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953年的秋季似乎是多事之秋。 这一年，中央拟定中的两个重大会议都开过了。尽管夏天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秋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得一波三折，沸沸扬扬。不那么顺当，但最后毕竟还是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议程。 党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另两个焦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大幅度调整和人事变动的酝酿。 党如何对国家实行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如何运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采取什么形式，由谁来担当哪一方面的重任，这些问题，毛泽东在思考，刘少奇、周恩来在思考，高岗、饶漱石也在思考。 年初，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党中央拟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中央书记处“七大”以来一直是刘少奇负责的，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着手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刘少奇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听了，脑子一转，心想，这肯定是刘少奇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便采取了不予合作的态度。 高岗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的点头，刘少奇的意图自然得不到实现。 斯大林的逝世，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大幅度调整的催化剂。 3月4日，毛泽东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的不幸消息，即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发去慰问电，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第二天，斯大林便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快到中南海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闻言，回头望望毛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身兼数职，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脑溢血，不能不说与此有关。而凭他74岁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斯大林抓晚了。毛泽东决心从中汲取教训。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和年龄大些的同志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退居二线，由相对年轻的同志组成书记处，在一线工作。 和党的“七大”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七大”的格局是，中央委员会由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康生、高岗，共13人。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后被人们称为“五大书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主席是毛泽东，没有副主席。考虑到中央有许多日常事务，因而设有正副秘书长各一人。分别由任弼时和李富春担任。 战争年代的任何机构都是精干的。建国后，党领导一个国家，日理万机，百废待兴，中央的领导力量就显得不足了。何况“五大书记”，还少了一个，任弼时在1950年10月病逝了。按照党中央的设想，无论是增设党的副主席，还是增设书记处总书记，都可以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的力量，帮助毛泽东从甚为繁重的工作中适当得以解脱。 至于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显然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七大”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设想，在一线工作的，也就是书记处的同志，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党的日常事务，这样可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树立威信。就接班的人选而言，毛泽东还是钟情于刘少奇。 和中央人民政府原来的组织机构相比，采用部长会议的形式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动。这是学苏联的办法。苏联有部长会议，还有最高苏维埃。中国拟将最高苏维埃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正在积极筹备的一件大事。一旦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成立了全国人大，整个国家的体制就比较健全和完善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也就比较顺当了。 从1952年夏秋之交到1953年夏秋之交，一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格局问题。由于事关重大，加之没有经验，毛泽东采取了慎重态度，先放风，酝酿，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再拍板决定。 机构怎么设置，叫什么名称，问题都不大，都不会引起什么争议。难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人选。 