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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行为,这是梁羽生武侠的特色。

  人世间的万千变幻,莫不因为情的摇曳多姿。
  所以,佛家说:只有斩断情丝,才能得以解脱。
  然而,又有谁能够真正摆脱情的缠绕?情是一种宿命,一种前生的注定。在情海的起伏中,人无法主宰自己,不由自主地行动,甚至走向毁灭。
  情之最常见的形态乃是男女之情,所谓的爱情。但爱情是什么?
  黄霑说得轻俏:“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只知道爱情一来,两张嘴就粘在一起。”
  确实,爱情再复杂,最后也不过还原为一个动作。
  但小说家并不这样想,非要在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大做文章。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新,很大程度是作者重视写男女情爱,而且将它写得回肠荡气,刻骨铭心。
  梁羽生的每一篇作品都以爱情为主线。
  梁羽生写情,总倾向将情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置于恩恩怨怨的纠缠之中,让人左右为难,无从选择。
  陈晓林说得好:“梁羽生的作品,既然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又多以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与权力争夺,作为配合作品情节推展的主要线索;既然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霸业、权臣倾轧,本就充满了黝黯与残酷的谋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是传统历史发展的铁则。想象中具有强烈浪漫情怀的名士型侠客侧身其间,本就不能不表现为一种悲剧性的挣扎。”
  确实,梁羽生对于人类为情所困的处境,以及情与外在环境的对立状态,体认得异常强烈。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写出诸如爱与民族仇恨,爱与世俗观念,爱与前代恩怨,爱与阶级分野等之间的抵牾及紧张。
  他以悲剧性的情境来表现情。
  《女帝奇英传》展现了一幅由政治制造的爱情悲剧。李逸作为皇室后代,无法谅解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只好落拓江湖。他努力着要恢复李家天下,却屡遭失败。他与上官婉儿、武玄霜之间的情爱纠葛,更是令人鼻酸。对于这三个人而言,在人为的政治漩涡中,都不得不舍弃他们内心的真爱,而在尘世随波逐流。李逸本与上官婉儿心心相印,却因政见不同而天各一方。作为武氏家族成员的武玄霜,却对天然仇家李逸发生爱情,明知是一杯苦酒却无法自禁。最终,李逸与孙长壁结婚,短暂的安宁后,又遭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武玄霜不得不孤身一世,陪伴情人的遗孤,终老此生;上官婉儿则作了武则天的儿媳。
  政治体制本是人的创造,然而,这种创造物却愈来愈使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使人丧失了人性。
  《弹指惊雷》由多层面的爱情悲剧构成。第一层面是孟元超、云紫萝、杨牧三人之间的故事,孟与云相爱并已怀孕,杨利用谣言造成孟已战死沙场的假象,遂与云结为夫妻。这是一个常见的母题,关于爱与仇的母题。例如,在《三言二拍》中,记载着一段小故事,某妇人长得漂亮,邻人垂涎之,便在雷电交加之夜装鬼害死其丈夫,然后假意关心妇人,从而骗得妇人嫁给自己。对于男人而言,这是以血腥的手段夺取自己所爱,是动物性的张扬;对于女性而言,成为被男人争杀的对象,沦为物的层面,而其心理的波澜,更是非三言二语所能说清。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孟成了义军的领袖,而杨成了清廷的爪牙,更加剧了冲突的气氛。但无论云紫萝,还是杨牧、孟元超,其实都是悲剧人物,杨是欲望的牺牲品,而云、孟则是被命运所欺骗,所捉弄。
  第二层面是龙灵珠父母的惨死。他们倾心相爱,却遭到龙灵珠外祖父的反对,还打断龙父的腿,致使他们双双遭人暗算而死。这是典型的父母干预型的爱情悲剧。亲生的父母亲在这里成为悲剧的制造者,抹去了亲情的光辉,剩下的只是怨恨与敌意。龙灵珠变成性格偏激的少女,并把外公视为自己最大的仇敌。
  第三层面是冷冰儿与程剑青的爱情纠葛。爱的本能与渴望,可能会使一个少女甘愿被歹人所欺骗。一个女作家说:“女人从十八岁到八十岁之间,宁愿被强奸千百次,也不愿被人冷落独守空房。”这是颇有悲剧意味的心理本能。
  第四层面是在冷冰儿与齐世杰之间展开。双方性格之差异,以及齐母杨大姑对冷冰儿身份的顾虑,造成这双年青人爱的不可能。
  第五层面是冷冰儿与杨炎的故事。他们之间并未产生真正的爱情,只有姐弟之情,但偏激的杨炎与绝望的冰儿在特定的情境下失去理智,恰恰又被奸人所看到,因而引出一系列的恶果。
  小说的结局仍是迷惘的,完美的时刻似乎只在未来,或只在心中。
  《云海玉弓缘》中的厉胜男则是生死之恋。她自小家破人亡,死里逃生,肩负着全家的血海深仇,为复仇而避世隐居,苦练武功。长时期的环境压力和心理负担扭曲了她的青春,使之不能正常发展。她爱金世遗,金世遗却爱着华之谷。最终她迫使金与她举行婚礼,却在片刻后死去。在无望中苦苦追求,在死之中印证爱的恒久,这是人世间最富悲剧性最富诗意的爱。
  就故事的设置、铺排而言,梁羽生很善于烘托悲剧的气氛,善于将人类的情感放在悲剧的情境中加以拷问。但是,大多数时候,梁的中庸观念、正邪观念,阻遏了他对悲剧的深层挖掘。他喜欢以大团圆作结局,邪不压正,皆大欢喜。他喜欢以绝对的是非标准取代细腻的心理活动,例如,任红绡一听到情人是金国的贵族,就一下子认定他是坏人,而对他毫不动情,这在现实生活中恐怕并不真实。
  所以,他停留在悲剧的故事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悲剧的哲学层面。
  比较一下《武林天骄》中的檀羽冲与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会明显感到后者更具悲剧的震撼力。这二人的背景几乎完全一样,在两个敌对民族的夹缝中无以生存,既不容于这民族,也不容于那民族,既爱这民族,也爱那民族。但战争决定了他们必须在这种状况下作出选择,要么站在这一边,要么站在那一边。然而,檀羽冲的结局不过是肤浅的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的梦呓,而乔峰的结局则体现出金庸对于人类生活中“不得不”的体验之深。
  悲剧并不是苦戏。
  悲剧表现了自我完成的生命力节奏。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种种力量对于生命的主宰、摧毁,并且它们的不可改变或不可逆转性,触发了人类最本原的悲剧意识;而死是是其中最常见、最基本的悲剧力量。没有死亡的体验或思索,悲剧意识即不存在。这就是说,人们只有在认识到个人生命是自身的目的,是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时,悲剧才能兴起。
  雅培斯说:“绝对而根本的悲剧意味着无论如何都只有死路一条。”但这并不是说,悲剧只是苦难或痛苦,只是伦理的倾诉。悲剧不是伤感更不是滥情。若对我们所难以把握的无限广袤毫无感受,那么,我们最后能成功传达的只是苦难——而非悲剧。
  满足于个人情感的渲泄,只是感伤,也许能达到优美,但永远无法企及崇高。悲剧立足于超越,对个人情感的超越,对苦难不幸的超越,这种超越最终表达的是对于人的终极存在的关注,对于人的尊严之渴望。所以,具有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都是崇高的作品。“所谓悲剧,并非一般所说的苦戏,而是指极度严肃的,超乎个人的恐惧与怜悯,最后能产生对人生及整个宇宙的激悟。”(洛夫语)
  普遍认为,悲剧意识的形成,在于两种或多种正反力量之间的冲突,而且总是正面的力量受挫。当一位主人公经受厄运的考验时,他就证明了人类的尊严和伟大。人可以在任何变动下,都勇敢而坚定,只要他活着就可以重建自己。他还能够自我献身。
  悲剧中反面的力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有时候是神的力量,有时候是命运,有时候是性格。而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等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导致人性异化的反面力量。无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规范所形成的巨网——有形的或无形的——在如何支配、扼杀、扭曲着个体生命的存在,个人对此无能为力。
  就西方文学而言,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毁灭人自身或毁灭人所追求的所有完美的具体形象之种种力量,人不得不有所反抗,而此种反抗终归趋于无效或失败。因此,行动是悲剧主人公不可或缺的品格。有些学者因此而对中国文学中是否有悲剧持怀疑态度。
  确实,中国很少西方称之为“悲剧”的戏剧,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却是贯穿于中国文学史的。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之叹,几乎奠定了中国古典文人悲剧意识的基本情调:于生命的有限中企求那无限的超越。因为这种超越的渺茫,中国古典诗歌才有如此哀婉无奈的感情色彩;也因为这种超越的渺茫,老庄哲学和禅宗都给人以浓厚的悲剧情怀。
  时间是中国诗人最普遍的动机和主题,天地万象差不多都可以引动时间的感慨。“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阮籍)。“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等等,类似的诗句比比皆是。中国古典诗人往往将他们的现实忧愤如惨遭贬滴、或宗社沉沦等,升华为时间忧患,比如屈原在《离骚》中反复叹息:“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正是表现了他对于个人命运,国家前途痛彻心肝的忧患。这确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的悲剧精神,大抵源于对时间法则的反抗,老庄、禅宗则经常被运用以作为此种反抗的哲学依据。
  梁羽生多少秉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悲剧情怀,那种烈士暮年、美人迟暮的嗟叹是时隐时现的,例如,《白发魔女传》中的一段:

  玉罗刹见他垂首沉思,久久不语;那知他的心中正如大海潮翻,已涌过好几重思想的波浪!玉罗刹低眉一笑,牵着他的手问道:“傻孩子,你想些什么呀!”卓一航抬起了头,呐呐说道“练姐姐,我何尝不想得一知己,结庐名山,只是,只是……”玉罗刹道:“只是什么?”卓一航心中一酸,半晌说道:“还是过几年再说吧!”玉罗刹好生失望,随手摘下一朵山谷上的野花。默然无语,卓一航搭讪道:“这花真美,嗯,我说错啦,姐姐,你比这花还美!”玉罗刹凄然一笑,把花掷下山谷,道:“这花虽然好看,但春光一去,花便飘零,不过好花谢了,明年还可重开;人呢,过了几年,再过几年,又过几年,那时白发满头,多美也要变成丑怪了!”
  卓一航心神动荡,知她此言正是为自己所说的“再等几年”而发,想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两句话,不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

  恰如贾宝玉想到众姐妹终究要离散、要嫁人,而感到时光的无情,人世的无奈一样,美好的情怀一旦与时间一起流转,便愈加令人感怀。青春无法被等待,情爱无法被密封。
  梁羽生的悲情仍是中国式的,是古典的。他写出了作为悲剧导因的情,也写出了作为悲剧结果的情。
  只是他还欠缺火候,蜻蜒点水般的,涉猎了种种情的型态,却未能深陷其中,从而让我们一嚼其中深藏着的滋味。
  还是那句老话:
  问世间,情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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