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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10日傍晚，18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和一些随行秘书、翻译人员，在美军血洗第76战俘集中营后，都被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我们蹲在那辆美军装运牲畜的特大型卡车车厢里一路颠簸着，终于，在一次故意的猛然刹车后到达了目的地，而我们也全都重重地摔倒在车厢底板的牲畜粪便中。 押送我们的美军大声咒骂着：“混蛋东西，赶快滚下去！”催我们一个个沿着车后的铁梯往下爬。 下车后，我直起身来，看见前面一座有人字形屋顶的石砌坚固楼房，门栏上方刻着英文的“最高监狱”几个字。楼房两侧围有高达3米、顶上装有电网的石头围墙。 我正看着，背上挨了一枪托，只听到一声命令：“混蛋，给我滚到墙根去，面对墙蹲下，把双手放在脑后！”我踉跄着被赶到墙根。 一种人格被侮辱的耻辱感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心里翻腾起极度的愤怒，那张写着“我方保证决不对你们报复”的《释放杜德协议书》和波特纳在上面签字时的阴沉面孔再一次浮现在我眼前。“这个背信弃义的禽兽！”我在心里骂着。我告诫自己要准备为“活捉杜德”付出更大的代价。 过了难捱的半小时，我们被连踢带打轰赶进监狱大门。在侧面的一间屋子里，我见到了脸色苍白的老孙。看见他额头上肿起的血包和血迹，我心里十分难过。我再寻找黎子颖和柳一，却末发现他俩。 一个美军监狱管理人员过来交给我一把理发手推剪，比划着要我和老孙互相把头发剪光。我用英语告诉他：“我从来没理过发，不会使用推子。”他盯着我看了一眼，指着老孙说：“你会讲英语，那么，你告诉他让他先给你剪！犯人在监狱里不许留发。”我还想告诉他老孙也不会理发，老孙已经从我手里拿过推剪对我说：“跟他无法讲理，让我来试一下吧！”我只好偏着头尽力忍着头发被夹、被拉扯的疼痛让老孙给我推光了头。 然后我十分小心地为他剪。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因我的蹩脚“手艺”而哆嗦时，我真想扔掉推子。结果，不管我怎么努力，仍然把他那一头漂亮的黑发剪成像狗啃了似的“花头”。 看着我的“杰作”，我忍不住苦笑着对老孙说：“真对不起，理得太糟了。” 老孙叹了口气说：“早知有今天，我该在部队时就学会理发！你摸摸自己头上吧，可能比我的脑袋更难看！”我一摸，果然也是个“花头和尚”！ 接着监狱看守又命令我们解去裤带、鞋带，搜了身，拿去一切金属物，连帽徽也被撕掉拿走，再将我们逐个带往牢房。 这时我才看清这座美式正规监狱的内部结构：从大门进来，正中是个约100平方米的长方形空间，在房子的中部靠边有两张办公桌，一位棕色皮肤的美军官员坐在桌旁，看来像监狱长。监狱大厅里正对着大门有一个通到后面操场的小门。厅内两侧是约2米多高的石砌隔墙，墙上每间隔约3米有一个小铁栅栏门。从栅栏门里可以看见里面是一个狭窄甬道，甬道一侧是木板墙，墙上排列着靠得很近的一扇扇木门，门上有个小窗口，木门里就是牢房。而在所有这些牢房的顶上罩着无刺的铁丝网，网上铺有木板走道供卫兵巡逻。 老孙先被领走，临别他暗中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一股热流流进我的心坎，我知道这里包含着兄长般的嘱咐和信任！眼看他提着裤子被领进了左侧第3个铁门。我也被一个看守领向右侧第2个铁门。 进门后，看守打开第1扇木门，让我把鞋脱在门外，趁我躬身往里走，他一脚把我踹了进去。我从地板上翻过身来，愤怒地喊着：“我抗议你们这种虐待战俘的暴行。” 那个看守皮笑肉不笑地瞪着我说：“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战犯和刑事犯！”说完吹了声口哨锁上门走了。 “好嘛！我们从战俘升级为战犯了，真得他妈的感谢美国鬼子！”我坐在牢房地板上揉着被撞疼的膝盖，忍不住说了句粗话。 环顾这间单人牢房，顶多有0．8米宽、两米长、两米高，除了顶上是铁丝网外，四面都是松木板，这大概也是防止囚犯自杀的措施吧！“真可笑，要自杀用不着等到今天，还要留着这条命跟你们拼到底呢！”这么想着，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那整整一天所受到的过分强烈的刺激使我这时渐渐闭上双眼，沉入了痛苦的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被开门锁的声音惊醒，猛一睁开眼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直到听见一声喝斥：“滚起来，都跟着出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被判成“战犯”关入监狱。 今天来的是另一个看守，这个鬼子身材粗短，棕色头发，一脸横肉。我站起身出门，穿上皮鞋，提着裤子防备着他踢打，走出铁栅门。代表们也正都陆续慢慢从侧门走出来。 走出后门，我看见后面是一个被高墙围着的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墙外两个角上都有一个岗楼，几个戴钢盔的鬼子正坐在机枪后面对着我们指指划划。 墙内的鬼子端着刺刀吆喝着叫我们排成双行，然后发出了口令：“跑步走！” 大家一手提着裤子跑了起来，穿着没有鞋带的鞋跑步还真要点本事。加上大家从昨天早上起就滴水未进，干渴饥饿使我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领头的看守又端起枪托威胁着大喊：“快点，不许停下来！”直到我们代表中一位上年纪的朝鲜战友被石头绊倒再也爬不起来，才让停下。 大家拥上去，把那位全身发颤的战友扶起来，愤怒地看着这群不通人性的野兽。 这时我在混乱中发现了黎子颖和柳一，便转过去向他们点头致意。黎子颖肩上衣服被撕破了，这位性如烈火的好战友昨天肯定和敌人撕打过，不免为他担心。黎子颖好像看出我的心情，对我挤出了一个笑容，这反倒使我更加难受了。 “放风”大约延续了半小时，我们又被轰回了各自的牢房。回牢房感到又饿又渴浑身乏力，刚躺下来，就听到头顶上的吆喝：“坐起来，不准躺下！” 我抬头发现一个卫兵正朝下看着，这才又明白一条美国监狱的洋规矩——犯人白天不许躺下！