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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３９年春潘汉年重返情报战线以来，他风尘仆仆地往来于港沪、奔走于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营之中、周旋于魔鬼之间，不仅获得了不少有战略意义的情报，而且利用可靠的情报网络，出色地开展了党的保卫工作。 １９４１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一部分新四军干部，包括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先后辗转到香港、上海。经潘汉年之手，妥善地安置了他们的生活与隐蔽之所，并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使得许多干部得以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同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精心组织，将在港的３００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而潘部设在香港的秘密机关和电台人员也都在这期间安全撤离香港。 １９４２年夏，潘部由张志申负责设在孟述先、苏利民夫妇处的电台被日方电侦搜查。由于潘汉年事先关照，该处几位同志机智地将收发机和天线藏在假三层的夹缝中，壁上糊着墙纸，开启处用墙纸的条纹图案遮住，前面再放上一张茶几，因而未被日本宪兵发现。当时有人主张立即撤退干部，但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户主及住房的保人，坚持不露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随着日军进入租界，整个上海出现了“军宪环伺”、“密探如毛”、“汉奸为虎作伥”的局面，上海地下党的处境日益险恶。为了保存党的干部，保证地下党同党中央的密切联系，以便更好地领导敌占区地下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将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部分有必要撤离的党员，分批撤到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从上海撤到淮南根据地，危险很大，困难重重。那时日伪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车站、渡口都设有封锁盘查的“检问所”，不易安全通过。但潘汉年似乎胸有成竹。原来，潘部此时已经同苏北根据地建立了两条交通线：第一条通往华中局，这是主要的、经常的交通线；第二条是通往皖北新四军第七师驻地，这是辅助的。潘汉年对所有出入交通线的同志都亲自交代任务，制定周密计划，根据敌情，巧于应付，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有一次，交通员何荦奉命将《整风文献》带到上海面交刘人寿。当时既不能派人分散带走，更不具备把文件翻拍成缩微胶卷的条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敌人察觉，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正在这时，潘汉年为他设计了一个迷惑敌人的“障眼法”：先把党的文件密封，按敌伪公文款式妥加一层封套，封套上按照当时习惯，用毛笔恭楷直书，上款写明汪伪特工机构上海头目的伪衔某某亲启，下款则书写汪伪镇江特工站某某缄。何带着这个密封文件，一路避过了敌伪的盘查，通过了几个关卡，终于顺利到达上海，将文件面交刘人寿。 由于第一条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为镇江。在潘汉年案件的大量卷宗里，就有一个所谓的“镇江事件”。这是“文革”中“四人帮”强加于潘汉年的一大“罪行”。 “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发生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更为危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最后一批离开上海的是省委书记刘晓、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以及学委书记张本和赵先。这时，正好潘汉年也奉命撤退，于是他建议刘晓和他一起走第一条交通线。刘晓与王尧山商量之后，决定随潘汉年同行。 行前，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李士群，告诉李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里去一趟，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李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李士群表示同意，还特地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与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站长刘毅相商，对潘汉年一行经镇江渡江北上之事作具体的布置。 得到了李士群的保证，潘汉年即通知刘晓，要他们抓紧做好起程前的准备工作。 １１月初的一天晚上，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４人相约在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次日黎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等候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从店堂后面走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几乎使赵先等人难以辨认了。 稍过片刻，已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将他们送到北站。大家将行李托运之后，便乘上了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了上海。 车到镇江之后，穿着西装的刘毅与身穿长衫的胡均鹤，早在车站迎候，将他们５人接至金山饭店。下午，由胡、刘做向导，游览了金山寺等镇江的名胜古迹。到了晚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对赵先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你要当心。”第二天，潘汉年告诉大家，有个伪方军官要请吃饭。