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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瞬间，我想起在上海时，有一天当我在瑞华公寓我的房间弹完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后，我在日记本上随手写下的这样一句话： “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 而这一切，都是从童年就开始的。 我的祖父祖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节衣缩食，供我父亲读书，使他成了一名知书达理、富有理想的青年。祖父祖母在江苏省邳县一个叫“戴庄”的贫穷小山村里一辈子以种地谋生。后来我奶奶来到上海，还不时地喜欢念叨：“吃黄土，喝黄土，死了还黄土。”老家虽称“戴庄”，整个村子里的人却都姓周。据说是几百年前河堤决口，老祖宗——一家姓周的农民携妻带小，牵着几只牛羊，逃到一块高地上安营扎寨，后来又招了个姓戴的女婿，就这样繁衍下来。有时父母亲开玩笑说：“如果老祖宗那年被决堤大水冲走了，不就没有戴庄，也就没有我们了吗？”后来我的一个妹妹去日本留学时反问父亲：“如果你和母亲当年不是因为饱受土匪抢砸欺凌而离开戴庄、参加革命，现在还不是在戴庄当农民？” 除了我的大姐姐解放前出生在戴庄外，下面我们五个姐妹兄弟都是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谁也没有去过戴庄。不过我们的父母是来自中国贫瘠农村的家庭，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我的外祖父出身书香门第，他本人是个秀才，他曾发誓一定要让他的女儿读书。因此，我母亲在私塾念过不少书，擅长吟诗作画，唱歌跳舞，抗战时期是一名相当活跃的青年妇救会长。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有一次在灯下给我念李白的《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 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母亲对我讲，这是她最喜欢的李白的诗篇之一。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９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她和父亲分开了整整５年，由于１９４５年刚生下大姐不便跟随部队行军，母亲就留在地方继续搞妇女救国会工作，当时戴庄已是解放区。到了１９４７年，新四军东撤，还乡团进庄，母亲三次被捕，其中一次被吊在树上三天三夜，惨遭各种严刑拷打；最后一次是母亲在逃跑去找父亲的路上被捕的，敌人已经挖好了活埋母亲的土坑，幸亏半夜被一位地下工作者救出，他背着被殴打得昏迷不省的母亲逃出了戴庄。母亲的手背上至今还留着被还乡团用烧红的铁棍烙出的伤痕。在和父亲分离的日日夜夜，母亲常想起小时候在私塾念的《长相思》。整整五年后，在解放上海大军南下的洪流中，母亲和父亲才又重逢，并且在上海的第二年有了我。我生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排行老二。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哭声特别响，小眼睛东转转西望望，充满了好奇的样子。父亲和母亲对于转战南北离别五年后生下的这个小宝宝特别疼爱。我不知道我父母年轻时是否有过什么罗曼蒂克。长大后，我知道我父母亲是以农村老式的明媒正娶方式结婚的。当时还有吹喇叭坐轿子一类的排场，不知怎么这和我脑子中的想象不太符合；我一直认为我母亲年轻时一定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女主角，在黛黛青山下和哗哗溪水旁为新四军洗衣服、抬担架，然后遇到了新四军队伍中的我父亲，两人开始相爱……我父母结婚时，父亲１８岁，母亲１９岁。结婚后这一对农村的“读书人”同时进了新四军办的抗日联合学校，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现在家里还珍藏着近５０年前的那张结婚照，母亲穿着像男人那样的黑色结婚长袍，剪着短发，头上戴着一顶古怪的帽子，像个乡下良家女孩那样羞涩地微笑着。谁也不会想到那古怪帽子的下面，会藏着那么多的诗……我觉得我的血液中继承着我母亲的秉性和对诗词的爱好，以及一种刚烈不屈的性格。 关于我父亲，我常听来我家玩的叔叔阿姨讲这么一个故事： １９４９年２月，我父亲随部队南下攻打上海，经过几昼夜的激战，迫使守敌投降，终于占领了上海。在交战激烈、炮火纷飞中，上海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就已经携带全家妻小搭乘飞机匆匆逃往台湾。大军进城时，市政府大楼几乎是空的。进城第二天，一位高级首长（后来成为新政权第一任上海市长）将一串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要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我父亲——这位年轻的保卫科长，让我父亲只身搜寻国民党党部各办公室，搜寻并获取那些对共产党新政府有价值的、国民党来不及毁掉或带走的文件。这个任务很重要，这关系到新政权能否了解、掌握旧上海市政府各种重要的原始材料，以便尽快地向上海市民发布施政纲领。那位首长拍拍我父亲的肩膀，指着窗外说：“你看见了吗？那些大学生、那些工人，在跳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们对我们抱多大的希望啊！可是我们刚刚从农村、从沂蒙山走来，大部分人都是些农民，脚上是烂泥，怎么管好这么大一个城市，还真摸不清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父亲潜入空无一人的市政厅，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将所需的重要文件搞到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那位首长向上海市民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列举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衰退、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事实，鼓励上海人民重建新的生活。