如果按照党、政府、人大这三架马车的设计，似乎都已名花有主。 党，毫无疑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即使毛泽东退居二线，也必然保留党的主席的位置。 政府，周恩来本来就是政务院总理，即使实行部长会议制，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非他莫属。 只有人大是新产生的，该由谁来干呢？看来只有刘少奇了。 不是还有国家主席一职吗？毛泽东一旦不想当了，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 另外，如果设立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谁来出任也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以当时党内的位置排列和呼声，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外，就是高岗了。朱德年事已高，另当别论。高岗是不甘心居刘少奇、周恩来之下的。他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刘少奇，也看不起周恩来。他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有右倾思想；不该成为党内的二号人物，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事务主义严重，缺乏雄图大略，也不是理想的政府首脑人选。他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下狠心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只要刘、周一倒，他就可以一跃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了，就可以成为党的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直盯着中央的最高权力，把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调整看作一次权力再分配，看作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绝好机会的高岗，将他早已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在秋后推向了高潮。 清晨，高岗起来散步。他那雅致的四合院里的一盆盆鲜花，眼见得纷纷谢落。一阵萧瑟的秋风，吹得几片凋零的树叶颤颤悠悠地落在脚下。他弯腰捡起落叶，抚摸再三，不由得心中大发感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不我待，得尽快行动啊！” 从华东、中南休假回京的高岗，又在京城，在毛泽东身边，围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开始了他的频繁活动。 秘书轻轻走进办公室，向正在埋头审阅文件的高岗报告：“高主席，彭总到了。”高岗头也不抬地连声吩咐：“快，快请。” 高岗手头审阅的，是彭德怀准备在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会议是军委召开的，内容很多，包括总结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我军建设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还要讨论我军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时间安排在12月份。 彭德怀主持搞出了个报告稿，毛泽东主持讨论时，高岗发表意见说：“报告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对此也有同感。彭德怀于是建议请高岗主持修改，想起此机会把军委日常工作也推给高岗。毛泽东看出了彭德怀的心思。在此之前，彭德怀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过让高岗出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没有同意。这次，毛泽东仍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提笔作了这样的批示：“以彭为主，高参加修改。” 彭德怀自知自己搞文字是外行。他一向佩服高岗政治上的敏感和思想上的活跃，也知道高岗无论是在东北局时，还是调中央工作后，主持过不少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都受到欢迎，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这次既然毛泽东有明确指示，他当然应该登门求教。 高岗赶紧看完一个段落，用红铅笔做了个记号，然后把铅笔一丢，起身去迎接彭德怀。他刚走到门口，彭德怀已大步跨了进来。 “啊，彭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嗨，你这个老高，客气什么！” “请坐，彭总快请坐。” “我是听老毛的话，向你求教来了。” “岂敢，岂敢。” “老高哪，12月份开会，时间紧迫哪！我的报告还没有个眉目，看来得抓紧了。”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又是个爽快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高岗却不急不躁，笑嘻嘻地说：“彭总不必过于着急。稿子我正在看，已经做了点修改，保证误不了你发表演说。” 彭德怀一听，表情放松下来：“有你这话，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高岗正想就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问题找彭德怀做工作，见彭德怀主动上门，心想：“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吗？”便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上面引。 “这个稿子，征求少奇、恩来的意见了吗？” 彭德怀摇摇头：“不必了吧。老毛的意见，不是以我为主，由你修改吗？” 高岗点点头：“也好。龙多了主旱。文件这东西，参与的人越多，七嘴八舌的，越不好办。再说，刘少奇那水平，能谈出什么来！” 彭德怀默然。 高岗问：“财经会议后我同你谈过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你有同感，但劝我有话当面讲，找毛主席讲。