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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一年后，在康奈尔和我住同房间的胡明复也来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馆（Perkins Hall）七十七号房，后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后又搬到波京斯馆正对面的柯恩特馆（Co-nant Hall）。明复返回中国后，我和他的远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后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尔第二年，我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还犹豫不决。1916年11月3日我写道：“今日余已二十四岁，仍然犹豫不决。”罗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我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席佛教授指导之下写成的，在我通过最后考试之后，主持考试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授问我撰写论文是否影响我的个性，我回答说在那方面对我毫无帮助。 让我回转头来谈一谈那三年我读书的日常事务。我选修各式各样的课程，多数是讨论会（seminars），在讨论会上，在我最后决定我的论文题目之前，我宣读各式各样的文章，诸如《法律可改变吗？》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导之下从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学研讨会极为动听。他介绍我阅读皮尔斯（C．S．Peirce）的著作，其丰富而有余韵的“逻辑”饶有趣味，但难于领会。若伊思于1916年9月14日壮年物故，无从递补。在他遗言赠送的书籍中，我获得一部麦格斯威尔（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两册《电气与磁学》，由若伊思加以注解。对日抗战期间，我从南京流亡于1938年到云南携带少数几本书，这书是其中之一，现在仍摆在我的书架上。裴瑞和侯尔特（E．B．Holt）两位教授几乎转变我成为实体论（re－alism）的信徒，虽然侯京教授是个唯心论者（idealist），在哲学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对我影响极大。英籍教授侯恩雷（R．F．A．Hoernlé）见解不偏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剑桥（1921二四）发起哈佛教学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动人物。我在上文提过，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席佛，他以发明斜线“I”而闻名，斜线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单从这项发明，整个形式逻辑学便可建立，还有整个数学，如怀特海（Whitehead）和罗素所做过的，他们的杰作当然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数学生觉得在数学和哲学内外，其先驱，罗素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远较可读。 我不能决定究竟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作为我的副修课程，所以这两种课程我都选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声有色的生动讲师，惟我觉得在蓝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导下，我学得较多，蓝太太也教我弹钢琴。韩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顿（George Sarton）教我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地点是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Library）内沙顿的小书房。我决定不了我该不该点头或说是，或像班上任何学生那样，静静地坐着。我并未选修韩廷顿教授的课，但征询他对我的论文和课外活动的意见。他鼓励我在图书馆涉猎，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写的一篇文章：《两世纪前的中国星图》（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众天文学》），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国天体学》一书中大批资料，我据以写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图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学》第三卷（1917年）发表，费了我两个月一百三十小时才写完。我继续对语言学发生兴趣，选修了葛然简（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语学入门》。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我第一次会到以《基本英语》闻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后在清华大学，他成为我的同事，我们时常见面。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型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我买了一架望远镜，1918年8月18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Andrew D．White'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及加洛尔的《猪怪兽》（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我喜欢听他讲，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挂号信》在会议中上演不只一次，一次是在达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费时的课外活动仍然是编辑《科学》中文杂志，该杂志办事处迁到哈佛，因为多数积极成员已转入哈佛（《科学》杂志社最后迁回中国）。有一个时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请求教授写信要我减少课外活动。 那项借口只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继续作我喜欢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碍我的正常工作。我继续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谱。我无须清晨二时排队买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及交响乐馆（SymphonyHall）的票，去听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鲁斯基（Paderewski）及霍夫曼。我在日记上热烈记载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贝多芬第九首。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一连几天练弹贝多芬第九首。当时我的喜好多少是传统性的，现在或许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谱，我在1916年1月27日的日记上说：“依我看，似乎毫无意义。”我看戏剧不如听音乐会的次数多。我倒蛮喜欢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银岛》，我觉得“史蒂文生（译者按：《金银岛》之作者）的味道所留无多”（1917年5月19日日记）。还好，我阅读加洛尔的著作多年后，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银幕上被弄坏，我将他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时（1922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938年和1968年《走到镜子里》），他的著作还未搬上舞台或银幕。 截到现在，我对世界的大事所述无多，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极少注意，惟我在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时确曾记“何等荒谬！”在美国于1917年4月17日对德宣战时，我不得不于1917年6月15日向征兵局登记为外国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归化为美国人。以后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庆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战。 在这三年之间，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数时间一定颇为良好，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可是我也有过颇为严重的病痛，每年至少进一次医院。1916年我在波士顿高卜医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莱（Dudley）医生操刀割除盲肠，我于7月21日手术后一星期，费了两小时在日记上写了十三页，描述那次的经历。我数我的呼吸，数到七十三便麻醉过去。由于我住院开刀，得识看顾我的护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谊保持多年。开刀结果，那年夏季中国学生会议，我便未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以后再未获胜。1917年2月，我在床上呕吐不止，有一段短时期几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学校医疗院住几天。那年稍后，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贝莱（Bailey）医生说没有关系。到了12月，我因“鼻梁歪斜”又在医疗院开刀。这次他们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剂、我只数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觉（1917年12月2日日记）。可是我出院之后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医疗院再开一次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一切才恢复正常。尽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坏不一，我总是颇为活跃，这一定对我有好处。我继续长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绮色佳散步那样陡峭。有一次我走过剑桥桥（盐震桥）（Salt－Shakers Bridge）到东波士顿，回头经哈佛桥到哈佛广场，共费四小时。那些年我也骑脚踏车，不过我仍觉得走路是更好的运动。 我提到过许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学社”同事外，还未谈及别的朋友，“科学社”同事多数来自康奈尔。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尔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有一位狄谋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学者冷缯（Victor Lenzen），有几门课和我同班，现在我在柏克莱仍然时常见到他。我们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厅一同搭伙，常开卫挺生的玩笑，称他为“顶卫生”，因为他极讲究食品卫生。青年才俊魏纳（Norbert Wiener）当时也在哈佛，可是我对其父寮·魏纳（Leo Wiener）所知较多，因为他对语言学颇为关切。后来由于小魏纳访问中国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对他所知增多。我也扩展所学，多次会晤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C．S．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学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理夫校园，约走了三十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侬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这一定是1904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1917年5月14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Sears Scholarship）、华克研究奖学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Fellowship）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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