上海人民对这位共产党新上海市长的学识见解、魄力以及对资料巨细的掌握和精辟分析无不叹服、敬佩不已！我父亲立了功，并且从保卫科长提升为上海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处长。１９４９年上海刚解放时，我父亲才２４岁。 从１９５０年末我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出生后，直到１９５７年，我家已经陆续有了五个姐妹和一个弟弟。从１９４９年起，我父母老家乡下的人知道我父亲进城了，而且做了官，就源源不断地到上海来找我父亲。我们全家住进了一幢叫“瑞华”的豪华公寓，听开电梯的伯伯说，瑞华公寓以前住的外国人或是资本家，不是逃跑了，就是被赶了出去，他们留下的家具也全部钉上了市政府的公家牌号。我们全家在那幢公寓住了几十年，至今还住在那里。虽然公寓里有明亮宽敞的房间，落地大玻璃窗，光滑的打蜡地板和一切对一个乡下人不可想象的豪华设施，但我家仍然充满着与这所豪华房子毫不协调的老家乡下的气味：爷爷和奶奶仍然穿得破破烂烂，爷爷嘴里叼的大烟斗散发着古怪的、熏人的烟味。奶奶一面为“穷人翻身得解放”欢欣不已，一面仍然到街上拾废纸破烂，卖了作零用钱，几次被警察送回家来。善良的母亲被我们六个孩子所拖累，皱纹过早地爬上了额头。她每天一大早都要挤４９路公共汽车去外滩一家机关上班，母亲是一名级别较低的普通机关干部，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虽然我们家雇有保姆，但母亲总是亲手给我们缝制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就这么穿下去，每个孩子身上总免不了有几块补丁。乡下来上海找我父母的穷亲戚，知道我们家孩子多，总是背一大麻袋的手纳的布鞋来——那是用手拧麻绳一针针纳出的布鞋，鞋底又硬又大，我家的孩子穿着这种地地道道的邳县农村布鞋走在上海大街上，总有不少人掩鼻而笑，实在太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家庭，有着一种多么温馨的气氛！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窘迫和匮乏的。母亲后来常讲不该响应政府当时学习苏联“当光荣妈妈”、“子女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的号召，一下子养了六个，搞得每月工资不够用，月月还得向机关借款。小时候，家里每天总是吃一样的饭菜：白饭青菜。只有周末，我们六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及乡下来的姑姑舅妈围坐在一张大长桌边，合吃一盆猪头肉，那是我们几个小孩最快乐的时刻。我们家附近的淮海路上有一家永隆食品公司，玻璃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特别是熟食部的玻璃窗里，整天看到一个穿着洁白制服、戴着白高帽的厨师在切红肠、烧鸡、烤鸭、火腿、熏鱼。玻璃窗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讲像梦一样，每次路过那里，口水总是不住地往肚子里咽，眼睛也看得发直。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向父母亲提出过要求，就好像知道这些东西天生就不是准备来给我们吃的一样。 记得有一次，母亲把我从盖斯康幼儿园领出来，去眼耳鼻喉科医院看小儿鼻炎，在汾阳路上看到一个油炸大排骨的小摊贩，扑鼻的香味熏得我两眼发直，母亲望着脸色黄黄的我，咬了咬牙，狠下心买了一块大排骨，小心地递到我的小手上。我死命地咬了一口，不由得心花怒放，然后又递给妈妈：“妈妈吃。” “妈妈不吃，乖孩子，快吃吧。” 就这样，在秋天一阵阵吹起落叶的凉风中，妈妈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啃光了那块排骨，她始终也没有舍得尝一口。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香甜的一种母爱。 我们六个孩子个个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家的、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她只要看到哪个孩子在哭，或者鞋带掉了，母亲就会马上去给他擦眼泪，或者系鞋带。１９６２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我们一大家人每天吃胡萝卜煮稀饭，厨房间的墙上贴着纸条，规定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每天准许吃几碗稀饭。有一天，保姆带我去五原路粮店买全家一个月的米，保姆把２０斤米倒入了一只大钢精锅，叫了辆三轮车放在上面，让我看住三轮车，然后又转身进粮店去背另一袋米。没想到保姆刚转身进店，蹬三轮车的那位大汉就拼命踏起三轮车载着那一锅大米逃掉了！我惊慌地大哭起来。晚上，母亲下班回家后，一句也没责怪我，她沉默了半晌说： “那个蹬三轮车的，家里可能也有孩子在挨饿……算了吧，不要难过了。”母亲反过来安慰我，“谁吃了还不是一样？” 母亲对孩子的爱，也遗传给了我，我对自己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同样是爱得深沉，爱得发疯。这种爱能够滋生出对全世界孩子的爱，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爱。使我在激烈的竞争和不息的奋斗过程中，有了一块可以栖息心灵的天堂般的伊甸园，使我感到一切奋斗都不会白费，一切代价都是应当付出的。有一天，我一手搂着女儿咪咪，一手搂着儿子小安德鲁，吟诵一首从心底涌出的半字诗： 儿女半聪半娇嗔， 工作半紧半悠闲， 生活半丰半勤俭， 读书半洋半轩辕， 心情半佛半神仙。 “工作半紧半悠闲，生活半丰半勤俭。”这两句是指我常常可以抛下一大堆业务，随心所欲地去旅游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在生活上，则不讲究排场虚名，以内心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满足去抵御西方世界花天酒地的奢侈和虚荣。而这一切都是与我自幼年起就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以及我的家庭对我耳濡目染的影响分不开的。 虽然母爱的乳汁养育了我，然而我的童年却有一半是孤独和痛苦的。