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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侠小说常用电影手法，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擅于刻画人物的内心，喜欢运用诗词，常用旧回目…… 未涉正文，先谈题目。 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香港报纸常简称为“新派武侠”。而金、梁二人，直到现在为止，盛名未衰，是公众所熟悉、所承认的“新派武侠两大名家”。金庸曾在报纸撰文，认为“新派”未必胜于“旧派”，似不愿以“新派作家”自居，这或许是他的自谦，他这论点我也大致同意。论到“艺术水平”，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得过唐人的武侠传奇，甚至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不过他们的小说既然确是有与前人不同的“新”处，而又为公众所接受、所承认，则“新派武侠名家”这顶帽子，也就不是我给他们硬加上去的了。 “艺术水平”是一回事，能否普遍适合读者又是一回事。不论任何立场的文学评论都有一句常用的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港台等地新派武侠小说之流行，自是与当地社会风气、读者心理（喜欢刺激）、接受水平等等有关，原因复杂，且是题外之话，这里不论。唐宋传奇，今日读者怕只有少数人能够欣赏，白羽、还珠二三十年前红极一时，但时至今日，对海外读者而言，也未必能与金、梁争胜。据朋友见告，前几年香港某些与大陆有关系的报纸，曾刊载过白羽、还珠的武侠小说，结果大大不如金、梁小说之受欢迎，可为例证。也可见得金、梁的武侠小说，确是“合乎时世”的“新派”小说了。 其次要略为解释一下“排名”问题，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决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 套一句武侠小说的辙儿，“闲话表过，言归正传”。金梁都是各自有其本身风格的作家，不妨逐点论列。 先说他们所接受的影响，他们两人的小说我都全部读过，我有个感觉，也是朋友们所同意的，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虽然二人都是“兼通中外”（当然通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七剑下天山》之模拟《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之作），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等，但大体说来，“洋味”是远远不及金庸之浓的。 梁羽生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处处都可以看出他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如用字句对仗的回目，每部小说开头例有题诗题词，内容大都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历史背景亦甚为重视等等。写作手法也比较平淡朴实，大体上是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写法，一个故事告一个段落再接另一故事，虽有伏笔，论到变化的曲折离奇，则是显然较弱了。因此梁羽生的创新，是在“旧传统”上的创新，不脱其“泥土气息”。这种写法，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一般读者，若是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读金庸的小说，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 因此同属“新派作家”，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举一些例子来说，《雪山飞狐》的手法显然是受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罗生门》里，一个大盗杀死一个女子的丈夫，大盗、女子、丈夫的鬼魂，三个人的说法各各不同。《雪山飞狐》里苗人凤和胡斐的父亲，以及与此案有关诸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同说法，迷雾重重，引人入胜。又如《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现的镜头（交战双方兵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慑，几乎连要打仗也忘记了），也使人联想起荷马史诗中艳后海伦在城头出现的镜头。 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里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如《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要扼杀郭靖之时，笔锋一转，而写梅超风对桃花岛旧事的回忆，但却并非平铺直叙，而是运用电影倒叙手法，复现当年的特写镜头，然后再接入现场之景；《碧血剑》中从袁承志之斗温家五老，重现他们当年暗算金蛇郎君的镜头，也是同样手法，近乎银幕上“谈人”、“淡出”的运用。在小说上运用电影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 金庸的另一个特点为他人不及的，是他的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妙。例如在《倚天屠龙记》中，最初几集，读者们一直以为张翠山、殷素素是男女主角的，到武当山之会（各派群豪给张三丰祝寿），突然这两人都先后自杀，然后引出张翠山的儿子张无忌来，这才是书中的主角。又如《神雕侠侣》中郭芙把主角杨过斩断一臂等等，这些奇峰突起的情节，读者们事先恐怕都是料想不到的。 不过金庸这个优点有时也成为他的缺点，为了刻意求其离奇，往往情理难通，前后不照应，甚至由于加入不必需的情节，反而破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举些例子来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之被一个道士强奸，这情节大大出乎读者意外，但读毕全书，这情节实在毫无必要，因为既不是写成悲剧收场，也没有因此而产生新事件（如小龙女产下私生子之类）或新变化，最多在她与杨过之间添一些小波澜而已（杨过始终未知），则何必添此情节，反而破坏了读者对小龙女的美感。读起来也令人极不舒服。小龙女脱衣练功等等，也非必要，删去了会干净一些，可能为更多读者接受。西方电影中某些新颖的手法当然可以吸收，但黄色镜头实不足取。 