我靠墙坐起来，抱着双腿，低着头，闭上眼轻轻摇晃着身体，发现这种姿势比较省力，于是这成了我在牢狱生活中的标准姿势。 上午10点左右，总算听到开铁门的声音，然后看见一个黄皮肤面孔凑在小窗口前朝我喊了声“希克沙哈斯木里达！”（朝语：开饭了）幸好我能听懂这句话，忙过去接住他从窗口递进来的半碗大麦米饭，一小碗酱油汤。 我吃完了碗里的每一粒米、每一滴汤，饥饿的感觉反倒更强烈了。这大概是因为“76”的朝鲜战友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吃了一个月“满碗饭”，使我变得有些“娇气”了。 放下碗我又靠坐在板壁上闭上眼。胃里的那种空虚感使我想起了孟子那句名言：“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了这么一条精辟的人生经验。祖国人民将降什么样的“大任”于我呢？作为几千名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的一名代表，我现在的“大任”是什么呢？我能不能承担这个重任呢？ 想到这里，共产主义团结会那些领导同志们，赵政委、魏林、顾则圣、杜岗、马兴旺、陈吉庆、李喜尔、张城垣的面影，我的那些从“86”一起冲杀出来的战友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曾德全……的面影，我发展的那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姜瑞博、曹友、方向前的面影陆续浮现在我眼前。想起他们，想起在这监狱里还有孙振冠、黎子颖，还有这么多朝鲜战友们在一起，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孤独感、软弱感消失了。我又抱着双腿轻轻摇晃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从迷糊中被开门锁的响声惊醒，在我的小牢门门前立着一个中等个子小白脸的美军少尉，看起来样子挺斯文。他将右手食指翘起来钩了钩示意要我过去。我惊奇地想着：“他要干什么？”起身走了过去。 他查对了我的姓名后说：“你跟我出来！”我随他来到外间那两张办公桌前。 他坐在桌子后面，指着桌上放着的一个文件夹说：“你是中国战俘代表，你先签字吧！签了字就可释放你回去！”他打开了文件夹，把签字笔往我跟前推了推。 我说：“我总得先看看是什么内容吧！”他点点头把文件夹推近我。 我俯下身看那文件，标题就使我大吃一惊——《悔过书》！我急速地读下去，大意是“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对杜德将军非法地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人身折磨，强制杜德在《认罪书》上签了名，承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保证今后绝对服从战俘管理当局的命令”等等。 我把签字笔推回去对他说：“这完全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杜德将军签名完全是自愿的，我们对他的人道待遇柯尔逊将军、波特纳将军都是确认了的！” 他把签字笔拿起来在手中转着，盯住我看了好一阵说：“看来你是很喜欢这监狱生活，也不愿回到你的同伴中去了？” “回去，立即回602去！”我脑子里响起这个声音。这个诱人的建议使我立即想象出当我回去时战友们把我当成英雄给予热烈欢迎的场面。 “但是，我怎么对他们交待我是如何被放回来的？如果这封《悔过书》被放在板门店我方和谈代表前面，甚至向全世界公布出去，我怎么向祖国人民交待？”想到这里，我摇摇头说：“不，决不！”便背过身去。 我听见他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我的声音。他用手抬起我的下巴，盯着我说：“那就回牢房吧！” 我走回牢房，他一脚跟进来，把我踢靠到墙上，眼里露出凶光，咬着牙说：“那就让你尝尝蹲监狱的滋味！”便一拳，打在我小腹上，剧痛使我弯下了腰，接着下巴上又受了另一下拳击，我的头朝后仰过去，后脑重重撞在墙上，眼里满是乱串的金星。未等我缓过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又左右开弓朝我脸上连续扇了七八个耳光。我明显地感到嘴里的血腥味，忍不住蹲下呕吐起来，血水和那点可怜的食物都吐在裤子上、地板上，小牢房里弥漫着难闻的臭味。 牢门“哐”的一下被关上，接着又被锁上了，我抬起头来看见小窗口里那小白脸军官的狼一般的威胁眼光。我又低头呕吐起来，最后我仰靠在板墙上，喘着气，感受着小腹、下颏、后脑、两颊火辣辣的疼痛。 我忽然感到脸颊上流着无声的泪水，赶快用衣袖擦去，但愈擦愈多了。我对自己的软弱恼恨起来：“比起难友们来，你被俘后的处境要好多了，第一次挨揍就受不了，太脆弱了！” 这种自责使我的委屈感缓和下来。但我一闭上眼，就觉得那双凶残的眼光仍在盯着我，那份《悔过书》、那支签字笔又晃动在我眼前。 我索性睁大眼睛，一个念头明确起来：“这些家伙大概是看中我是个文弱书生，在代表中又最年轻，先拿我开刀，好打开突破口吧？”这个念头使我警觉起来。我努力鼓励自己：“林学逋烈士不也是个文弱书生么？他被活生生割肉时，比你刚才挨揍不知疼多少倍，他都勇敢地挺过去了！他自觉地选择了这条宁死不出卖灵魂的道路，你呢？刚才不也是自己坚决拒绝签字的么？不是从一被俘就自愿选择了这条艰险的路么？你可决不能受点皮肉之苦就动摇了啊！大不了就是永远离开这个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你最好现在就在心里做好跟妈妈永远告别的准备吧，做好永别的准备就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我的泪水又涌出来，但惊恐的心却逐渐安定了下来……” 牢门的锁又响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我对自己怎么这样软弱真气坏了，狠命地在大腿上掐了一把。 牢门打开，这回不是那头凶狠的人狼，而是那位棕色皮肤的看守长。从他阶徽上我看出他是个中尉，我向后缩了一下，做好了挨打的精神准备，他厌恶地看了看吐得一地的血水脏物，看了看我身上污迹说：“张，出来清洗一下吧！”听口气是真让我去洗。我站起来随他走出去。