我很小就尝到了寂寞的滋味。由于父母工作很忙，我刚过一周岁就被送进了幼儿园，最难以忘却的痛苦是儿时在幼儿园里受到冷落。这是上海市政府机关专门为干部子女所设立的幼儿园，能进入幼儿园的孩子，父母的最低级别是处长级。这是座大资本家的豪华别墅，有绿草如茵、整洁宽广的草坪，草坪上有一个雕着汉白玉小天使的喷泉，喷泉旁边是一个大游泳池。小朋友睡觉时，阿姨专门轻轻地弹奏柔美的钢琴催眠曲，我们在一阵阵凉爽的穿堂风和钢琴声中午睡。我们每星期一换上一律的幼儿园制服，早晨吃牛奶面包白脱油，中午也是西餐，只有晚上是中餐。每周的营养食谱定期寄给家长，一切都是按苏联的方法管理。幼儿园的园长，还专门乘飞机参观过莫斯科的一个干部子女幼儿园。 但是幼儿园对我的童年来说，只有孤独和痛苦的记忆。因为没有阿姨喜欢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话。幼儿园的老师把孩子们无形中分成“乡下派”和“城市派”。所谓“乡下派”即是孩子的父母是从农村来的土八路、新四军，嘴里带着一股上海人讨厌的大蒜味儿。而“城市派”是指父母是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地下工作者，因此在老师眼里，犹如“公侯伯子男”那样界限分明。乡下派的孩子，尽管父母做了官，仍然是“乡下人”，摆脱不了一股土气。而只有城市派的孩子，才是真正的上海小姐，上海少爷，与过去国民党官员的子女没有什么不同。而我父亲又恰恰是“乡下派”中级别最低的，因为低于处级的干部子女就进不来了。每个周末，那些局长、部长的孩子，家里都会有高级小轿车来接，老师也在家长面前用上海话大大夸奖孩子一番，然后又把孩子亲了又亲。而我爷爷我奶奶来接我时，总是穿着平常那身从老家带来的破旧褪色的衣服，有好几次被警卫拦在门口不准进来。我眼睁睁地望着小朋友们欢天喜地回家，却没人来接我，只好一个人在角落里伤心地哭泣。记忆中我的幼儿园老师是位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常常喜欢唱很悦耳的苏联歌曲《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我总是悄悄地望着她一会儿抱着毛毛——毛毛爸爸是部长，一会儿又亲亲莎莎，莎莎爸爸是外交官、妈妈是翻译。我幻想着老师有一天也能抱我一下，亲我一下，但是在幼儿园的几年，老师连碰都没有碰过我一下，只是在每逢星期一，老师把我从家里穿来的衣服脱下，总是抱怨：“这些衣服又破又旧，哪里像市委大干部的孩子？简直像个乡下小瘪三！”她厌恶地看着我的目光，一直刺痛着我的心灵。然后她把一堆衣服朝角落里一扔，像扔掉一堆垃圾，而毛毛莎莎他们的衣服，她总是一面微笑一面欣赏着，小心地折叠好放起来。小朋友们几乎都不和我玩，只有一个叫宝宝的小女孩有时和我玩，她父亲也是“乡下派”，但她父亲的级别比我父亲大，可她生来有点缺陷，口齿不清，一讲话老是流口水，老师也不喜欢她。在这座森严、豪华的“贵族幼儿园”中，我自幼就感到自己像孤儿院的孤儿，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丑小鸭”，孤独、凄凉的感觉浸透了我幼小的心。 直到快要毕业了，有一天幼儿园召开向家长汇报演出会，和以前几年一样，老师根本就不叫我参加任何演出，随便什么唱歌跳舞比赛都没有我的份，可这是最后一次家长汇报演出会，我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父母、爷爷奶奶，还有乡下来的姑妈都要来观看这次毕业汇报演出。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我鼓足勇气，跑到后台。 老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到后台来了？快回去坐好！”我坚定地说：“老师，我不回去，我一次表演也没有参加过，我一定要参加这次表演！” 老师说：“你疯了！你什么准备都没有，今天又是毕业生家长会，很重要的，这怎么行？”她命令我，“快回原位坐好！马上要拉幕了！” 我站着不动，泪水快从眼眶中涌出，我从口袋里抽出一本已经很破旧的有插图的小书： “我会背这个！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会一口气背到底！” 老师拿过书，翻了一下问：“这不是幼儿园的书。这是谁的书？” 我说：“我姐姐的。她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这是她送给我的！” 老师皱着眉头，望着倔强地站着不动、非要演出的我，这时演出铃声响了，台下传来市长部长局长们的咳嗽声，老师连忙把我拉到一旁，匆匆地说：“好吧！你最后一个演出，如果你背不出来，照着读也行！” 我四岁时就认字读书了，童年时我疯狂地爱上有插图的连环画，每逢从幼儿园回家经过永隆食品公司，我常常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望着五光十色的玻璃橱窗，梦想着长大了我要有一幢像永隆食品公司一样大的房子，里面堆满各种书籍，我可以趴在架子上整天看书，另外就是在这个大书房的中间有一架大钢琴，可以让我演奏各种美妙的曲子。 书和音乐的幻想，在我的一生中一直伴随着我。 当我站在台前时，我忘掉了台下的家长，忘掉了小朋友和老师，也忘掉了长年以来郁积在幼小心灵中的孤独。我的思绪来到那心爱的普希金的童话中，那里闪烁着大海的蔚蓝色的、壮丽的光芒。 “在蔚蓝的大海边， 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 老头儿出海打鱼， 老太婆在家中纺线， ……………… 小金鱼对老头儿说： ‘救救我吧，老爷爷， 你要什么，马上就能够实现。’ ……………… 老头儿回到蓝色的海边，天边已开始翻滚乌云，老头儿对小金鱼说： ‘可怜可怜我吧，小金鱼， 我那老太婆 说住厌了宫殿， 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 大海停止了咆哮， 小金鱼告别了老爷爷，回到海中， 海边，还是那座破草房， 老太婆坐在那里纺线。” 朗诵完了，我被一阵突然爆发的掌声惊醒，老师跑到台前，紧紧地抱住了我，激动地、喃喃地赞扬了我的表演，这是童年中的第一次，老师这么亲切地拥抱我！我想找一下台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乡下姑妈，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泪水噙满了我的眼眶，我倒在老师怀里，我哭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在幼儿园度过了６年后，我又被送进一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小学，这以后直到中学，我一直置身在这种环境之中。