与小龙女之被强奸相类似，还有他的近作《天龙八部》中段誉兄妹之恋，木婉清（段之异母妹）苦恋哥哥，几乎乱伦。虽说是受妖人暗算，但根源还是由于兄妹彼此都有相思，这相思而且是掺有情欲的。这种写法，恐怕也不易为有传统伦理观念的读者所接受。这与曹禹之写《雷雨》不同，周冲、四凤事先并不知道是兄妹，而段誉、木婉清之几乎乱伦，则是在已知道彼此的身份之后，木婉清明知他是哥哥，仍对他苦苦相思的。而且这部小说接着发展下去，木婉清被抛过一边，而引起段誉刻骨相思的又是另一个美貌女子王语嫣了。这部小说如今还在连载中，但最少到现在为止，兄妹相恋这段情节对整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并无关联，加进这段，反有画蛇添足之嫌，对段誉性格的描写也是有损无益。 前后不照应的情节，如《倚天屠龙记》中关于张无忌性格的描写，父母双亡之时，他心中充满对仇人的怨恨，随后作者也一步步发展他性格中邪恶阴狠的一面，但到了后半部，他忽又变成宽厚仁慈的大侠了。性格是可以转化的，但最少在这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写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变化。另一个更显著的前后脱节的例子是《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从两部小说叙述的时间来看，《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但《飞狐外传》中与胡斐有过恋人关系的袁紫衣、程灵素等人，在《雪山飞狐》中已只字不提。苗人凤在《飞狐外传》中是与胡斐见过面的，到了《雪山飞狐》中，又变成了素不相识、初次会面的仇人了。 看来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上面所述，还是小焉者也。由于不合理的情节导致对内容的损害，问题就更大了。这个留待谈及他们二人小说内容之时，再加评论。 比较起来，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外，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中。尤其是他初期的小说，情节更不注重，很多是模仿前人的。如《龙虎斗京华》丁剑鸣之被劫缥，娄无畏、左含英之争恋师妹等等情节，均脱于白羽之《十二金钱镖》（我怀疑他取名“羽生”就是因为佩服白羽，而以私淑弟子自居），虽也加以变化，但蛛丝马迹，究竟处处可寻。 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谈及他的《七剑下天山》是有意写成中国的《牛虻》，谈及他的小说是怎样在模拟前人之中，摸索出路。一个作家从幼稚到成熟，原也免不了模仿的过程，但若非摆脱前人影响，独树风格，决不能成为一派宗师。 梁羽生是有他独特风格的，不过，他的风格的形成经过与金庸又不相同。金庸的第一部小说是《书剑恩仇录》，一出现即有了他自己的相当“定型”的全新风格，而梁羽生最初那两三部小说，虽然也有他的特点，也有推陈出新的创造，但严格来说，风格还未形成。依我看来，要直到他写《白发魔女传》之时，他才摆脱前人影响，树立了他自己独创一家的风格。他的小说，也才由幼稚而趋于成熟。至此，他的小说作风已与白羽完全两样，白羽可称为写实派，而梁羽生在写《白发魔女传》之后，走的则是浪漫派的路子了。 尽管如此，梁羽生初期小说的价值也还是不可一笔抹煞的，对新派武侠小说，他确是具有开山辟石之功。即以他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而论，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例如关于人物描写，前辈武侠作家也有重视性格刻划的（如白羽），但梁羽生则更进一步，写到人物的内心思想，写到这些人物感受的时代苦闷，这么一来，他小说中的人物，就具有时空观念（这是我杜撰的名词，即人物与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并不脱节），令读者更感到真实，感到亲切。举例来说，白羽《十二金钱镖》中的飞豹子，性格是写得非常生动了，但放在清朝可以，放在明朝可以，放在宋朝也未尝不可，而梁羽生《龙虎斗京华》中的娄无畏，则非放在义和团的时代不可。对于性格的刻画，总的来说，梁羽生不及白羽，但就人物与时代的配合而言，则他是超过白羽，而也为同代其他人所不及的。 另一个特点，是他的武侠小说兼有历史小说之长，尽管他对历史的解释，未必人人同意，如对义和团的评价，对李自成的称颂，就很可能有好些人不能接受了，但这总是他开辟的一条路。就兼有历史小说之长这点而论，梁羽生写得最好的一部是《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的如何精忠报国，抵抗外族侵略，而以忠臣受害的悲剧收场。相当符合历史真实而有感人的气氛。 但梁羽生这个优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时又会变成他的缺点。因为他的小说，并不是每一部都似《萍踪侠影录》这样成功的，例如接着《萍踪》的一部小说《散花女侠》就是失败之作，不通过人物的具体形象来现历史的真实，而只是通过人物的嘴巴来解释历史，读到这些地方，就不免有使人索然无味之感了。《龙虎斗京华》也有若干地方犯此毛病，因是初期之作，不深论。还有《散花女侠》的另一个失败的地方是结构松散，试拿来与《萍踪侠影录》一比，读者自能感觉到，这里也不拟详谈了。 梁羽生的小说有个奇怪现象，水平参差不齐，《散花》不及《萍踪》是个例子。《冰河洗剑录》大大不及前作《云海玉弓缘》又是一个例子。《云海》中金世遗的性格何等生动，富有吸引人的魁力，到了《冰河》中的江海天就平平庸庸，黯然无光了。不但是这一部与那一部之间水平参差，同一部作品，也往往是金屑与砂砾混杂。大致来说，开头结尾较好，中间较弱，是梁著的毛病。相对而言，金庸的水平比较稳定。这恐怕是因为梁的产量较多之故，一多就难免滥了。 梁羽生初期不讲究情节，后期是比较注重了。结构最好的一部，我个人认为，倒是他作品中比较不受人注意的一部——《还剑奇情录》。这部小说受曹禹名剧《雷雨》的影响，但增多许多变化，人物当然也是完全武侠化了。其变化离奇之处，实不在金庸的《雪山飞狐》之下（也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以为金庸小说，结构最好的是《雪山飞狐》，最松懈的是《天龙八部》）。依我看来，梁羽生不是没有构思的能力，而是不够用心。归根究底，恐怕还是他写得太多的缘故，精力分散，想出来的情节要分散使用，这就很难部部都是“精心杰作”了。站在读者的立场，我是希望梁羽生求质不求量，少写一些的。 再谈到文字风格，梁羽生有相当的旧文学造诣，小说中常可读到他如诗似画的优美文字。《还剑奇情录》开头几回，就似抒情的散文诗，近作《风雷震九州》开头一回也很不错。不过可惜的是，也许仍是由于多写的关系，水平亦是参差不齐，有神来之笔，也有砂石杂见之处。 用旧回目的武侠小说作家较少，这是梁羽生的一个特点，报纸上也似乎不只一人谈论过了。但也不是每个回目都很工整，不过他时有佳作，十个回目里面，总有三四个是可堪咀嚼的。他的回目有很浓厚的诗词胎息，即以目前还在报纸上刊载的回目为例，“亦狂亦侠真豪杰，能哭能歌迈俗流”，“瀚海风砂埋旧怨，空山烟雨织新愁”都颇堪吟咏。