年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入党后，先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地下党支部。到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后，即与阳翰笙、李一氓等组成创造社党小组。潘汉年性情温厚、开朗，又善于交际，对创造社内一批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文化人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等人的入党，都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当时，太阳社中的蒋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为了加强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１９２８年夏，江苏省委决定将创造社、太阳社三个党小组合编为一个支部，即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于是，就由李富春出面，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委托他担任书记。从此，潘汉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之下，负责沟通同文化界各级组织及成员之间的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１９２８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翌年６、７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并提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组织措施，要求“中央宣传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据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和书籍”。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委书记。 “小开”当上了中共领导文化工作部门的首任党代表，这一年，他才２３岁。 潘汉年走马上任。他踏上文化界党组织领导岗位后碰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要解决上海文坛持续了一年有余的一场大论争。这就是有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的双方，一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另一方则是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及其追随者。这场论争，为什么会产生在革命文化队伍内部？论争又是怎样引起的？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队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由于打破了旧的传统的桎梏，由于思想的大解放，二十年代就出现了百花齐放、流派纷起的局面。在不同的文艺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批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最有吸引力的。于是，以郭沫若、蒋光赤为盟主的创造社、太阳社应运而生，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运动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化斗士们，经过了流血和不流血的阶级斗争考验，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国文学向何处去，就成了他们中间每个人亟待回答又必须尽快回答的问题。就在这时，大革命期间那些或者投身于革命，或者为躲避反动派迫害而他往，或者远走国外求学者，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钱杏*---、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等，纷纷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对失败教训的慢慢咀嚼中，在痛定思痛之后，深切地感受到了目前的文学工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当时相当活跃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他们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１９２８年１月起，以《创造》月刊第１卷第８期上发表麦克昂（即郭沫若，笔者注）的《英雄树》为开端，创造社、太阳社分别在其创办的《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这既是国共分裂、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又是“五四”后各种文艺思潮竞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责无旁贷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的旗帜，发出了震撼文坛而震动社会的惊雷，他们建立了历史的功勋，这是不可抹煞的。但是，由于这些倡导者们又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虽然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但是难免生吞活剥的搬用，未能联系实际地分析、解决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敌人的血腥镇压面前表现了激愤之情，产生了要求复仇和拼命的偏激情绪，以义愤代替政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加之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们还对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横加批判和责难。 鲁迅等人也不示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责难，鲁迅一一回答，逐条反驳。于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从上海发起，波及全国。双方唇枪舌战，谁也不愿意首先放下手中的笔，谁也不肯悬起免战牌。因此，论战越战越酣，严重影响了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削弱了革命文化队伍的战斗力。 在这场论战中，作为创造社的一名成员，潘汉年尽管没有过多的参与，但与其他激进的青年作家一样，也曾流露过偏激，发表过对鲁迅不够理解和不够尊重的文字。在他主编的《战线》周刊第１期上，居然在“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方面，对鲁迅说三道四。对于这场论战，尤其对于自己的这种错误做法，虽然潘汉年不久便有了彻底的改正，但他却一直引以为内疚，深感不安。建国以后，他在纪念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沉重地写道：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纪念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瑕不掩瑜。作为文委书记，潘汉年在调解这场文学革命的论争中，认真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论战终于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１９２９年夏秋之交，党中央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之后，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正确结论，并决定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为此要求进步文化界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家停止论争，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这件事，夏衍作了如下回忆：“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在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１９２９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于时任“文委”书记，并且又兼任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潘汉年来说，是无论如何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这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共党内提出干预文艺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党中央的决策的具体内容，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许多老同志都作了回忆。