老师是政府精选出来的尖子教师，班主任对于每个学生的家长是干什么的，哪种级别，住在“瑞华公寓”、“１００弄”、还是“爱堂”，甚至坐什么牌的车，都比对自己的教科书更加清楚。他面临的可不是普通的天真儿童，他们的家长掌握着一座城市、甚至国家的命运！可是，干部子弟内部，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侮辱。一个局长的女儿，穿得像跳芭蕾舞的小演员，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死蝴蝶，放在我头上，拍手大喊：“看！快来看！她像不像小叫花子？身穿大补丁，头戴蝴蝶花！”我吓得大叫，不知什么软体动物在头上粘着，又不敢用手去捉，只能拼命地晃抖着头发。大家围着我一边怪叫，一边大笑。后来一个小朋友跳上桌子，拿下我头上的蝴蝶丢到窗外面，在他跳下桌子时拉了我一下，正好把我本来带补丁的袖子给扯破了，露出了我的肩膀。这时老师走进教室，把大家轰开，又皱着眉头用别针把我的袖子别上，命令小朋友们立即回到座位上去。我没有回到座位上，我走到那个穿得像小演员的小女孩面前，伸出拳头，一拳头朝她的脸上打去，然后忍着眼泪和满脸的委屈站在教室中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老是欺侮我？难道就因为我爸爸官小，我穿得破吗？ 那个小女孩吓呆了，咬着嘴唇不敢出声。老师开始点名。每点一次名，老师都要用加重的语气补充一句她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话。 “陈小雷。” “到。” “陈书记昨天给校长打了电话，他对我校建设十分关切。”老师说。 “顾小农。” “到。” “顾部长上周给全市作了文化教育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我们学校。” “李平平。” “到。” “李副市长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在机场就给学校挂了电话。” 然后老师宣布要开一次家长会，并且要统计将有多少家长坐轿车来，以便准备好停车位。全班３５个同学刷地举起了手，只有三个同学没有举手，我当然没有举手，和在幼儿园一样，我父亲是级别最低的。 在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时，顾小农和董毛毛打了起来。顾小农举手对老师说：“他吹牛！他说他爸爸到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握手，斯大林已经死了！” 董毛毛立即站起来说：“我才不吹牛呢！你吹牛！我爸爸每年都乘飞机到苏联去！”董毛毛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顾小农不甘示弱：“乘飞机去苏联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到北京去乘专用飞机！你懂吗？专用飞机！只有爸爸一个人！我爸爸每星期都和毛主席见面！” “我才不相信呢！”董毛毛又举手告诉老师：“他吹牛！上次他讲他爸爸是６级，实际上他爸爸只有７级！” 这时李平平站起来，伸出两只手一摆，说：“你们都不要吵了！我爸爸是５级，比你们的都大！” 老师窘迫地站在一边，完全无法控制越吵越大的局面。一年以后，有一天学校里要选出十个小朋友参加市里合唱团，去欢迎苏联贵宾。有两个小朋友举手提了我的名字，说我唱歌好听，嗓音嘹亮。但立即遭到许多个反对的声音：“不！她怎么能去？” “她的鞋子是乡下人穿的，好难看。”大家哄笑起来。我猛地站起来：“我要去！我要参加演出！我叫我妈妈做新衣服！买皮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晚上，妈妈向别人借了１５元钱，买了花布，在灯下给我缝一件属于我自己的新衣服（不是我姐姐穿后给我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妈妈把我带到淮海路第二百货公司，左挑右挑，给我买了一双咖啡色的系鞋带的皮鞋。妈妈讲：“系鞋带的皮鞋不容易坏，又结实，冬天又暖和。”她还专门买大了两个号，说可以让我多穿几年。 “你是几个孩子中第一个穿皮鞋的。”妈妈说，“要给苏联贵宾好好演出，为中国争光！” 来到学校，我自己也为自己的一身新衣服和那双特大皮鞋而不好意思。同学们一下子围上来，有的女孩子说：“这件花衣服真好看。”我心里真高兴。男同学乱叫：“这是男人的皮鞋！”还有一个男孩讲：“喂！是不是你爹小时候穿的？”另外有两个同学干脆用脚在我的新皮鞋上乱踩起来。这时，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把胡闹的同学厉声喝退了：“不准欺侮人！”她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下午四点钟留下来练唱，再过一周，我们就要欢迎苏联贵宾了！” 少年宫碧绿的大草坪上盛开着鲜艳的花朵，太阳用她金色的大手抚摸着梨花的骨朵，也抚摸着我的头。我们学校１０个同学，和其他学校１００多名同学一起，站在草坪新搭的舞台上高唱欢迎苏联贵宾的歌曲，星星火炬，闪耀着光芒，这时我们觉得多么幸福，多么自豪！我穿着妈妈缝的新衣服和那双崭新的大皮鞋，摇晃着脑袋，心中的忧郁和孤独早已荡然无存，尽情地高唱着： 戴上鲜红的领巾， 穿起美丽的衣衫， 我们来到了花园， 快乐地跳舞歌唱。 谁给我金色的童年？ 谁抚育我们成长？ 少先队员都知道，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我看到那十几个蓝眼睛、高鼻子的苏联贵宾，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热情地向我们挥着手走来！走在最前面那个高大肥硕的苏联人，报上讲他是苏联中央的一个什么主席，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真正激动的、慈祥的光芒。突然，他同随员讲了几句话，面色很激动，然后竟然走上了我们的舞台！他用俄语向我们大喊了几句，然后躬下身子，亲吻起站在第一排的小朋友。我正好站在第一排左侧的第三个位置，我看到他正走向我！他那表情激动、红润的脸，那双仿佛被泪水润湿的眼睛看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突然把我抱在他宽阔的臂膀中，轻轻地在我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我感到是在梦中！我被幸福震撼了！ 我的小鼻子小眼睛不再是那么难看了，我不再是一只丑小鸭了！ 