牢门外还有一位在监狱服刑的朝鲜难友，提着水桶和帚布等着打扫我的牢房。 出门后，中尉看守长叫一个上士看守领我去洗澡。那位上士拿着一身衣服领我进入大门旁的一个小空房间。 我没有找到淋浴装置，正怀疑着，他叫我脱光衣服。我以为他会给我扛热水来，便转过身对着墙，刚脱下衣裤，突然一股冰冷的冲力极大的水柱把我冲击得一下子贴在石头墙上。开始，我感到剧痛，但很快就麻木了。接着冰得我全身颤抖起来，我只得用手臂护着头来回侧身抵挡这股水流的鞭打。 我听见一阵狂笑，使我气愤极了，但强大的水柱不允许我张口。我被冲得倒在地上打滚。过了好一阵，狂笑停止了，水流停止了，我渐渐缓过气来。睁开眼，见那个上士正一面把一个消防水龙头挂上墙，一面叫我站起来。我艰难地爬起来，上士把那身囚衣扔在我身上，转身出门了。 我手脚发僵，咬紧牙关使劲穿好衣服。他进来叫我回牢房，在关上牢门时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淋浴，不是么？”对我怪笑了一下，走了。 我坐靠在那里，先是全身发冷，怎么也控制不住牙齿的咯咯碰撞，然后是发烧，觉得皮肤像着了火似的。好久好久才缓过劲来。我闭着眼，任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开铁栅栏门的声音，我一下坐直了身子握紧了拳头，横下一条心：“来吧，看你们还有什么整人的花招！”我高兴这次心里不再发怵了。 我的牢房门响了两下拍门声，窗口里出现的却是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的脸。他可能知道了我受到虐待，充满同情地看着我，然后将饭菜从窗口送进来。我发现那碗饭比上午的多了一半，心里发热了，他可能是省下自己的定量来慰问我的。 这天晚上，我不断被恶梦困扰，到处是大火追着我，我被火烤着往一个深渊跳下去，水冷极了，我想游起来，手脚却僵直不听使唤，沉下去了…… 到早晨又叫我们出去“放风”时，我才醒来，感到头炸裂似的痛，周身发冷。 这次来叫我出去的是位年轻黑人看守，当他听我说我感冒了，他触了下我的额头，便转身出去，把看守长请来。看守长也试了一下我的额头，回身对他说；“让这个中国人歇着吧！” 过了一会儿，那位中士端来一杯热水和一包“APC”，从窗口递给我，看着我又摇了摇头说：“你躺下吧！不要紧！我去对上面的卫兵讲一下！” 服了药片躺下，我不久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这次重感冒延续了三天，那位年轻的黑人士兵来过好几次，送水、送药，对我表示的同情也只是摇摇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眼里闪着忧虑的光。我不禁想起马克吐温那部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的主人公来。在美国黑人中，善良的受苦人不少啊！ 第四天早上放风时，老孙、黎子颖一见到我，立即站到我身边来，一面跑步，一面小声急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简要地谈了这几天的遭遇，为了不让他们难过，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遭受的那些折磨。 他们放心了，要我继续提高警惕，好好养病，并告诉我柳一同志已放回“602”去了，估计是因为他们只把他当作随行人员，就未定为“战犯”。 这天上午刚吃过饭，那位小白脸美军少尉又来了。他在牢门口奸笑着说：“张，现在考虑好了吧！愿意签字么？” 我立起身，两腿牢牢地站稳后说：“请给我纸笔！我要向波特纳写封抗议书！” 他脸色沉下来，眼睛又露出凶光，一步步朝我走过来。我也做好了准备，站在那里看着他。 我们对视着，他后退了一步，出手了。第一拳仍然是朝我腹部击去，我往下蹲了一下这拳击在了胸膛骨上，我下意识地用双手去阻挡。他抓住我双手向墙板上压去，然后用膝盖朝我下身猛然一击，我只觉一股钻心的痛楚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这条人面狼已经离去。虽然我的下身、胸骨比上次挨打还要痛些，但我的情绪却平静多了，甚至还有点高兴，高兴我的精神总算坚强了些。 为了减轻痛感，我便努力去想他们的杜德将军被我们抓住时叫喊挣扎的狼狈样子和在批判会上汗流浃背的苦相，回忆杜德、柯尔逊、波特纳等几位美国将军相继在文件上签名时的窘迫样子。想起这些，觉得很解气，痛感也减轻了许多。尽管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这个办法还是缓解了不少肉体上的痛苦。 那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砸在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惊醒了。我睁开眼，只见头顶上蹲着个卫兵，正朝下看着我。在灯影下，我看不清他的脸，连忙坐起来，身上那个东西掉在地板上。我拾起看，便睁大了眼睛，原来是一块巧克力！ 我朝上看那卫兵，他正向我招手要我站起来。我站起身离他很近时才看清了他就是那位给我送药送水的黑人中士。 他伸头往厅内办公桌那边看了看，回头对我悄悄地说：“值班看守睡着了。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值勤站岗，明天我就在朝鲜满一年，该回去了。我来送你块巧克力。你病全好了么？” 我直点头，轻声说：“谢谢你，但你让我太吃惊了！” “我佩服你们中国人，我喜欢中国！” “你怎么会了解中国？” “我的邻居就是从中国移民来的，他常给我讲你的国家。他对我很好，从很小起就常给我吃糖块。” “你是哪里人？怎么当上兵了？” “我是内华达州人，中学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就出来当兵了。” 他忽然又问我：“张，你不想抽支烟？” “在这里行吗？” “行，你抽时把吐出的烟赶散开，我替你看着！”说完他捂住手点燃一支烟通过铁丝网递给我。 在我一生中这又是一次关于抽烟的难忘经历！在那个冷酷的监狱里，在受到美国军官的严重侮辱后，却能得到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冒着危险给我的一支烟！现在我的这位黑人朋友在哪里呢？你一定也没有忘记35年前的这一幕吧！你不知道当年你那支不值一分美金的烟曾在我心中产生了多么大的温暖！