当时刘晓对是否接受邀请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汉年解释说：“胡均鹤、刘毅他们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是没有前途的，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他们面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一说，刘晓就同意去赴宴。席间，潘汉年谈笑风生，但话题始终限于金山寺等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 第三天清晨，潘汉年等一行人乘坐机帆船前往仪征。刘毅亲自护送，并派了几个年轻的伪军随船同行。当天下午便到了仪征县城，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住了一夜。次日天蒙蒙亮，刘毅便带了几个挑夫，帮他们挑着行李，一同离开客栈。其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刘毅同守门的伪军交涉之后，潘汉年一行出了城门。但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潘汉年用两手围着嘴，威严地斥责城墙上的伪军：“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么一训，城墙上的伪军乖乖地放下了端起的步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过了这一关，大家又走了十几华里的泥路，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在一个小山岗上，有几个根据地的儿童团员在站岗放哨，命令他们：“站住，不准动！”潘汉年走上前去，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 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新四军二师的防区。之后，又经过３天跋涉，才到达淮南根据地。在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受到了先期到达此地的刘长胜、沙文汉、刘宁一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情景甚为热烈。这一天刚好为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一天，即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６日。 对于这次“镇江之行”，赵先写过一篇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文章，甚至把一些细微末节也写上了。有一天晚上，他们被一个乡长带到一个小饭铺里，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就算是潘汉年他们的床铺了。赵先写道：“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赵先在这篇文章的收尾之际，对“镇江事件”作了如下的说明： “１９４２年我们五人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时，途程一星期，一路上神秘紧张，团结互助，相互关怀的情景，每一想起，常使我们泛起许多美好的回忆。万没想到１９５５年潘案发生后，这段和潘同行的经历，变成了洗不清的耻辱，卸不了的“罪行”，成了我走上二十年坎坷道路的开始。到“文革”，我们的淮南之行又被称之谓“镇江之行”，立为重点专案。１９６７年秋开始，从北京来调查此案的纷至沓来，纠缠不清，我被迫一篇一篇地写“交代”。后来只好把自己写的“交代”留下底稿，以后就千篇一律地照抄。至于说潘汉年那次带了武装伪军在新四军地区清乡以致死伤了不少新四军战士等等越来越离奇的查问，更使我啼笑皆非。” 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但历史是公允的。强加于潘汉年的这一“罪证”随着潘案的平反而被彻底推翻。１９８２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所作的平反通知中指出，潘汉年“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 潘汉年这次到淮南根据地后至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之前，除两次短期返回上海、南京等地办理公务之外，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两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他以中共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书记兼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身份，遥空指挥以上海为中心的敌占区情报工作。他通过交通员何荦和主要助手徐雪寒等人往返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传递情报，布置工作，运送物资，掩护有关人员进出，仅经过镇江这一条交通线，就先后护送了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夫妇、孟秋江、董慧、沈谱（范长江爱人）、邹韬奋儿子等。同年秋，潘汉年让何荦送一笔钱到无锡乡下八字桥附近，接济吴玉章的亲属。让刘人寿在上海采购有关药品经何荦送到根据地。１９４３年春节后，潘汉年还亲自护送组织上分配给潘部的情报人员吴小佩、范小凤、陈永箴等５人，经镇江潜回上海。其情景同淮南之行十分相似。 在这段时间，潘汉年还经常在干部训练班及有关会议上作报告，内容一般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他善于言辞，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而且“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此外，他还结合整风，作过题为《反对党八股》、《关于党的纪律和民主》等学习辅导报告。亲耳玲听他关于《反对党八股》报告的戈扬，４０年之后，还记忆犹新，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我党二十二年党八股的发展过程，用生动的例子从领导工作、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等方面，历数了党八股的罪状，不时引起全场大笑”。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十分关心和注意根据地的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或作报告，或与人交谈，他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须让现在的工农都能读懂，而是要求作者去描写他们的生活与斗争，得到他们的共鸣，使他们振奋。有些作品可以为提高了文化的和将来的大众服务。