他回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集句，也以近作为例，如“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就很得人称赏。不过他用旧回目也有个毛病，尤其是刊载在报纸上的，往往数月不换，使读者消失了新鲜感。 梁羽生小说另一个特色是诗词的运用。书中人物，每每出口吟诗，有引用前人的，也有他自作的。有运用的场合不当的（例子以后再举），甚至有时也出现拙劣的歪诗，如有人就指摘过《散花》里铁镜心所吟的两句，什么“英雄血洒胡尘里，国难方深不顾家”之类，的确是令人失笑的“歪诗”。但持平而论，大体说来，还是瑕不掩瑜。他有劣作，也有佳作，他每一部小说，开头结尾，例附诗词一首，尤其以“开篇”的那首词，切合小说命题，就时有佳作。以《白发魔女传》的题词为例，填的是《沁园春》的词牌：“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问明镜非台，菩提非树，镜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且收拾，话英雄儿女，先叙闲情。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负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以词论词，我看也是够水平的。因其他武侠作家中，能够自写诗词的，似乎还不多见。 不过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成他的缺点，就是非必要的场合，他笔下的人物也往往吟诗作对，这就难免令人有酸溜溜之感了。最显著的例子如《冰川天女传》中，唐经天在冰宫中大做其嵌名联，这些联语，公平来说，也还不错，有一二联还颇见才气，但何必到处题联，与书中情节有何关连？若说要表现人物心境，有佳联一副也就够了。写七八联之多，除了使人觉得是梁羽生自炫旧学根底之外，很难作别的解释了。 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而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反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射雕》的女主角黄蓉，在金庸笔下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渔樵耕读”这回用了许多篇幅，描写这位才女的渊博才华。黄蓉碰见“渔樵耕读”中的樵子，那樵子唱了二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黄蓉也唱了个《山坡羊》答他。 樵子唱的三首，一、“城池俱壤，英雄安在……”二、“天津桥上，凭栏遥望……”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限于篇幅，不全抄了，可查原书。）这三首《山坡羊》的作者是张养浩，原题第一首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隋树森编的《全元散曲》有收辑，见上卷437——438页。） 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曾做到参议中书省事，生于公元1269年，卒于公元1329年。《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1237年8月18日，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都还未死，时间当在1237年之前。张养浩在1269年才出世，也即是说要在樵子唱他的曲子之后四十多年才出世。 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道情”（见《全元散曲》下卷1300页）。此人年代更在张养浩之后，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太平乐府姓氏》将他列为元代后期九十五位作家之一。据郑振铎推断，这批作家的年代大约是公元1301年到公元1360年。） 还有一点，根据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或联语之类，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则定然是作者代书中人物作的。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薛宝钗的怀古诗，史湘云的柳絮词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笔。元春回府省亲时，贾政叫贾宝玉题匾、拟联等等，也都是曹雪芹本人的大作。曹雪芹决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词或贾宝玉抄一首李白的诗以显示才华，其理明甚。 《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书生，连篇累犊描写黄蓉的“才华”，如谈《论语》的“微言大义”啦，猜谜语啦，对对子啦等等，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旧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武侠小说既是揭出“武侠”二字，表明它与别种小说不同，不妨就从这两个字谈起。 一般读者爱看武侠小说，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追求刺激，作者笔下打得越紧张，读者也就读得越“过瘾”。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常常一打十天半个月，恐怕就是为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尽管用正统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这些冗长的武技描写，实在很难找出什么艺术价值，甚至简直可说是“胡扯一通”，但作者们也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识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技恐怕都是一窍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写上闹过笑话。他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大约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描写武技，而又想写得细致一些，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笔的，可能他根本就没见过判官笔；太极剑是怎样使法，他也不知，于是便在白羽的小说里找到两段关于判官笔与太极剑的描写，稍稍改动几字，便照抄无误。