那么你呢，你这么办了吗？” 彭德怀脸色一沉，反问一句：“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彭德怀很巧妙地躲过了高岗的问话。尽管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意见，但他不想和高岗过多地加以议论。他认为那样不好，传出去，不利于团结。 实际上，彭德怀已经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9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听说财经会议开得挺热闹，大家对少奇、恩来有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是啊。事情是由薄一波的新税制引起的。” 彭德怀说：“新税制的事我不清楚，但历史上有些事我却一直有看法。” 毛泽东问：“哪些事呀？” 彭德怀毫无保留地谈开来： “少奇领导的华北工作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不公道嘛，不实事求是嘛，不是与人为善嘛。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前一阵子薄一波来找我谈心，我对他说：一波，我了解你，你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得准备多受点批评。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不是大批了我一通吗？用湖南的土话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包袱。有些事一时说不清的，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毛泽东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 彭德怀呷口茶，继续说下去： “四六年初，少奇在延安提出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他是存在着严重的和平幻想的。我记得很清楚，2月1日这天，中央发出了由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通知》。少奇同时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时局问题的报告，反复讲他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结果怎么样呢？他那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问题还不是得打，还不是得用战争解决问题！” 毛泽东插话：“中央那个通知，是经我修改了的。” 彭德怀摇摇头：“不是为你开脱，‘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版权出自少奇，数他最热心！”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了。 彭德怀接着说：“少奇对抗美援朝开始也犹豫动摇，还有恩来。从政治上看，少奇不够成熟，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右，有时右得厉害，也有时有点‘左’。” 毛泽东问：“对少奇还有什么意见吗？” 彭德怀说：“主要的就是这些。” 毛泽东又问：“对恩来同志呢？” 彭德怀略一思索，说： “历史上，我对恩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肖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三三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七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肖劲光是政委。11月间，黎川失守，肖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肖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一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一谈战争，一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罪过，毛泽东就来情绪： “这个肖劲光，就是不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喜欢。在此之前，他曾被打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过批判打击。老彭，你说得对，打仗，王明他们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他们居然骂我：‘你毛泽东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看了部《孙子兵法》！’可他们呢，连《孙子兵法》都没看过！” 彭德怀接下去说：“恩来的事务主义，我也有点看法。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的事务，政务院总理也的确不好干，但应当抓大事，谋大局。像恩来这样事必躬亲，我看有点鸡零狗碎，婆婆妈妈了。前年我就为支援朝鲜前线的事冲恩来发了通脾气，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彭德怀所说的冲周恩来发脾气一事，发生在1951年2月25日。当时是在中南海居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总参、总政、总后和各军兵种及政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研究讨论如何加速解决志愿军面临的各种困难等问题。会上，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轮到讨论具体问题时，各部门的人纷纷强调各自的困难。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后勤供应焦急不安，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种纷纷强调自己困难的情况，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志愿军就不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就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没有制空权，没有弹药，没有给养，志愿军天天在流血，天天在死人！