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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沿江而建。江边一棵巨大的古榕树，像一把巨大的凉伞，成了夏天人们乘凉的好地方。过往的行人，运货的车夫，打鱼载物的船家，都喜欢在这里停留歇脚。久而久之，大榕树下逐渐热闹起来了。 后来，人们在大榕树边建了码头，盖起货栈，这里变成了商品的集散地，山上的香菇木耳，竹子木材，顺流而下；海里的鱼虾蟹贝，逆水而上，各路货物在这里汇集，又流向四面八方。似乎靠着大榕树的庇护，生意红红火火了好长时间，也造就了许多富家大户。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随着全国即将解放，在南下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一些大户人家携妻带子，举家出走。于是，这里的许多房子，一下子成了无人看管的空房。 在欢庆解放的鞭炮声中，这些空房又成了许多无家可归者的乐园。昔日的算盘“劈啪”声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锅碗勺瓢的碰撞声，以及孩子们的哭笑嘻闹声。大榕树下在经过短暂的寂寞之后，又一次热闹起来了。 大榕树的旁边，有一座较大的货栈，一上一下两层，三个铺面相连，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原有的主人被解放军的炮声吓破了胆，早已举家逃离，留下这座空荡荡的房子和那些无法带走的床橱桌凳。 后来，这座房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十多间，铁工厂的工人李顺祥带着妻子与三个女儿，成了这里的首批住户。不久，李顺祥的妻子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庆祝解放，庆祝李家有了男孩，也祝愿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庆福”。 又过不久，随军南下的大学生白基兴要结婚，也看上了这座房子楼上的两间，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也就成了他的新房。随着陆续几户人家的搬入，所有的房间均有了主人。 隔年，又一个小生命在这里诞生了，白基兴的妻子生了个女孩，取名“晓梅”。又过几年，白基兴的妻子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松”。白基兴也转到一个中学任教去了。 就这样，几户人家相安无事，平平稳稳地过了几年日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在响应号召，向党提意见过后不久，反右斗争突然风起云涌，白基兴所提的几条意见，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一顶右派的帽子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厄运也从此开始。右派分子怎么可以为人师表？没被投进监狱就已万幸了。他很快就被学校开除，监督劳动，每月只领取微薄的生活费，仅够自己吃饭。家里突然断了主要经济来源，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竟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妻子没日没夜地给人洗衣服，帮人缝缝补补，但所得仅勉强糊口。后来，白基兴被解除劳动监督，就到处打零工，全家生活才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这苦难之家。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般人家尚难支持，更不用说他们连一点固定的收入也没有。白基兴的妻子终于熬不过这场灾难，长期的劳累与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她的生命走向终结，撒手而去，留下泪眼相视的一双儿女和呆若木鸡的丈夫。 从此，小小年纪的白晓梅，就担起了照管弟弟、料理家务的重担。白基兴仍然四处找活干，尽可能挣回钱，以维持家里最基本的费用。 白基兴一家的遭遇，住在楼下的李顺祥一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管他们也不宽裕，但仍不时给予资助，一有好吃的东西，总要叫庆福拿点给白晓梅姐弟俩。 自从白基兴的妻子死后，白基兴又成天不在家，李家自然而然的成了白晓梅姐弟俩的依靠。李家儿女穿过的旧衣服，缝缝洗洗后，又穿在了这姐弟俩的身上。李庆福更是把他俩当作自己的妹妹弟弟，处处护着，要是有谁欺侮了他俩，非把那人治服不可。因此，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已分不清哪是李家，哪是白家了。 时光慢慢流逝，几年以后，尽管生活仍然非常清苦，但几个孩子像长在石缝里的幼苗，在经历了风霜雪雨后，顽强地长大了。 到了一九六六年，读初中二年级的白晓梅，已出落成一个俊俏的少女：细细的柳眉下，是一对清澈如泉的眼睛，笔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乌黑的头发衬托着桃花般的双颊，令人感到娇艳欲滴；苗条的身段及微微鼓起的胸脯，无不散发着青春少女的气息；加上她天性聪慧，被同学们誉为校花。 已上高中一年级的李庆福，长着一副令同学羡慕不已的身体：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粗壮有力的双臂，一使劲，浑身上下尽是鼓鼓实实的肉疙瘩；方方正正的脸，浓密的短发下是同样浓密的二道剑眉，一双大眼流露出聪敏与刚毅，嘴唇上一抹淡淡的绒毛，更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因他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加上喜欢打抱不平又乐意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戴。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李庆福以他的威望，当上了副总指挥。在彻底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浪潮中，他把自己的名字也砸掉了，因为“庆福”这两个字有点小资产阶级味道，就改成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卫东”。 白小松磨磨蹭蹭地上了楼，看了看坐在床上的父亲一眼，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回想刚才的事，真让人扫兴——与几个小伙伴玩得正开心，可小伙伴们的父母却陆续把他们一个个叫回去睡觉，人都跑光了，他这司令一下成了光杆，也就只好回家睡大觉了。 