又比如对文艺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关于作家的理论修养问题、关于青年文艺爱好者的苦闷问题以及创作上的问题等，他都发表了许多深入浅出富于哲理性的见解，给人以启迪，甚至叫人达到了“终生难忘”的程度。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又因为不同于在敌占区工作那么隐蔽，他的为人、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就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还是戈扬，她回忆当时与潘汉年相处时说： “晚饭后，经常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来串门。这位‘老同志’矮墩墩的，圆圆的脸，满面笑容。他就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同志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坐在小板凳上和我聊天，一聊就是几个钟头，天黑才走。” 潘的副手、时任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的徐雪寒，在与潘共事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潘“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 １９４３年春调到潘部担任交通工作的何荦，他的回忆更为具体：“汉年同志谦虚谨慎，平易待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听取并记录要点。研究工作时，他都是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也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商量，求得统一。他的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总结工作和分析敌情、部署工作，不只是靠一些情报和下面的报告，还包含着自己的亲见亲闻，因此他的意见总是能比较符合敌情和对敌斗争规律，很有说服力。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即将就寝的时候，如有敌占区的情报或工作报告送到，也是立即拆阅，决不拖延。当时，条件很艰苦，夜间工作，一灯如豆，光线很差，他本来又患眼疾，再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大费目力，只好借助放大镜来工作。凡是重要的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决不马虎。当时给中央情报部门的报告，都由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然后经华中局领导审批电发延安。” 对潘汉年的为人和品格，最有切身体会，甚至对他感恩戴德的，恐怕莫过于扬帆了。 扬帆，原名石蕴华，字炎，１９１１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同潘汉年的家世颇有相似之处，扬帆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扬帆的曾祖父是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祖父是当地一个行善积德的医生，父亲石立则是个诗人，且写得一手好字。到扬帆高中时，因家道中落，他便只身来上海投奔叔父石英。依靠石英的资助，于１９３２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理学院。在大学期间，扬帆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受地下党派遣，到南京戏剧学院任总务主任。１９３７年抗战前夜来上海，以殷杨的笔名，担任《译报》编辑；同时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任该会艺术组组长，分管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群众团体，期间写过不少诗文和戏剧评论文章，编过许多小戏，曾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１９３８年上海沦陷后，扬帆辗转到达皖南，穿起了军装，在新四军军部任政委项英的秘书。不久奉调军法处任科长、处长，从此，便与公安、政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皖南事变之后，他有幸突围成功，并且历经艰险至苏北盐城，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长。１９４２年夏，军部在盐阜区的卖饭曹设立了一个“文化村”，专门接待由香港和上海等地撤回根据地的文化界人士，扬帆由陈毅亲自任命兼任“文化村”村长。此时的扬帆，在人们的印象里，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有着怪癖的才子。“从表面上看，他瘦骨铮铮，衣冠不整，烟不离手，有时还爱喝上点酒，遇到不顺眼的人和事，以白眼视之也是有的，颇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然而他又与范爱农不同，他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战士，勇于实践，所担负的又是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工作。他文思敏捷，有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分析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是一般人赶不上的。” 就是这么一位既有“怪僻”，又有“傲骨”的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的人物，在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在淮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首次挨整，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亏得潘汉年坚持原则，鼎力相助，才使扬帆得以避免了一次厄运。 企图把扬帆一棍子打下去的是康生和饶漱石。 此时的延安，正进行着一场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这场错误运动由康生一手控制，他利用“整风”为借口，把许多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而来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一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扬帆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Ｃ．