你现在一定是一个美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吧！多么遗憾连你的名字也忘了问！现在，让我在这里，在我自己的祖国，在首都北京向你衷心地问好！今天，中美人民友好之林已经很茂盛了，其中就有我们当年播下的那颗种子！ 又过了一天，我决定采取主动。在放风后，我向看守长要求给我纸笔：“我要给波特纳将军写封信！” 看守长似乎很理解我的要求，没说什么就从抽屉里取出纸笔给了我。我表示了感谢，就拿着它们回到了牢房。 我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中朝战俘谈判代表们所受的虐待和我自己被强迫要在什么《悔过书》上签字与那位白脸少尉对一个数千名中国战俘的代表所施加的无耻的人身侮辱与摧残，并写道：“对此我提出强烈抗议！所有的事实您是完全清楚的，代表团并未给杜德将军任何人身侮辱和折磨以迫使他在《认罪书》上签字。我们是无罪的，把我们判定为战犯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坚决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代表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所代表的各自的战俘营中去！” 最后，经过我反复思考还是写上了一句使我后来一直十分懊悔的话：“如果我们能获得无罪释放，回到602后，我们愿意服从美军当局的合理管理。” 我懊悔的是虽然我说的是“服从合理管理”，但美方总是认为他们对战俘的非人道管理是“合理的管理”，这样写不仅容易被他们钻空子，更糟的是这句话里听起来有服软的成份，有损我们的尊严！ 当时我只是想：“先争取被放回去再说，回去后我怎么干你们就管不着了”，认为是一种斗争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波特纳并不，他没有被麻痹而“放虎归山”。 但是这封抗议信却使看守长对我有了较深的印象。另外，那个白脸少尉也竟然没有再来加倍折磨我，虽然我对此做好了充分精神准备。 我请看守长转信之后不几天的一个深夜，他值夜班，竟把我叫了出去。我迷迷糊糊地跟了出来。他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听罐头和一瓶威士忌酒，还有两个听装啤酒。罐头已经打开，里面插上了叉子。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站在桌前没有说话。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坐下吧！张，今晚没事，找你来谈谈天！” 我只好坐下来。他把一个罐头、一筒啤酒推到我面前用手势让我自己吃，我欠了欠身表示感谢。 他打开啤酒一仰脖喝了好几口，用手抹抹嘴说：“张，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回答：“父母兄妹。” “你没有结婚么？” “没有！” “有心上人么？” “有了，但……” 他掏出一个皮夹，拿出两张相片给我看，一张是他和一个相当摩登的女人站在一辆很漂亮的小轿车前，背景是一座非常华丽的别墅；另一张是他和一个肤色发黄的老女人互相扶着肩在一个小套间里照的。 我拿着后一张问：“这是你的老母亲吧？” 他点了点头说：“60多岁了，受了一辈子苦，最近来信说病在家里没人管！” 我指着另一张相片问：“那么，这位漂亮夫人，这是您妻子吧！她不住家里？” 他把相片取回去看了半天，先对着威士忌瓶了喝了大口，说：“这世界上的女人都是见利忘义的东西！她跟一个洛杉矾的富翁跑了！” “那么，这汽车、这别墅她都不要了！” “嘿，张，我如果有这么贵重的汽车和别墅，她就永远属于我了。这是我离开美国来朝鲜之前，站在别人的房前和车前照的相。它只是用来装门面的！”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同情，安慰他说：“等战争一结束，您回国一定能重新找一个忠实的伴侣。那时候，您的积蓄会使你不那么困难了。” 他往后一靠说：“张，你以为我这个中尉的月薪可以买座金山吧？我当了十多年兵，差点把命赔上，也没买上一座别墅！”我哑口了。 他停了一会儿说：“不谈这些丧气的事了！你吃肉吧，喝酒吧，这是我真正请你的！” 我动了动身子，还是没有动手。 他替我把啤酒罐打开说：“在这一时刻，我们不是看守长和犯人的关系，我把你看成朋友，你别有顾虑！”我只好喝了口啤酒。 他把罐头推得距我更近一点，说：“吃吧，别看现在你落难，战争结束后你回中国比我有出息。我看出来你文化高，本事大。我还敬重你有骨气，那么整你，你并没有屈服！我看得起勇敢的军人！”说完他拿起啤酒罐说：“来，干了它！” 我看着他那微醉的诚恳的脸色，喝干了那小罐啤酒，感到有些头晕。 他见我不肯动肉罐头，就从抽屉里取出张干净纸，把里面的士豆肉取出来包在纸里说：“你带回去吃了，明天放风时把纸丢了就行了。”说完硬塞在我手里。 他领着我回了牢房，又轻轻地上了锁关好小铁门。 回到牢房，我慢慢地把那包食物吃了下去，把纸捏成团塞在裤袋里。我听着外面看守长还在独自喝着威士忌，深深感到在他的内心并不比我们这些“犯人”更光明！ 日子在极其单调苦闷的心境中一天天熬过去，眼看7月1日党的生日快到了。 6月30日早上放风时，我和老孙、黎子颖跑在一起，我建议明天绝食一天，并由我今天向波特纳提出书面抗议：抗议美方不遵守双方协议，扣押代表入狱，要求立即将我们中国代表释放回“602”去！我们为此绝食一天。 我说：“这也向敌人表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对自己党的感情。” 他们赞许地点了头，黎子颖还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使我很受鼓舞。 回来后我又请看守长给我纸笔，他笑了笑拉开抽屉，取出来给了我。我回牢房趴在地板上写完“抗议信”并请看守长代为转交。他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三人拒绝进食。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奇怪地看着我。我用不熟练的朝语告诉他：“我们党的生日是今天，我们对她想念！” 他悄悄地翘起大拇指说：“中国共产党万岁！” 下午，布鲁克斯上尉和一个手里端着盘子穿白大褂的美军来到我的牢房。