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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从过去的每天一次、两次发展到现今的十一次，这样才真正使自己成为发布政令、传播信息的重要的传播媒介。 新闻的信息量是第一位的，但是真正发挥其舆论影响却有赖于深度报道、综合报道。比如70年代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最初只作为零星信息，散见于报端。尽管事态引起关注，但在舆论上未形成声势。CBS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活尔特·克朗凯特看到这些零星报告，就与他的同事商量，把各种媒体已发表过的关于“水门事件”的信息，集中起来编辑成专题新闻。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是非，但一经CBS晚间新闻集束式的报道，立刻在全美引发起一场轰动不息的效应。在这样的舆论浪潮中，朝野震动，尼克松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水门事件”成为美国现代政坛上的丑闻，尼克松下台后，如果不是副总统福特自然接替他成为总统，并立即下了赦免令，尼克松难免身陷囹圄。 从这次报道中，可以看出单发的炮弹起不到集束式轰炸的效应。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导致事态恶化的著名的例证。在中国，各种报刊和各种传播媒介的协同行动，或单一传媒的有水平的深度报道，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有例证的。比如60年代的学习雷锋运动，《人民日报》穆青等人发表的焦裕禄的专题报道。前者是各类传媒协同行动，使学习雷锋蔚然成风，雷锋精神至今仍是人们行为准则；后者对兰考焦裕禄的报道以情动人，令每一位读者无不为之泪下，使得焦裕禄这一光辉形象历时代而不衰，在人们心中矗立了一座丰碑，这就是综合报道与深度报道的两个例证。 当然，这样感人肺腑的事例本身的价值足以引起轰动，但同样的事例，如果不是从综合与深度两个方面作集中报道，可能该有影响的引不起轰动，也形成不了经久不息的效应。 扩大新闻的信息量，加强深度报道和综合报道，这是当今世界大台所应具有的宣传格局。 重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 199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焦点访谈》这个评论性节目，在实现全天十一次新闻播放的同时，在综合报道与深度报道中产生了自己的新闻评论。 《焦点访谈》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瞩目，具有很高的收视率，但《焦点访谈》既然是一个新闻类型的专题节目，就应该以它的时效性先声夺人，如果淡化了它的时效性，就失去了新闻评论的一个属性。从目前来看，有些节目还不够贴近最新时效。 对公众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的评论，既可以是新闻性的，也可以是专题类的，如果离开了“新”这个特性，就成了一般的探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想到，就是新闻性评论有连续性和进行式的特征，不必对正在发展的事物急于作出结论性的定论。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以当天的新闻事件为由头，根据其在社会中受关注的程度，接着展开类似《焦点访谈》这样的评论。对于国际上的突发事件，譬如，波黑又燃战火，请几位专家根据已掌握的来龙去脉作一评述，也可以作一个展望，估计这重开的战火会不会蔓延？或停停打打，重复历史上固有的规律，或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来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忧虑，不必急于有结论性判断，拭目以待。这样既能引起公众的认识，也没有失误的风险。这正像一场体育比赛，大赛前的分析，只是分析，并不是押宝，更没有必要以预言的准确来显示本身的真知灼见或料事如神，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有不可逆料的客观规律与过程，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国际新闻的评论因着种种情况，有时不太容易把握，但相比之下，国内的新闻事件的评论应该是相对容易操作的。对大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深度评论。国内的突发性的新闻，大部分属于在预料之中。譬如天灾，如森林火灾每年都会发生，一旦发生了，如果属于人为事件，就应该进行评论，可以从我们并不多的资源和森林覆盖面积谈起，使得人人痛心，引起共鸣。再从火灾发生的原因来说明只要努力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有些人为的事件甚至不是直接的肇事，譬如澳大利亚夏季火灾，往往是碎玻璃瓶引起的，游人把饮料玻璃瓶随意丢弃，或把瓶子砸碎，这小小的碎片在夏日阳光照射下形成了聚焦效果，而反射到树干上就了不得，因为澳大利亚的森林主要是桉树，而按树到了夏季，桉油浸满了树干，一经强光烤灼，就在夏季形成令人头痛的森林火灾，这究其原因还是人为事故。我们林场的广大干部与职工对于夏季防火是十分重视的，但不幸的是仍有很多事故不断发生。人为事故、宣传教育的欠缺与执法的不严，这正是任何一场火灾报道之后可以进行评论的契机。再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以及非法盗窃倒卖文物等，都是一些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有较大的案情发生，进行深人报道与评论是并不难的。今年美国政府居然允许李登辉访美，当这一事件发生到一个严重关头，就可以胸有成竹地进行评论，当然这只是指的负面现象。