Ｃ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说是自己在戏校由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救国会”组织，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康生当然明知“救国会”是抗日爱国的进步团体，但因戏院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Ｃ．Ｃ派的健将张道藩，因此他就硬是把该校“救国会”和Ｃ．Ｃ派活动联系起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康生密电华中局，指令华中局的保卫部门立即将扬帆逮捕。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的一天，盐阜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扬帆，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即去军部“开会”。待扬帆匆匆赶到天长县黄花塘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他宣布“缴枪”的命令，并当场逮捕了他，要他交代在南京戏校的问题。怕扬帆逃跑，饶下令给他戴上了脚镣手铐，将他关进了破旧的砖瓦房监狱。 扬帆被捕，令饶漱石暗自高兴。饶是江西临川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１９３５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皖南事变后突围至上海，经潘汉年的情报交通线，秘密进入苏北根据地，并先后担任了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等职。１９４３年后，饶担任了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成了淮南根据地主持负责实际工作的第一把手。但这位号称“小毛泽东”的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心胸狭窄，又“颇不安份”；很重权欲，又有一套整人谋术。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开始了排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活动。他利用整风之际，挑拨部分干部反对陈毅。因为饶知道陈毅在１９２９年红四军“七大”时曾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历史往事，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干部随便谈过这段使他难受的历史。于是，他找干部谈话，说陈毅“反对毛主席”，诬告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召开会议策划对陈毅进行批斗。 几乎与饶漱石同时到达淮南根据地的扬帆，对饶漱石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公然站到了陈毅的立场上。对此，饶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康生来电下令逮捕扬帆，这对饶漱石来说，正好给了他一个报复的机会。于是饶漱石决定并经华东局讨论通过成立三人小组审理扬帆一案。三人小组由潘汉年任组长，胡立教、梁国斌任副组长。 不过，在饶漱石心里，他不仅想要整倒扬帆，还想借扬帆之口，嫁祸于陈毅。因此，在第一次审问扬帆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据扬帆回忆，饶在审问时根本不查他的历史，劈头就说：“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在我和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代出来。” 饶漱石的用意，真是昭然若揭。但扬帆不愧是一个硬汉子，而且做事光明磊落，能有什么可以交代的！饶一计不成，便让潘汉年出场。 在这场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潘汉年客观上是可以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因为潘当时在新四军军部不担任任何职务，军部这场人事纠葛也与他无直接关系，他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与双方都平安相处。但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坛骁将，党的情报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斗士，对饶漱石的做法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持批评的态度。他为陈毅鸣不平，对饶很有看法，并将自己的意见和其他干部交谈过，有时在背后还戏称饶为“小胡子”。 “这胡子的来源很有趣，因为饶漱石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唯恐别人看他太年轻，威望不够，许多老同志甚至叫他‘小饶’，他很不高兴，因此蓄起小胡子来，看上去好像一个年高望重的老前辈。” 潘汉年看不惯饶漱石这套整人的谋术，而对陈毅，他不仅敬重这位儒将加诗人的才气和人品，也为他的韬略与战功所折服。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赠给陈毅，诗曰： 韬略经纶晋谢风， 雄师十万过江东。 庾岭三年惊贼胆， 王桥一战定华中。 足见他对陈毅的崇拜了。 按照常规，潘汉年这种做法，是党内生活所许可的，是他胸怀坦白的表现。作为一名党员，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理应旗帜鲜明。但他因此而得罪了饶漱石，付出了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饶漱石让潘汉年出来处理扬帆事件，这是中社部康生的意见，还是饶漱石对他的一次考验，让他选择到底站在陈毅一边，还是站在他饶漱石一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潘汉年仍然坚持他的党性原则，仍然坚持他一套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实事求是，与人为善。 潘汉年与扬帆过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到淮南根据地后也没有过多的交往。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化村”的几次相见中，扬帆的人品、才干，给潘汉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况且，潘参加三人小组后审查了扬案的材料，发现扬帆被怀疑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地下“救国会”问题，而“救国会”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相交甚密。