时在中央宣传部供职，着重“思想领导”的吴黎平，在《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大概是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间，李立三同志至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意见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论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阳翰笙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经过》一文中，回忆了１９２９年９月间李富春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找他谈话的内容：“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要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汇报。” 阿英在自己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是听到郭沫若同志说，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那时，郭老常常说起‘豪兄、豪兄’，‘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当时用的别名，所以我们估计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同阿英的看法一样，夏衍的回忆是这样的： “关于停止论争，筹组‘左联’究竟是哪一位负责同志提出来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超、阳翰笙都说是当时的宣传部长李富春首先找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提出的。楚图南还有一个材料，说是周恩来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在哈尔滨附近），从任国桢（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当时和楚图南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争论的不满，周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恩来同志是和翟秋白一起回到上海的。１９６４年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过李立三同志，他说：找鲁迅谈话和决定停止论争，都是党中央决定的，所以楚图南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老同志的上述回忆，都肯定了提出停止这场论争的决策，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则分头作过具体指示。而周恩来则是最早注意这场争论并且最早提出这一决策的党内领导人。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立刻行动了起来。就在李富春找阳翰笙谈话后的两天，潘汉年与阳翰笙经过商量，决定先开个党员会，传达中央的精神。他们决定通知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洪灵菲，加之潘汉年、阳翰笙两人，一共９位文化界党内负责人，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开会。会议由潘汉年主持。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在这次会议上，潘汉年还对自己未能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在潘汉年看来，如果把相互论争长达一年有余的双方凝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但要做到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必须心悦诚服地向鲁迅表示歉意。基于这样的看法，潘汉年率先于《现代小说》３卷１期“十月扩充纪念特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文章，对进步文化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革命文学的题材问题，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学家应该写哪些题材，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区分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亦即他文中所说的普罗文学，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有它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因此亦就有他本阶级的艺术，所以要分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就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不是以普罗自身阶级的观念形态而出发，而不是离开了这一基点，只是拿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普罗生活为标准。”当然，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当然也属于普罗文学的范围，但“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压迫阶级的凶残、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帝国主义的阴谋侵略”。总而言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不过，潘汉年强调，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决非坐在家里空想可以得来的。“只有严肃的去受普罗的革命集团生活训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践斗争”，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来。 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对普罗文学的思想内容、划分标准、题材范围等方面，都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对于澄清文化界党内一部分同志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不久，潘汉年又在《拓荒者》第１卷第２期上，发表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评》一文，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发展，为了要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克服旧意识的抬头，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缓的”。潘汉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别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潘汉年的这两篇文章，对缓和这场论争并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小开书记的话，对论争一方的文化界人士尤其是党员来说，是有说服力的，并有政治思想的指导性和组织纪律的约束力；但对论争的另一方鲁迅等来说，这位共产党的年轻书记的文章，入情入理，而且态度诚恳，姿态又高，不能不由衷佩服。论争双方开始坐到了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于是“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一场论争顿时烟消云散，迎来了中国革命文学队伍第一次大团结的艳阳天！ 随着文学革命论争的平息，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团体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文委”的议事日程上，摆到了潘汉年这位年轻的“文委”书记面前。 这个革命的文化团体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过，“左联”的成立，不是在这场论争平息之后才开始酝酿和筹备的，而是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中国著作家协会”可以说就是“左联”的前身，并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经验。 从“作协”到“左联”，潘汉年殚精竭力地使出浑身解数，自始至终充当主角。 “作协”成立于１９２８年冬。