白基兴见白小松没脱衣服就想睡觉，便掀起被子，把白小松拖了起来，规劝地说：“脱了再睡吧。” 白小松瞪了父亲一眼，才不情愿地脱了衣服，蒙上被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实在是太窝囊了。哪像自己，什么时候把小伙伴们一招，自己就是司令，连军长他都不屑当，更不用说当勤务兵什么的啦。而父亲呢，不管什么时候朝人前一站，总是低头哈腰，老是低声下气，人家叫你走东不敢朝西，叫你扫地就扫地，叫你洗厕所就洗厕所，根本不像个男子汉。 在白小松的心里，只有卫东哥才算最最威风。前一阵子闹武斗，枪声“乒乒乓乓”整天乱响，还打死了好几个人，吓得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天没黑就早早把门关了。可卫东哥就不怕—— 那天晚上，门口突然来了一辆汽车，走进来几个人，个个都背着枪。卫东哥也在其中，不但背着冲锋枪，腰带上还别着一把驳壳枪。 白小松跑前跑后，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心里羡慕极了——这可是真正的枪啊！他一个劲地拉着卫东哥，求着让他背一下。开始卫东哥不给他，还说这会打死人的，到后来，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背着的冲锋枪拿下来，退出子弹，又拉了几下，才把枪给他。 白小松接过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沉甸甸、乌黑发亮的可是真家伙！他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扛着，一会儿端着，还不时对着墙壁电灯到处瞄准，手指扣动板机，嘴里不停地模仿枪声“叭叭”直叫。后来，卫东哥他们走了，枪也拿回去了。 第二天，白小松把他扛过真枪的事讲给小伙伴们听，让他们都听得瞪大了眼睛，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最了不起的英雄。后来，卫东哥又给他带回了一些子弹壳，让他又风光了好一阵子……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此刻，白小松只能带着一点遗憾，一种当不成司令的遗憾，躺下睡觉。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大门，李卫东将自行车推进里屋，白晓梅也上楼进了家门。 白基兴见女儿回来了，便关切地对她说：“锅里还有点地瓜，你去吃了再睡吧。” 白晓梅走进厨房，见小煤炉上，架着铝锅。她掀开锅盖，见半锅的热水中间放了个口杯，杯上一碗地瓜，正冒着淡淡的蒸汽。她的肚子虽然并不怎么饿，但在这寒冷的夜晚，能吃点热乎乎的地瓜——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却也让人感到一种满足。 地瓜甜甜的，白晓梅吃在嘴里，心里不由感受到一种父与女的深情。也太难为父亲了，不管她或早或晚回来，他总要等；有时回来实在太晚了，他已躺在床上了，但只要一听到她上楼梯的声音，总是没等她敲门，他已经把门打开了，而且总有一锅热水等着她。 白晓梅吃完地瓜，倒了热水洗了脸，烫了一会儿脚，感到浑身都暖和起来了。她不由从心里深深感激起父亲来，因为在她的心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好人，至少不能算是坏人。从她懂事的时候起，从没见过他与什么人有过争吵，即使有时别人对他太过份了，他也默默地忍受了，过后即使有人偶尔提起，他顶多报之淡淡一笑，似乎早己忘记了；他任劳任怨，再苦再累的活儿也干，却从来不在她的面前讲什么，他把一切苦难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他才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了。然而，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从她记事起，就难得见他有过舒心开怀和日子，那以后…… 白晓梅把厨房又稍稍拾掇了一下，正准备进里屋睡觉，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叫：“卫东，卫东，快开门。” 白晓梅走到楼梯口一看，是红卫兵团指挥部的马聪明，便边下楼梯边问：“什么事？这么急？” 李卫东也开门走出来，边穿衣服边问：“什么事？” 马聪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赶快回指挥部去。工宣队、革委会刚接到紧急通知，有重要广播，可能毛主席又要发表最新指示了，所以要大家马上集合。我先走，还要再去通知其它人。”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卫东一把拉住马聪明，问：“什么最新指示？” “还不知道，但广播已预告。反正你去了就知道。”马聪明说完，急勿勿地出了门，骑上自行车走了。 李卫东急忙推出自行车，白晓梅也转身快步跑上楼，白基兴已拿件大衣站在门口。 “爸，你先睡，不用等我。”白晓梅匆忙接过大衣，跑下楼梯，又朝门口跑去。 白基兴看着女儿跑下楼梯，便返身走进屋里，站在临街的窗前。隔着玻璃，仍然可以见到李卫东载着白晓梅在急速地离去。站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床前，见白小松蒙着头，就把被子拉了拉，使白小松的头露了出来，他自己也躺了下去——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女儿晚上离家，甚至整夜不归，已经很多次了。尽管女儿已经长大了，并且有李卫东照看着，但毕竟是孩子，顶多算是大孩子罢了。前一阵闹武斗，枪声整天响，每当晚上睡觉前，不见女儿回来，他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唯恐那不长眼睛的子弹，什么时候会打着她。只有当女儿回来了，在他眼前晃动着她的身影，他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安稳。后来武斗的枪声终于没有了，但每次女儿的离去，仍使他感到一种扯不断的牵挂。 女儿也太苦了，自幼失去母亲的慈爱，当父亲的他又常常自顾不及。姐弟俩常常饥一餐饱一顿，逢年过节，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吃的让他们尝尝。别的孩子常年零食不断，而自己却难有零钱给他们。夏天看着别人大口大口的地冰棒，他们只能跑回家喝碗凉开水。别的孩子还赖在父母身上撒娇的年纪，她已经学会了烧饭洗衣。 他感到欠孩子的债太多了，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补偿，也许永远无法补偿。别的父亲能给孩子的，他无法给。