“救国会”曾在各大城市均有分会，南京戏校的“救国会”组织当然不会例外。据此，潘汉年初步认定了扬帆是被冤枉的。几个月之后，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里，潘汉年在新四军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关押扬帆的牢房。由于天气寒冷，扬帆被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扬帆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 “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扬帆简单扼要地讲讲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后在南京戏校的历史情况。扬帆一一作了回答，每到关键处，还提出了有力的证人。对此，潘汉年觉得满意，并越发相信扬帆是无辜的。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尽管扬帆对潘汉年不太熟悉，但他早已听说过潘的许多传闻。等到接受潘汉年审查后，他的心里似乎踏实多了。其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将潘汉年与扬帆的情感拉得更近了。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多年之后，扬帆作了说明： “组织上暗中派了个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 送给潘汉年的扬帆在牢中写的诗词中，有一首是记挂遭饶漱石排挤的陈毅军长，诗文是这样的：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 热泪如潮涌榻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 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 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 含悲依旧抱头眠。 仲弘即为陈毅的字。看了扬帆的这首诗，潘汉年既为诗中那种“深切的感情、诚挚的友爱”所感染，又更加同情于扬帆的处境。作为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他坚信此案定能真相大白，一洗扬帆之冤屈。不过时辰未到，于是挥笔写了一首题为《慰炎于狱中》的诗，暗示其受冤，表示同情，予以安慰： 面壁高歌字字真， 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扬帆看了这首诗，“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 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 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 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 凄凉伴我过年来。 新春一过，扬帆又写诗一首，既感叹于自己的不幸，又表达了对潘汉年“巨眼识人”的无限感激和敬佩之情： 琅珰铁索度新年， 十载凄凉寄暮烟。 此地应无三字狱， 斯人纵有一身愆。 是非曲直终须白， 荣辱悲欢何必言？ 雪炭深情弥感愧， 书生泪对洒樽前。 看到扬帆无端受冤，只能“琅珰铁索度新年"的情景，潘汉年内心是何等的不平静，他虽然已从各方面的材料中论证出扬帆不是“特务头子”，应该予以平反、释放，恢复他的工作，但握有生杀大权的是康生，而饶漱石也决不轻易允许。对此，潘汉年又作《怀炎》一首，以抒发自己的感慨，为扬帆鸣不平：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惜， 咫尺天涯几许愁。 对于革命队伍中“相煎”表示忧虑，对于“无权拆狱”表示叹惜，扬帆深为潘的这种“雪炭深情”所感动，把潘视为知己，将其狱中诗作百余首，题为《鹤唳集》呈于潘汉年，潘为此赋诗一首，为之作序： 同为天涯客， 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 细雨立寒风。 面壁居囹圄， 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 读罢泪眼红。 就这样，潘汉年与扬帆之间，你来我往，以诗作媒介，述志抒情。 １９４４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进行纠偏，在这种大背景下，被关押了１０个月之久的扬帆于９月间被释放了。患难见真情，扬帆对潘汉年的“雪炭深情”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数十年之后，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幸好潘汉年同志从敌占区回来，还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由于他对抗战前的敌情和在党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救国会组织的背景等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也由于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用逼供信的手段所得的所谓证据被推翻了），对我的怀疑才得以消除。” 这是扬帆的肺腑之言，其对潘汉年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证明，扬帆是清白的；事实也证明了潘汉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又是令人佩服的。从此以后，潘汉年与扬帆的政治命运连在了一起，“潘扬”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概念，永存共和国的史册。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０日，在淮南新四军根据地一份油印小报《拂晓报》上，刊登了潘汉年三首七言律诗，其中一首为探望正在病中的徐海东将军所作，诗曰： 劲绿成荫曲径幽， 门前一湾小溪流； 沉疴不起经三载， 髀肉重生已白头。 另外两首写于１９４２年９月，题为《梦游玄武湖》、《步前韵》，诗文是这样的： 紫金山下着清秋， 鼙鼓声中访莫愁； 断壁残垣增帐惘， 丑奴未灭不堪游。 栖霞夜雨秣陵秋， 旧日山河故国愁； 遥拜中山魂欲断， 低头潜入白门游。 一纸三诗，在根据地军民中间，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间，特别是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中间，曾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人争相传诵，大家在有感于潘汉年的才气和他的文学造诣的同时，又为他关心战友、心系同壕的革命情感以及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所感染。 