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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但要主明这个问题是需要较长的篇幅的。 中国的电视事业是1958年5月开始的，经过几个月的试播阶段，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当时称为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至今已走过37个年头。我本人是1990年2月进人中央电视台担任播音工作的。1981年，中国广播电视中才正式设置节目主持人。在中国无线电广播中第一次出现主持人称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之友》节目，主持人徐曼小姐出现在1981年1月1日的广播中。中央电视台1981年7月在《北京市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正式设置主持人，由我担任。从这一年起，主持人节目在中国广播电视里如雨后春笋般涌一现，现在已被普遍采用。 中国研究节目主持人的学者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节目主持人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认为，尽管在这之前没有主持人的称谓，可是许多节目已经具备了主持人节目的某些形态，如中央电视台的《笑的晚会》（王扶林导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黄一鹤导演）、《评剧清唱晚会》（杨洁导演）等。这些节目都是在6O年代初播出的，其中的串场或报幕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能与现在的主持人并无区别，甚至超过现今一些节目主持人的水平与功能，只不过那时不叫主持人罢了。当时还有张家成等编导的《医药卫生节目》，由播音员作为电视台的主人，采用问答方式，请著名的医学专家讲解各种疾病的成因、预防与治疗知道。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曾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大夫介绍为工人王存析断手再植手术的情况，并请王存柏到现场与观众见面，那是一例在国际上领先的显微外科手术。60年代初我还播讲过由张复华编辑的《国际知识》。这是一个由播音员的图像，采用图片、影片资料编成的新闻类节目。此类节目，还采用过座谈会形式，例如《电视台的客人》曾请过在巴西经过国际外交斗争考验的王唯真等人与观众见面，请过劳动模范时传祥讲述环卫工人的事迹。在这些节目中，我都是以电视台主人的身份来主持节目的，而且都是直播。 此外，少儿节目中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孙敬修，体育比赛现场转播的解说员张之、宋世雄等，也属于节目主持人的范畴。 “文革”期间，年轻的中国电视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类节目形态大都萎缩了。“文革”之后，中央电视台又陆续开办了这类节目，如：一批记者登上屏幕，推出了极有影响的《观察与思考》等栏目，无论从节目形态上和内容深度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此同时，《为您服务》也逐渐成为受观众欢迎的栏目，并进而发展成为以沈力为主持人的80年代初期最具影响的节目之一。就称谓而言，主持人是在8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的，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人员或者这种节目形态早已有之。正是这些早已存在的节目形态，为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正式出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主持人节目在我国的电视屏幕上一经推出，便出现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对这类节目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几乎与之同步而行，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参与了这一节目形态的研究，他们在理论上的急论与探讨帮助了节目主持人更自觉地、更有意识地成长与成熟起来。中国的主持人节目正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与理论上的指导密不可分的。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主持人呢？目前中央电视台大约从三个方面有明确要求。第一、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受过高等教育，有较为广博的知识；第二、是形象上的要求（有一些电视台对形象的要求更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不赞成把挑选主持人，尤其是挑选女主持人当成选美，但是主持人在外形与气质上应该招人喜欢，这也不能不是一个起码的条件）；第三、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即播讲为主要职业的人，因此要求主持人能掌握纯正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的要求是明确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和优美的用语为使用语言的范例，以上三个条件是主持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外，机敏的思维、良好的个人品德和悟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即使具备了这些起码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必定成功。 在我国，主持人是一种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因此，从走上这个岗位到争取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捕捉工作机遇，都是一种竞争。