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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象 无论是从外貌长相还是从个性气质来看，尼葛洛庞帝都非常地独特。 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我采访尼葛洛庞帝几乎一路是“打”出来的。这次尼葛落庞帝来中国之前，作为接待方搜狐公司就传出尼葛洛庞帝不愿见媒体。另外，这次他带了太太来，他想让自己有些闲逛时间陪太太。我被多方信息告知独家采访尼葛落庞帝没有可能，尼葛落庞帝的时间表早已被安排得满满的。除了中央电视台有机会独家采访外，其他媒体则根本没有机会。我提出在中央电视台采访尼葛洛庞帝时，我也过去，也许我会有一些见缝插针的时间。经过我的好说歹说，这一要求最后总算被搜狐市场部的小姐“恩准”了。 1999年1月8日，我一大早来到位于北京长安街旁边的光华大厦搜狐公司的办公室，结果却发现办公室里已有中央电视台的几个栏目组候在那里。有一个栏目组已先开始采访尼葛洛庞帝，其他记者只好坐在一旁等候。 突然，我看见杨澜走了进来。这是我在电视以外第一次见到杨澜，杨澜本人比镜头里的气质更多一些，虽然岁月已无情地将杨澜主持正大综艺时期的清纯之气扫走，但她依然光彩照人，此时的她正在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做主持人。 没过多久，便轮到杨澜采访尼葛落庞帝，杨澜落落大方、思绪敏捷、一口流利的英语、再加不断自然变化的表情，让人感到她已是一位很老到、很出色的记者了。 采访尼葛洛庞帝让我感触良多，其中一个最大的感触便是记者品牌的力量。虽然凤凰卫视远远不如中央电视台有影响，但仅仅因杨澜的出面，搜狐公司给杨澜整整一个小时的采访，而分配给其他电视台的却均为20分钟。 我站在专访室的外面，眼巴巴地看着杨澜与尼葛洛庞帝从容不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采访结束时，杨澜还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个装帧精致的白本，请尼葛洛庞帝在上面签名。 杨澜的一切都是那么从容不迫！想想自己也做了多年记者，此时，却只能在旁边坐冷板凳，心里不禁飘上一层寒意。 我不甘心。我找到搜狐掌门人张朝阳说，请给我采访机会，哪怕十分钟也行。张朝阳冷着脸说不行，因为尼葛洛庞帝马上要去联想集团。我问他可不可以跟着去听听，张朝阳说不行。听了这些不行，我忍不住冲张朝阳发起了火。尽管我这次与张朝阳是头一次打交道。张朝阳半搪塞地说，下午还有新闻发布会，你可以在发布会上问你的问题，另外在晚上的高峰论坛上，兴许你还有些机会。 下午两点，尼葛洛庞帝出现在中国大饭店，他在上百名记者前先进行一个很耸人听闻的演讲。虽然尼葛洛庞帝在演讲中举止温和，但从他嘴里传播出来的四大预言，让人着实吃惊不小，也让人感觉他“狂”得有些没边儿。演讲快结束，我溜到第一排座位，并“抢”到话筒，第一个站起来向尼葛洛庞帝发问。我问完之后，很多记者都来“抢”话筒，结果前面乱成一片。 然而，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需要，其他记者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需求，况且允许记者提问的时间又是那么少。因此，晚上的机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是万万不能再错过了。 当天晚上，在中国大饭店里，上百名中外企业的企业家参加了尼葛洛庞帝的高峰论坛酒会，由于有本报的参与，所以我也挤着参加了进去。被记者“折磨”了一天的尼葛洛庞帝，只讲了一段很短的有趣小故事，便让人们在一片大笑声中开始了自由自在的晚宴。 晚宴中，不断有企业家走到尼葛洛庞帝跟前去攀谈。我无法踏实吃饭，眼睛不时地溜向尼葛洛庞帝。当我看到尼葛洛庞帝旁边暂无其他企业家“问津”之时，便拽着翻译靳悦走上前，但尼葛洛庞帝看到我手中那一大页密密麻麻的采访提纲，一下皱起了眉头，不客气地说：“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没有记者提问吗？”我赶紧把那张纸揣进了口袋里说，我只想请教两个小问题。尼葛洛庞帝这才勉强地接受了我，但是我并没有在两个问题内打住，而是一环套一环地一下子问了七八个问题，尼葛洛庞帝的回答也很精彩。最后，尼葛洛庞帝感到上了我的“当”，他说：“你总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不信任你了。”我连忙说这次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于是尼葛洛庞帝又回答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问下来，我对写尼葛洛庞帝有了谱儿，因此心里很高兴。我走到张朝阳的面前，要求他明天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次单独采访尼葛落庞帝的机会，张朝阳笑着说：“你刚才不是已经采访过他了吗？”我说还不行，还必须再问几个问题。几次交道下来，张朝阳开始认可了我，他爽快地说：“那好，你明天一大早就来我的办公室吧。” 于是，第二天早上8点，我又一次来到光华大厦。当我走下电梯时，我发现又有几家电视台的记者等在那里。尼葛洛庞帝将在中午坐飞机离开北京，这会儿却迟迟没有露面，听说他在陪他的夫人吃早餐，我还听说尼葛洛庞帝不大高兴，因为这次想陪太大观光的计划，被左一个采访右一个采访全给搞砸了。 快9点时，尼葛洛庞帝终于来了。他刚走下电梯，一下认出了站在记者队伍中的我，其威严无比的脸上先是诧异了一下，而后，露出一丝微笑，主动跟我“Hello”问好。 等轮到我采访时，我们是在张朝阳个人办公室里进行的，张朝阳给我们做的翻译。为了抢时间，我问得很急促，尼葛洛庞帝回答得也很急促，因此最后我的问题全部得到了回答。 