如上文所述，笔者以为写“诗”是潘汉年步入文坛的发轫点。但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他开始放弃文学创作走上从政之路后，写诗、写杂文、写小说的机会被曲折而惊险的现实斗争所替代，尤其是隐蔽战线的特殊环境，不可能也不允许他坐下来舞文弄墨，抒发诗兴。但是，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这位职业革命家，毕竟具有书生本色。一旦有了机会，诗，他是非写不可的，即使后来身陷囹圄之际，他也主要是以诗来抒发情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纂出版的《潘汉年诗文选》中收集了他在这一时期内的诗就有５１首之多。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间，他所写的诗词，均采用古体格式，以七言律诗为主，兼写五言，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表达作者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刻仇恨和对国家、民族抗战前途的深切关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如上述的《梦游玄武湖》及《步前韵》就属这类诗词。诗中作者虽在梦游，但仍不忘紫金山下的“断壁残垣”，这是对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他把“故国愁”、“魂欲断”、“不堪游”等情感同“丑奴未灭”的现实相联系，体现了作者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属这类诗词的还有多首，其中较为突出的为以下两首： 国破家亡不堪忧， 当年好计付东流。 遥望百粤风云急， 落雁仃伶能不愁？ 遍地烽烟何日休？ 云山遥隔几回秋。 鸾凤飘泊应同根， 淮水长流故国愁。 面对侵略者带来的“国破家亡”、“遍地烽烟”的战争灾难和由此而产生的“落雁仃伶”、“鸾凤飘泊”、“好计付东流”的个人遭遇，作者百感交集，忧、愁、恨不仅因个人的命运而发，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而考虑。“应同恨”三字，正表达了作者的诗意境界。 二是赠于战友的诗作。此类作品既表达了作者对同壕战友的一片赤诚之心，也充满了互相激励之情，读来使人感动不已，回味无穷。除上述《探徐海东将军病》、《赠陈毅》以及写给扬帆的诗文而外，还有送别李一氓的四首与送别刘晓的两首。其中《次一氓中秋一律》与《送别刘萧》，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诗文是这样： 山河残破息萍踪， 故国依然明月中。 十载患难凭赤胆， 一年容易又秋风。 星残月落诗兴浅， 漏短露重酒意浓。 冉冉清风添蜡泪， 覆杯高唱大江东。 送君西去诉离愁， 飞渡鄱阳作楚游。 大别山中堪暂住， 会师江左待经秋。 潘汉年与李一氓、刘晓，都是战友加知交。潘与李，曾数度战斗在一起；国民革命军南昌军营、上海的文坛、中央特科、中央苏区、长征途中，都有他们共同活动的足迹。潘与刘，他们在上海地下斗争的艰险岁月里，总是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上述两首诗，均为潘汉年与他们再次相会于淮南根据地之后，又再次分别时而作。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依依惜别之情，令人感动。“冉冉清风添蜡泪”、“送君西去诉离愁”，是这种情感的真实写照。不过，这“蜡泪”与“离愁”很快为革命的豪情壮志所替代：“覆杯高唱大江东”，“会师江左待经秋”。作者坚信要用战斗来迎接胜利，在胜利中再次相会。诗的意境达到了高峰。 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第三种类型属借古而喻今、触景而生情之作。这类诗词数量最多，往往是不受拘束，有感而发，因而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并展示其文学功底和文学方面的才华。现将此类诗作摘抄几首，以飨读者。 一 萧萧细雨又黄昏， 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 醒来犹是客中身。 二 岁月磋跎万事空， 廿年落魄信心穷。 辛酸世味应尝遍， 荣辱何妨一笑中。 此诗系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９日所作。 秋感两绝 一 一年容易又秋风， 目尽孤鸿故国中。 万里征尘归有梦， 天涯飘泊断肠同。 二 风雨萧萧戍堞湫， 惊秋雁阵落江洲。 夜寒如水征衣薄， 闭户挑灯写客愁。 此诗系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所作。 农历除夕 云黯风狂岁暮天， 淮南作客又经年。 征尘落落知音少， 送旧迎新亦惘然。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４日所作。 壮士吟 灵相当权日， 萧王何处寻。 壮志空伏枥， 富小却盈庭。 郑袖故有之， 魏姝死不明。 丹心早许国， 贾谊是前尘。 秋风吹无力， 落叶扫不尽。 默默观史变， 萧萧壮士心。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２月２日所作。 夕阳 夕阳红似血， 群鹊噪枝头。 冉冉村烟碧， 潺潺溪水流。 阵中吹号角， 陌上起沙鸥。 谁说黄昏好， 何来一解愁？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５日所作。 自叹 如梭流光催吾老， 蜩螗国事几时了？ 经纶满腹枉销骨， 湖海飘零晦自韬。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７日所作。 淮南闲居有感 狂豪不若少年时， 嫉恶如仇自笑痴。 历历丑恶收眼底， 春秋难续独吟诗。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６月初旬所作。 上述列举的这几首诗，大都写于１９４３年夏至１９４４年秋这段时间，且以１９４４年为主。其内容既有激昂，又有悲伤；既有浩然之志，又有低沉之调；既有丹心报国之情，又有委曲求全之意；既有“怀才未遇”的苦衷，又有“意马心猿”的惆怅，表达了作者当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根据地的两年中间，他有过“驰驱苏淮戎骑忙”的战斗生活；也有过“朝朝俯身弄泥沙”的悠闲岁月。他看到了党的十大政策带给抗日根据地的一片生机，看到了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所取得的赫赫战果；也看到了党内斗争的负面，尤其是看到康生、饶漱石等人不择手段整人的“历历丑恶”。他不能不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发愁，也为革命队伍内部的“相煎”表示深深的忧虑。