被打死，被冻死，被饿死。就是你们这么扯皮，支援朝鲜前线很不得力，才造成志愿军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你们这是犯罪！再不赶紧解决志愿军的困难，这仗我就没法打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试试！”彭德怀这一顿大发脾气，弄得周恩来下不来台，使会议不欢而散。毛泽东听说后，立即联想到4天前彭德怀闯他午睡的事。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京，从西郊机场驱车直奔中南海，因毛泽东不在，又赶赴西郊玉泉山毛泽东别墅。他不顾警卫人员劝阻，推门而入，将毛泽东唤醒后即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志愿军面临的许多严重困难。没有谁敢惊扰熟睡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是要骂人的，彭德怀算是个例外。那时，彭德怀入朝作战刚刚4个月，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完全理解彭德怀的心情，在周恩来和其他人面前为彭德怀说了好话：“彭总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他是急于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应当理解他，支持他。” …… 彭德怀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最后说：“对少奇和恩来，我主要就是这么几条意见。”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有意见是正常的，讲出来好。我看，你还是去同少奇、恩来当面谈一谈。” 彭德怀表示同意。 过了几天，周恩来主动找彭德怀征询意见来了。于是，彭德怀就向他提了事务主义和第五次反“围剿”时对肖劲光处理不当一事。周恩来表示诚恳接受。 此后，彭德怀主动到刘少奇处，谈了对华北座谈会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意见。刘少奇静静地听罢，对华北座谈会没有表态，对“和平民主新阶段”仅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反省。 彭德怀是个有意见就讲，讲完就痛快的人，但他对刘少奇讲过之后却无痛快的感觉。他感到在接受批评、听取意见方面，刘少奇不如周恩来，刘少奇对自己的批评总的持保留态度。因此，他对刘少奇很不满意。 上面这些情况，彭德怀感到不便向高岗谈，这才对高岗的询问采取了不正面回答的态度。 这时，高岗又指着桌上的几份文件问彭德怀：“这些，你看了吗？” 彭德怀翻了翻，见是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谈话，对华北土改工作团的谈话，对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和天津讲话等文件，就说：“文件多得要命，看不过来。” 高岗把这些文件装进一个大牛皮信封里，递给彭德怀，近乎请求地说：“彭总，这些文件你一定要看看。” 彭德怀答应了。 过了几天，高岗把彭德怀的报告修改完了，来到中南海彭德怀的住处。他简单地把修改情况向彭德怀说了说，就又谈起刘少奇。 高岗先问：“彭总，上次给你的那些文件，看了吗？” 彭德怀回答：“翻了翻。” 高岗乘兴问：“看出问题来了吧？” 彭德怀回答：“有不妥之处。我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低，看不出更多的问题来。” 高岗笑笑：“彭总谦虚。” 高岗点燃一支香烟，狠命猛吸几口，然后情绪激动地说起来： “刘少奇的问题，要害是他有个‘摊摊’。这个话我在财经会议时跟有些同志说过。财经会议他支持薄一波，前不久组织工作会议他又死保安子文，就看得更清楚了。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七大’时，刘的‘摊摊’就定了。说刘是白区的代表，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红军的代表，这还像话吗？他要拿白区和苏区分庭抗礼呢！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在虎穴43天，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不能工作了，那个时候真是危险。” 彭德怀反问一句：“危险什么？” 高岗眉毛一挑：“刘要篡党啊！你还记得不？毛主席临走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刘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还决定毛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朱老总、刘、周恩来、你彭总为副主席，刘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是大权在握了。一到时候，他就会篡党，取毛而代之。” 彭德怀摇摇头，不同意：“刘对毛是忠诚的。张国焘反毛，王明反毛，刘都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刘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上对毛的称颂、评价甚高，怎么会取代毛呢？” 高岗摆摆手，连连摇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说刘忠于毛，那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毛主席的意思吗？” 彭德怀承认：“少奇那个讲话，是走了一点火。” 高岗继续反问：“东北富农党员处理，站到富农一边去了，天津讲话，站到资本家一边去了，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高岗又接着点燃一支香烟，狠狠连吸几口，然后恨恨地说：“他就是有一摊摊。他把薄一波安排到华北，把饶漱石安排到华东，把林枫安排到东北，把安子文安排到中组部，就是为了到时候篡党！……当然，饶漱石现在已经觉悟了，看出问题来了，和他一刀两断了。” 彭德怀皱皱眉头，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加以反驳。 高岗还想就刘少奇的问题说下去，彭德怀把注意力转移到报告稿上，拿起高岗修改后的报告稿看起来。他翻到关于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部分，看了几眼，然后把稿子一合，恳切地对高岗说：“老高啊，请对国防工业安排一下吧！