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主持人毕竟是少数，这就是需要主持人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观众对主持人的要求近于苛刻，但事实正是这样严酷无情，因为你面对着亿万观众，一次疏忽造成的差错可能会断送你一生的前程。 我参加工作时只有18岁，是个高中生，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幸运者。但30多年来，在任何节目中，我不敢稍有疏忽，也没有一天不在认真地读书、写点文室。在工作岗位上，我上过4次业余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取得的成绩又不是侥幸获得的，而是对我多年来付出的汗水的回报。 1993年冬，我曾书面回答过《抚顺煤矿报》的提问，问题是：你认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我写道：“在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对本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一种感情。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但诸如技巧之类的本领并不是很难掌握的，只要肯干，有个三年五载就可以熟练，而文化、岂能一朝一夕得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尽管现阶段全体国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受高等教育和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字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我们有12亿人口。有文化的成熟的中国人绝不会喜爱一个缺少中国文化气质的主持人。中国的文化气质，从你在屏幕上的待人接物，从你所引用的典故、成语、史料、诗词以及你对某种事物的好恶中，都可以品评出来。 1994年1月29日《重庆日报》第六版发表了重庆市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的调查材料《重庆人最喜爱的艺术家是谁——生活方式与消费水平调查系列之四》，该项调查的结论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为最受欢迎的人。”这份调查统计表按统计顺序列举了包括台湾、香港等中国10位文化界人士，我位居榜首。文中说：“大家对赵忠祥的厚爱并不敢决于他的外表、年龄，而是取决于他深厚的艺术功底，精湛的演技，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事业执著追求以及对电视观众的满腔热情。他的屏幕形象没有华丽包装，没有哗众取宠，而是以朴实、亲切、庄重、诚挚，以鲜明的民族文化格调赢得了观众。”在1994年这一年，我先后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最佳节目主持人特殊荣誉奖，第八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主持人奖（政府奖，只设一名），“CCTV杯”解说奖（为大型系列片《毛泽东》解说）。回顾从1985年至今的10年中，我在各次有关的评选和调查统计数学中都名列前茅。 主持人的成绩，实际上决不是仅凭个人能力就能取得的，没有一个好的创作集体、高水平的编导和一个好的节目或栏目，是不可能取得的，我认为这些奖项是大家对我的厚爱，我沾了大家的光。 问：你怎样评价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你曾参照过克朗凯特的标准，你认为你与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认为中国会出克朗凯特这样的人吗？ 答。我对西方主持人了解得不多，因此很难作出有把握的评价。 我本人曾两次去美国，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作为新闻采访团成员报道这次访问情况，在美国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与美国三大广播公司都合作过。在他们的协助下，利用他们的设备进行编辑工作，与美国同行在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向中国国内传送新闻。当时我们发回国内的报道采用的正是美国的新闻播放形式，我既任现场采访记者，又当主持人。在美国期间，我们还在纽约参观了三大广播公司总部。第二次是1993年9月，我率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代表团访美，又一次拜访了三大广播公司总部以及几所新闻学院，这次我们还有机会与CBS的丹·拉瑟、ABC的彼得·詹宁斯座谈。访问的高潮是与丹·拉瑟见面，谈得十分投机，并应邀观摩了他晚间新闻的现场直播。 主持人这一称谓是首先在美国出现的。1951年CBS的唐·休伊特给两党年会找报告正式获准设置主持人。对于西方主持人所取得的成功，作为同行我是感到高兴的。他们是一批有着深厚文化功底，有着像我们一样的高度的爱国情怀，有能力、很能干，在公众中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人才。我知道默罗这位被誉为美国新闻之父的前辈的事迹，这次在CBS总部参观时，我在“默罗屋”前留了影。我知道美国同行对他的缅怀与尊敬，他影响了差不多两代美国新闻工作者。他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在“二战”中出生人死地采访报道，他曾英勇地站在伦敦屋顶上现场报道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狂轰滥炸和以极大的正义感描述了正义力量的抵抗情景。“二战”后美国公众把默罗视为凯旋的英雄，他又在《面对面》等栏目中有过出色的表现。他曾在舆论上击败了麦卡锡，我知道克朗凯特并与他座谈过。尽管克朗凯特没有默罗那样耀人眼目的英雄色彩的光环，但我更佩服他那稳健而有韧性的工作精神，迄今美国同行还没有人超过他的成就。1981年克朗凯特来华时，曾应我所提问，几我及我的同行描绘了他的一个典型的工作日的工作情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1979年我在美国时，曾被美国一篇报道称为“中国的克朗凯特”，那时我也是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闻主播之一。