从那天以后，我的命运逐渐改变了！ 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由于我在班级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做了中队文体委员。我参加了学校的戏剧队和游泳队，不久又考取了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队。我组织学校的“六一”篝火晚会，在熊熊的营火前面朗诵莱蒙托夫的《白帆》；我又受校长的委托，在晨会上给全校小朋友讲苏联《青年近卫军》的故事。我的威信大增，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相反的，连班级最调皮捣蛋的顾小农、董毛毛他们都听我的了。他们再也不在我面前大吹大擂自己的父亲如何伟大了。我仍然常常穿着缝补丁的衣服，但我用小手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我被学校推荐为“艰苦朴素，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好孩子，尽管从幼年起就开始的孤独忧郁有时还会像针刺一样扎痛我稚嫩的心，但我心中更多的是自信，是欢乐和骄傲。国庆节，千万只白鸽飞翔，我们高举着鲜花，在人民广场观礼台前走过，心情激动万分，富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我和小伙伴们在游行队伍中放声高唱着嘹亮的歌曲： “千万只小手挥舞鲜花， 千万只白鸽满天飞翔， 我们红领巾的队伍， 行进在欢乐的广场上。 啦啦啦………… 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天天向上， 要把伟大祖国， 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 至今我还感觉到，那金色的童年，是人间最美的图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从那时起，我血液中就浸透了对自己祖国的由衷热爱。夏天到了，爸爸常爱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市委机关游泳池去游泳。那个游泳池现在已经卖给了日本一家大饭店的股东，市委机关大楼也变成了日本人经营的大宾馆。那时每次游泳后，爸爸总是把我们带到机关大楼宽阔的阳台上，整个上海的黄昏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端来了凳子，围坐在爸爸身旁，听爸爸对着美好的黄昏暮色，唱他最喜欢的那支《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１９６３年秋天，我读小学五年级。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放了学，在瑞华公寓的大院子里和草坪上尽情地玩耍。我们十几个女孩子中一个已经拍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饰演芳林嫂的女儿。另一个女孩参加拍摄了电影《兰兰和冬冬》。我和另外两个女孩，则参加了话剧《上海屋檐下》的演出和伴唱。我们在一起玩时，最喜欢自编自演话剧或独幕剧，要不就是跳从市少年宫舞蹈队学来的《小白雁》。那天，我们突然听到了收音机广播员的声音：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死亡。”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几个小伙伴顿时激动得拥抱成一团。在我们眼里，黑暗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都认为那位刺杀肯尼迪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接下来我们很快就一起为这位英雄的命运担忧：他会不会被逮捕？会不会被枪毙？他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我们激动地议论着，叹息着。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有人提议开个祈祷会。我们都不信上帝，也没有见过《圣经》一类的书，但是我们的祈祷是神圣的：我们１２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跪在白杨树下，每个人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１２根细细的黑发放在我们面前的一张白纸上。我忘不了那一刻庄严的情景：色彩绚丽的夕阳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庄严、虔诚的表情，轻风吹动着白杨树，发出哗哗声响，我们抬眼望着如血一般鲜红的夕阳，一起用稚嫩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 可是，在大洋彼岸，在千千万万美国公民心中，那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人们心中响彻着他的呼唤：“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历史上写下他的名字——这个解决了导弹危机、拯救了美国经济、有所作为的、最年轻的美国总统的名字——肯尼迪！ 我曾经和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一起来到阿灵顿公墓肯尼迪的墓前，望着那盏在风中摇曳的长明不灭的火焰，我想起了在美国刚上演不久的由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EK》（约翰·肯尼迪）。电影中有凶手同谋者这样一句话：“人们应该知道肯尼迪为什么被杀，因为他是共产主义分子。”影片力图表明是由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军方和社会邪恶势力联手谋杀了肯尼迪总统。我又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那次祈祷会。啊，历史！你究竟是谁写的？ 