而不该给的，他却给了，并且严严实实地罩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甚至连自己头上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也差点传给他们—— 那一年，兴起红卫兵，但参加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家庭成份是第一关。在高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钻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日子里，右派的女儿怎能混入左派的革命行列，没叫你们这些“狗崽子”跟着反动老子下地狱就算是够宽大的了。看着同学们个个头戴绿军帽，手臂挂着红袖章，趾高气昂地走在路上的时候，女儿的心里却蒙上了一层灰。 后来，幸亏中央领导及时发表讲话，把这些受父母牵连的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父母区别对待，女儿才幸免于难。而后，在“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让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李卫东的极力支持，她才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她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当上了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思来想去，白基兴心里不禁又恨恨起来，涌起一股深深的懊悔。如果当年不是那么幼稚，不是那么天真地认为是在帮助学校教导主任改正错误，相信是在帮助党洗去脸上的灰尘，那么，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怎么会戴在自己的头上？ 想当年，学校大会动员，小组讨论，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意见与批评。可白基兴怎么也想不起有什么意见好提。几年来跟着共产党走，虽说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可工作勤勤恳恳，还一心想加入共产党，哪能对党有意见呢？更不要说是批评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错就错在听信了教导主任的那一番话—— 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见大家都不说话，教导主任又开导开了：“提意见嘛，就是帮助党改正错误。共产党也像一个人一样，总要洗脸，但有时脸上有灰尘，自己却看不到。你们大家就像镜子，把问题照出来了，错误的东西就能及时改正。这不是很好嘛！譬如对我，对其它党员同志，包括校长，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提对了提错了都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教导主任的这一席话，说得那么诚恳，说得大家心里都动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了：什么宿舍玻璃破了，说了很久却还没换，这显然有点官僚主义；厕所的电灯坏了，晚上上厕所还要带上蜡烛，这也有点不关心群众；其它七七八八问题提了一大堆，教导主任都一一记在本子上，表示尽快解决。 看到大家都说了，白基兴反倒觉得自己不说点什么，似乎太对不起教导主任了，便也提了一条：“食堂原来的王师傅调走以后，新来的炊事员菜烧得不大好，比以前差。有的同学反映饭的份量也比以前少了点，吃不大饱。” 讨论会结束了，白基兴似乎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就对得起教导主任了。但他哪里料到，就因为这几句话，过后竟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在粉碎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声讨声中，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口诛笔伐，一批批右派分子纷纷中箭落马，全国一下子冒出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右派。按照内部控制的右派分子应占的比例，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给摊上了几个名额。 那一时，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所有的人都要参加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会有一顶右派帽子落在自己头上。终于，一阵狂风过后，学校揪出了几个右派。 正当白基兴暗自庆幸自己总算过关的时候，一封匿名信把他推下了无底深渊，使他遭到了灭顶之灾。匿名信揭发他当时在讨论会上讲的话，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给党的脸上抹黑。言之凿凿，有人为证。 于是，教导主任的笔记本被拿出来了，果然白纸黑字，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白基兴讲的“饭菜比以前差，有人吃不饱”的话，不就是影射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连饭都吃不饱吗？他终于没能躲过这一关，被挂上了个漏网右派，厄运也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学校，急匆匆跑上设在办公楼三楼的红卫兵团指挥部。房间里，几个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已在紧张地忙碌着。 李卫东走近正蹲在地上裁剪红纸的红卫兵团总指挥高云峰跟前，问：“毛主席又有什么最新指示了？” 高云峰站起来，说：“还不知道。刚刚接到通知，又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预告，我就赶快叫人分头通知去了。”他又看着白晓梅，“你赶快去广播室，把广播打开，做好准备。” 白晓梅上了四楼，走进广播室。她把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接通扩音器。立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铿铿有力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校园，传向那茫茫的夜空：“同志们请注意，本台第一套节目今晚十点半，将有重要广播，请到时组织收听。” 