现在从苏联进口的海军船只和飞机，这只能作为训练和培养干部用，不能作为海、空军基础。军事技术是技术科学的总和。我军的装备、技术是太落后了，从朝鲜战场上看得是太清楚了。” 高岗点头承认：“这是实情。” 彭德怀又说：“要赶上美国的军事技术，可能要15年至20年。太慢了，我真等不及啊。我们可不可以快一点呢？在10年左右赶上美国。美国有的武器我们都要有，包括原子弹。” 高岗注视彭德怀良久，方说：“你说的，我都赞成。国防工业能安排，还是应当尽量安排。但是，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列宁的观点。党的、国家的政治问题解决好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稍停，高岗又补充一句：“彭总，我支持你，你可要支持我啊！” 陈云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脑子里反复思考着“一五”计划的编制问题。 “一五”计划是压在陈云心上的一块巨石。计划一天编不出来，一天得不到中央的通过，他就一天也放不下心来。 1951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从这时起，中央就确定了编制经济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身为中财委主任的陈云，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陈云是在“五反”以后，全力投入制定“一五”计划的。他把中财委的一般性工作，委托给副主任薄一波全权处理，自己就很少过问了。为制定好“一五”计划，他跟随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期间，曾两次会见斯大林，向苏联方面请教。到1953年初，他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与政务院不相上下，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高岗任计委主席，“一五”计划的编制顺理成章地也应由高岗主持了。但高岗对经济工作基本上是个外行，情况也不熟。他还算有自知之明，上书毛主席，请求在计委成立后，“一五”计划的编制仍由陈云主持。毛泽东同意了高岗的意见，这样，陈云身上的重担仍然没有卸下来。 陈云在房子里踱了一会儿，猛然想到一个问题，便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五”计划草案盯着出神。这时，秘书轻轻走进来报告说，高岗来访。 陈云一愣，高岗事先没打招呼呀。他赶紧起身出去迎接。 陈云刚走进会客室，高岗那高大的身材就已经出现在门口了。高岗见到陈云，大声说：“老陈哪，我突然袭击来了！” 说罢，高岗自己先哈哈地笑了。 陈云也笑道：“好哇，我正盼着你来袭击呢！” 高岗一怔：“什么意思？” 陈云一边让座，一边解释：“你一来，我就有底了。这不，正为它发愁呢。” 高岗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老陈，什么事呀？” 陈云故意不挑明，先问：“你来，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我好给你准备准备呀！” 高岗边掏香烟边问：“准备什么？” 陈云笑笑：“三斤狗肉，一斤牛鞭，两瓶茅台。” 高岗闻言，朗声大笑：“好东西，好东西，就是火太大了！” 陈云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天凉进补，吃这个正好呢。” 陈云和高岗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就相识，抗战结束后一起去的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一道任职，地位相当，彼此熟悉，在东北的四五年相处得也不错，因此，平时见面说话，比较亲切、随便。 高岗收住笑声，接着刚才的话题刨根问底：“为什么事发愁呀？” 陈云起身，走进里间办公室，取出“一五”计划第三稿，指着对高岗说：“就为它呀。两年多了，还没个眉目。” 高岗接过来一看，“哦”了一声。 陈云说：“你来得正好，对鞍钢、包钢等重型企业的布局、计划和税收问题，我正要向你汇报哩。” 高岗摆摆手，谦虚地说：“嗳，汇报什么，我们一起商量嘛。” 陈云抽出其中一份报表，就几个问题向高岗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刚说几句，高岗又摆摆手，打断了他：“我说老陈呀，既然我向毛主席建议还是由你挂帅，你就放开来，拳打脚踢吧，我无条件地支持你就是了。说句老实话，搞经济，你是我们党的行家里手，我不如你！” 陈云微微一笑：“老高你谦虚。” 陈云还想就“一五”计划问题同高岗交换交换意见，但看出高岗对此不感兴趣，心想他可能另有话题，就不再主动谈什么了。 果然，高岗埋头抽了一会儿烟，东拉西扯地和陈云谈了一些题外话，就转入了正题。 高岗先试探着问：“老陈，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变动，有什么新精神哪？” 陈云一听就明白了，高岗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心想，这个问题事关重大，谈论中可得慎重。他略一思索，说：“中央和毛主席正在研究论证，政治局不是通过气了吗，我知道的，你也都知道。” 高岗笑笑：“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的精神肯定多嘛。” 陈云轻轻摇头：“那倒不一定。” 高岗试探着再问：“外面有风声，说毛主席打算让少奇搞议会，恩来搞部长会议，由我来搞政治局，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陈云一听，心想，据我所知，少奇、恩来的安排，有那么点根据，但并没有确定。而由高岗搞政治局，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思。但他不愿直接挑明，便慢悠悠地说：“风声归风声，是不是主席的意思，最后中央怎么定，都还难说。” 高岗点点头：“是啊，是啊。部长会议，我赞成由林彪来稿。你我都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知道得很清楚。林总政治上强，能力强，威望高，他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再合适不过。” 陈云想了想，表示了异议：“恐怕不行。部长会议主席，也就是总理，是个累死人的活。林总现在有病，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干这个活。