有一次在曼哈顿公园大厦我的住宅中，我和我的台湾朋友们互相嬉笑怒骂，台湾朋友讲我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我则讲她们是“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我说刚到纽约时看到中国城挂满了庆祝双十节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感到毛骨悚然，台湾朋友则讲，听说我居然曾经是红卫兵，不由倒退三步直抽冷气，无异于面对一个真正的杀人魔王。不过后来我们终于取得一致见解：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属于未来，不属于过去。 １９６６年，我刚满１５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顷刻之间，全市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是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套上的那个红卫兵袖章、挥舞着大手的照片。我们的热血在沸腾！我们再也不能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了！有人要颠覆我们的政权，我们必须紧紧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正是爱打扮爱漂亮的少女年龄，但我们毅然地剪去了辫子，脱下了裙子，全部换上旧军装。把家里的箱子翻遍，为的是找到一条父亲穿过的旧军裤，也为了标志我们的血统。我们满街跑来跑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又提着浆糊桶满街刷大字报。我们甚至自己搞来了一台刻字钢板和油印机，每天一听到“最新指示”、“最新消息”、“北京动向”，就立即刻写印刷，然后飞快地贴满大街小巷。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上海要组织一支红卫兵去北京见毛主席，学校里每个班级选两名。我被选上了。那是我第一次乘上列车，我和伙伴们激动得彻夜不眠。８月３１日，北京的夏日万里晴空，我亲眼见到毛主席走上天安门。我跳呀喊呀，泪水模糊了双眼。见到毛主席那天，我戴的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我还保存在一只箱子里，麦克曾经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还不丢掉，我回答他：“这是历史。” 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历史。那个年龄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要需要，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绝不会迟疑。 有人说我们是疯狂的一代，又有人说我们是被毁灭的一代。历史自有定论。 有一天深夜，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家里已是空空荡荡，所有的人都出去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了，连最小的妹妹也参加了“红小兵”，整天在马路上唱《红卫兵之歌》、《造反有理》。只有我奶奶在家（我爷爷已经去世），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没有看见家人了。我刚拿起冷馒头咬了一口，爸爸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我要向他汇报我和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怎样日以继夜地奋战的！ 我高兴地扑向爸爸，却突然发现他面色苍白，眉头上凝聚着层层乌云，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有过那种沮丧的、痛苦的表情！我大吃一惊，问： “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沉痛地坐下，那双昼夜未眠、布满细细的红血丝的眼睛凝视着我，闪出一种少见的慈蔼、哀婉的神色。他拉着我的手说： “爸爸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爸爸要到机关去好好检讨，接受审查。你们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听奶奶的话，要积极参加运动。”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又被提升了（“文革”后担任上海市政府某部副主任），每天工作开会到深夜，只是在星期六我姐姐从复旦大学回到家里时，才有空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谈话。当时他最关心的，似乎就是我们是否天天看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爸爸会犯什么错误呢？“文革”一开始，爸爸部里的另一位副部长就上吊自杀了。爸爸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爸爸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拿了些东西，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我和奶奶。我听到他胸膛中发出一声沉重的撕裂肺腑的叹息！他轻轻关上门，走了。 那一夜我一直没合眼，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漆黑的、巨大的深渊。在静静的深夜里，我感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黑暗包围了我：我爸爸会是敌人吗？如果我爸爸成了敌人，我怎么办？明天将会怎样？后天又会怎样？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我呜呜地抽泣起来…… 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学校，我告诉大家：我父亲犯错误了。我已经不是“红五类”，不能当红卫兵了。然后我像木鸡般地坐下，呆呆地望着地板上的裂缝。原来，报纸上天天讲要抓的党内资产阶级，竟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父母！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红卫兵总部去了。