白晓梅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经快十点了，还有半个多钟头，但还是拿出笔和纸，在桌上摆好，准备到时抄收。 自从当上播音员以后，白晓梅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重要新闻，或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两报一刊社论，播完以后，她还要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播送的纪录速度全文抄下，往往要到深夜才能抄完。不过，以往的重要新闻一般都在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里播出，并且提前预告，但今晚却推迟到十点半，那么，今天的新闻又会是什么呢？对此，她无法预料。但按以往的经验，今晚又不用睡觉了。 透过窗口，可以见到操场上、大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宣传车也停在大门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摆在大门正中，一面面红旗斜靠在大铁门边，许多锣鼓也紧挨着大铁门摆放着，还有几个同学已经爬在大门的拱顶上，正往下挂鞭炮。整个校园已经沸沸扬扬，似乎正在迎接盛大的节日，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有人跑前跑后地招呼着，人群开始蠕动起来了，慢慢地排成一条长龙。队伍的前面，一面面红旗树了起来，偶尔传来零零碎碎的锣鼓声。望着楼下的情景，白晓梅的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 “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各样始料不及的事时常发生。几天前还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一语千钧的大大小小领导们，突然成了阶下囚，头上被戴上花花绿绿的高帽子，胸前挂上名字被打上红叉的大牌子，手里拿着破锣，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后尘，一个个被拉出来游街示众，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名份，成了“黑九类”中的老六，排在右派的后面； 以各种劳动模范、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红红火火没几天，转瞬间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成了臭名昭著的“保皇派”； 为了表示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各种各样造反司令部、红卫兵团、战斗队、打妖队像变魔术似地纷纷冒出。多者数千人，少者二三人，司令部林立，指挥旗乱舞，人人争当左派，一个比一个革命，结果是谁也管不了谁。 吵吵骂骂，打打斗斗，不断地分化与重新组合，终于形成了势均力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造反组织。原本针锋相对的文攻，变成了真刀实枪的武斗；原本情投意合的好朋友，甚至发誓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也因各自参加不同派别的组织而反目。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又坐到同一条板凳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然而，明争没有了，暗斗却在加剧，说不定哪一天一点小小的火花，又会燃起一场冲天大火。 好在派派紧跟党中央，全国忠于毛主席。每当形势逆转、恶化的严重关头，党中央总是适时的发出指令，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新指示，更是成了力拔山河、翻天复地的行动指南，真正的一语定乾坤的至宝。每当这一时刻到来，大江南北，红旗招展，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热烈拥护，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一次又一次掀起不可抗拒的浪潮。 那么，这即将到来的又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呢？白晓梅已经无暇猜想了。随着时针指向十点三十分，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乐曲声，大门口噪杂的声音突然静了下来。人们似乎屏住了呼吸，只有心脏急烈的跳动告诉每一个人，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高音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雄壮浑厚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革命的同志们，现在全文广播《人民日报》明天发表的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的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重要编者按。” “编者按：”女播音员清脆激昂的声音紧随其后，“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高音喇叭的声音，很快被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淹没了。几乎在同时，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响起了鞭炮声，那连绵不断、震耳欲聋的响声，胜过了除夕之夜。 鞭炮声渐渐少了，但“咚咚铿铿”的锣鼓声则响了起来。很快，一面面红旗高高举起，毛主席的画像被抬了起来，在宣传车的前导下，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校门。 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工厂的、学校的、机关的、连街道的老太婆也扭着秧歌走出来了。一路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声、口号声接连不断。游行庆祝的队伍汇成一条条巨大的长龙，朝市中心广场涌去。 