更何况，南京之行会见汪精卫这件事始终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心头，他的许多有感而发的诗句，多多少少反映了这件事留给他的伤痕。他有“梦愁”、“故国”之愁，有“雪夜有月”之愁、“夕阳西下”之愁、“有梦飞炀”之愁、“月下归骑”之愁，还有“秋”之愁、“春”之愁，更有“惜别”思念之愁……除“愁”外，诗中还经常出现“断肠”、“断魂”、“自怜”、“自哀”、“自叹”等字眼。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这位在隐蔽战线上叱咤风云，威振敌胆的党的高级干部内心世界的另一个侧面。 潘汉年这一时期的诗词中，还有一类是专为爱人董慧所作，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由于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特殊的情报战线工作，使他俩分分离离，很少能在一起度过安逸的夫妻生活。两人之间除通过信函往来交流思想感情之外，诗是潘汉年表达思念之情的主要形式，其中《得信》一诗，最能反映作者当时的情感了。诗文是这样的： 国难风尘夜未央， 天涯遥隔倍神伤。 常思苦茶心更苦， 回忆香江梦亦香。 荏苒西风音信绝， 驰驱苏淮戎骑忙。 偷闲欲寄河满曲， 忽到雁书喜欲狂。 戎马之际，亦有相思之苦；但回忆两人在一起时的情景，连作梦亦香。尤其是当作者接到“雁书”时所表现的欢喜欲狂的心情，表达了作者是何等地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１９４３年年底，交通员何荦曾将董慧带到淮南根据地，夫妻俩一起生活了半个多月之后，董慧就要回上海了。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潘汉年亲自把她送到仪扬边区，直至董慧跨过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一首《寒风曲》，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寒风吹晓月， 大道锁青霜。 马蹄声声得， 方寸益惶惶。 此别伤心处， 无言泪几行。 总之，这一时期潘汉年多用诗来抒发自己情感，反映自己思想，甚至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原则立场。这是难得的自我表白！其中的真情实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潘汉年，深入研究潘汉年的思想境界、性格特征、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可靠素材。 潘汉年那种处世接物的书生意气，以及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却总与当时“唯我独尊”的华中局第一把手饶漱石格格不入。潘敬仰陈毅，为扬帆鸣不平，说冤屈，势必得罪了饶漱石。饶在诬告陈毅、报复扬帆的同时，又在淮南组织过对潘汉年的批评，并以华中局的名义上告中央，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在根据地有所谓“小广播”、“自由主义”等错误。由于中央明察，饶漱石的小报告未能得逞，潘汉年仍然受到重用。 时间流逝，转眼间已经到了１９４４年冬天。 这年１１月，潘汉年正式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七大”预计将在１９４５年春于延安召开。为此潘汉年告别诸友，写下了“我出潼关去不回，行吟延水须无悲”的诗句，离开了淮南根据地，由华中局交通员护送，在津浦线管店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先到了北平，准备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再去延安。 根据预先的约定，潘汉年到北平后住进一家旅馆，等待由晋察冀根据地派出的交通员前来接应。约定接头的时间在１０天之内。但交通员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潘汉年心里不免焦急起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北平，得不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又没有合法的社会关系作掩护，一个人老住在旅馆里，不能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况且约定接头的日期已过，交通员迟迟未到的原因他一时又无法判断。出自职业上的敏感，潘汉年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于是，他给一个社会关系留下一封信，然后南下上海。到上海住下后，潘汉年立即找到情报系统的电台，将此情况向华中局作了汇报，等待组织安排，再赴延安。 几天之后，华中局派了潘的副手、华中情报部副部长徐雪寒到上海来找潘汉年。原来，中央也已经获悉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未能与潘接上关系，很不放心，便电告华中局，要他们设法寻找。这样，华中局便派了徐雪寒去上海，通知潘汉年跟新派的交通员走另一条线路，直接到晋察冀。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潘汉年与爱人董慧一起，在新派的交通员陪同下，离开上海北上，经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９日从太行山区抵达延安。 这是潘汉年第三次到延安。报到后，潘被安排在杨家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住在一起，董慧则分配到枣园中社部工作。此时，延安中枢机关正在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讨论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好准备。由于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时开时停，因此从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开幕后，至潘汉年到达此地时，这次会议尚在进行之中。潘汉年一到延安，就参与了对党的《决议》的座谈讨论，特别是对会议讨论的城市工作问题和会议通过的《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潘汉年作为党的全会的一名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七大”，理应感到高兴，但无论是参加讨论，还是参加什么别的工作，甚至在与董慧单独相处时，潘汉年总是心事重重，情绪忧郁，这其中原因，除对饶漱石的小报告有所耳闻之外，主要还是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所留下的心病。这件两年前发生的原本可以说清楚，并且可以力争组织上正确处理的事情，一直被他隐瞒了下来，甚至一误再误。 还在赴延安之前，潘汉年是有心要向党中央，特别是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这件事情的。