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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说：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 人世间纷纷扰扰，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 情形往往与我们的理想相反：那为恶的，荣华富贵，鸿运高照；那为善的，坎坷潦倒，穷途末路。 还有，损不足而奉有余，等等。 人世间的不公比比皆是，我们可以隐忍，也可以抗争。然而，无论怎样隐忍，无论怎样抗争，年年岁岁，不公是从来不会消失的。就像大地有高山平原、湖海江河一样，人世也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平等。 然而，人心会有不平，会有向往，会有憧憬。 于是，“侠客”诞生了，“侠义”的传统形成了。 在不公的重压下，纸上的侠客，如同一剂清凉散，带给读者的，是短暂的解脱。超人的武艺，高洁的情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诸如此类，实在美丽动人，让读者洞见到人性中清纯的一面，更让读者感到人间自有正气在。 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壮游在《国民新灵魂》一文中，认为“游侠魂”是中国国民之魂中的五大原质之一。他进一步分析侠义精神的内涵：“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侠之相也；友难伤而国难忿，财权轻而国权重，侠之相也。” 吴小如则提出侠义传统有三个特征：“一是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是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还要有超人武艺。”（见《说（三侠五义）》） 陈山将侠义传统看作“中国民间社会独具的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就基本体看，它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以侠义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敢说敢做、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 新派武侠小说都继承了上述的侠义传统，或者说，都将传统的侠义精神重新发扬光大。这是它们之所以吸引现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诺德·豪泽尔认为：“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一位名叫“月湖渔隐”的民间文人在《七剑十三侠》的序中说： “于世风颓靡中得几个侠士，以平世间一切不平事。”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其间的痛苦、不平，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西方列强的征服、蹂躏，打破了五千年的平静与和谐。祖国土地的被割据，民族尊严的丧失，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曾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然而，中国人却被视作狗，甚至连狗都不如。就像一位诗人沉痛的吟咏： 中国中国你剪不断也剃不掉， 你永远哽在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 ——芦沟桥那年曾幻想它已痊愈。 中国中国你跟我开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个问题，悬在中国通的雪茄烟雾里。 他们说你已经丧失贞操服过量的安眠药说你不名誉。 被人遗弃被人出卖侮辱被人强奸轮奸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 当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飞檐走壁、武功超群，一出手就撩倒一大片之类的景像频频出现，受尽西方霸权欺压凌辱的中国百姓仿佛出了一口恶气；同时在中国武功的神秘幻觉中，享受着片刻的胜利者的喜悦。 七十年代以来，更有大量的香港武打电影，是以近现代中外冲突为背景的。由于武侠人物的精湛武艺、不屈不挠、精忠报国，大大缓解了长期在屈辱状态中的中国人的心理重负。在如梦如幻的武艺演绎中，抒发的乃是现代的中国人的愤怒，以及恢复旧日光荣的梦想。 这可能显得相当浅薄，甚至庸俗，但却是最真实的群众心理。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精神渗透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衰败，从观念到生活方式，淹没在“西化”的浪潮中。渐渐地，许多中国人遗忘了自己从何而来，当然也就不知道要往何处去。 大约从六十年代开始，诗人们开始缅怀起唐朝的江南，古典的莲花，那等在水边的容颜，……那清纯的中国式的美感经验。在古典意象的营造中，摆脱支离破碎的现实引致的无序和创痛。借着文字，借着武侠小说，许多人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诗意的中国，那失落了很久的，埋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国。 而武侠的回归则始于五十年代。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出现在殖民地的香港，首先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中引起反响和热爱。很多读者都认为，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如同一座桥梁，在断裂的河岸架起，使他们得以走到那失去了联结的传统。 越来越多黄皮肤的身体披上西装，越来越多黄色的手指握着钢笔，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影片占据着黑色的眼珠，越来越多的人在西化的潮流下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丧失了自我的本性。 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张张清新而健康的面孔，以及一颗颗纯洁的心灵；那是缀着竹、梅、莲、青山绿水、西湖太湖、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等等景致的场面，是最中国最母亲的山川；那是充满着中国的音乐、技艺、色彩的空间，穿着汉服的男人与女人，生命开放如同阳光、花朵，散发的是侠义精神的芬芳。 