李卫东跟在宣传车后面，一面呼着口号，一边认真地听着车上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努力记住主要内容，并加以理解——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与以往历次的指示对照，在所针对的形势与对象上，显然有明显的不同：以往要么是针对“走资派”的，如“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此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么是为了平息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理论，促使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在“革命委员会好”的欢呼声中，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尔后又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占领一切阵地”的指示，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学校，开进了各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真正成了领导一切的主人。但如今，学校正在工宣队的领导下，筹备着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却突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么，今后还能读书吗？或者……他感到有点难以理解了。 游行的队伍渐渐地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及其四周的道路上，慢慢地朝广场主席台前蠕动。高高地安装在广场四角那耀眼的电灯，像四个小太阳似地将整个广场照耀得如同白昼。主席台两边的柱子上，“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两条巨大的红色条幅，格外醒目。 广场上人如潮涌，红旗如林，锣鼓喧天。各种宣传车上的大大小小的喇叭，与主席台上、广场四角灯架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出《人民日报》编者按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广场成了沸腾的海洋。 李卫东他们的游行队伍，缓缓地从东侧进入广场，其它的队伍也纷纷从西侧、东侧进入广场。前面的队伍几乎无法前进了，但后面跟着的队伍似乎越来越多，不断地充填着这似乎越来越显狭小的有限空间。终于，广场暴满了，游行的队伍几乎就在原地站着，偶尔才能朝前挪动一下。但尽管如此，尽管主席台上并没有什么人在指挥，所有的队伍却有秩序的按着各自预定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从主席台前通过。 主席台上空无一人，在耀眼的灯光下，巨大的毛主席画像高挂在正中，画像两旁的红旗鲜艳夺目。人们经过这里，都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毛主席画像，而画像中毛主席那庄严的目光，似乎注视着每一个人，检阅着每一个人对他的忠诚；游行的队伍，也似乎只有接受了他的检阅，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敬仰与崇拜。 游行的队伍回到学校，已是下半夜了，但同学们仍沉浸在一种无法言状的兴奋中，不愿离去。大家聚在教室里、礼堂里、过道上，议论着各自的看法，预测着今后的发展。 突然，已经停下了的高音喇叭又响了起来：“同学们请注意，红卫兵团指挥部全体同学，马上到指挥部去，有紧急通知，有紧急通知。” 李卫东听到广播，快步跑上楼。进门一看，见高云峰与驻校工宣队的刘队长、校革委会马主任以及其它几位同学已在里面，正在说着什么，便凑了过去。又有几位同学也走了进来。 看看大家差不多到齐了，刘队长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并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微微“嗯”了一声，似乎是在寻找适当的词汇，稍顿，又用眼睛扫视了大家一下，才说：“同学们，刚才接到市革委会紧急通知，要各单位立即组织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是我们今后行动的方向，要大力宣传，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要结合当前的形势，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的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到实处。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贯彻落实不过夜。明天……嗯，是今天，”他抬起腕，看了看手上的表，“今天早上，大家组织同学讨论一下，下午两点，全校师生员工召开大会。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做，具体的事市革委会将统一部署。现在，我把通知给大家给大家念一下……” 早晨，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驱散了夜晚留下的寒气。学校门口，许多人聚集在大红的通知下。 通知 为认真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全校师生员工今天下午二点，在操场集中，召开“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动员大会”，希准时参加。 特此通知。 第二中学革命委员会 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第二中学红卫兵团指挥部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李卫东载着白晓梅，风风火火地回到家，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又往学校赶。 自行车急速地驰着，街道两旁的房屋、树木在迅速地向后退去。坐在车后架的白晓梅尽管被一夜的狂热搅得很累了，可仍强打着精神，而且，心中还有一个疑团未解开，便问李卫东：“你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不是又要我们学农呢？” “完全不一样。这次是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播不是说，要大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吗？”李卫东一边踏着自行车一边说，还不时回过头来，“说不定还要在农村住上一段日子。