“行吟延水须无悲”，就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到了延安之后，“他又没有迅速抓住时机，痛痛快快一吐了事，而是瞻前顾后，察言观色，犹豫等待，欲说还休。”结果，又错过了最后一次根治自己心病的机会。那是潘汉年住到杨家岭之后不久，有一天他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潘汉年进来，高兴地离开座位，与潘亲切握手，并从旁边的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他自己也举起一杯祝贺潘汉年工作的胜利。潘知道毛泽东向来烟不离手，但无喝酒的嗜好，与他举杯同饮，足见毛泽东当时是何等的高兴！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对潘是信任的，对潘的工作是了解和肯定的，并嘱他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如此亲切而热情，又如此信任和关怀，潘汉年把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据唐瑜回忆，１９６３年潘假释后在唐瑜家谈及此事时，潘汉年直率地告诉他，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痛失了这样一次坦露心迹的机会，他深深感到后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对潘汉年所说的话是有所指的。毛针对饶漱石的小报告，暗示中央对此是不信任的。饶根据敌占区传来的风言风语，认为潘在上海与袁殊、李士群等打交道可能有问题，加之潘在根据地搞所谓“自由主义”、“小广播”等，借此给中央打“小报告”，以便借中央之手整一整潘汉年。但中央在分析了饶漱石的告状材料后，不仅没有对潘汉年有所怀疑，相反认为这是饶漱石不了解情况所致。同时，中央又得到了从重庆方面传来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宣传延安派李富春到南京与日伪勾结；宣传华中局派了潘汉年到南京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中央审查了这些情报，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他们在政治上攻击共产党所制造的谣言。因为延安派李富春去南京与日伪勾结，这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见之说，中央既未得到潘本人的报告，因此断定这也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诬蔑。毛泽东嘱他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就是指这件事。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就在潘汉年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不久，中央向华中局饶漱石本人发去一封由毛泽东批发，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全文如下： “饶： （一）汉年１９３９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中央的认真解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肆宣传，饶漱石的背后指控，而潘汉年自己又好像真的心里有鬼似的“秘而不宣”、“守口如瓶”，于是，事情显然变得复杂化了。潘汉年“心病”未除，反倒增添了新的烦恼。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参加了“七大”。 “七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１９４５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不再有人怀疑了。德、意法西斯正面临着投降还是灭亡的选择；日本侵略者也已走进了回天乏术的死胡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８年的艰苦奋斗，终于送走了“黎明前的黑夜”，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并且使这一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为了进一步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这次大会。会议有正式代表５４７人，候补代表２０８人，代表着１２１万党员。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圆满最盛大的一次全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制定了党夺取抗战胜利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心任务和斗争策略，修改了党的章程，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 潘汉年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他聆听了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特别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组织报告、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以及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受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为会议团结、胜利的气氛所感染、所鼓舞，也为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所激励，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心病，将自己的烦恼暂时丢到了一旁。 “七大”之后，潘汉年因未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因此不能不离开中社部的核心领导岗位。他仅仅被推举为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他除了参与该会几次活动外，还在中社部作过港沪工作的专题报告。这几个月，对潘汉年来说，似乎是一个“闲职”人员。剧烈变动的时局，使得潘汉年来不及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荣辱得失，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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