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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是无数现代派建筑高耸的“钻石森林”。中央公园则是钻石森林中的翡翠。 纽约——美国第一大城市，濒临大西洋，位于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哈德逊河口上，１８９７年以前的纽约市就是曼哈顿一个岛，后来，相继有几个区并入纽约市，才成了今天包括曼哈顿、布朗士、布鲁克林、皇后和史泰坦岛五区的大纽约市。曼哈顿比上海小得多，占地只有２３平方公里。１６２０年，欧洲大陆首批移民乘“五月花”号，越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登陆美国。而欧洲人首次来纽约，却要比“五月花”号更早一百年，意大利航海家佛拉扎诺（GIOVANNIDAVE，ERAZANO）最先于１５２４年发现纽约港是个风和日丽的良港。今天横跨在布鲁克林与史泰坦岛之间的世界第二长吊桥，便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佛拉诺大桥；而著名的哈德逊河的命名，则是为了纪念另一位于１６０９年来纽约探险的英国航海家哈德逊（HenrHud－son）。 荷兰人于１６２４年首先在此建立殖民地，称曼哈顿为“新阿姆斯特丹”。英国人于１６６４年夺下这片土地，改名“纽约”。荷兰人一度又于１６７３年夺回，改名为“新灯”（NewLight），意即照亮世界的灯塔，于第二年即１６７４年又落入英国手中，正式复名为“NewYork”（纽约），直至如今。 在独立战争中，纽约是反英的１３个殖民地之一。１７７６年长岛战役，华盛顿被英军击败后，纽约市曾经成为美国的第一首都，美国第一任总统宣誓仪式，就是在纽约曼哈顿召开第一届国会的联邦大楼举行的。那时整个纽约——也就是整个曼哈顿只有一座教堂、十几座磨坊，一幢用来召开联邦会议的维多利亚殖民期的小楼房。然而仅仅２０年后，曼哈顿南端的华尔街上高楼林立，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纽约股票市场！不久后又诞生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在以后的年代里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大都会歌剧院、大都会博物馆、百老汇商业中心，直至今天蜚声于全世界的帝国大厦、中央公园、洛克菲勒中心、第五大道、联合国大厦、世界贸易中心…… 曼哈顿是一个奇迹！ 因为人生本来也是一个奇迹！ 创造了曼哈顿的昨天和今天的人，就是一个奇迹！ 不可否认，我从小就梦想周游全世界，这是许多孩子都有的梦想。可是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连和上山下乡，我连上海都别想迈出一步。在大串连中，我看到了西湖苏堤、白堤如人间天堂般的图画；也看到了黄土高原赤裸的贫瘠、寒鸦飞绕的孤村、凄凉的院落。后来我又去了黄山，在惊叹黄山之壮丽幽美之时，又提心吊胆地想着自己的钱袋：玩一天黄山就要扣一天工资。 每当我的病人们——那些上海外贸局的外销员们出国归来，和我讲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国际商场中斡旋拼搏，大展身手为国家创汇时，我听了都激动得不能自已。后来我动手为他们——这些外销员们写报告文学和电影剧本。可是我能写什么呢？在我写《德黑兰的雾，真热》时，我就胡思乱想德黑兰是什么样子的，怎样去描写那些街道、城堡和波斯湾民族古老的历史遗迹，不然别人怎么知道这是在德黑兰而不是在葡萄牙发生的事情呢？写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参加东京和巴黎的时装表演时，我也是挖空心思去回想电影中或者干脆是在梦中所知道的东京和巴黎。当我描写银座和香榭丽舍大街、塞纳河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盲人在摸着琴键弹琴一样。有一天，我跑进党委办公室，突然出现在党委书记面前：“我要当外销员！我请求领导改变我的职务，我可以现在就旁听外贸学院的课程，两年之后，我一定会是一名好外销员！” 党委书记先是大吃一惊，当他明白过来之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周医生，你真会异想天开！一会儿写作，一会儿又要当外销员。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话锋一转，“计划生育统计表都登记全了没有？局工会在催哪！另外，单证科有一名打字员想生第二胎，你得好好去做做工作，怀孕六个月之内都要强迫流产，这是根本大计！千万别让她生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轨迹”，你只能回到你原来的“生活轨迹”上去。 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申请出国自费留学，我那时还认为：出国就要像外销员那样，或者像演员、作家代表团那样，代表国家出去，堂堂正正，让外国人抬起头来看我们。至于到国外当保姆、打苦工，那简直是耻辱，不堪想象。经常在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号：“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旅游世界？”