你没注意到会宁县让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那就是把户口都迁到农村去。” “为什么要到农村去住呢？”白晓梅似乎有点不明白，“我们学校不是也学农了吗？是不是刘队长还说了什么？” “也没说什么。我只是猜测罢了。”李卫东有点不置可否地说。 其实，李卫东也只能猜猜而已。最新指示才发表几个钟头，他能知道些什么呢？ 虽然几年前，也曾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毛主席也号召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一大批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涌现出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知青榜样。 另外，由于城市就业机会有限，慌*!D1П弦又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在得到某些领导所作的“去农村煅炼二三年后，保证回城安排一份满意的工作”的许诺后，也纷纷到农村山区，创办起一个个“五四青年农场”。他们在洒下辛勤汗水的同时，也种下了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工厂当工人。这样的话，就是辛苦几年也是值得的。 然而，正当那些农场知青日夜渴望的回城期限即将到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各级政府机构的瘫痪，原先许诺他们、拍着胸脯打保票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一个个倒台，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他们？回城的希望逐渐渺茫。 回城的诱惑促使农场的知青们与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次的交涉。他们据理力争：以前的领导是代表政府说话的，怎能不算数？那些没有下乡的青年很多都安排了工作，而我们下乡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没有份？然而这一切终归无济于事，回城的泡影在经过一次次碰壁后终于破灭了，他们纷纷倒流回城市。 几年来辛辛苦苦种下的果树萧条了，开垦出来的土地荒芜了，农场的各种财产成了附近一些农民侵夺的对象。最后，甚至连门窗也被拆走了，只剩下一间间四面临风的破房子。 吃的没有了，住的没有了，农场最终被迫解散。但农场知青们的户口却无法迁回城市，只好装在口袋里，成了一群没有人管也无人敢管的新游民。 前车可鉴！ 眼下这刚刚拉起的帷幕，会不会又是一场重蹈覆辙的悲剧呢？只有天知道，谁也无法预料。况且，北京及其它一些城市的知识青年已经先走一步，到农村插队落户了，你能怎么样？ 一进学校，李卫东马上找到了高云峰，两人交谈了各自的看法，李卫东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心。 高云峰却是一脸的无所谓，他拍了拍李卫东的肩膀，用一种老于世故的口气说：“你呀，真是想得太多了。这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到农村去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育好了再回来，有什么可担心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况我们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有什么比那更可怕？再说，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 “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要坚决执行，而且要带头。”李卫东毫不含糊地说，“我并不是怕什么，只是感到有些问题还不大明白，等会儿讨论，要从哪里说起？” “从哪里说起？”高云峰怔了一下，“我们去找刘队长，看他怎么说。” 两人走进工宣队办公室，只见刘队长正坐在桌前看一份文件。见他俩进来，刘队长便招了招手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们。你们先看看，这是市革委会刚刚又送来的文件。”说完，把文件递了过去。 两人接过文件，仔细地看了一遍。文件并不长，除了重复《人民日报》编者按的主要内容外，并提出了凡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同时要求各有关单位，广泛宣传，密切配合，以保证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顺利进行。 等两人看完文件，刘队长又说：“文件你们拿去，赶快找几个人，马上翻印。每个同学一份。另外抄几份，贴在校门口和食堂边。然后组织同学，按文件的要求开展讨论，结合实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做上山下乡的先锋。要争取在中午前把决心书拿出来。” “我们一定拿出来。”高云峰坚决地说，然后与李卫东一起走出办公室。 李卫东拿着文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着他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而不管对这种使命的前因后果理解认识如何。他感到手中的纸似乎有点沉。 白晓梅在广播室里，对着麦克风念完了校革委会的通知以及市革委会关于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文件，然后，把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道上。 喇叭里不断传出全国各地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各大城市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报告会内容和决心书充满了电台、报纸。仅仅一夜之间，一场轰轰烈烈、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白晓梅拿起抄收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细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又认真地倾听广播中的各种各样报道，再对照刚才念过的市革委会的文件，隐隐地感到似乎有什么不一样。 