结果给懂得武技的人在报刊指出，说他抄袭已然不妥，改动白羽原文之处，恰恰又改得不对，笑话一番。 我也是认为不妥，但我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对梁羽生的初期小说而言）。谈到“抄袭”，中国文学史上的江西派，说句笑话，就等于是提倡公开抄袭的。江西派在宋代诗坛居于盟主地位，执诗坛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许多大诗人如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属于江西诗派的。这一派人认点窜别人的诗句叫做“夺胎”，借用前人的诗意叫做“换骨”，只要把别人诗句随便改动几字便当自己的作品。例如黄庭坚把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人家围橘袖，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添上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就当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点窜”前人诗句据为己有的风气在宋代盛极一时，可以追溯到江西诗派出现之前，如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也曾有过把蜀主盈昶的诗句，稍为增添改动，而写成那首为人熟知的《洞仙歌》词的例子。 我要说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张，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的最好作品也不是他们“点窜”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认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只要作者有他自己的新创造，那么即使在武技描写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过，虽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总是改了的好。当时的批评，我看对梁羽生还是很有益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是认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评，比较肯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了。批评家们其后也曾在报刊上指出这一点。 但话说回来，武技描写，我看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趣。读者未必赞你内行，反而可能感到沉闷。 前辈武侠作家中，郑证因是懂得一点技击的，他的《鹰爪王》关于武技的描写最多，但读起来许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写很生动，主要是他描写动手时的气氛写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击，而是有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的。后来那个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给香港一家报纸写武侠小说，就几乎简直没有武技描写。 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于是近年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出现一个开倒车的现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诞的“武功”在小说家笔下层出不穷，即如金庸、梁羽生，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 老实说，大多数读者恐怕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明知这些关于武技武功的描写不合情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于看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武侠作者，尤其是像金、梁两位，多少有志于把武侠小说的水准提高，挤进文艺领域的作者，假如也是随俗浮沉，流于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说，（《白发魔女传》之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至《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后是近期。这是我根据他小说的演变给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当），武技的描写也有夸张得“离谱”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传》之后，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认为“神怪”也未必就是没有艺术价值，《西游记》还不神怪？却也是宝贵的中国文学遗产。武侠小说应该容许幻想。但我以为武侠小说毕竟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写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武侠小说的幻想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笔下的英雄到珠穆朗玛峰探险，就是可以开拓读者心胸的幻想，至于“乜乜神功”之类，我看还是少写为佳。 金庸初期的小说（在《射雕英雄传》之前），大体上也还是正常武技的描写，笔下的英雄尽管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也还不能算是离谱。到《射雕》之后，则越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欧阳锋用头来走路，手下蛇奴驱赶蛇群从西域来到中原；《神雕侠侣》中的寿木长生功，九阴神功，九阳神功；以至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等都出来了，真是洋洋大观，就差没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脉神剑，能用剑气杀人，也近乎放飞剑了。 