我自从在前方战俘收容站见他一次后再也未和他见面，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他进来后上下打量着我说：“张，你瘦多了！你不听我的劝告，落得如此下场，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说：“承蒙您来看我，谢谢！我并不后悔没有到你们第八军去当平民翻译！” “你又不是共产党，跟着他们胡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太单纯了！” “我本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你们却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相信马列主义的人，这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劳哩！” 他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的胃里沸腾起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美军端的盘子，那里用纱布盖着的真是注射器。 我正色道：“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诉你！” 他狠狠地看着我，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临走，他从窗口对我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凑空问老孙：“布鲁克斯去见你没有，给你打了针没有？” 老孙说：“那个上尉就是布鲁克斯？打什么针？他进来看了看，话都未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是来查房的呢！” 我便把他在我牢房的情况汇报了。老孙说：“你做得好，你在斗争中越来越成熟了！” 人的一生受到真正值得记住的表扬不会太多吧。但是“成熟了”这个表扬却给了我多么大的激励啊！ 上午进餐时，我们3个中国人都在碗底发现了一个肉团子。这是监狱伙房朝鲜战友们冒着危险拿狱中美军的供应慰劳我们的。这使我十分激动，朝鲜战友们和我们心相连啊！我的这些朝鲜战友肯定也不会忘了35年前的那个7月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纪念性绝食，他们都这么慰问过我们。如今，他们也老了吧！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打听到，再见到他们呢！ 在这个监狱里，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个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任生命无声地流逝。这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更加难以忍受。所幸的是敌人虽能囚禁我的躯体，却无法囚禁我的思维。我大半时间是靠板墙坐着，抱着双腿，低头闭眼，轻轻摇晃，让记忆把我带往童年、故乡，带到外面那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去。 虽然我对自己幼年毫无记忆，我也能根据父母告诉过我的情况再次去想象：想象1929年7月23日我在上海四川北路那个四川饭馆的里屋呱呱落地；想象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毕业后失业，到上海开饭馆，满头大汗地在充满油烟的灶间给顾客炒回锅肉的样子；想象母亲为了继续她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学习而不得不离开我去上学，回来却发现我爬在床上抓自己的粪便吃，心痛得抱着我大哭的样子；想象“一·二八”事变后父母带着三岁的我绕道厦门、广州、武汉回老家四川广安县代市镇时的仆仆风尘…… 从那以后，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童年的嘻戏欢笑，祖父母对自己的钟爱；在祖父那幢兼营造纸和卖纸张文具的小作坊里和哥哥们捉迷藏；清明时节全家下乡去祭扫那么多的祖坟时，我们张家众多的小孩子在竹林和松树、青杠树林子里奔跑着“打仗”；在乡下那铺满月光的石坝子里玩老鹰抓小鸡…… 我闭上眼，生怕这么令人愉快的回忆飞去：在代市镇小学那用庙宇改成的阴暗的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我和同学们趴在草地上支着下颏出神地听国文教师给我们讲《木偶奇遇记》；在远足旅行中，我们在石岩下躲雨时自然课老师给我们描述将来人类怎样用电光来轰散乌云，赶走我们四川那没完没了的雨水了；在旧风琴伴奏下，音乐老师在教我们唱儿歌： “蝴蝶姑娘我爱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啊！我的亲爱的启蒙老师们，是你们给了我文明、智慧和理想！你们在哪里？我的泪水洒满了衣襟！ 回忆飞到了抗日战争：镇子上来了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对着我们这批穿草鞋的小朋友们唱：“打回老家去！”我们陪着他们哭，参加他们为庆祝台儿庄胜利举行绕镇子一周的“提灯大游行”。 音乐老师开始教我们唱《中国不会亡》——“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我止不住轻声地哼起这支记忆深处的歌子来。 有时，饭送来了，我的回忆暂时中断，但吃完饭，那种噬心的孤独感又迫使我尽快钻进回忆里去：武汉失守了，大人们的情绪十分低沉，我看见几个教师在宿舍里流着泪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在我那少年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爱国和仇敌的种子！ 然后是小学毕业，我抱着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奖品跑回家。