１０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者支部书记的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找钱杏*---和冯乃超商量，发起组织文化界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经他们多方联络，在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是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著作家协会”在上海四川路广肇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９０多人，大会选举了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等９人为执行委员，钱杏*---、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为监察委员。大会 还通过了宣言，声明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存”，“改善经济条件与法律地位”，并致力对“中国文化”的发扬与建设。 由于成立这样的文化团体，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属初次尝试，也由于潘汉年等人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作协”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形同虚设，不久便无疾而终。越年６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在提出停止“革命文学论争”的同时，再一次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大会之后，潘汉年立即着手筹建新的统一的文化革命团体。据阿英回忆，时间是在是年５、６月间，正是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潘汉年同志就同我谈过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家协会告吹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 潘汉年清楚地看到，要建立这么一个团体，关键在于要有一个主帅，而这个主帅又非鲁迅莫属，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又有门户之见，因此，做好鲁迅的工作，取得鲁迅的谅解和支持，是潘汉年工作的重点。 此后，潘汉年代表党组织，不仅自己登门求教，还多次派人与鲁迅联系，征求鲁迅的意见。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１月间，潘汉年找到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冯雪峰按潘汉年的吩咐，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对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文化团体表示完全同意，同时他也认为用“左翼”两字还是好的，这样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一次，潘汉年与吴黎平约定一起到那里去见鲁迅，并取得了鲁迅的同意。“不久，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鲁迅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态度，加速了“左联”的问世。也正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鲁迅与潘汉年之间终于建立了珍贵的友情。 应该提及的是，潘汉年与鲁迅的友好交往，是不是开始于调解“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潘汉年是最早和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后，当天下午，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人王望平（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在中有天饭馆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从此，潘汉年便和鲁迅建立了联系，经常去鲁迅家拜访”。 对这一看法，笔者表示赞同，而且认为史实是可信的。虽然，当时潘汉年在某些方面确实对鲁迅有点偏见，但从总体上看，潘不能不对这位文坛宗师深怀敬佩之情。至于潘与鲁迅之间有联系，还可以从鲁迅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佐证。待到“左联”成立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两人一起活动的次数也较过去大为增多。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３日，潘汉年陪同鲁迅到大厦大学乐天文艺研究社进行讲演，鲁迅讲演的题目是《象牙塔与蜗牛庐》，用寓言小说作比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自由现实；潘汉年也发表了《文学与自由》讲演。 ３月１９日，潘汉年陪鲁迅到中国公学大学社会科学院内去讲演。 ５月７日，潘汉年与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 ９月１７日，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发起筹备的鲁迅５０周岁纪念会，“左联”及其他左翼文化革命团体的代表和鲁迅夫妇出席。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也出席并讲了话。鲁迅作了即席演讲。潘汉年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潘汉年与鲁迅的公开交往有所减少，到了１９３８年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时，潘汉年做了大量工作，才使这项工程得以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鲁迅全集》共发行１０００套，此外还印刷了２００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这套《鲁迅全集》，潘汉年一直将她视为珍宝，须臾不离地珍藏在身边，甚至伴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２７个春秋，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这套《鲁迅全集》成了潘汉年屈指可数的遗物之中的一件主要物品！ 当然，在我们事后追述潘汉年与鲁迅之间友好交往的这段史实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位伟人表达由衷的敬意。像鲁迅这样有如此成就的文坛宗师，而且年长潘汉年２４岁，为什么能放弃门户之见，心悦诚服地和攻击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协助潘汉年筹备“左联”？这里，既有鲁迅那种胸怀若谷的个人品格和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在起作用，也有潘汉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和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风范气度以及独有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 在取得鲁迅先生同意和支持的同时，潘汉年以极大的精力，亲自顾问“左联”筹备小组的建立。他广泛征求党内外作家的意见，做好认真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夏衍、阿英、吴黎平、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洪灵菲……文化界党内作家、党外进步作家，潘汉年一个个找到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们出马组建“左联”。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旬，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由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推选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１２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一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拟出“左联”发起人的名单及起草“左联”纲领。会议决定这两个文件一经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送中央审查。 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遂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成立阶段。潘汉年因有其他的党务工作，同时还要联系成立其他革命社团组织，因此没有参加“左联”筹备小组的具体工作，但据夏衍回忆，这个１２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的一次会议，却是潘汉年主持的；在有关“左联”纲领、发起人的名单、组织关系草案拟出之后，潘汉年不仅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还派专人报请鲁迅先生审定。由此可知，筹备小组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进行的。