其实即使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有时而穷，神神怪怪，变来变去，渐渐也就变不出什么花样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袭，谁有较新鲜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报上撰文，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流弊，也曾指出这一点。这确是目前武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论，也是不免。他的《天龙八部》前不久刚写过的一段情节，一个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缘，得逍遥派一个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给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给呢？据说那高人和他以头碰头，在他天灵盖一撞，功力就全部过去了云云），于是这小和尚登时就成了一流高手。这真是怪得难以思议。但这个怪诞的传功办法乃是旧派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的创作。卧龙生有一部小说《玉钗盟》，书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个功力极高的老和尚，用开顶大法将几十年功力送了给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则成了一流高手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武侠小说的神怪写法，已经是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这样一位最擅长于构思的作家，也难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神怪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正常武技的描写又是吃力不讨好，那么该怎样满足读者要求刺激的心理呢？是不是既可兼顾读者的要求而又使武技描写也多少有点艺术性？武侠作家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本用不着我这个外行人借着代筹，但我也不妨贡献一点外行的不成熟意见。 我想先举出金、梁作品中，我认为两段最出色的打斗情节来说明问题。 金庸《雪山飞狐》中苗人凤与胡一刀一比武，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埸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这一大段高明的描写，就丝毫没有神怪气味！ 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女主角玉罗刹大闹武当山这段打斗情节，与金庸那段苗、胡之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玉罗刹上山寻觅情人——武当派掌门弟子卓一航，与他的五个师叔展开恶斗，打斗过程中描写了爱情的纠纷，将男主角的柔懦，女主角的刚强作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战情的拉锯，细致的刻画了他们内心的变化，不但男女主角的性格凸出，陪衬人物武当五老的性格也跃然纸上。在这仍打斗中，还写了新旧思想——维持正统与反正统的思想冲突。写得颇有深度也颇有艺术性，读者同样看得紧张“过瘾”。 从他们这两个成功的例子看来，可见武技描写，并非定要流于神怪才能吸引读者的。依我看来，甚至冗长的武技描写也可以大大减少，多用笔力布置战斗前的气氛，在战斗过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节配合得丝丝入扣，那就是上乘之作了。当然，这样写法须得武侠作者更多去动脑筋。 谈了“武”，再谈“侠”。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武功好的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没有武功的寻常人也可以成为“侠”。与金、梁二人某一时期并称“三剑”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傅青主不武而侠》，是谈及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中傅青主这个人物的（梁把傅写成武功极高，但侠气却不显）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于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有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禹《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埸，妖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常卖国的一班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袭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例子。《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比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的刻画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烧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致减弱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 在人物的描写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长。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土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在梁羽生的十几部小说中，性格写得最凸出，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几个人物，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狂侠·天骄·魔女》中的“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都是这一类型的人物。玉罗刹与金世遗虽然读书无多，不会“出口吟诗”，但就其气质来说，也还是名士型的。 梁羽生书中出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往往不是才子，便是名士，如《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容若，《大唐游侠传》中诗仙李白等等，也大都写得神采飞扬，十分生动。