毛主席仅仅讲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编者按则把到农村安家落户当作“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决心书似乎走得更远，号召大家扎根农村，建设边疆，做新一代有觉悟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而市革委会的文件更是明明白白地要求各有关单位，全力协调，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让你始料不及；行动又是那么快，容不得你考虑，就已经把你推向运动的波滔之中。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神速，那么有条不紊，似乎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运动。 想到这里，白晓梅脑子里的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拉不回—— 虽说过去读的书，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下的学校里读的，可毕竟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洗礼，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观念和生活方式，已被连根拔掉，只剩下对革命的忠诚与对领袖的敬仰。如今，这些思想已经被彻底净化了的红卫兵，却还要到农村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白晓梅也曾幻想着哪一天能重新上课，将来当个医生或者设计师，至少也当个工人，就是从来没想过当农民，而且是远离故乡，到山区去，甚至是当一辈子！可眼前的一切，却似乎告诉她，上山下乡当农民是唯一的、也是别无选择的道路。 广播中不断播出各地欢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报道，白晓梅的眉头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她真有点不明白，既然知识青年需要再教育，城里的工人阶级不是更合适吗？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对革命最彻底、最坚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只是革命的同盟军。如果把这大批的知识青年送进工厂，那革命的力量岂不是更壮大，红色的江山岂不是更稳固了吗？ “再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再学习。如果仅仅是为了接受教育，那些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的贫下中农，担当得起教育者的重任吗？如果说到农村是为了学会农业知识，那学校不也开展过了吗？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也是这样，也要学工，也要学农，也要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校不但组织同学到工厂参加劳动，请解放军来校搞军训，而且为了学农，为了使书本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但请了老贫农来讲课，还把操场的土地给翻了，种上了地瓜与水稻；把花圃里的花给拔了，种上了萝卜、茄子；甚至连围墙下也种上了黄瓜。 作为学农小组长的她，在老贫农的指导下，很快学会了怎样识别水稻与稗草，懂得了怎样施肥和撒药。在流下辛勤汗水的时候，也享受到了收获的喜悦。尽管挖出来的地瓜萝卜又瘦又小，打下的稻谷寥寥无几，可毕竟使她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然而这一切又如过眼云烟，风风火火一阵子后，很快又烟消云散。稻田干涸了，菜地荒芜了，苗圃里的杂草长得比白菜还高，似乎这一切在告诉人们，热得太快的东西冷得也快。如此说来，眼下这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热浪，将来会不会也冷下来呢？白晓梅不敢想，也无法想。随着李卫东的进来，随着在那已写好了的决心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白晓梅已不由自主地卷入了那滚滚而来的浪潮之中了。 午后的天空，万里无云，艳阳高照。还不到开会的时间，校园里已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各种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校门口，走廊上，过道里，那些人们经常走过又较为显眼的墙壁上、柱子上，都贴上了各种颜色的标语口号：“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有志气的革命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幅幅标语，像一声声战鼓，催促着一个个热血沸腾的身躯朝前冲去。 操场上，尽管一半曾被开垦成稻田，现在却长满了杂草，并且坑坑坎坎，而靠近主席台的一半仍然还是平平整整——那是专为举行各种各样的大会特意留下的。操场的四周，插上了一面面红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主席台正中，大红的横幅写着“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誓师大会”，高高地挂在上面，台两侧悬垂下的条幅分别写着“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隆重发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台上的高音喇叭，正在一首又一首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歌。所有的一切在告诉人们，这里将举行盛大的节日盛典。 下午二点整，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后，高云峰站在主席台上的桌子后面，对着麦克风大声宣布：“第二中学‘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过后，站在台上左侧的白晓梅对着另一个麦克风领头高呼口号。那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一下子就把大会推上了高潮。 口号声过后，高云峰又一次对着麦克风：“请工宣队刘队长讲话。”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刘队长走到桌子后面，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麦克风。