祖父抚着我的头说：“老三，你爸派人来接你出去，你别把公公婆婆给忘了啊！”我扑在祖父身上哭嚷着不去，但第二天还是拿着祖母给我们三兄弟煮的腊肉跟一个伯伯哭着上了路。到广安县坐船去重庆，又坐汽车去成都，最后到了雅安。一路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么美的渠江、嘉陵江；重庆有那么高的楼房，街上有那么多的人，大哥、二哥拉着我，怕我走丢了！成都有那么好吃的麻婆豆腐、米花糖；到了雅安，站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看水流湍急的青衣江真好玩；在父亲当总工程师的那个稚安毛织厂里，有那么多飞快旋转着的纺线机…… 啊！我的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故乡，你曾在我梦魂中出现过多少次，现在我多么怀念你！ 雅安张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学校舍真美，一式的红砖楼房。那个总是带着十字架从加拿大来的老校长在第一学期就熟悉我了。一个早上，教我们班英语的老师——一个美国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郎读英语课文时停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上年纪最小又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来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回忆到这里，我奇怪，同样是洋人，差别怎么这么大！那个美国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生以后会跟他的国家打仗，并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语去同他的国家斗争！ 我还回想起在那个高耸入云的教堂里，听神父传道的情景：那辉煌的大穹顶，四周那雕花窗户上的彩色闪着光，管风琴在教堂里奏出优美的旋律，大厅里回响着深远的回音，比起周围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讲的那段《圣经》我听不懂，但对于“你，如果有两件外衣要送一件给穷苦的人”这样的话我听懂了。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劝人行善，却不能在中国扎根？尽管外国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像我这样上了六年教会学校，读过全部《圣经》的学生，最终却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太悠久，还是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太深重？ 回忆把我带到位于成都附近那风光绮丽的金堂县曾家镇的铭贤中学。尽管孔祥熙是这个教会学校的名誉校长，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乱与流亡的痛苦，连我的美籍英语老师席勒和加拿大英语老师威尔玛特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抗日热情。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比较民主，课外活动很活跃，既有基督教的“团契”社团、唱诗班，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壁报社，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同学们都住校，我学习又不吃力，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各种活动。唱歌从圣诗班的宗教歌曲《哈里路亚》到合唱队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演剧从《风雪夜归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读书从鲁迅、巴金的作品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从14岁到16岁，我在高中这三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乳汁，我多么感谢那些文学巨匠送给我的精神财富，多么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文化知识！多么思念学校里那些给我关怀和友爱的师哥师姐！他们现在知道我在监狱里思念着他们么…… 如果没有每天早上放风和每天两次进餐，关在巨济岛最高监狱那间小小牢房里会完全失去时间观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样昏暗的灯光，同样的狱卒在头顶上的踱步声音和同样不时传来隔壁牢房难友的呼噜声。时间冻结了，但我的思维却未冻结，我仍然闭着眼，靠坐在板壁前，抱着腿摇晃着上身，陷入漫长过去的回忆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整个成都市都沸腾了，鞭炮声响彻全城。酒一下卖光了，人们不管认不认识在大街上互相举杯祝贺，拍肩拥抱，庆祝民族的苦难从此结束了！谁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是美国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扬威、强奸妇女，是美国货充斥市场。