像香港、日本的那些工人那样，堂堂正正地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我敢打赌，如果那时准许个人出国旅游，我会立即把家里的彩电、“聂耳”牌钢琴、洗衣机统统卖掉，哪怕四处借债也要张罗一张出国机票！ 当然我的“堂堂正正”的出国梦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曾经反复地思考过法国１８世纪哲学家伏尔泰的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时是在１７５８年： “据说在某些国家里禁止公民离开命运使他们降生的地方；这条法律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太坏了，治理太糟糕了，因此我们不许任何个人离开，以防所有的人都跑光。’”人们当然不会从中国跑光，从今天来讲，即使跑走了，最终还是要再跑回去，为什么国家就不开明点呢？为什么国家就不考虑考虑许多人——特别是我这样喜欢幻想、把精神生活考虑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的需要呢？ 每一个人来到美国前都有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已经十分明了，既然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出入国，既然我连跨出上海一步都如此艰难，那么我一定要设法改变它：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个念头是逐日增加并且逐日强烈起来的。 １９８２年初，有个外销员从虹桥机场接外宾回来，对我说：“周医生，好多人出国留学啊！每天机场上都有不少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拎着大箱小箱的。你怎么不想出国留学呢？”又有一次，另一名女外销员到医务室，兴奋地说：“你猜我看到谁了？在虹桥机场我看到陈冲了！她去美国留学！”１９８３年，当我向党委书记提出要当外销员遭婉拒后，我的一名外销员朋友小林——他后来考取了研究生，对我说：“周励，你想到外贸学院旁听，当外销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念头。你有这个决心有这点魄力，为什么你不出国自费留学呢？” 外贸局的小林——他是大家公认的最聪明最有前途的男孩；小顾——外贸局业务考试第一名、大家公认的最漂亮最善良的女孩——他们两人现在都在香港不同的公司担任要职，成了我终身的知交。我挚烈地爱着我的朋友们，分担着他们的喜悦和忧愁，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我讨厌小市民。我记得黄药眠的自传中有一句生动的描写： “有一次在船上，我看见一对油头粉面的青年夫妇，一天到晚捧着茶壶嘬着壶嘴，口里不停地嗑着瓜子，这无知的小市民，是多么令人厌恶！” 那些人并不会因为你的厌恶感而消失。我有健全的灵魂，我总是喜欢幻想，并且爱把幻想变为现实。 当我的外销员朋友们不断地把祖国开放的气息带进我的小小医务室时，我终于在１９８４年下决心申请赴美自费留学。我要把幻想变为行动，我要改变生活，看看世界！ 有时候幻想对生活是多么重要啊！在这幻想中集中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全部情感。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热情，像蓝色的火焰一样在燃烧。那时候没有什么出国留学指南一类的书籍，我的一位在上海歌舞团的朋友曾经请求我找外销员为他填打一份入学申请表格——那份杨百明翰大学的申请表格也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大学入学申请书。从梦想到现实仿佛有十万八千里。所有出国留学的朋友都有亲戚在美国，或是在香港澳门，能为他们提供担保及生活费用。也有个别极优秀的学生通过了李振道主持的出国训练考核，就提全免奖学金。我一无所有，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海外关系的人，这反而使我产生了跃跃欲试的一种兴奋。从复旦大学一位刚刚通过李振道博士出国考核的研究生那里，我知道了要找美国的学校，只要到上海图书馆四楼资料室即可找到。于是我骑自行车到了人民公园边上的上海图书馆，一口气抄下了纽约二十多个学校（第一章《纽约商场风云》已述），将二十几封外销员帮我打的英文信统统发出，连同我发表的二十来篇翻译成英文的作品——我知道，我的唯一资格就是这些发表的作品。我既不能学医——美国医学院不收外国临床学生，也不能直接学商——因为我没有外贸学院或经济学院背景。那么我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好走——报考文学院，申请攻读比较文学研究生，到了美国再转学商业管理。 还记得１９８４年盛夏时节，一天下午，家门口地上有一封信，我拣起一看：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学院文学系主任来的！整整三页长信，表示他对我的作品非常感兴趣，他认为我一切条件具备，现在只是依美国法律需要一份经济担保书。他并且随信附来了一份空白的经济担保书，让我请担保人填好了寄回学校，以便在秋季尽快入学。 