不过，这一类型人物，他也不是每一个都写得很成功，例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把一代高士，也写成了江湖人物，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在反派人物的描写上，金庸的长处恰恰是梁羽生的短处，梁羽生无论怎样著意刻画，他笔下的反派人物，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不过尔尔，并不感觉得怎么邪恶。《云海玉弓缘》中的孟神通，《还剑奇情录》中的云舞阳，写得较有深度，但若比之金庸《书剑》中的张召重，《射雕》中的东邪、西毒，则还是有所不如。不过，金庸笔下的邪派，往往邪得太过不近人情，如《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吸婴儿血液，南海鳄神要生食人心等等，这种类似西片吸血僵尸的镜头，只是着意制造恐怖而已，用来表现邪恶，究嫌肤浅。大体来说，梁羽生写反派人物，不及金庸，但这种邪得不近人情的毛病，倒是梁羽生所没有的。 梁羽生喜欢写知识分子，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他所塑造的某些反派身上，如《散花女侠》中的铁镜心，从一个文武双全的侠士，而渐渐变成豪情消减之人，以至为女侠于承珠所唾弃，写得颇有深度，在武侠小说中也是别开生面之作。 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变成他的缺点，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人物也带上知识分子的毛病。如《散花》中的毕擎天，是丐帮帮主，但猜疑忌刻，工于心计，却似曹操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奸雄典型，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了。 梁羽生的小说没有出现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问题，这是在于，他只擅长于写名士型的侠客，写到其他类型的侠客，虽也不无可取之处，但笔力究嫌弱了。 倒是梁羽生的前期小说，技巧虽然不很成熟，粗扩的气息却比后期浓郁。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塞外奇侠传》中的杨云骢，就不是名士型的侠客而写得较为成功的。 后期的小说，写其他类型的侠客比较成功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云海玉弓缘》中的江南，一个是《大唐游侠传》中的史逸如。前者是书憧出身的小人物，后者是饶有侠气但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武侠小说中都算是别开生面之作。尤其是江南这个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突出，在《冰川天女传》中给读者的印象，比主角唐经天还深刻。 梁羽生擅长写名士型的侠客，这是他的特长，可以保持，但若能多用心思，多创造一些其他类型的侠客，即使不那么成功，也可以令读者有清新之感（江南就是个好例子）。这是我对梁羽生的一点意见。 梁羽生笔下之侠，书卷气多而粗犷的气息少；名士才子多，而椎埋屠狗之辈少。《天山派》是他武侠小说的主流，侠士的活动范围也多在北方，“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说句笑话，梁羽生笔下的北国健儿，却大多了江南才子的风华。用百剑堂主的一句话来说，“悲慷气酷近燕幽”（《风虎云龙传》题词），梁羽生创造的侠士，也正是稍欠这一点“燕幽之气”。 太史公笔下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荆轲的视死如归的豪侠形象依然如在眼前。杜光庭笔下的虬髯客，见李世民而推枰敛手，远走扶馀；遇李靖红拂气味相同，则毁家助友。着墨无多，而豪迈之气已跃然纸上。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李逵的大战“浪里白条”，这两个人物的憨直、粗豪、质朴的形象，千载之下，展书一读，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荆轲、虬髯客、鲁智深、李逵这些人物，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找不到，在其他人的武侠小说中也找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水平，依我看来，还是远远未能达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名著的境界，要胜过古人，恐怕还得多多努力。 现在要换谈一个新的题目。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因此在谈了“武”与“侠”之外，还需谈一谈“情”。 爱情的描写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大特色，依我看来，在这方面的成就，他倒是超过了前人的。 也许是因为梁羽生早年曾主持过报纸信箱的缘故，信箱中的函件十之八九是请教恋爱问题的。他收集的素材既多，在爱情的描写上便能运用自如，尤其对少男少女的恋爱心理刻画的十分细致。 我最欣赏他的悲剧性结局的爱情描写，尤其是《白发魔女传》与《云海玉弓缘》这两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与卓一航，一个刚强，一个柔懦，两人都是专心一意的恋慕对方，但是在经过许多磨难之后，终于还是不能不悄然分手。虽然也还有刻骨铭心的相思，而这悲剧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了。 一般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或是由于意外的事变（如一方死亡），或是由于第三者的插入（如给有财有势者抢去爱人），而卓、玉的分手，却是由于性格所导致的悲剧，这就不落俗套而更有深度了。已故老词人刘伯端读他这部小说之后，曾写一首《踏沙行》词赠他，词道：“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这“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三句，就概括的点出了悲剧的症结。 《云海玉弓缘》中写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子——谷之华与厉胜男，都爱上了主角金世遗。谷之华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厉胜男则与金世遗一样，都是邪派出身。在写到最后一回之前，读者们都以为金世遗爱的是谷之华，甚至连金世遗本人也是这样以为的。