潘汉年为“左联”的成立费尽了心血。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６日，潘汉年以“文委”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筹建“左联”的预备会议。地点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二楼。会议以茶话会的形式进行。参加会议的大约二三十人，鲁迅到会并讲了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据此，会议首先对过去文学运动中所存在的“（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等严重问题，表示谴责。其次提出了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的严厉破坏”；二是“新社会的理想的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是“新文艺理论的建立”。会议一致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的必要”，并郑重宣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即将成立。 这次会议后，潘汉年即与筹备小组具体讨论了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成员及分工，并由潘汉年汇报中央批准。 根据潘汉年的精心安排，成立大会的会场选在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现多伦路）交界的中华艺术大学。“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３月１日下午，潘汉年与夏衍等人一起到会场进行最后一次考察，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不仅对校内各个房间，而且对会场内外的每一个死角，都作了仔细的检查。特别对鲁迅的安全保卫工作，潘汉年作了专门布置。潘告知夏衍，他在会场内外已经安排了大约２０个工人纠察人员，其中４个身强力壮的专门负责鲁迅的安全。他说：“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会场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潘汉年还关照夏衍，让他告诉冯雪峰和柔石，“万一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先生先从后门撤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潘汉年对鲁迅是多么的爱戴！为了保障鲁迅的安全，他的工作是多么的细致，其措施又是何等的具体、周密，体现了他在白色恐怖中足智多谋的战斗风格。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召开。冯乃超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潘汉年则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刊登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０日《拓荒者》第１卷第３期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这篇“讲话”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三十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意义，也是研究潘汉年文艺思想的重要材料。 “讲话”首先剖析了“左联”成立的时代背景。潘汉年认为，我们现正处在“一个旧有的经济基础到了不可避免的动摇崩溃，而形成急剧的变革时期”，“城市的民族工业非但没有发展的可能，且日见衰落倒闭”，“工人所遭受资本的进攻，愈见残酷，随之发生目前继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农村经济的破坏，更为显著，一般农民的贫穷化，失掉土地的贫农日渐增多，因此贫农与地主的斗争更为深入，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弥满了全国。”“左联”正是在这种“中国革命复兴的浪潮，正在高涨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基于上述判断，潘汉年进而说明“左联”成立的意义：“这联盟的结合，显示它将（有）目的（有）意识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 接着，潘汉年又指出了“左联”应有的任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最后，潘汉年强调说，上述所列举的四点，“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 由于这篇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表的，因此，对当时文艺战线，特别是对“左联”的行动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左联”的诞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潘汉年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已留存青史。 潘汉年在调解革命文学论争、筹建“左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不仅博得了文化界同仁的称誉和敬佩，也为党组织所进一步了解，因此，党中央对他加倍信任和重用。 就在“左联”成立前夕，党组织又把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这件事情，与上海当时的整个形势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由于许多进步的文化战士返回上海，上海成了继“五四”运动之后新的文化运动的中心，加之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同时又有租界作掩护，这就为革命的文化运动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十分强大，控制十分严密，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地方。有鉴于此，党中央准备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联合其他进步力量，以争取自由为号召，成立一个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央委派潘汉年、冯雪峰参与领导“大同盟”的组织筹备工作。 根据中央的意图，潘汉年他们先去征求鲁迅的意见，虽然鲁迅不太同意这种做法，但还是表示愿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接着，潘汉年又派人找到郑伯奇、田汉等人，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和支持。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３日，在“左联”成立的前１８天，“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借公共租界的汉口路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潘汉年、冯雪峰、郑伯奇、田汉等５０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作即席发言。会议通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宣言》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黑暗政治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毫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为了争取自由，《宣言》号召所有感受不到自由而极为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由同盟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２１人为执行委员。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又以文委书记的身份，兼任大同盟的党组书记。“大同盟”成立伊始，即与“左联”等文化战线革命团体互相配合，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据《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成立经过》一文介绍，“从法界祥昌惨案起，中经著名的南京四三惨案与上海四八惨案，以至最近上海汽车电车的罢工，绍兴小学的斗争，中华艺大学生被拘捕的事件，中国自由大同盟都全体动员，努力参加，甚至立于领导的地位来发动它”。在斗争的实践中，“大同盟”不仅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并且扩大了影响，仅几个月时间，在上海及南京、汉口、天津、北京、哈尔滨、厦门、香港、广东等地，纷纷建立分会，最多时达５０余个。但从１９３０年９月开始，该组织的活动越来越沉寂下来，最后名存实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李维汉对此作了如下的回忆：“本来，争自由运动是符合争取公开和利用合法斗争的策略的。