过了几天，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家：我亲爱的妈妈被打成了叛徒，被机关造反派抓走了！ 我在瞬间成了黑帮子女。隆冬来临，漫天的飞雪席卷着黑黝黝的上海，我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抛弃！我想妈妈！我多么想见见我的妈妈啊！我决定一个人走到外滩边上妈妈的机关去，请求造反派让我看一眼我的妈妈！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能沿着淮海路走到福州路，再走到外滩黄浦江边，当远处出现了我母亲工作机关的那幢灰色的１０层建筑物时，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阵地紧缩抽搐：妈妈，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了，她还在这里吗？她究竟怎么样了？ 我心情沉重地拖着步子，走到离机关还有五分钟距离的街口时，看见一群人仰着头，摇晃着双手，朝着天空拼命叫喊：“不要跳！不要跳楼！”我顿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又有人要跳楼自杀了！我向１０层楼顶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个４０岁的男子站在阳台外的边缘，他右臂夹住一个４岁大的男孩，左臂夹着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两个孩子可能吃了安眠药，睡着了似的在父亲的双臂之下，这个男子一边哭一边大声叫喊：“我没有罪！我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让我活，就让我们全家一起死吧！” 他又撕心裂肺地嚎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鹅毛大雪盖过他那乱草般竖起的蓬发，他摘掉眼镜，然后更大声地哭喊：“冤枉啊！……我没有罪啊！”他的声音在寒风中飘荡、扩散，像幽灵般地凄惨。那是一个神经崩裂的嚎喊，是一种面临猛兽时无助的、绝望的惨叫，他根本无视下面一群人包括一位民警大声的命令：“不准跳！”现实世界仿佛已与他隔绝，一个疯狂的、垂死的灵魂，在大雪纷飞中发出最后的吼叫和哭泣。然后，在一秒钟之内，一团庞大的黑影重重地从１０层楼阳台摔下，发出震动地面的轰响。我吓得再也不敢走近一步，我怕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哭还在叫的中年男子，我怕看到那一对男孩女孩，更怕看到满地的鲜血和活生生的三个肉体最后的痉挛和挣扎……我哭泣着。这一副悲惨的剧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再也不会回到天真烂漫的过去了。我的童年，我的充满了幻想和鲜花的童年已经结束。 我换了一条马路，疯狂地飞奔到妈妈机关的后门，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拼命地敲着铁门，大声地喊叫：“妈妈！妈妈！我要见我的妈妈！”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开了门，他也许看到我满身雪花，满面是泪，动了恻隐之心。他抓住我冻得发僵、冰凉的手，把我带到机关走廊上。这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有几条醒目的标语写着打倒大叛徒我母亲的一长串口号。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级干部，连中级干部也不是，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大叛徒呢？这些标语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那慈祥、善良、辛辛苦苦把我们六个子女带大的亲爱的母亲，会是人民的敌人！ 那个守门人把我带到地下室，穿过漆黑的阴暗的走廊，然后出现了一间间像仓库似的房间，每个门都紧锁着，只有门上部狭小的玻璃窗口露出依稀可见的一点灯光。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惨叫，接着又是几声厉声喝斥和乱棒拷打的声音，那种悲惨的、哀求的男人的惨叫使我一阵阵颤栗！不知道这儿究竟关了多少人？走到走廊最尽端，守门人指着一个门，小声对我说：“这里是你妈妈。记住，千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我走进小门，心中夹杂着惊悸、恐怖、渴望，我踮起脚，扒在玻璃窗上，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这个不到１０平方米的黑屋中央，放着一条长板凳，我母亲披头散发地跪在那条长板凳上！她低着头，我几乎不能看清楚她的脸，只见她双手反绑着，衣袖完全破碎，胳膊和脊背上是青一道紫一道被殴打的伤痕。那条窄窄的长板凳，我妈妈要在那上面跪多少时候？受多少审讯？挨多少鞭打？眼泪顿时如泉水般地涌出，我真想放声大哭，扑向妈妈！我忍住一阵阵抽泣，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暗暗呼唤着：“我亲爱的妈妈！我善良的妈妈呀！你千万不能去死啊！” 守门人催促我赶快离开，我心如刀绞般地跟随他走出地下室，走到机关门口，只见一群人把血淋淋的三个塑料袋往一辆卡车上扔：那是刚才跳楼的那个男子和他的两个亲骨肉。我很惊讶：周围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眼泪，所有的面孔都像寒冬般地死板、冰冷。多年之后我母亲以及母亲那位夹着一双亲骨肉跳楼惨死的同事，终于都洗清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但是那一天，对我一生的震撼太大了！ 从妈妈机关出来，天色已是一片漆黑，猛烈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抽打在脸上，我只觉得浑身冻得哆嗦，额头又烫得要命，眼泪已经流干，脑袋疼得像要随时炸开，我的双脚发软无力，犹如被巨大的铁砣拖曳着，我脑子里迷迷糊糊地呼唤着妈妈。突然间，我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一头栽倒在马路边上，失去了知觉…… 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家简陋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我几个下夜班的工人发现我躺在马路边，怎么也呼不醒，便急急忙忙地把我背到医院。