只见担保书上的英文写着：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A fidavit of Support FormI－１３４（Rev．１２－１－８４）Y中文意即：美国司法部移民公证处担保宣誓书I－１３４表格 最严格具体的是其中第十一项： １１．（Complete this block only if the person named in item ３ will be inthe United States temporarily．） That I □ do intend □donot intend，to make specific contributions to thesupport of the person named in item３． （If you check“do intend”，indicate the exact nature and duration of thecontributions． For example，if you intend to furnish room and board， state for how longand，if money，state the amount in United States dollars and state whether it isto begiven in a lump sum，weekly，or monthly，or for how long．）翻译成中文即是： 我愿意（或我不愿意）提供特别的援助给这位被我担保来美利坚的人，包括确切的金额和年份。例如：提供房间膳宿（标明多长时间），如果提供现金，请指明美金数额。是一次付清或按周、月定期支付，支付至何时为止。 这样的担保书我后来替不少朋友填写过，帮助他们来美。可是在１９８４年整整一年里，我无法给那位教授回信：我上哪里去找一位担保人？祖宗八代都在中国。写信给已去美国、加拿大留学的朋友，均回信曰外国人不愿为没有见过面素不相识的人担保，再说那些朋友们自己也很困难。这事已经成了我出国留学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担保人我就永远出不了国！１９８５年春天我到北京出差，那时我已调到《经济日报》，为《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办事。办完事后的一个星期日，我登上了香山“鬼见愁”高峰。和我一起登上鬼见愁的有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道格拉斯先生和他的太太凯伦，我们原是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认识的。凯伦是文化秘书，她邀请了一批中国朋友到美国总领事馆看当时热门的美国原版电影《星外来客》（《E．T》），看完电影后在鸡尾酒会上，道格拉斯和凯伦看了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给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后说： “我们很遗憾，我们很高兴为你担保，但是美国政府规定不允许外交官为任何外国公民作担保。” 尽管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他们夫妇的真诚很让我感动。以后他们又几次邀请我去美驻上海总领事馆看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并且邀请我去上海盖斯康外交官公寓参加他们与其他几对美国夫妇一起举办的万圣节化妆舞会。我最初和他们交朋友的唯一目的是学习英语口语。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修养很深的“中国通”，我们竟很快成了好朋友。里根来上海访问时，道格拉斯担任总统的中文翻译。他们夫妇极爱中国，对中国朋友热情诚恳。后来他们调到北京美国大使馆，特地给我留下电话，让我去找他们。 现在他们驱车把我带到了香山，又一起爬上了“鬼见愁”。我的心情和他们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只是假日的休憩，而我，则为找不到担保人而困扰。我甚至想到自己是不是要放弃去美国自费留学的努力。 那天的天气十分奇妙。一开始浓雾重重，当我们快爬到山顶，却突然云开雾散，一片清新。美丽清幽的峡谷，野玫瑰花、野迎春花丛绕在嶙峋奇异的岩石边；小溪流对岸的峭壁上，雪白的瀑布奔腾直泻，发出震心的喧响。“鬼见愁”山壁陡峭。爬到写着“鬼见愁”三个红色大字的悬壁上，我抬起了头——啊，我紧缩的心突然充血了、涨大了。我心中阵阵震颤：这是何等奇丽壮观的景色啊！远处香山山峦在破云而出的丽日照射下，闪烁着瑰丽变幻的色彩。云在静穆的群山之间缥缈；云与日相接的地方，是一个金色的彩虹光环，光环中隐约现出一座光彩夺目的顶峰——那正是“鬼见愁”由风霓作用反射出来的顶峰！泪水刷地一下夺眶而出，就像我后来到了加拿大，第一次看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神圣璀璨的峰巅让人如痴如醉。我心中有两股激流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虚度年华的感觉萦绕在我的心头；另一种便是那种执拗的幻想——我一定要成功。我的欢乐，我的意志，我的追求，我的希望，一下子都集中到这险峻光辉的“鬼见愁”顶峰上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生了一个念头： 我自己找美国担保人！