在道德腐败的年代，在唯利是图的岁月，这些武侠作品告诉我们另一类原则，那就是侠义的原则，人之所成为人，不在于他的权势或金钱，而在于他的精神、骨气。为了名誉，为了友情，为了国家，为了所有美好的信仰，人可以牺牲生命，而不能为了一己的私欲苟活于世界。人不应当琐屑、怯懦、狡猾，而应该开朗、豪爽、真诚，堂堂正正，活出人的韵味来。 传统文化的式微，国运衰败，道德堕落，为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传统提供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契机。 当然，每一位作家在抒写侠义传统时，都会有不同的风格。梁羽生笔下的侠客，以及这些侠客所体现出来的侠之品格，无疑包含了上述侠义精神的共性，但也有他个人化的痕迹。 梁羽生特别强调“家国意识”。他大多数小说的背景都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作为一名侠客，他首先要承担的是拯救国家的责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些侠客们总是风尘仆仆，东奔西走，或组织义军，或劫取皇帝的贡物，或深入敌人的都城，刺取情报。 例如，张丹枫看穿父辈为一家一姓争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涂狭隘违反百姓利益的。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凭着一身惊人武艺和滔滔辩才，肩负国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屡建奇功。他胸有丘壑，却从不矫情饰俗。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活脱脱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他善哭能饮，教人想起同样善哭纵酒的魏晋名士阮籍，然而绝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极避世。他甘愿抛却富贵荣华，把祖传宝物地图献给于谦，以作捍卫国家的义兵军饷。 这些侠客崇拜的人物是岳飞这样的英雄。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小说如《武林天骄》、《联剑风云录》、《鸣嘀风云录》等，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正是他的精神，无形地鼓励着那些活着的侠客前仆后继，为收复失地、重扬国威而奋斗。岳飞的诗《满江红》成为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北望中原，壮志昂扬。 然而，梁羽生毕竟受过近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对于皇帝无条件地服从。在梁羽生的作品中，侠客的家国意识中丝毫没有对于当朝政权的认同，他们所要捍卫、所要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国家，群众的国家，而非皇权的国家，或权臣的国家。 在梁羽生看来，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据是否为官府作事而对别人作出判断，如果是为官府作事，就是“鹰爪孙”；如果没有为官府作事，就可能是“侠义道”中人。这是民间的是非标准，将官府与江湖视作二元对立的双方：官府是贪婪的，是阴险的，如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是肮脏的；而江湖则是质朴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没有写过一个好的官吏，也没有写过一个作官的侠客。官府总是阴森森的，而且，更为令人痛心的是，总是卖国求荣。执掌政权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国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侠士，偶尔也有岳飞这样的忠臣，为国家的命运耗尽心血。 这种民间的伦理观念相当原始、单纯，却在道德净化方面潜移默化地对于中国人起着无形的作用，也完全制约着梁羽生的写作。当侠客们的民族主义热情面对本民族政权的丑恶与他民族人民的无辜之时，那种以“官府”“江湖”对立为基础的好坏观念便油然而生。侠客们会宣称：他们既不喜欢本民族的政权，也不喜欢他民族的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双方的人民。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安定的生活，而无论侵略或者投降，都带给人民无穷的灾难。 简言之，梁羽生的侠客只是怀着为国家为人民这样的简洁的信念在行动。这样的信念合乎大多数人的观念，几乎已是公理。但是，在好、坏、官、民、汉族、异族等等因素之间，是否真的径谓分明，是否真的可以用伦理意识去简化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呢？ 对于此类问题的缺乏深思，使得梁羽生的侠义传统只是习俗性的民间道德观念的再书写，更使得他笔下的侠客形象大多显得苍白，感染力不强。他们在小说中晃来晃去，互相之间却缺乏显著的区分。如《鸣镝风云录》中的公孙璞、谷啸风等人混在一起，给读者的印象是一团模糊，可能看到最后，连谁是谁都分不清。 如果侠义精神只是一种教条性的信仰，而不和丰富的人性相结合，那么，就很难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侠客。 侠客也罢，别的什么也罢，首先都必须是一个人。他必须把自己看作一个人，别人也必须把他看作一个人，否则，他可能只是某些概念的载体，从而丧失了丰富的美学内涵。 根据自己理解的侠义原则，梁羽生将正邪、好坏区分得相当清楚。写正面人物时，不允许出现有损于形象的描写。例如，他曾谈到《塞外奇侠传》的写作：“我在书中把这一段写成飞红巾的初恋，是幼稚的。叛徒押不卢被压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后女英雄挥短剑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许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红绡一听说恋人是金国的贵族，立即斩断情丝，毫不留恋。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惯用的，却值得质疑。 真实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真实的人是否是定型化的，是英雄就一直是英雄？男女的情爱是否会完全受制于政治、道德的因素？这些我们都无法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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