采访结束时，尼葛洛庞帝突然对我说：“如果我做媒体的话，我一定会雇你，因为你是最好的记者”。当张朝阳把这句话翻译给我时，我意外非常。这就是尼葛洛庞帝，他的言谈和思雏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当我的文章发表后，让我意外的是，外面纷纷转载的不是尼葛洛庞帝对未来电脑和互联网的预言，而竟是我写出的有关尼葛洛庞帝的人才观。一位非常有天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还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他找到尼葛洛庞帝，因为他想给尼葛洛庞帝打工，他认为他的才华只有在尼葛洛庞帝这样人的手下才能得以真正发挥。 采访时间：1999年1月于北京 尼葛洛庞帝 哗啦啦地狂 1999年1月8日，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携夫人来到中国访问兼度假。让尼葛洛庞帝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小小的出访竟在北京掀起了一股“辣翻你”似的数字化热潮。尽管这是他第二次访华，尽管北京灰蓝色的天空弥漫着浓重的寒流，但却挡不住北京新闻媒体对他疯长的热情。1月8日，在《数字世界与数字中国》的演讲会上，上百家记者争抢话筒提问的景象让尼葛洛庞帝甚感兴奋和意外。这位为“数字化”披上新文明神圣袈裟的智者曾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两年间震撼过多少中国人？此间中国人上网人数从不到10万飙升到现在的210万。他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比特“炸弹”，虽然没有形状和重量，但就像比特一样，穿透力十足。 四大预言语惊四座 对Internet文化的“狂妄”般地自信，让尼葛洛庞帝此生充满了永不消逝的灵感和动力，他说，“我3岁时就开始随父母周游世界，这给我的影响最大。而我在21岁时，已经走了很多的国家，于是我自认为我已经全部了解了世界，虽然这种想法井不对，但它却帮助我树立起了信心，让我能无视他人的批评。” 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和主任的尼葛洛庞帝，在美国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里早已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大师，他还是《连线》（Wired）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之一，而最能体现他的影响力的是他所写的那本《数字化生存》，该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其精妙而又犀利的见解很快在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尼葛洛庞帝很早断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信息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这种变化影响将极为巨大；将来电视机与计算机屏幕的差别变得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由于尼葛洛庞帝的卓越远见，使其在1996年7月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 尼葛洛庞帝来到北京演讲，又放出四大预言： 一，五年之内人们用一美元就能买到PC，那时的PC不是现在的PC，而是一种印刷技术一类的东西。 二，网上的“设备”将多于同民，“人们往往只考虑人们的上网人数，却没有想到一些设备（device）上网，我所说的这些设备不是指计算机，而是指家用电器、温度计、烤面包机等一系列家用电器；十年以后，我们要打交道的可能不是计算机，而是一些家用电器这样的一些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将通过网上获得智能化，而且它们之间将相互联接在一起，并构筑一个物质对象的世界，而这样的一个世界在今天是没有的，因此它们之间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我们的实验室正在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所要实验的目的，是要搞出一些低成本的物质并使它们能联系在一起。家电、手机都会上网。五年以后，这些东西将会成为网民的最大一部分，远远超过了人的网民。 三，到本世纪末，将有10亿人拥有电脑，其中的五分之一将上网。 四，2000年年底，电子商务的市场即是一个1万亿美元的市场，“我估计的比一般人估计的要多5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增长，除了来自商业与商业之间的活动以外，还有消费群体的增长。” 仅为一个梦，奋斗20年 尼葛洛庞帝有一句名言：“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尼葛洛庞帝对我说，“20年前，当电脑还是一些又笨又蠢的大家伙时，我便有一个近乎疯狂的梦想：改变人们对计算机的研究方法，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研究只是要服务于银行和企业，但是我认为计算机应该服务于普通的大众，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用于他们的娱乐和教育。” 