直到了“洞房诀别”的一幕，金世遗才蓦然发觉，他只是在“理智”上希望与谷结合，而在感情上则真正是爱厉的。这么奇峰突起的结局，虽在人意想之外，却又在人情理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许多小地方，梁羽生是早已有了伏笔，刻画了金世遗与厉胜男的气味相投。 对照来看，梁羽生以大团圆作结局的小说，就比较平凡，不那么动人了。我尤其要为他惋惜的是，在《云海》的续集《冰河洗剑录》中，金世遗、谷之华终于又是以喜剧收惕，结为夫妇，实在破坏了《云海》的悲剧之“美”，虽说有许多读者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但毕竟难辞媚俗之诮。 梁羽生的爱情描写，还有一点毛病是，在对话中有时会夹有现代的语汇，弄得变成不伦不类的“新文艺腔”，也就破坏了应该统一的文字风格了。这毛病在初期的作品中尤其显著，后期则是大大减少，但也还未完全绝迹。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写古代男女的恋爱，在心理描写上可用现代语汇，在对话上则以尽量避免为佳。 金庸的爱情描写也有精彩之处，但比较起来，则似乎稍逊色了。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这方面艺术的成就，似乎他也未达到梁的高度。 金庸的小说多是以团圆结局，只有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是悲剧收惕的，但也只能算是半个悲剧。香香公主死后，陈家洛与霍青桐祭墓立碑之后，“连骑西去”，给读者的暗示是他们最后“终在一起”（不论是否成婚）。则作者写香香公主之死，就只是解决他们三角恋爱的一种手段了。另外一个较为特别的结局是《雪山飞狐》中的胡斐与苗若兰，作者用悬疑手法让读者自己去安排结局。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悲剧的艺术性就一定比喜剧高，这还要看具体的内容。 金庸在爱情故事上惯用的题材是一男多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除了小龙女之外，还有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等人爱他，甚至斫断了他一臂的郭芙，对他也是暗存爱意的。《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也是一男四女，周芷若、蛛儿、赵敏、小昭等人都爱上了他。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女子出身不同，性情不同，何以都会爱上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往往给他写成见一个爱一个的儇薄少年，尤其《神雕》中的杨过更是令人有此感觉。梁羽生小说也有三角恋爱，但却比较有合理的解释。金庸的多角恋爱则令人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看来恐怕也只能解释为金庸受了好来坞电影的影响了。梁羽生的小说，除了三角恋爱之外，还有夫妇二人，自始至终没有第三者插入，只因思想不同而终告仳离的（《联剑风云录》中的霍天都与凌云凤），也有全无三角关系的恋人因性格不同而导致的悲剧。就题材的多方面来说，金庸也似显得较窄。 武侠小说中的爱情，多是与“侠”与“情”联结起来来写的，金庸的后期小说则往往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将军，正是义军的死对头。赵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这边，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汉族英雄作对的，她还亲自出谋策划，捉拿过大批反元豪杰。但作为明教教主反元领袖的张无忌却爱上了她，这就不能不慨叹张无忌的只顾爱情敌我不分了。 梁羽生在《狂侠·天骄·魔女》中，有一个爱情故事可以作为对比。梁羽生笔下的武林天骄是金国贵族，但却是反对金主完颜亮暴政，反对本国侵略战争的一个贵族子弟。他爱上了汉族的女侠蓬莱魔女，而蓬来魔女也由于与他性情相投而感到难以抉择，“侠”与“情”的联结就合理得多，正常得多。 在爱情的描写上，我也还是比较推许金庸的前期小说，《书剑》中的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三角纠纷，金庸虽是使用了爱情悲剧的惯常手法——以香香公主意外死亡而告解决，似嫌稍落俗套，但就“侠”与“情”的结合来说，却很有深度。而写香香公主的天真无邪，也写得很精彩。 《雪山飞狐》中的爱情描写不落俗套，值得一赞。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特别，写到最后一段，胡斐可以一刀劈死爱人的父亲，亦即是他的仇人。“这一刀劈下去还是不劈”？作者就让读者自己去安排了。这是脱胎于西方“宫女与狮子”的故事。但尽管金庸的故事是有“蓝本”的，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却还没有人用过这种手法。而且在这部小说中，他对于人性的刻画，感情的描写也比原来的故事复杂得多。因此，我也还认为这是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他自己创作的“东方式”的感情刻画，有一段我也认为是比较出色的，那是《神雕侠侣》中杨过与郭襄的感情。郭襄对杨过之爱似有如无，似兄妹之情又似忘年知己。这段故事与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所刻画的冒浣莲与纳兰容若的感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冒、纳二人彼比怜才，品茗夜话，感情写得非常含蓄，意境也很超脱。 最后一个题目想谈金梁小说中所蕴藏中的思想。本来思想与内容结合，前面我谈及他们小说中“武”。“侠”、“情”各方面内容，已经大致可以看出他们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但也还可以补充一些。 把梁羽生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的。但若拆开来看，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还是受了西方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那是以要求个性自由、反抗社会不合理的束缚为基础的。 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厉胜男的身上有卡门的影子（《卡门》这部小说曾改编电影在香港上演，港译似是《胭脂虎》）。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爱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遗在未受谷之华的影响转变之前，那种愤世嫉俗、任性纵情的表现，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辙？