喇叭里顿时传出了“噗噗”的声音。他扫视了一下乌鸦鸦一片的人头，清了清嗓子，高声地说：“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隆重发表暨‘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誓师大会’。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指示，是反修防修、永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褪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指明了一条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刘队长的讲话，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 “让我们立即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去造就一代有觉悟，有理想，有知识，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明天。”刘队长的讲话一结束，会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 随后，李卫东代表五十八名在决心书上签名的同学上台宣读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党中央安排，到艰苦的地方去，用辛勤的汗水去磨炼出一颗红心，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做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和党中央的重托，决不让苏联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历史在中国重演，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 决心书还鼓励那些抱有观望态度的同学，要勇敢地站出来，接受时代的考验，走到历史的前列。 大会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 会后，全体师生员工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向市中心进发。沿途又有其它学校的队伍走了过来，汇成了一条长龙，最后来到市革委会，向市领导献上了决心书。 小城再一次沸腾起来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围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高效地进行着。市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市革委会领导亲自挂帅，坐镇指挥。一份份文件、一道道指示，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发出，流向四面八方。人们从这些文件与指示中，不断地感受到这场运动的热烈与紧迫，以及一种令人发热的伟大使命感。 而几乎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传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像一股看不见的潜流，也迅速地渗透到各个角落。什么中央已表态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一百年不动摇；对那些没有报名的人，将要举行“学习班”，“学习班”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进去了就别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甚至还提出了“要当上山下乡的先锋，不要当可耻的逃兵”的口号，似乎知识青年面对的不仅仅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而是到前线去冲锋陷阵，去打一场大战，与那看不见的对手作一场殊死搏斗。前进者赏，后退者杀，妄想躲过这一场运动的，想当一名逃兵者，决没有好下场，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更让人谈虎色变的，莫过于那一份份盖着鲜红大印的文件。由于应该上山下乡的人数太多，只能分期分批进行；由于城市附近的农村，人多地少，根本无法接收知识青年，所以安置的地点只能面向山区；而较近的山区也不可能完全接纳得了，只能安置一部份，剩下的人将被送往更远的山区。 随着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一些原先还在观望的人再也憋不住了，抢在第一批报名期限之前，也到报名站报了名。这一来，几天前还显得冷冷清清的光荣榜，一下就被写着姓名的红花纸条贴满了。 又过了几天，到山区联系具体安置工作的刘队长回来了，并带回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这次安置的地点已经定下来了，虽然是山区，但条件还不算太差，路途也不算远，最远的不过百来公里，坐上汽车，几个小时也就到了。 听到这些消息，已经报名的白晓梅不禁暗自庆幸，几天来一直笼罩在心头上的阴影也开朗了些。毕竟，上山下乡这条路是非走不可的，早晚都要走，而早走一点，相对安置的地方条件会好一点，对今后的生活也会有所帮助。 很快，户口迁走了，离城的日期也定下了，并且每人还分到了一床棉被和一张草席，领到了购买日用品的补助金五十元。同时还被告知，在下乡的头半年，将每月领到八元，后半年每月领到六元的生活津贴。这一切，似乎在告诉那些即将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们，该考虑的事，领导上已经考虑了；该准备的事，领导上也给准备了，你们尽可以放心去吧。 尽管如此，白晓梅的心里仍隐隐地感到一丝不安，不只一次地对着地图辨认那将要去的地方。地图上那几厘米的距离，对她来说，却似乎是无限的遥远——那可是她从未到过，闻所未闻的地方。她无法想象那等待她去的，说不定要扎根一辈子的地方会是怎么一番景象。她只能从心里祈望那里该不会是穷山恶水，一派荒凉，只要肯出力，该不至于衣食无着吧，不然，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呢？说不定那里还别有诗意呢，也许那里青山常绿，流水潺潺，蜂蝶飞舞，鸟语花香，日出遍地辉煌，傍晚袅袅炊烟，一派田园风光，一片世外桃园。如果这样，那可是自己的造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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