但当时从中央到省委，总想把本来是或应该是有广泛群众性的团体，涂上很红的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当时省委号召党员、赤色工会会员和进步学生加入自由大同盟，‘使小资产阶级自由运动，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争自由运动’，以汇合成准备全国总暴动的政治斗争。结果使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也很难存在和活动。自由大同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下，不久即停止活动。” “大同盟”的失败显然是由于斗争策略的失误而引起的。在党内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下，作为“大同盟”的发起人和党组书记，潘汉年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该组织在革命斗争中既有广泛的影响，又有显著的成效，这与潘汉年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其实，“左联”也好，“大同盟”也好，仅仅是潘汉年这一阶段实际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的一二个侧面而已。毫无夸张地说，三十年代革命文化领域的条条战线上，都印着潘汉年的足迹，留着潘汉年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是在潘汉年的帮助指导下诞生的又一个革命文化团体。 １９２８年春，当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旗帜时，话剧界也开始了对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提倡。翌年秋，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沈学诚等人开始筹建上海艺术剧社，刚刚出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委派夏衍去过问，并参加了“艺术剧社”的筹备工作。 是年１０月下旬，“艺术剧社”在北四川路永安里“文献书店”正式成立。潘汉年出席了成立大会。“艺术剧社”以郑伯奇为社长，沈全苓为总导演，许幸之负责美工，夏衍和冯乃超负责宣传。参加者还有钱杏*---、孟超、朱光、石凌鹤、陈波儿、司徒慧敏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左翼戏剧团体。潘汉年对此十分重视并寄于厚望。他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予以指导，还从多方面对这个组织进行关心帮助。为了解决演出的经费问题，潘汉年曾亲自捐献了二三十元大洋。“艺术剧社”成立后不久，即与摩登剧社（由原南国社的左明、陈白尘等组成）联合发起，联合南国、辛酉、戏剧协社等戏剧团体，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１９３０年８月，经潘汉年与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等人商量，在上述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该组织不久又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剧联”问世后，在介绍进步的戏剧理论，开展左翼戏剧的创作、演出活动，成立工人蓝衫剧团，组织为工人、学生、农民演出的移动剧团，推动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等诸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剧联”成了在三十年代有重大影响、分盟遍布各城市的左翼文艺团体。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也是在潘汉年的关心指导下进行的。据冯乃超回忆，１９３０年３、４月间，潘汉年出席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这次会议是在邓初民家里召开的。除邓初民本人之外，与会者还有吴黎平、朱镜我、钱铁如、宁敦伍、王学文和冯乃超等１０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成立“社联”的具体事项。 ５月２０日，潘汉年参加了“社联”的成立大会，并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潘在报告中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等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系统地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扩大、深入与发展。根据潘汉年的讲话精神，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社联”纲领。纲领指出，“社联”的宗旨是“团结光大和发扬革命的理论，以应用于实际”。提出了“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此后，潘汉年又对“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书业职工会”等左翼文化团体，进行具体的帮助指导。潘汉年与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团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对革命文化的领导，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６日，由“左联”发起，召开了包括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总同盟”的成立。会议推举“左联”、“社联”、“左美”、“左剧”、“书职”等团体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文总”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文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再到各个系统左翼文化团体的垂直的组织系统。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之间，潘汉年成了这个系统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者、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这个系统各级组织的核心领导。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潘汉年在政治上的进步作一个初步的小结：自１９２８年５月潘汉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到１９２９年６月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成了当时中共对革命文化运动最高领导人。在这之后，潘汉年又于１９３０年２月兼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党组书记；３月又兼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同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１０月兼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 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是他投笔从政，由文化人向职业革命家转变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逐步成熟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三年；又是他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三年。 潘汉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虽爱好文学，但没有功夫研究文学；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这是不是一种富有自知之明的肺腑之言？当他一旦从政之后，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比文坛更好的用武之地。尽管许多人赞赏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是个文思敏捷的多产作家，并为他过早地离开文坛而感到惋惜，但在他未来２０多年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可以得到验证，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作为共产党人，他还得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听从党的指挥。党分配给他的战斗岗位，就是他更好地施展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 １９３１年初，潘汉年奉调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不到两个月，组织上决定调他到中央特科工作。时代和机遇，从此把他推到了党的隐蔽战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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