为此，尼葛洛庞帝与麻省理工学院院长魏思纳博士一起建立了多媒体实验室，当时他们的举动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并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文化。而如今，该实验室成为当代探索计算机对人类生存方式影响的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昔日非主流的文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主流文化。 在尼葛洛庞帝来京之前，我曾上网查看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的网页，查看的结果令人目瞪口呆，因为其研究项目异常超前，如会思考的东西、交互式影院、机器理解、智能衣服等，要知道，这些研究成果将会证明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所描述的未来景象。 尼葛洛庞帝还有一句名言：“要有梦想，就要把他实现出来。”尼葛洛庞帝是带着对高科技无限信念来创办他的多媒体实验室，20年过去后，多媒体实验室成为他“狂”的资本。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缺少过资金，我们的资金从没有紧张过，我们有超支的时候，但没有缺钱的时候。在20年里，我们已有几百项技术用于企业。我们多媒体实验室现在有400多人，他们有的是摄影师、有的是音乐师、有的是建筑师，等等，这些人都对计算机很着迷。” “当初实验室只有五六个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整个多媒体项目多达250个，而研究人员达400人。我们不仅用人吸引了人，还用人吸引了资金。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出现过资金上的紧张，虽然有超支的时候。” 尼葛洛庞帝说，多媒体实验室的资金来源于赞助商，其研究项目的资金也来源于赞助商，因此，研究成果不需要靠版权，而是直接送给赞助商，ZO年里，有几百个技术用于企业。另外从实验室毕业的学生出去办公司时，也将一部分成果转化出去。“虽然我们上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来自于全世界130个企业、政府机构。为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多媒体实验室拒绝了10倍于上述基金的帮助”。如今，他的多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遍布全球，共有75家。 痛恨全优生 喜爱“疯”流辈 在谈到什么是人才时，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很出人意料，“我认为人才不是那些学多少知识的人，而是那些能不能承担风险、能不能不循规蹈矩地做事情的人。” “无论各行各业，在开始之初，都是要经历一个亏损过程，然而真正的企业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盈利，而是要首先占领该市场。企业家最主要的也是惟一的一个素质就是要勇于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鼓励孩子们去承担风险的话，这种文化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企业家。” “我在招收人才时，绝不招收那些每门功课都是优等生的人，我认为那样的人一般往往缺乏创造力，我要招收的是那些既有A成绩也有D成绩的学生，我认为这样的人才有创造力。但社会上一般不太会容忍这样的人，他们无拘无束，但很有创造力。” “我们多媒体实验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只有符合我们的条件的人才，我们才招收。” “我们在招人时，首先要看他有没有热情。如果有人从大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全都是A，我们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如果有人在大学考试成绩中A很多，但中间有个D，我们才感兴趣。因为往往在大学里表现得很好的学生，与我们在一起工作时，表现得并不很好，我们就是要找那些由于他们的个性不同，在大学学习并不是很成功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人很有创造性，对事物很警觉，反应很机敏，他们可能不被一般的正常工作场合所接受，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人。” 说到这里，我反问说，您年轻时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尼葛洛庞帝说了一声“Yes”（是的）而后又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麦戈文（ID总裁）也是这样一种人。” 尼葛洛庞帝从小就醉心于艺术和数学，在大学时代，原本主修建筑的他，后因进入研究所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而一头栽进了计算机科学领域而无法自拔。因此，尼葛洛庞帝对真正有创造性人才的特点掌握得了如指掌，他指挥着一帮天才“疯子”有力地创造着未来的梦想。 “从我们实验室出来的人，没有出现过一个富翁。与比尔·盖茨相比，我们连其财富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拿着实验室的工资，同时也为外面的企业做顾问。每年也有25％的人员流动，现在是10％，两年以后，我们将计划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招人。” 