再说，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让恩来同志干，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嘛。” 高岗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谈下去，换了个话题：“对于中央增设总书记或副主席，不知你有何高见？” 陈云歪起头来看着高岗，反问一句：“书记处很快就要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我倒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认为怎么搞好呢？” 高岗脱口而出：“我不赞成设总书记。有中央主席就够了，设什么总书记！到时候人们就会问了，是共产党的主席大，还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大？关系不好处理呢。设几个副主席倒是应该，要不，毛主席怕要忙死累死了。” 陈云认真地听着，并请高岗抽烟。 高岗点燃香烟，习惯地连续猛吸几口，才接着往下说： “如果搞总书记，依眼前这个架势，可能由少奇同志来搞。我反对。少奇政治上不成熟，右倾，正如毛主席所批评他的，他是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七大’以来，他犯了一系列错误，像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呀，土改中鼓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呀，批评山西搞互助合作呀，说东北有一万名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呀，天津讲话说资本家剥削得越多越好呀，财经会议支持薄一波呀，组织工作会议支持安子文呀，等等，多啦！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我们东北的经验。他这个样子，怎么能当总书记呢？连当副主席都不够格！” 陈云听着听着，觉得高岗对刘少奇已经不是一般的有意见，而是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了。他想做一下高岗的说服工作，但看到高岗对刘少奇的成见很深，高岗又是个个性相当强，轻易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怕徒劳无益，也就欲说又忍了。 高岗停了一会儿；有点忧郁地接着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恩来也好，少奇也好，中央副主席还是会当上的。有人拥护嘛，他们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啊。” 陈云摆着手说：“老高，恐怕不能这么讲。毛主席对少奇、恩来虽然有批评，但还是信任的。” 高岗说了句大话：“我敢断定，毛主席已经不满意他们，不信任他们了。退一步讲，就算毛主席还信任着他们，还能超过信任你、我？” 陈云苦笑着轻轻摇头：“不见得吧。” 高岗压低了声音：“宁可搞副主席，也不要搞总书记。要搞副主席的话，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心头一惊，顿时警觉起来。这不是搞秘密串联，封官许愿吗？这不是想通过地下活动，拉人把少奇、恩来搞下去吗？要是真如此，这还了得！于是，他断然拒绝说：“不行！至少我不够格！” 高岗想不到陈云会是如此态度，有点惊讶：“你这个老陈，是谦虚呢，还是胆小怕事？” 陈云意味深长地笑笑：“我不是谦虚，是心虚……我陈云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随你怎么看吧。” 高岗带着讨好，又带着恳求的口吻说：“我们俩谁和谁呀，我当然了解你。老陈呀，我再说一遍，我赞成林总搞部长会议。我反对少奇当总书记。要设副主席的话，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请你把我的意见，向毛主席转达。” 陈云严肃而又诚恳地说：“老高，你这是给我出难题。这话我不好讲啊，要讲，最好你自己去讲。” 高岗这下有点不高兴了。他不再多说什么，沉着脸喝完了陈云给他沏上的龙井，就告辞了。 临出门，扔下一句：“你有顾虑，我没有。我去找毛主席谈！” 高岗南下游说，在京活动一段时间之后，仔细分析全国六个中央局、六大行政区的形势，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东北是他自己，不用说了。华东饶漱石，是自己坚定的同盟者。中南林彪，支持自己的态度很鲜明。西北彭德怀，和自己某些观点接近，也是支持自己的，那里又是自己的老家。就剩下西南了。至于华北嘛，是刘少奇、薄一波的根据地，打不进去，干脆放弃算了。 中央西南局书记是邓小平，现在虽然调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一年多了，但还当着西南的家。 高岗决定找邓小平好好谈一谈，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他想，如果邓小平支持自己，己方占绝对优势，那么“倒刘”、“倒周”成功，就是老太太擤鼻涕——把里攥了。 说来奇怪，六大中央局书记，有五位是高岗共过事，打过交道的。惟有邓小平，高岗感到生疏。他们俩没有共事的基础，互相谈不上多少了解，缺乏感情基础。但高岗还是有信心争取邓小平的。一方面从工作上讲，邓小平在政务院的分工还要和高岗的国家计委发生联系，接受高岗的宏观方面的领导。另一方面从影响上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叫得很响，高岗自认为在邓小平那里还是很有威信，说话管用的。高岗还知道邓小平头脑清楚，甚为精明。既然有头脑，精明干练，他相信邓小平不会看不出刘少奇、周恩来受批评，已经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他高岗的地位和影响正在上升的大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他邓小平不会不识时务吧？ 高岗抓起电话，接通了邓小平，告诉他自己要去邓的住处登门拜访。 邓小平谦虚地表示不敢当，说无论如何不能劳高主席大驾，表示自己应该去高府拜访高主席。 两人互相谦让推辞一番，最后还是高岗依了邓小平。 高岗也不敢失礼，早早就在大门口恭候邓小平的到来。 “邓副总理，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啊！”高岗一见邓小平，就亲热地拉着邓小平的手说。 “高主席这里，我来晚了，早就该来拜访了。”邓小平也热情地说。 “我说我要去你那里拜访嘛，可你偏偏执意要来寒舍。”高岗作出不好意思的姿态。 “寒舍？”邓小平哈哈大笑，“谁个不晓得，高主席这里是高朋满座，嘉宾如云啊！” “过奖，过奖了啊！”高岗也哈哈大笑，笑声中不无得意。 说着，两人已进了会客室。 会客室里，早已摆好了各种水果、瓜子和香烟，沏好了茶水。 