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这个总工程师失业了，家境每况愈下，我考上清华大学后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国民党的教育部宣布停止派送公费留学生，我那留学美国在物理学上深造的幻想破灭了，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歌谣，进步的同学把我从图书馆里劝出来连夜写标语、练歌子准备反美抗暴游行；动员我去参加“大家唱”合唱团，动员我参加“民间歌舞社”演秧歌剧；动员我参加系里成立的“戈壁草”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书，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呈现在我眼前！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里，在北大红场上参加三千人《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对敌人军、警、宪、特的镇压，我们愤怒！对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 我在清华园工字厅外的小湖边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在女生宿舍“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参加了共产党，要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种种人间悲剧而奋斗终生。向往使我年轻的心血沸腾着！ 想到这里，我的那些亲密的同学和战友的面影一个个浮现在我眼前，他们那么亲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说：“石头，你可要像石头一样坚强啊！” 1948年夏天，组织上调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受训。我化妆成小学徒，剃光了头，穿上破旧的中式短衫，经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再坐马车前往封锁线。 过了中立区，我走进一个村庄，一个儿童团员盘问了我，把我带到村政府。 “这就是解放区了，让我跪下来亲吻这圣洁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个从那黑暗污秽的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都会有这同样的感受。 “有一天当我从集中营释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我肯定会有比这更强烈的感受的！”我闭着眼坐在牢房里这么想着，心里升起了一股神圣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 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1948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年关”，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1949年4月9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1949年“四·二○”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论。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M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后，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坚强地去战胜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一切艰难困苦，不能不说得益于那时的锻炼！ 开始我到双流县红石乡去当农民，发动贫雇农参加革命，后来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参加川西地下党组织，叫我创办山西地下党报《火炬报》。白天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夜里通过秘密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连夜刻印报纸，再步行几十里送到接头地点去。联络站遭到特务破坏后，我连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据点的战友们紧急撤退。 我们撤退到名山县，在周戈西同志领导下准备成立游击队。我以“刘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义到乡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总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动员土匪武装加入反蒋行列，参加游击队。11月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成立后，我们在邛崃山区里为堵击胡宗南部队逃往西康、云南，进行了艰苦行军作战。 所有这些革命实践，对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磨练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监狱里特别需要这种磨练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它！ 在牢房里，当我从反思中意识到我自从来到人间接受了那么多的爱，我的亲人、老师、同学、战友都曾无私地关怀、爱护、帮助我，使我成长为一个知道生命价值所在的人。我应当能够承受一切痛苦，去坚持真理和正义，决不能使爱我的人们失望！ 现在回想起当年在监狱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有机会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许多问题，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为此，我还应当好好感谢波特纳呢！ 