医生讲我得的是轻微脑震荡，没有生命危险，并且问我住在哪里，要打电话让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我只觉得嗓子发干，胸口被什么巨物堵塞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医生再次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一边讲要我父母来领我回去时，我突然把头埋在医生那双大手里，悲天恸地的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喊着：“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我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呀！” 几天后回到家里，那轻微的脑震荡却反倒突然使我清醒了许多。我翻出爸爸书橱中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翻出《联共（布）党史》，我的脑子里是一串连一串的问号：剧作家老舍跳河死了，翻译家傅雷开煤气死了，这些都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文学前辈，语文课上老师一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是仰着头，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着…… “这是一场把国家拖向毁灭的运动！”一个念头跳到了我的脑子里，就再怎么也抹不掉了。 １９６７年整整一年，我一头钻进了书中。 １９６８年，当我刚满１７岁时，我便向《文汇报》大胆地投书，我在信中写道：“白色恐怖笼罩着曾经是阳光明媚的祖国。”并且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佛朗哥“第五纵队”的例子，呼吁党中央警惕个人野心家，立即结束这场摧残人生、亡党亡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在信的末尾，我郑重地写下了我所在中学的名称、地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一个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列宁传》长大的、从小就懂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１７岁的女孩，立即成了这场革命矛头直指的斗争对象、批判对象！由于这封信，我曾经想到过要去死。由于这封信，在以后近１０年中，我付出了整个青春的代价！ 我不再是孩子了。 然而，这一次只是厄运的刚刚开始。 老头儿擦了擦那把戳死了好些条鲨鱼的长刀片，把桨放下，然后系上帆脚绳，张开了帆，把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天晓得，最后那一条鲨鱼撕去了我好多鱼肉。”他说。现在死鱼已经成为一切鲨鱼追踪的途径，宽阔得像海面上一条大路一样了。下一个来到的是一条犁头鲨，它来到的时候像一只奔向猪槽的猪。 他往海里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做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他知道终于给打败了，而且连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 老人８５次出海，８５次空手而归，最后一次拖到岸上的是一副雪白嶙嶙的鱼骨。 “它们把我打败啦，曼诺林。”老头儿走进岸边的茅屋，对等待他的小孩说，“它们真的打毁了我。” 当童年结束的时候，我总是想我已经被彻底打败，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位老人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想象中被彻底打败的只是第一次出海捕鱼的经历，前面还有８４次出海捕鱼的惊涛骇浪在等待着我。而我最终能不能拖一副雪白的鱼骨上岸，我不知道。 “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你却不能毁灭他！”当我从童年走向少年，又从少年走向成年时，我一直记住了这一句话。正是由于这个，童年给我带来的理想的光环，至今仍然在照耀着我。“我厌恶灰黯无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断地追求着激情的迸发和感情生活的满足。我渴慕友谊，渴慕爱情。”麦克后来在听我用英语念了我这段往日的日记后，曾经沉思了许久。我问他：“你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麦克回答说：“我的童年只做三件事：读书，读书，读书。”这个在欧洲一个知识分子的富裕家庭成长的孩子，确确实实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完成了他的历程：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但这并不排除他对巴赫和瓦格纳有着痴迷的爱好，以及对德国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拿起一根木棒，随着立体音响中的乐曲指挥起莫扎特的第２０号钢琴协奏曲，我则打开房东留下的那架旧钢琴，立即随着钢琴独奏部分弹奏起来。末了，他不无惊讶地说：“想不到中国人对西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么多！”我立即答道：“想不到西方人对东方的音乐和文化了解得这样少！”麦克意外地说了句：“就是这个原因，我才要和你结婚！” 孤独也好，寂寞也好，动荡也好，然而童年这一颗单薄的花蕾，毕竟悄悄地吐蕊开放了。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０日 写于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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