在沙发上落座后，高岗指着茶几上的物品，请邓小平享用。邓小平伸手去抓香烟。 吸烟是高岗和邓小平的共同爱好，于是两个人都点燃香烟，在喷云吐雾中开始了轻松的交谈。高岗还特别喜欢嗑瓜子，且技术熟练，嗑得又响又快。把一粒瓜子放入嘴中，“啪”地一声脆响，舌头麻利地一卷，瓜子仁留下的同时，瓜子皮就“噗”地吐了出来。他吸几口烟，“啪啪”地嗑几粒瓜子，显得十分惬意。 谈话是从个人爱好聊起的。高岗的本意是和邓小平谈谈党政大事，但他不能上来就进入，那样太严肃，太紧张，不自然，怕邓小平一下子不适应，接受不了。再说，他毕竟不了解邓小平，不摸邓小平的底，不能贸然和唐突。 高岗指指香烟：“看来咱们两个有一致性，烟瘾都不小。” 邓小平点点头：“是啊。吸烟是不良习惯，可几十年了，戒不了啦。” 高岗喷出口烟雾：“戒它干啥？爱好就是需要，需要就得满足。” 邓小平也喷出口烟雾：“我赞成。” 高岗又问：“邓副总理还有什么业余爱好呀？” 邓小平说：“我呀，单调得很，喜欢打打桥牌，游游泳。” 高岗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桥牌是高雅艺术。你们这些穿过西服，吃过洋面包的，才好这个。我是土包子，顶多会打打扑克，拱猪！” 邓小平忍住笑，说：“高主席的舞，听说跳得不错嘛。” 高岗咧嘴一笑：“舞谁不会跳？说穿了，搂着个女人乱摇晃呗。” 邓小平摇摇头：“舞跳得好并不容易。像华尔兹、探戈、宫廷舞什么的，讲究得很哩。” 高岗拍手称赞：“你看你看，到底是赴法勤工俭学过的，见多识广。老实说，我舞跳得不怎么样，就是喜欢。要说又喜欢，又有两下子的，还是骑马，尤其是骑烈马。” 邓小平接上话茬：“那当然，赫赫有名的骑兵司令嘛。” 高岗一听，知道邓小平了解他在西北搞军队的历史，感到很高兴。但随即叹了口气：“咳，进城后，骑马没条件喽！” 邓小平似乎同情地点点头。 高岗见谈话的气氛不错，便慢慢转入正题。 “邓副总理，你我都是从大区调京的。你来得比我早，工作进入得比我快，你感到政务院的工作怎么样？” 邓小平一时不明白高岗问的是什么意思，便虚与委蛇地说：“你进入得也不慢嘛。” “我的意思是说，”高岗摆摆手，“政务院的工作和分工怎么样，这样下去行不行？政务院就那么几个部，我国家计委就拿去了8个主要的部，周总理只管一个外交部了。我高岗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高岗这么说的本意，是想借以炫耀自己，顺便贬低一下周恩来，并摸摸邓小平的底。邓小平听出了高岗的弦外之音，就说：“目前这个分工，是中央定的。先这么干着吧，有什么不妥，还可以调整嘛。” “不妥是有的。”高岗接着说，“政务院工作并不得力，正如毛主席批评的，分散主义，事务主义。像你，目前只分管铁道、交通和邮电。凭你的能力，完全应当再担负更多、更重要一些的工作嘛。” 邓小平摆摆手：“哪里的事哟，我能管好这三个部门，就不错喽。” 高岗想了想，说：“也好，先这么干着。反正快召开‘八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党和国家的体制、人事还要作大幅度的调整。” 高岗抓起一把瓜子，边嗑边问：“要成立部长会议，你赞成谁来搞？” 邓小平感到为难，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怎么好随便议论呢？高岗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动说：“就我们两个，关起门来随便说说，谈谈心嘛，交换交换意见嘛。” 邓小平谈出了自己的看法：“部长会议，就是政务院换个名称嘛。我看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搞部长会议，不是有周总理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高岗继而点头，继而又摇头：“按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毛主席几次严厉批评政务院，对周恩来同志并不满意。像新税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这还行吗？毛主席能放心吗？我赞成林彪。” 说罢，高岗双眼逼视邓小平，观察邓小平的反应。 邓小平不露声色，默默地倾听。 高岗接着说：“我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林总是个天才的统帅，无论政治水平、军事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领导水平，都是第一流的，绝对非凡。三大战役，林总有两个，率领四野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最南边，了不起啊！哦，当然，你小平同志也有个淮海战役嘛。” “我哪能跟林总比。淮海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陈毅他们。” “你是总前委书记嘛。” 邓小平伸手抓过烟来，递给高岗一支，自己取出一支。高岗手快，“哧”的一声划着火柴，先替邓小平点燃，自己再点燃。 高岗又提出问题：“中央的体制变动，拟设总书记或增设副主席，你有何高见？” 邓小平心想，这样老是他提问题，我回答，这不成考我了吗？老让他牵着鼻子走可不成，那样我的底牌就让他给摸得一清二楚了。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邓小平故意想了想：“这个么……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实在谈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先听听高主席的高见吧。” 高岗心想，这个四川小个子滑头，不好斗。他不愧是个桥牌高手，自己的底牌不露，先反过来摸我的底牌。也好，干脆把底交给他，给他留个信任他的印象，也让他明白明白。 “我不赞成设总书记。”高岗出言斩钉截铁，“有党的主席了，再设总书记，共产党两个头，成什么体统？天无二日嘛。我赞成设副主席，要设的话，就多设几个。” 邓小平专注地听着。 “你认为少奇同志怎么样？”高岗冷不丁地询问。 “什么怎么样？”邓小平不解。 “他当总书记怎么样？”高岗把话挑明。 “都不设总书记了，还谈得上谁当、谁怎么样吗？”邓小平巧妙地把球踢回。 “我的意思是说——”高岗沉思一会儿，直截了当地说，“依眼下这个架势，要设总书记的话，还不是给刘少奇设的！我怀疑这就是他的主意。” “这么说有根据吗？”邓小平问。 “我看八九不离十！有些情况，心照不宣就是了。又不是捉奸，非要把人按到床上，人赃俱获不可。”高岗说。 邓小平不再提问，只顾抽他的烟。 高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刘少奇经历不丰富。