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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来，我一直以为从1906年起，天天写日记，可是为了写回忆，我加以查对，发现在1910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八十七天未写，计为3月6日至10日、12日、14日至15日、19日、22至24日、26日；4月5日至27日，我就在这段期间去北京的，我甚至不记得那次旅行是怎么走的，一定是乘海轮经过上海及天津——不错，是的。我刚才从1910年日记最后几页当中，找到我写的英文信的模糊副本，在那封信中我提到海轮经过大沽口和塘沽时，我看到轮船的大螺旋桨一半露出水面。轮船于4月15日晚到达天津，我们（即我和大姊及大姊夫）从天津坐快车不到三小时便到北京（北京这个字我写成Pekin）。5月9日至10日、7月29日至8月9日都未写日记，在后一段期间，我从北京到上海，准备放洋。8月17日至9月24日，我从中国到美国，那次海程，我也未记载，因此必须写信询问我同时代的朋友，他们有些人记得的事比我还少。这些事下节再加以详述。 我在北京虽只停留三个月，除去准备考试之外，我还有许多活动。我的家人带我到餐馆并到各处观光，我们去过城西北郊的“万牲园”，守门的是一个身高七呎的巨人——是不是当作头一个标本？那时那一带还没有清华大学。我们当然不能去看紫禁城，清朝还在，不过也只延续了一年。我从大姊夫Shu－Hsin借来一辆脚踏车，学会了骑，便骑着它一个人到各处跑。有一天，我忽作遐想，觉得骑车就似生活当中许多事体一样；一旦背离正确方向，我们该朝着错误方向走一会儿，然后再改正，不要立即反对。现在我既然有了比人力车更为轻快的交通工具，我可以更容易到各处跑。例如7月1日，从早晨六点钟起床到晚间回来，我骑着车几乎周游城内两次，拜访章元善、吴康、颜惠庆和唐介臣（后两人是询间留洋事）、二叔、三叔（三叔留我吃午饭还借给我一本《第一年拉丁文》（First Year Latin）和Ch'ü Ta，我劝告他要德智体并重。 在家里（大姊的家）自然也有许多活动。我们比赛吃饺子，我吃了四十个，大姊夫Shu－Hsin吃了四十二个。我生了病，躺在床上五天，大概不是因为吃饺子，因为生病是在比赛吃饺子一个多月之后。 在家里最兴奋的事是夜间在天井观看千百万里以外的海莱彗星（Halley's Comet），前两次在5月26日和27日，第三夜在二叔家。我觉得海莱彗星比几年前在常州青果巷我家门口所看到的芬莱彗星（Fin-ley' Comet）更壮观得多。 查阅这三个月我在北京写的日记，我发觉在这段期间我戒除了一切恶习，决心作一个完人。我停止吸烟、饮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我一直有一种印象，即我做这些事是在前几年的某年。或者是我记错，或者更可能是我一定旧病复犯，又一次想作好人。不过自从这次以后，我保持清心寡欲，一直到二十或三十年后。我恢复吸烟后，吸烟习惯成一种锯齿形状，有几个月吸的不多，逐渐增加到每天一包，然后突然停止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又恢复吸食。我一向在说，节制固然可能比禁绝好，禁绝则比节制容易。惟自1950年后，我未再吸烟。那时远在大家认为吸烟可致癌症之前，我是在等待和我太太合写的第二部书的出版。 回头再说在北京的事，我在北京停留三个月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参加留美考试。第一批利用美国退还多余庚子赔款的学生是于1909年放洋，我准备考试的是第二批。考试的项目颇多，那些天的日记和在南京学校时的日记所差无几，十几门功课，我准备好一门再看另一门。7月21日是考试的第一天，考试的题目是从（孟子）第四章来的“无规矩即不能成方圆”，我写了五百多字。午饭给我们吃了几个馒头。下午考英文作文。时间三小时，要是国文和英文及格，五天后考其他科目。我的朋友们都及格了。然后考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或法文，我选择了德文。次一天考的是物理、植物、动物、生理、化学、三角。第三天凌晨两点钟我便起床温习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最后一项是选习的。天开始下雨，等到我乘坐骡子拉的轿车到达地安门附近的考场时，街道上积满了雨水，轿车的车轮几乎有一半没在水中，到了八时左右，四百三十考生只有一百人左右到场。那时一个斋役手中拿着告示牌，写着考试因雨延期于明天举行。可是以后若干天我便未写日记，一直等我们到了上海才写。但我确记得考试后几天，录取名单公布，我在录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 我于8月10日恢复写日记时，已经到了上海准备去美。我们须去美国领事馆办理入境手续。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生日壬辰年九月十四日，是西历1892年11月3日。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时，他问了我两次，以便确定我要那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团体之一）剪掉了辫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杀。我们每人获得旅行津贴，做全套西装和购置旅行装备，包括一个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我带了一顶圆顶硬毡帽和一个便帽，后来我发觉很少场合需要戴圆顶帽。在我们快起程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请我们全班。他看我们改换衣着，说道：“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我遇到一位生于福州的美国妇人，得有机会和她讲福建话。 三位领队陪我们放洋，他们是唐孟伦、严智钟（严智怡之弟）和胡敦复。胡先生在那些日子遇事指导我，他是康奈尔1909年毕业，比我早五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本部教书的时候，我在预料，只能偷听他讲课，这次我拜访他请他指导留学的事。我报告他我要学物理和哲学，惟当局重视实用科学，于是我要学电机。他解释给我听纯粹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区别，最后我在大学主修数学，但是后来在研究院转修哲学。我们于8月16日启程，搭的船名为“中国”号，一万零二百吨，我们须坐小火轮到“中国”号停泊的地点。我在三号舱，和陆元昌、路敏行同舱；对面的舱由周仁和王预住。吃饭以敲锣为号，由于餐厅面积有限，必须分两次吃，先是中国旅客，第二批是西方人。我们发觉念菜单和学外国吃法，颇不容易，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上了一课。那天在海上航行时间不多，所以我们都兴高采烈离开中国驶向美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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