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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回合课外活动之前，我没有离开剑桥。杨铨返回中国出任上海《科学》月刊总编辑，交给我任下年在美编辑事务。8月21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后，“终于”离开剑桥，于9月20日到达芝加哥，沿途在几处短时停留。我乘船经过科德角，到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拜访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顿的“十七”（Booth Tarkington's Seventeen）演出。然后我搭哈德逊海湾轮船（Hudson Bay 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异公司看达维。我回到绮色佳参加“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学社”的联合会议，在会上，中国教育部长范源廉和我的老师齐莱教授都讲了话。其后到赛拉库斯（Syracuse）参加中国学生会议，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会上发表讲演，会后返回绮色佳，我甚至还有时间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学跳华尔兹舞。这一切都发生在9月19日我真的“终于”坐火车去芝加哥之前的四个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经觉到芝加哥诚如其声名，是个风城。我在“中途”（Midway译者按：在芝加哥郊区，飞机场附近）走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赛道（Drexel Ave．）五七三六号，每月租金十二元。我从剑桥运来行李太多，难于找到地方存放。9月28日，四个大箱子运到，计一架钢琴、一个大旅行箱、一个大箱子内装钢琴坐凳、大英百科全书一套、一个文件橱、一个文件复印箱以及脚踏车零件——东西太多，以至女房东纪图太太（Mrs．Kittle）要求增加租金。我将脚踏车零件集合起来，还没有怎么骑，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对个人关系却颇为满意。我到达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两江学堂的同学丁（Ting Supao）。我也晤见孙国封和叶企孙。（丁、叶两人1973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学当局待我如“大学的客人”，热忱为我安排研究处所，给我图书馆及需要时试验室设备。我在9月29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穆尔（E．H．Moore）教授：“在我记忆中，还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关于安格尔（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这样写的：“他极为忙碌，但却极易接近。” 我以谢尔登旅行研究员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来应该研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举棋不定，不知道着重于哲学呢还是着重于科学，我今天依然如此。1918年11月初，我的科学史教师沙顿博士给我一封信说：“你不该对开始工作太过胆怯。”但我除为中文科学月刊撰写文章外，又写了若干学期报告，题目如《颜色与声音的逻辑》，写这些报告我常请教赖尔逊试验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龙恩（Arth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师之外，我还常见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劳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学》上刊载他写的《卡尔丹悬吊》（CardanSuspension，译者按：Cardano为十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时，曾写信给他。他指给我看博物馆内的许多无价中国古物，还介绍我到纽伯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他正在那里为许多中国古书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编目。我继续对天文学发生兴趣，经常使用我的两英寸望远镜。一项极令我失望的现象是1918年8月18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阴，我张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后看到它像一个——咳，它毫无仪式的现出来。12月11日我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Williamsbay，Wis．）夜可思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由比斯布罗克（Georgevan Biesbroeck）教授引导我参观，特别是圆顶大建筑物里面的最大折射望远镜。以前我和他通过信，以后更常有信札往还。两年后，我寄给他我结婚喜柬，说我们于“1921年6月2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译者按：原文为21日，实为1日之误）结婚。他将这封喜柬贴在布告牌上，作为一种天文现象。 回头来再说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这段期间，我比我记忆所及的任何其他时间更为神经过敏且更举棋不定。在多方面，我无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兴趣广泛，未能专一。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导下学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劳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E．Prout's Counterpoint）以及《高高上苍》等中国合声歌曲。我阅读了金氏著的《四十个世纪的农民》（F．H．King's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cs），这是劳佛介绍我看的。还浏览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虽然我想不久离开芝加哥，我仍然买了一套二手货《哈佛名著》。1918年11月左右，我几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在基本上怀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经班上我遇到陆志韦，多年后他作了燕京大学的校长。 我的内向趋势由于外在世界的巨大变动而多少有些缓和。虽然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似以后参加第二次大战费力那么多，可是我们全都感觉到战争存在。1918年11月7日正午笛声长鸣，每个人停止工作，跑到外边。我走到闹区，看到街道上飞满了纸张；人们敲打盆盖、锅盖以及瓶罐；报纸完全卖光；商店全都关门打烊；图书馆停止开放；彩色纸条从窗户飞出。结果当然是官方声明错发消息。其后于1918年11月11日清晨两点一刻，我被欢嚣声吵醒，宣布“世界大战结束啦”。那天没有上课。 我居不安席的情况由于我的身体状态而更趋复杂，至少未得帮助。我受不了芝加哥宽广的“中途”吹来的冷风，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热度高达一○二度，卧床不起一星期多。那时我的恶习不多，我还没有吸烟。1918年12月1日，我甚至说：“哈哈，自1917年12月1日起，我成功地戒绝了嚼口香糖。”为了某种理由，也许是医生的劝告，我以柑橙果腹，以后以牛奶充饥。12月10日，我觉得有点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餐厅之际，我感觉脚下有一种迟钝的弹力，就像脚底长了两时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12月14日，我离开芝加哥前往温暖而有阳光的加州。那个年头旅行费用不多，从芝加哥经由洛杉矶到旧金山火车票价加卧铺不过九十元，餐费一天三元。我参观了“大峡谷”（Grand Canyon），在12月17日的日记上叙述我骑骡子走过“亮安小径”（Bright Angel Trail）共写了六页。火车由洛杉矶北上围绕岱阿布罗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莱和有钟楼的加大校园，使我想起了康奈尔的图书馆钟楼。我定居在奥尔斯顿大道（Allston Way）青年会三二六号房间，度过一个远较温暖的学期。定居？还没有，我搬到电报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号，不久搬回青年会四○九号房，又搬到四二一号房，这才真的定居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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