玉罗刹的大闹武当山，敢与武当山五老冲突，这与托尔斯泰所创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两者在精神上也接近的很。因此依我看来，梁羽生笔下的某些人物，若作深一层的分析，实在是中国名士气与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结合。 欧洲十九世纪的文艺思潮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它是封建社会的叛逆，有其进步性，但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那就是坏的一面了。 武侠小说为了要突出具有“超人力量”的英雄，很难避免不强调个人。所以我一贯认为，由于武侠小说的形式束缚了它本身的发展，因而自有武侠小说以来，直到今天，它还是不能达到别的文艺作品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梁羽生是比较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的，因此我对他的要求也就不妨严格一些。我的意见很简单，他是已经树立了自己风格的，今后应该更坚持走民族形式的道路。他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较深，那就尽量发展自己的长处吧，西方的影响，抛掉也不足惜！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来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来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今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嵋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至。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 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龙八部》，则根本就难说得出谁正谁邪，看来人人都似乎是为了自己打算。慕容博为了要复兴“大燕”，便造谣言来挑拨大宋英雄去杀契丹的武士；他儿子慕容复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要去娶大夏的公主而抛弃表妹的深情；游坦之为了要得到阿紫，不惜向敌人磕头求饶，可以做出种种不顾人的尊严的卑劣之事；丐帮副帮主的妻子为了正帮主不欣赏她的美貌，未曾偷偷看她，未曾向她笑了一笑，而就千方百计的要陷害正帮主；甚至少林寺方丈也曾与“天下第二恶人”叶二娘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而意图包庇她……试看这种种刻画，是不是都贯串着一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线索？ 好来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前不久演过的《江湖豪客》就是一个例子。演手段毒辣的大资本家的佐治·毕柏，原来是因为儿时他哥哥因精神病死了，他自己受了刺激，长大之后，就不由自己的做出了种种坏事。 金庸的《倚天》之中，谢逊到处乱杀人，是因为受了师父杀父奸妻的刺激；他师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兄抢了他的情人。《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吮吸婴儿鲜血，是因为她与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由于方丈的尊严身份，而不能由她抚养，于是受到了“刺激”，就要残害别人的孩子来泄愤。谢逊、叶二娘在作者的笔下，最后也是得到了同情，得到了宽恕的。 好来坞电影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是不对？由于这篇东西不是哲学论文，我不拟在此深论，请读者自己判断。 正文到此是可告结束了，但还有一些“后话”。 这篇文章的上、中篇刊出后，有些朋友与读者问我何以要写这篇文章？问我对武侠小说究竟抱什么态度？ 我不反对武侠小说，我也不特别提倡武侠小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 “我为什么要写篇文章？”我要坦白说说，除了金、梁的小说是对社会公众影响的原因之外，还有私人的原因。 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至少曾经是我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没有打算写武侠小说的，后来之所以作此尝试，至少部分出于我的怂恿。 我的文章中有几处提起“三剑楼随笔”，有位读者问起它的“来历”。这是金、梁二剑与另一剑百剑堂主1956年在一张报纸上合写的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至今已是整整十年了。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这是百剑堂主在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题词，如今看来，竟是似成“词谶”——“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各有各的人生际遇，他们已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名家，我与他们也不是经常见面了。 他们的小说写得成功，对社会公众有了影响，他们从前也都曾经请我提过意见，由于现在见面的机会不多，彼此事忙，见了面也未必能畅所欲谈，既是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那就不如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吧。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多闻”我是远远不及金、梁两位的了。“谅”这个字，要看什么事情，我自问未必能够件件做到。然则为友之道，必也，直乎？他们这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武侠小说，而这上面既然也有着我的怂恿，于公于私，我自问有责任向他们贡献我的意见，这些意见或者对他们有益，或者对他们丝毫没用，但我总算是尽了为友之道了。 （写于1966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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