后来，我和克朗凯特一样，差不多在主播了20多年新闻之后转而主持专题节目。他比我年长许多，他是美国人，他主要的成就在新闻播报方面，这或许是我们的不同。我除了新闻播报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综艺节目和专题节目等各种类型的栏目。 这次我访问美国，发现三大广播公司面临新闻传媒多元化的挑战。原来三大广播公司各主要办公室都并排放置三台电视机，同时播放CBS、ABC、NBC的节目，以便随时观察竞争对手的节目。现在又增加了两台电视机——CNN和PBS，这意味着三大广播公司至少增加了两个竞争对手。三大广播公司似乎已不复有10多年前的光彩了，主持人也是如此，我用英语直接询问过一些美国人，他们都不认为丹·拉瑟与彼得·詹宁斯是第一流的，而仍认为克朗凯特还是第一。 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现在认为，包括克朗凯特在内的这些主持人都是明星制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商品的电视物化，这就有着包装上的夸张。事实上，他们的影响被夸大了。美国新闻界似乎有这样一句嘲笑的语言，称那些主持人是“八百磅的大猩猩”，克朗凯特曾拥有主编头衔，但据他的同行说，他们几乎没有人认真地把他当成主编（见《美国电视明星》）。 总之言之，美国首先在新闻节目中出现主持人，但左右美国舆论的是新闻本身，而不是主持人。主持人可以使本公司的新闻收视率提高，但消息的本身是源自社会生活而不是主持人制造出来的，因此，几乎不会有新闻界的成熟的工作人员会像一般观众一样去认识和言过其实地夸大主持人的作用。再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其他的因素，至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电影明星、体育运动冠军、科学家那样的超越国界的被异国他乡的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我敢说克朗凯特这位在美国享有赫赫声威的人物在中国观众中的知名度差不多是零。我也一样，在美国知道我名字的只是华人，这点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关于在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克朗册特这样的人的推测毫无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观众毫无疑义地只会喜欢他们自己的主持人。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克朗凯特这样的人，他就会出现，如果不需要，他就不会出现。 问：在你主持过的节目中，哪些是你最满意的？哪些代表你对自己风格的追求？你的理想与完善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热爱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我工作了35年，总的来说我对自己30多年主持过的节目以及共同合作的人都是满意的。唯一不满意的是，尽管我已作了许多努力，我感到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我所理想的高度。 我曾主播了近25年的新闻节目，前20多年我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男播音员，客观上我得到了更多的实践与锻炼的机会。我播报过那个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与新闻，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人的逝世讣告。在这期间，我还采访过国内外政界的几十位要人，包括两位美国总统：卡特、里根以及基辛格等人。1985年之后我开始向主持专题和综艺类节目过渡，我解说了差不多14年《动物世界》，主持地11届《春节联欢晚会》，主持其他大小综艺、娱乐晚会不计其数。我参与开创了中国电视知识竟赛节目，我主持的最有影响的栏目是《正大综艺》，这是一档以介绍旅游和各地风光并向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和观众不断提出问题和娱乐性节目。在主持《正大综艺》期间，我与杨澜被报界评为最佳搭档，我们的生活阅历和中国文化功底派上了用场，使得这个纯娱乐性栏目上升到具有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的文化品位。主持《正大综艺》的成功，是我获得1994年度政府奖的原因之一。 在我离开《正大综艺》栏目之前，我已开始策划和主持《人与自然》这个带有环保意识的栏目。由于领导的重视和编导的齐心努力，这个栏目播出不到一年，已经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同时获得了1994年度中央电视台专题栏目一等奖，国务委员宋健还亲笔写信赞扬这一栏目。 我认为一个主持人是为观众服务的，因此，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的喜爱是主持人追求的最完美的目标。当然，由于年龄、资历、性格以及爱好与修养的差异，每个人的完美是各具特色的。 在我的心目中，无论你主持哪一类栏目，必须是这类栏目所传达的知识和信息的拥有者，必须在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和总结，成为你所承担的这个栏目内容的专家。我在解说《动物世界》的10多年中，对野生动物及生态有了专业知识，1988年我被吸收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并于1991年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当然，如果你一时尚不具备专家的条件，也要努力使你的观众看到你在努力，在不断进步，越来越成熟。这也是一种敬业精神。观众怎能容忍一个不懂体育运动的人转播体育比赛实况，不懂美术的人讲解东西方绘画，不懂古汉语的人讲解古代诗词呢？尤其不能容忍不懂装懂、谬误百出的人为他们主持节目。 主持人最能博得观众喜爱的就是人格上的魅力。尽管东方和西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在最高层次上的观念是相通的，只有真、善、美才是最高标准或最完美的标准。因此，在长期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人格的忠厚、善良是一定会被观众所理解与接受的，从而产生一种令观众深深喜欢的屏幕形象。