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每天都会有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很多领域的成绩信息，这属于正面报道，对当天新闻发布的某种信息进行评论，也是较容易操作的。 以上的各种举例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几种类型。每天发生的大量新闻、一经报道就立即有备而评，这就是《焦点访谈》的由来或时效性。当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每期的评论都是当天发生的事件。只不过应该重视以新闻由头作为评论的依据，才能更好地体现新闻性，只有具有很高时效的评论才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与关注。 重视正面宣传 人们一般认为评论反面信息较为引人注目，很多从业人员也愿让义正辞严的评论来匡扶正义，其实任何现象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存在形式。 对事情进行批评时，最好能在评论时引证一个正面典型来扶正祛邪，这样更有说服力。比如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中，在打假的同时，似乎就应找与前者规模几乎一样的正面典型。如：不久前报道火车为何不能正点，因为一些道口无人管理，但能不能找出同类规模的铁路道口管理得很好的例子呢？如果连一个也没有，那就没有可比性，凭什么根据要对某道口进行指责呢？因为没有一处管理好的例证，使受批评者与受众不能心悦诚服。可是一旦以正面例证，来证明只要认真抓管理，就会使火车安全正点和保证过往行人车辆的平平安安。这就使被批评的落后面，无可推诿其责任。 这倒使我想起一条新闻给我的启示，山西相邻的某两个村的土地面积、人口和原来的发展水平一个样，但是近年来一个村的党支部形同虚设，党的领导成了一句空话，而另一个村的党支部一班人拧成一股绳，领着大家奔小康，几年过去了形成巨大反差，前者越来越穷，后者越来越富。这对比的报道实在是说服力强极了。试想只单方面报道，无论是正面的致富村还是反面的滞后村，都不如对比地报道更能使人认识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譬如，你如果说因为党支部的作用等于零，才导致了这个村的贫困，试想这个村的原来的领导会说，我们尽了力但没有用，不信你们来试试，可能还不如我们。可是拿出一个条件相同的正面例子往那里一放，一比较，省去许多语言，就能使观众信服。新闻如此，我想新闻评论更应该如此。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实例才有说服力。既可以今昔纵向相比，也可以左右横向相比。焦裕禄同志一句名言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与旧，前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拓，善与恶，美与丑，幸福与痛苦，悲哀与欢乐，多病与健康，失败与成功，都是相对而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正义就没有邪恶。因此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应该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今昔纵向发展的经线，与左右横向延展的纬线的交汇点。我们的评论立足点是在正中，扶正祛邪，匡正视听，而且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告诫人们不应这么做，但必须示以应该如何做，为什么不应这么做，从法律、法规、道德范畴去阐述。同时也应以正面典型树立在目，使不这么做的人没有借口。总而言之，新闻性评论要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要新，如果焦点不新，就丧失了新闻性，第二个特性就是应该有说服力，如对比性，否则一味指责与一味表扬都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我所希望的新或以当天新闻线索为依据为由头，并不是要占评论全部，只是提出一种思路，如有可能会更加吸引观众视听。 但在评论中，无论是提倡或是批评，在一个典型中总有横向与纵向的可比性，这一点似乎更应予注意，当然绝不意味着一定要并列评论，对任何事物可比性的反方，只要能点到就够了，但起码也要点到。 重视发声的基本功训练 最近一个时期年轻的编辑记者走上屏幕主持或以自身的声音与形象进人采访现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使主持、评论、采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一个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领域。 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几位德高望重的记者也曾走上荧屏，也曾取得过很引人注目的影响，但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的一批前辈记者不是以文字或以写作为主业的记者，尽管他们运用镜头蒙太奇很精采，但运起笔来，大部分人显得还不到位。写作能力应该是走上屏幕的主持人、评论员、记者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今天走上屏幕的新人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好的写作能力，较开拓的眼界和与我们当年走上岗位不可同日而语的对电视的认知。因此，在这样一支富于朝气的年轻队伍中培养一批新闻节目主持人与采访记者，是大有希望的。 当然，任何高水平的人初上荧屏，都应该了解与掌握荧屏上与话筒前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素质上与政策上，我不足以对我年轻的同行指点。