1952年8月2日，在我们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绝食后第二天，菲利浦来了。他进到我的牢房，一见我就“同情地”摇着头说：“这样对待你们确实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们抓的杜德将军！” 见我没有说话，又说：“张，你有什么要求？让我看看能否帮助你减轻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说：“你说说现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的情报吧！我可以告诉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这里，我便说：“第一我想我们三个中国代表应住在起，第二我想读书。” 他拍了下手说：“果然如此！这好办，我将设法满足你的愿望！但你们的秘书黎子颖即将放回“602”，他不算是代表团正式成员。你可以和老孙在一起。”说完就走了。 我对此未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刚吃过下午饭，看守长就打开我的牢房，显得挺高兴地对我说：“张，你真有办法，上面来电话同意你的请求！”我一时没转过弯来，问他：“我没提什么请求呀？” “你不是要求和你们的孙少校住在一起么？我这就给你们调整房间！跟我走吧！” 我拿上作为我全部行李的那床军毯，跟着他来到一个稍大点的牢房，从小窗口一看，果然老孙坐在里面，我高兴得真想蹦起来。 牢门打开，老孙愉快地笑着迎接我。等看守长走了，我抓住老孙的手直摇，傻乐！我说：“菲利浦还真有点意思！” 老孙说：“他明天还会送书来，只怕他又下了一次收不回本钱的赌注哩！” 第二天，菲利浦果然送来了两本书和几本杂志，他说：“我喜欢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就像你们常说的那样！” 老孙微笑着点头致谢。我忍不住上去把书接过来，那两本书本是《唐诗选集》，另一本竟是《郭沫若选集》，我轻轻“嘿”了一声！杂志则全是英文的，有《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 菲利浦显然是满意于他给我们带来的惊讶，用手点了点我的手臂说：“张，你就只顾急着看书，也不对我说声谢谢？” 我头也不抬机械地用英语说了声：“谢谢。” “哦，你也太不热情了！为了找这两本书，我昨天特地飞回釜山去了一次呢！” 我抬起头来对他做了笑脸说：“那太麻烦你了！” 老孙看他有些尴尬，便插话说：“菲利浦先生，对于您给予我们的特殊关心，我们不会忘怀的！” 菲利浦很老练，似乎没听出老孙话中的话，装出一副十分愉快的样子说：“不用客气，我们是老朋友了，不是么？”然后和我们握别。 他一走，老孙瞧瞧小窗口说：“这只狡猾的狐狸，很懂得我们的心理！” 第二天放风我们果然找不见黎子颖，知道他真的被放回“602”去了。我真羡慕他，也祝愿他回去更好地用他犀利的笔锋去和敌人斗争。 从那以后，我的监狱生活大大变化了，白天我们各自看书，或者我给他译读英文杂志里的一些有意思的报道文章。晚上，就缠着他给我讲他怎么带兵打仗的故事，或者一起轻声地唱起高尔基写的《囚徒之歌》， 太阳出山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总逃不出牢监。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铁链！ 那块小小天地变得温暖和开阔了！ 可惜书已读完了，释放我们回去的事还毫无音讯。看守长对我的打听，也只是摊开双手耸耸肩。 老孙看我情绪又低落下去，便建议我和他比赛背诵唐诗，于是我的好强争胜的劲头又上来了。我上中学时就背得许多唐诗，老孙当然输给了我，便让我在他手上打了三下。新学的唐诗《琵琶行》和《长恨歌》我也比他背得快些，加上我还会耍赖，于是他便总是让我打三下。看着我孩子般高兴的样子，老孙也微笑了！我的这个只比我大十几个月的同志哥，实在比我成熟得太多了！ 1982年寒假，在我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之后，第一个想见的老战友就是老孙。我跑到长春去看他。他在火车站耐心地等着晚点的火车。我下了车，远远地看见已经两鬓斑白的他——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同志哥，不顾泪水涌流，我跑上去就一把抱住他，透过泪水痛心地读着他脸上每一根饱经沧桑的皱纹。 “老孙，老孙，你也老了，你本来可以为党做出多么惊人的业绩来啊！”我在内心深处痛苦地呼喊着。他却还是那么稳重地对我微笑着，好像这30年来他没有经受过极大的委屈，没承受过难言的痛苦！回到他家里，他爱人玉美同志天天为我杀鸡、宰鱼。 临别那天晚餐，他举着酒杯说：“来，泽石，咱们连干三杯。第一杯为了30年前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第二杯为了今天党终于为我们六千战友平了反，你我都恢复了党籍；第三杯为了今后我们保持晚节，继续为党贡献我们幸存下来的生命！” 我们颤抖着手碰了杯，干杯时，不少酒都洒在了胸前。玉美同志为我们斟酒时也把不少酒倒在了杯外…… 1952年9月10日下午，在监狱里被囚禁了整整3个月，不，应该是2208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宣布“服刑期满”。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剩下的18名被正式判为“战犯”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成员押送往“巨济岛战犯战俘集中营”。我扶着十分衰弱的老孙一起爬上卡车，最后望了一眼那座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监狱，背着美国军事法庭强加给我们的“战犯”罪名，离开了那座阴森森的石头牢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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