他只有白区工作的经验，没有苏区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他政治上不成熟，‘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像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呀，土改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呀，反对山西省委搞农业互助合作呀，反对东北动富农党员呀，支持李立三在工会问题上的右倾立场呀，天津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呀，等等。他就是这么一‘左’一右，忽‘左’忽右。这样的水平，能当党的领袖吗？能领导全党吗？‘七大’上，刘少奇被捧得太高了。说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毛主席是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不是党史上的‘二元论’吗？不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礼吗？我看我们党的历史要重新评价，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那个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要重新修改！” 邓小平听出来了，高岗是在造反对刘少奇的舆论。 高岗继续说：“刘少奇不像你我，在军队搞过，在根据地搞过。他对军队的同志没有感情，不感兴趣。他有他的‘摊摊’。像他支持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居然没有林彪，而有薄一波，甚至连朱老总都没有了！你说，这还像话吗？！” 邓小平神情凝重，默不作声，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 高岗稍稍停歇一阵，又说： “这几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毛主席并不一致。毛主席说要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指的是谁？还不是指他：党内许多同志对刘少奇也是不满意的，财经会议大家提了一大堆意见，组织工作会议也提了一大堆意见；甚至点了他的名，说明什么？说明他威信不行。他是德不服众，才不惊人！” 高岗殷勤地剥开一个蜜橘，送到邓小平手上，自己也剥开一个，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高岗吃完，掏出手绢把嘴一抹： “邓副总理，你还年轻，在党内、军内威望高，影响大，能力又强，前途无量啊。要说分一线、二线，你理所当然是一线上的人物。在党和政府体制变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站出来说话。你说话有分量。我是反对刘少奇做党的总书记的，他当副主席也不够格。咱们这些大区书记一起站出来说话，把他给……” 说到这里，高岗狠狠地做了个从上往下拉的手势。 “怎么样，邓副总理？”高岗两眼死死盯住邓小平的脸，仿佛想看穿邓小平的心思。 邓小平一直在沉思。他知道话讲到这个份上，已无可回避，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了。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将手中的烟蒂掐灭，慢条斯理地说开来：“你说的嘛，有一定的道理。少奇同志身上确实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 高岗一听，来了兴趣，向前欠欠身子往下听。 “但是，”邓小平话锋一转，“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是1921年的党员，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他领导过工人运动，领导过白区的工作，参加过长征。他也搞过军队，搞过新四军，时间很短就是了。他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像反对李立三，反对王明，反对张国焘，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拥护毛主席的。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他协助毛主席工作，在‘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七大’后，他长期主持书记处工作，是事实上的、也是公认的党的第二把手。所以说，他在党内的地位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是历史形成的。” 邓小平端起茶杯，呷了两口，继续说出他的结论：“看人要看大节，看主流。你说的某些问题，少奇的确有他的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看，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恐怕不适当。” 高岗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他知道，同邓小平的谈判失败了。 邓小平接着劝高岗：“你对少奇有意见，可以找他本人谈，也可以向毛主席反映，甚至也可以保留意见，到时候不投他的票就是了。但不要再找别人做工作了。那样，不利于党的团结，对你本人也没有好处。” 高岗若有所思。 “你对少奇同志的这些意见，找毛主席反映了吗？”邓小平问。 “啊……还没有。我想还是我们之间先谈谈的好。向主席反映嘛……就要慎重了。”高岗支支吾吾。 “你找少奇同志交换过意见吗？”邓小平又问。 “他呀，我主动找过他，但他根本不肯作自我批评！” 高岗在这里撒了个谎。事实上他已经在毛泽东面前谈过对刘少奇的意见了。毛泽东建议他直接找刘少奇谈清问题，并对他说：“少奇同志是个很老实的同志，他会有自我批评的，你跟他可以说得通。”可是，高岗根本不予理睬。倒是刘少奇两次主动找他交换意见，他却倒打一耙。 “高主席，无论如何，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中央的团结。不要再议论少奇同志了。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我对你的劝告。我可是出于对你的一片好心哪！” “当然，当然。”高岗一迭声地说。 邓小平见高岗要说的已经说完，便起身告辞。 高岗一再挽留邓小平吃饭，邓小平客气地谢绝了。高岗竭力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拉着邓小平的手，连连感谢他来看望自己，并一再说：“都是自己人，敞开肚子，随便聊聊。”他一直把邓小平送出大门口，直到邓小平的汽车远去了，还呆呆地站立在那里。 一阵凉风吹过，高岗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