当然，尽善尽美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努力向着这一高度去靠拢。 问：从总体看，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是少数，大多数平平淡淡，为什么？ 答：其实这就是客观世界，无论哪一阶段，都注定如此。全人类的优秀分子是少数，大多数人平平淡淡；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是少数，大部分人平平淡淡；冠军只能有一个，主持人也不例外。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应当平平淡淡的借口。如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约有100多位，比我刚参加工作时扩大了几十倍而且就总体素质来说，年轻的一代无论从知识文化的起点和对电视的认识上，都比我们那一代人高得多。 不过，30多年来电视不仅造就了一批主持人，也造就了一批有较高观赏与评价能力的内行观众，观众日益提高的观赏水平与需求和大多数主持人提高自身水平的速度有一个差距。这正如一个美食家口味越来越挑剔，而一位厨师岂能在短时间手艺大幅度提高？主持人似乎也面临这样的压力。据我所知，大多数主持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并把它化作迎接挑战的动力。主持人的提高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准与专业技能。只要假以时日，时间是会改变一切的，我相信中国节目主持人的整体水准将会越来越高。 还应指出，主持人水平的提高是个全方位的间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譬如一支优秀球队和一名优秀运动员的产生，自身素质固然重要，但是必须应该有一位好教练。一个影视明星的诞生当然需要一个好的剧本、一位好的导演、一个高水平的创作集体。主持人不是凭空独自出现在屏幕上的，只有具备从管理、编导到栏目设计都上佳的情况，才有可能产生优秀的主持人。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一位主持人一时的不成功褊狭地怪罪于他本人，而应以各方面寻找原因。荣辱皆系于主持人一身，这既不公正，又不合理。 主持人也要赶上好的机遇，碰上一个适合他发挥才能的栏目。倪萍主持《综艺大观》，杨澜主持《正大综艺》，都分别获得了成功，她们短期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使许多人羡慕。可是除了她们共同的特点——极度努力之外，栏目风格恰巧符合她们各自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杨澜自己说的，假如一开始让她主持的不是《正大综艺》，而是《综艺大观》那就不一定是如今的局面了。我认为她能这样认识，说明她非常具有自知之明。如果倪萍、杨澜互换栏目，可能都不会取得现今的成绩，她们有才华、肯吃苦，但她们也分别遇上了一个好的利于她们发挥的创作集体，这就是她们成功的奥秘。 按常规来讲，编导与栏目可以挑选主持人，而主持人也应该有机会去选择他们喜欢的、利于发挥自己潜能的栏目。这个机会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对大多数从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去挑选编导和栏目，这就要凭运气了，少数人脱颖而出，大多数人平平淡淡，正在等待机会。这就是现实，各地电视台的情况可能也大抵如此。 问：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应被理解为个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综艺节目可否影响观众、指导舆论？这方面通过努力可否成功？ 答：“主持人应是个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无疑是一个理念上完善的典型，可惜现实生活中谁也不可能是这样。 主持人不是圣人，即使在中国被称为圣人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圣人的美德之一就是闻过则喜，有错必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然在一生的方向上，我个人将向尽量完美与完善的方向努力。 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阐述的，新闻节目的舆论导向并不意味着是主持人的导向，电视新闻主持人只不过是新闻的外包装，充其量只能发挥很少限量的影响，美国往往是根据公司本身的需要，根据竞争的需要夸大了主持人个人的影响。我知道美国有过李普曼和赖斯顿这样的评论权威，但是克朗凯特等人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因为我留意三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播报，在播送过程中他们只能一字不差地播送，完全谈不到在内容上的发挥，而这种播送过程很接近于表演。克朗凯特曾说过，主持人的技巧更接近表演，新闻信息的由来不是主持人编造的。克朗凯特所在的公司董事会曾决定每天可以给他一分半钟自己发表评论的机会，而克朗凯持拒绝了。他说，他是习惯于客观报道的（见《美国电视明星》）他很聪明，言多必失，个人无论素质多高，思想多敏锐，总不能保证你每天对外界的评论都是准确公允的。实际上，新闻要尊重事实的严肃性，使得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无法也没有权利去独立发挥，克朗凯特被美国同行认为是在最谨慎的行当中工作的一位最谨慎的人。当然，不是说他不可能对新闻内容有所偏爱，比如，他个人喜欢科技方面的消息，因此，在他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内，这类消息会有所偏重。克朗凯特也曾在新闻中有揭露“水门事件”的专题新闻，把散见于报章的消息集中播放，电视的影响力当然是不可估量的，于是“水门事件”轰动起来，导致尼克松下台。另一次是克朗凯特发表一个评论，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据说约翰逊当晚看了这条评论后，就召开会议研究撤军问题。我认为，克朗凯特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根本原因是美国当时的越南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国内反战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政府骑虎难下，在这个当口，克朗凯特的评论反映了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国政府修改政策的催化剂。