但在荧屏上的形象与话筒前的发声，我有一点体会，可以与大家探讨。 不论你思想多么敏锐，报道与评论角度如何精当，多么能说会道，但是一肚子学问，一脑子点子，都必须通过声音与形象表达出来。所以，屏幕上的形象与声音就是你传达自己思想、文化、知识、情感、是非、好恶以及所要传递的信息与哲理的载体。 诗人通过节奏与韵律，平仄与对仗巧妙地抒发情感，画家靠画笔与颜料勾勒出常人难以描摹的线条和色的堆积浓淡来成就作品，作曲家把心灵产生的稍纵即逝的音响形象化作符号准确地记录在谱纸上，乐手们通过各种管弦乐器按照作曲家限定的音高，调试配器，奏出美妙的乐声，同时附加上自我的理解与表现；演讲者用火一样的激情与剑一样的唇舌煽动起听众的情绪；而电视主持人和评论员、播音员，靠的是屏幕上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话筒前发声吐字的技巧。不研究这最后一个与观众接触的环节，光凭满腹经纶，一腔热情和良好的愿望，都永远不可能在荧屏上达到自己最满意的效果，也不会激起观众对你的喜爱和进一步产生的信任。 我并无意在本文中论述演播技巧的A、B、C。有志钻研者可自我研习，可向别人讨教，但一定不能认为这最后的一环，最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有可无的技巧。 主持与演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领域，有自身的规律与体系，需要探讨实践，也需要理论来指导。 艺术的表达手段与技巧正像武术的各个门派，南拳北脚，内外双修，十八般兵器各有精妙，各有绝招，但是不可以一上来就无招无式自然门。 声音能否动人正像造句与练字一样，句子人人会造，识字的人，人人会提笔写字，但从中练就的神韵高低有天壤之别。所以要以声音传递信息为公众服务的人，特别是专业人员，也一定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声音和吐字发声。尤其是话筒前的吐字发声，正像一篇锦绣文章配以优美的书法就更能使观者爱不释手一样。 重视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们喜爱的屏幕形象并不应理解为就是生活中我行我素的形象。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的形象，是高于生活中本来面目的形象。 真就是真挚，不矫揉，真有知识，真有情感，而且并不卖弄，恰如其分。 善就是应有一颗爱心，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观众，爱生活，爱工作。能在屏幕上尽心尽力为受众服务的专业人员，具备应有的政治素质与立场。希望国家繁荣，民族兴旺，人民安宁，社会稳定，讴歌光明，鞭苔阴暗，扶正祛邪，与人为善。 美就是真诚善良内心完美的体现，屏幕上的专业主持人，不能像选美那样完全以外观取人。当然，也不能以美为敌，美有什么不好。形象基本上要顺眼，再加上完美的礼仪、形体、表情、动作等势态语言的修炼，就能给观众一个亲切、美好的形象。这样，会使观众不论你在讲解他感不感兴趣的话题，都会喜欢你，多看上你一会儿，这就叫魅力。 不注重外形技巧的修炼，认为你应该欣赏我高人一筹的学识，这就叫自欺欺人，不会有好的效果。 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播音员，是党、政府和人民给我们设置的工作岗位上的宣传员。因此，在工作中的个人的因素应该服从于这个岗位的需要，也要去塑造形象。 尽管我们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我们自己又是人民中普通一分子或是党的普通一员。因此，我们要贴近受众去进行播讲，要像在家庭的氛围里和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和颜悦色的交流。切忌不可以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装出来的声威，我们不是坐在衙门里升堂的老爷，即使是老爷也要有平民意识，包公我们都没见过，但电视剧中我们承认的包公的形象，对老百姓也是和颜悦色、温良有加。 就是在播讲一种批评性的稿件，也别忘了，是告诉你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而不要把面前的受众当成是你在稿件中批判声讨的那个对象或事件。传递正义地声音不可以怒目金刚，我非常不理解一些同志为什么非要对观众摆出一副皱着眉头、冷着面孔的神情，你要知道观众不欠你什么，倒是你自己应该时时想想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温和、不亲善对得起观众吗？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愁眉苦脸，你可以在生活中装成一个硬派小生，但你现在在屏幕上为亿万人工作，和颜悦色，心平气和，表现出良好的教养与风度，才是一种中央电视台的大家风范。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并不是一件坏事，既是乐观心态，也是审美上的一种认识。多一点笑容吧，笑这一部分肌肉的牵动，在5百万种动物中，唯有人才具有。 平等待人，这是受众的需要。 客观公正，这是我们党的新闻的一个原则。在报道评述一个事件时，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信息的传递人——主持人来完成的。 近一个时期，在一些节目的片断中，看到我们的一些采访人员的采访，有个别同志，太感情有事，有时对采访对象显得粗暴，特别是对处在所批评的事物与现象中的人，往往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说话就显得严厉。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亿万观众在看着你。记者是现场报道者，并不是警察，不是执法者，即使是执法者也不能将自己塑造成对什么人都那么简单生硬的形象。 听说有个别同志提倡一种所谓粉碎性的追问，这不但不符合新闻道德，也太有点“欺行霸市”之嫌了。