这些人才一旦符合条件被招进实验室，尼葛洛庞帝就不再管他们，“我们对这些人从不管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也不给他们任何压力，不仅不管这些人是否在家上班还是在实验室里上班，（我们这些人在工作状态上是比特加原子式的——尼葛洛庞帝语）甚至不管他们一年到底出不出成果，也没有任何业绩考评。但是这些人往往常常不呆在家里，他们却更有兴趣到我们的实验室大楼来工作，因为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我们是人吸引了人。当初我们建实验室时是靠人吸引人，不仅是人吸引了人，还让人吸引了资金。现在也是如此。” 谁是数字流浪者？ 尼葛洛庞帝说，“我1984年就开始使用计算机，当时用的是苹果机，我输进一个字，它就关机一次，计算机输入的速度是250K／秒，而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的速度是400兆／秒，只要我把它插到电源上，它就会不断地运作。我在这儿不是在批评微软，而是在举一个例子，微软几乎所有软件的新版本都比它过去的要糟糕一点。我们重新来提这个话题，我们要让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的造价非常低，可以在100美元以内。如果这一点实现了的话，对许多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种成本阻碍就会没有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通信的障碍，通信服务质量越差的地方，往往越贵，这种规律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非洲打市内电话一小时要10美元，长途电话一分钟要花10美元；欧洲电话新的收费政策，完全违背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因为他们把电话收费改成按时间收费。正确的做法应按容量收费，应方便地用互联网，这才是符合互联网发展，这才能赚更多的钱。” “如果有互联网的文化、合理的定价、再加上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的使用和数字化将会有巨大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娱乐上、还会体现在电子商务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间人会被取代。一斤西红柿如果值50美分，菜农却只得到5美分，其他的钱都让包装、分销过程给消耗掉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供货系统，比如在比特世界这个中间过程就不需要，你如果通过网上买股票及在网上订飞机票，也不需要中间商了。” “如果要发展数字化，我的一个建议就要重视小学教育，如果不重视，到了大学再教育，这个过程是不应该走的。另外一个建议是制造低价的计算机，今后五年，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就要实现一美元造价的计算机。” “互联网文化最主要的好处就是不可控制，也就是说让人们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在娱乐、信息和教育方面。在互联网上，国家的概念将不是那么重要。” 在尼葛洛庞帝眼里，Internet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地不尊重。 尼葛洛庞帝把物质世界称之为原子世界，而把数字化社会或Internet网络社会称之为比特（bit）世界，他认为这两个世界的经济特征完全不同。比如他制造一台烤面包机，要从制造、加工、运输后才能送到市场，但在卖给消费者后，他自己手中就没有了烤面包机，如果再卖给其他人，他还要重新组织原料，加工生产。而比特世界却完全不一样，“当我把一个比特卖给你时，你拥有比特，我也拥有比特，就像是人的思想，虽然告诉了你，但我仍然还有，另外在大规模制造比特时，几乎没有什么物质消耗。这就像微软的软件，在大规模制造里，其物质消耗非常低，因此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大规模生产。” 21世纪人们处于数字化时空时，让尼葛洛庞帝最担心的一件事是有些人数字化了，而有些人却没有数字化，也就是说有些人有信息，有些人没有信息。没有数字化的人尼葛洛庞帝称之为数字流浪者或数字盲。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数字富有者往往是两群人，一是儿童，因为儿童往往爱用电脑打游戏；另一群人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与儿童往往有着相似之处。而那些数字贫困者，往往并不是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也并不是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的人。“但这群人在美国正在迅速地减少。” 在说到其他国家时，尼葛洛庞蒂指出，“在很多国家有一个很大问题是，那些国家政策、法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本身就是数字流浪者，这是那些国家数字盲减少缓慢的关键因素。” “北欧比美国更加数字化，芬兰60％的人都在网上，挪威上网人数比法国还要高，只要算一算计算机密度，北欧占有量高，向南走，到西班牙和地中海，会骤然下降，但其文化却是非常数字化的，如拿意大利来说，他们的文化就是数字化的文化，因为他们对小事物特别崇拜；另外他们有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很多交易是拿现金来完成；第三，他们对权威健康地不尊重。