作为局外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洞悉这一事件的真正的内幕。如果把主持人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主持人可以左右舆论甚至美国总统也要看主持人的眼色行事，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我想说明的是，成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左右舆论的传闻只是外行观众的理解。相反，能有机会作一些有限度发挥的倒是综艺节目或专题节目主持人。一名专题或综艺节目主持人没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左右舆论的权威，但却能游刃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自己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在观众信任与喜爱他的同时，很可能也会接受他对外部事物是非好恶的判断与情感的表达。新闻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代表个人发表对某种事物的看法。一般地说，对当前发生的新闻事件的个人表态是要受到所在机构严格的审视的，各国都一样，国家利益至上。同时外界事物瞬息万变，稍有失误就会失去观众对他的信任。其实一个人对舆论的影响不限于对新闻事件的表态，他完全可以对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知识的各种范畴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和评价。这样做准确性往往更高。舆论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一个成功的综艺节目或专题节目主持人在观众中有相当大的名人效应，因此，他的看法很可能影响一部分观众。所以，不能认为综艺节目和专题节目主持人不可能产生舆论影响。当然还要看主持人的资历、名望以及他背后的栏目群体的水准。 问：作为一位男性主持人，从以往细腻的风格转轨到硬派风格会受到成熟男性观众的欢迎，您对此有何想法？ 答：有这样一个历史传说故事：苏东坡问他的幕僚：“吾词与柳词何如？”那位幕僚说：“柳词（指以秦观为代表的婉约派）应以十八九岁的姣好女子手执牙板轻歌‘杨柳岸晓凤残月’，而学士词当以关西大汉手绰铜板高歌‘大江东去’，”这个文学史上的传说正好体现出何种文体、何种风格、何种内容的作品当以何种形态去表现与烘托。 所谓硬派风格，这是近年来的外来电影中对某一类男主人公的一种称谓，如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史泰龙、施瓦辛格，法国的阿兰·德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文化不高的游侠或劳动者，不是学者、政治家，也不是吟诗作画的文人，影片有时故意表现他们的粗俗，但这类形象并不代表最有成就的男人的形象，更没有根据来说明所有成熟的男人都喜欢这种形象。不信你去调查40岁左右的有文化的男性观众，他们不见得像小青年一样去模仿这些典型。男人的魁力不完全表现在硬派孔武，而表现在智慧、隐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我不想去为了迎合一部分人而去改变大多数人都喜爱的我风格。 其实，在我主播25年新闻节目的“文革”当中的专题片时，我的播讲可以归结为“硬派”，尽管这个词并不科学，无论在声乐界和播音界均无此术语及提法。但是这种偏于高亢的追求阳刚的路子，并不为观众喜爱。1975年以后，我在从事译制片的解说中，在中央电视台著名录音专家曾文济的帮助下，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探索，找到了以气息力度和声带轻度闭合相辅相成的话筒前的发声法，并探寻出以情带声、以内在的理解为出发点的解说路子。在近10年的实践中，我已探索出一种中国观众喜欢的解说风格。 抒情细腻是我的一种表现手法，但并不是我的主体风格，我最擅长的还是播送政论体。所以，《毛泽东》摄制组决定请我为这部12集大型纪录片解说。我的解说经群众与专家评议，获得1994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解说奖。 我确实花过一番苦功，在话筒前的发声法上摸索出一条科学用声的道路，国内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都曾与我探讨如何能做到高低位的统一与松弛的闭合。 所谓风格，其实正是一个人被公众承认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中，一定会包含着优势与不足。当然，一位成熟的艺术家需要毕生努力去扬长避短，或下大功夫克服不足，但事实却是这样的，如果把你的缺陷完全抹平了，就不是原来的你了。譬如，中国戏剧表演大师周信芳创立了麒派风格，他的演唱被誉为“云中月”，意思是朦朦胧胧。其实，无须讳言，他声音沙哑。可是，如果一旦他声带完全闭合，尽管去掉了声带闭合不全形成的缺陷，但也就没有麒派了，再如当今中国绘画大师黄胄，他的水墨画线条带有明显的速写手法，有时往往一道衣褶会有三四道线条，似是重复笔划。但这也正是他的风格，如果不这样，鉴定家一定说这是一张假画。 我早年师从王嘉样、林俊卿等声音训练大师，在练声基本功上下了多年苦功。既学过美声，也学过民族发声和戏曲曲艺，更用3年时间掌握了王老师的鼻弹音和林老师的气泡音、咽音训练方法。 总之，看一个主持人的成就，只有通过观众的评价去认定。我近年来得到的奖项有多项是观众的直接评定。去年我在全国青少年问卷中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最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之首，我感到很欣慰，即我的观众喜爱我。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以回报我的同事在工作中对我的帮助，回报全国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 1995笔年答《电视研究》记者朱宁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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