面对很多不好的现象，当然会引起我们个人的义愤，但一位成熟的记者，对一些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要有大将风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嫉恶如仇，不必表现在表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时方始休呢？ 个别小报记者爱惹事生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千万不要降低到那么低的水平。连默罗当年都因爱惹事生非才被逼退出CBS，可见连西方也不见容于报道失度的人。 有一次，我在一个火车站下了火车，忽然一支话筒塞到我面前，再一看灯光、摄像机也对着我，几位年轻人连招呼都不打，就一连串的“请问……”，“请问……”，我搞了这么多年现场采访，采访过国内外许多政要，也采访过许许多多的寻常百姓，我的应对能力，可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不至于使我手足无措，乱了方寸。但这一回我真的生气了，我为这种现象有悖新闻采访原则而生气，我想教训一下这些晚辈。一握话筒我问他们：“你们是哪儿来的？是干什么的？谁答应回答你们问题了？”他们顿时傻了。当然，这只是一刹那，接下来我拍了拍位小伙子的肩膀，我说，别介意，一会儿我一定帮你搞完这个节目。 在随后的采访开始前，我对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以为新闻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西方的新闻自由也不是这样。你必须充分尊重被采访人员的自由，第一，人家愿不愿接受你的采访，第二，人家愿不愿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自由要体现平等，不平等就不民主，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平等、民主，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容。你采访国家领导人，采访你们顶头上司也是这样吗？不是吧，那干嘛对一般人这样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谁给你的权利。 采访提问要像迷路时的问路，不能像公堂上的“审贼”。 现在即使审问犯人也不能搞逼供，所以无论你的采访对象是什么样的状况，采访者要以客观的身份出现在采访现场。 咄咄逼人的提问，逞口舌之利，那不是一种令广大观众心悦诚服的形象，不能持久。 任何一位在屏幕上出现的主持人、评论员、播音员，毫无疑问的是想征服观众，博得大家喜爱，但过于想出风头反而适得其反，尤其在新闻报道与评述中，绝不能追求一鸣惊人或哗众取宠的效果。即使在西方，一向素以舆论自由自诩，但在那里也分成两种流派。试举大家所熟悉的人为例，一派当属默罗和仰慕与追随他的丹·拉瑟。默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这里是伦敦》这一冒着生命危险而现场直播战况的节目，赢得了高度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国时，美国公众把他当成凯旋的英雄。可是在他主持《面对面》等栏目，并自掏腰包做广告，播出了抨击麦卡锡的节目，并进而动员舆论击败了麦卡锡主义以后，CBS董事会却终于暗地里抱怨他好出风头，意事生非，逐渐对他的节目加以限制，致使默罗愤而辞职。他的下一代CBS的晚间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从一接手就小心谨慎，当后来他的声望非常高的时候，曾拒绝过董事会给他每天自己评论一分半钟的决定，尽管他主持过报道“水门事件”以及对要求约翰逊从越南撤军有过两回大胆的报道与评论，但就他20年的工作来看，基本属于稳健型，被同行称为在最谨慎的行当中工作的一位最谨慎的人。而克朗凯特的接班人丹·拉瑟却隔代遗传，非常像默罗，在采访中也故意穿一件陆军士兵的军便服，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默罗像。我1993年在CBS参观，他陪着我们首先介绍默罗屋。在80年代他曾在电视上与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唇枪舌战，使布什狼狈不堪，但紧接着丹·拉瑟收视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这说明美国公众也未必喜欢咄咄逼人的主持人。另外一位稳健类型应推约翰·根室，他的宗旨是决不抢发新闻。当然，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不能简单划类，也不好轻易判断谁是谁非，只不过顺便说说算作提醒自己吧。 现场采访者在提问中，应事先有所准备，而且不要在提问题时，搞得花里胡梢卖弄自己的聪明。有的人故意在提问时拉拉杂杂披上一大通背景材料，炫耀自己，这实在令人反感。问的比答的多，这就失去了采访的意义。采访人与主持人的最主要功能，是要突出采访对象，尽量使自己的对象能完美地表现，多管对方着想，可千万不能把对方当成陪衬自己的龙套。否则，这就失去了对人的基本礼仪。有的采访都不会使用敬语，不懂基本的礼貌，在举止言谈和举手投足注目上，表现缺少基本教养。在正式场合着装与仪表也要注意，不能把自己当成随便与潇洒的不修边幅的文化人。还是一句话，你自己选择什么生活方式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在工作场合那就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事了。我们的主持人与屏幕上出现的任何工作形象，都应代表整体的水平与栏目的风格，和大众贴近就要尊重大众。 我想只要努力，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善的难点，只要为电视尽心尽力，观众就会看在眼里。没有天生的完美主持人，但只有不断追求，才有可能成功。诚所谓：“说者千钓力，闻者始动衷。” 写于1995年3月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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