这些都与Internet文比非常相像，所以它的文化是数字化的文化。如果你看到法国、德国、奥地利数字化程度远低于芬兰，你就会问为什么，尽管北欧国家富裕程度差不多，但是数字化程度却不一样。墨西哥和智利在今后两三年的发展将会使得每个人都非常吃惊。” 尼葛落庞帝还介绍说：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发展得非常快。与亚洲相比，日本和南韩、台湾尽管在制造业上非常发达，但是在文化上却是一个非数字化的文化，因为他们是一个金字塔结构。Internet语言对东方人不是特别地友好，所以要让亚洲改变非数字化的文化，将会像拉丁美洲一样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却是一个例外，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非常注重教育，中国人对Internet有热情，因此中国会在数字化领域走得很快。惟一影响进程的是计算机造价太高和上网费太贵。” 尼葛落庞蒂认为，“Internet不仅在美国会有很大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Internet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跨越很多阶段，如运输方面、生产制造方面、库存方面都可以跨越出一些传统的方式。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这是要由政府来决定的，如对隐私方面，商务方面的安全。” 理念共享 诱惑值多儿钱？ 近年来有一个巨大的诱惑一直飘荡在华尔街的上空，这就是数字化经济浪潮（或者说网络经济浪潮），尼葛洛庞帝那句“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便是美国人对数字经济崇拜的再好不过的诠释。然而在数字化经济向我们每个人遥遥招手之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大玩家索罗斯的那句真实的感言：市场是有缺陷的。 市场有缺陷，因为它并不完全理智，华尔街上的市值也不完全地理智，只要看一看，像Yahoo！这样的IT股票市值持续“高烧”之状态，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股市市值很值得玩味，因为它牵扯到资本的律动、资本拥有者的理念和心态，更牵扯到当今美国的人文倾向。 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市值都不完全是理性的产物，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变动的日子里，股市往往被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感性乳汁，感性介入越深，价值与价格往往背离得就越远。 中国IT业第一经济观察家姜奇平先生认为：“数字时代的价值具有挥发性，挥发性的根本来源，是信息使货币的价值发生了相对化的过程。” 挥发性的提法很形象也很到位。这让人想起马克思所用过的一个词：相对价格。在工业社会这种相对价格的涨落是靠供求关系来拉动，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换过程中，其相对价格的涨落却不仅仅是由供求关系来拉动，它还受感性因子的制约。因此，在IT股市市值里，存在了很多的泡沫成分，它来自于人们的期望值和价值认可的情感及资本的涌向，这种期望值和价值认可所造成的资本涌向力度，是一种诱惑力的体现。 像Yahoo！这样的股票燃烧出来的泡沫让人感到这种诱惑力似乎能“力拔山兮”，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Yahoo！成长于美国的环境之中，因为只有美国对数字经济具有最浓厚的认可，尼葛洛庞帝此次来华言行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印象。在当今的美国，与尼葛洛庞帝对数字经济有共识的学者、企业家、资本拥有者、政府官员的人数可谓多如牛毛，他们吹出新经济的幻想，也在创造新经济，并为新经济四处开绿灯，还把这种新经济的种子向全世界浇灌播种。由于方方面面的良性拉动，新经济进行了良性循环，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打开了一个出口。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就在于此。这正是美国经济增长魅力之所在。 索罗斯有一句名言，即股市是不可依赖的。如果有人拿华尔街上的指数来对企业的状态进行绝对指卢、，就会走入歧途。像Yahoo！这样的股票还能上扬多久，值得疑问和关注，因为它不仅表示企业本身的发展，还代表了美国人对数字经济的热情和推动力度。 虽然资本开始为数字经济发疯，但是资本疯狂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说，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加快运转；有10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冒绞首的风险。 获得最大利润永远是资本律动的精髓。我们看到1998年戴尔公司股票也高高挺起，而戴尔公司并没有什么太高的高科技，也没有什么数字化经济先驱们的身影，而是因为戴尔送给股东的回报在所有计算机厂家中是最大的。高利润让资本纷纷向戴尔公司抛媚，这正好诠释了资本的真正“心态”和动力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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