我自己能找到！我工作的上海宾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临时设在那里）每天有成批成批的美国游客，他们面慈目善，他们之中一定有一个人会帮助我的！ 告别了道格拉斯和凯伦夫妇后（现在他们已回到美国，我们仍是十分密切的好朋友）我回到上海，开始抓紧步伐寻找担保人——对每一个申请赴美留学的人来说，这是最最关键的问题。 在上海宾馆的办公室下班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在上海宾馆的大厅中转来转去，或者是回家后再回到上海宾馆。我脑子里准备好了用来对话的英语——相当生硬。我的眼睛敏锐地射向在我面前走过的每一个美国人：金头发的、棕色头发的、蓝眼睛的、灰眼睛的、男的、女的，我暗自想，最好能找到一对美国夫妇为我作担保。 在上海宾馆大厅转了三天后，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一个坐在残疾轮椅中的美国人，旁边有一位面容端庄秀丽的夫人。他们俩正在礼品柜前挑选礼品，他们挑了很长时间，选了一大堆东西。我仔细观察了这位双腿残疾的美国人，他看上去５０岁左右，面部很慈善，五官和谐，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给人一种友好而可信赖的感觉。而旁边那位夫人看上去美丽娴慧出身高贵。能坐在轮椅上飞过大洋来中国旅游的人一定是位富翁！富翁加上善心，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担保人！ 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上去！上去和他说！我内心在命令自己。在上海宾馆转了这几天，这是我决定开口和他说话的第一个美国人。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梦一样。想一想：我们素不相识，想一想：他会怎样惊讶地望着我！可是在那一瞬间，我逼着自己一步步走上去： “先生，”我用英语说，“很高兴看到你到中国来旅游，我能和您谈一谈吗？” 我请他到离服务台较远的一个角落，这时他太太正在礼品柜台付款。 “OK，你想说什么呢？”他看上去很和善，但目光中掩不住对一个陌生女孩的惊讶。 “是这样的，先生。我申请去纽约州立大学读书，读比较文学。学校里一切都通过了，教授来了好几封信……可是……可是我没法去……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担保人。” 他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我当时十分紧张，我怕他会生气，我也怕我会在美国人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他思忖了一下，说： “你是想让我为你担保吗？” “是的，”我低着头说，“我决不会要你一分钱，我有两只手，我什么都能干。我只请求你为我作名义担保，当我获得成功那天，我一定会感谢你的。” 这时那位夫人也走到他身边，很好奇地望着我。他回转过头去和夫人讲了一大串我当时还听不懂的英语，然后让我和他们一起到上海宾馆２０楼的客房去。 在客房里那一盏奶油色的落地灯下，他仔细地看了学校给我的所有的文件及教授热情洋溢的信，并且看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最后我几乎有些颤抖地拿出了美国政府司法部印制的那份I－１３４经济担保书。我看到他戴上眼镜，眯缝起一双蓝眼睛仔细阅读着每一项严格的条款。他看得那么慢，那么认真，看完一张就递给那位夫人。那位夫人也慢慢地看，细细地琢磨。他们显然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在一片沉默和纸片唏嗦中度过漫长的２０分钟后，那个美国人抬起了头问我： “你说你一分钱也不要，那么你到美国怎么养活自己呢？学校并没有给你奖学金啊！” 我说：“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在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会帮助我。另外，我能自—力—更—生地创造出我所需要的费用。”当我讲出“Indepandent make Living”这句话时，他们夫妇俩的目光直视着我，仿佛只有他们才理解这个词的分量。然后，他取出一张白纸，递给我说：“请写上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的名字和电话，也写上你在美国、加拿大朋友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回美国后会同他们联系，到那时候我们会作出决定。”从他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明显的信心。 他递给我一张他和他夫人印在一起的烫金名片，我看到了那上面印着他们夫妇的名字，他的名字是：WilliamKirby（维廉·柯比），那位漂亮的夫人叫乔治娅·柯比。 谈完这件事，这对美国夫妇开始放松地和我聊起天，并且给我看他们在中国各地旅游时拍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乔治娅拍的，有五六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国人正笑哈哈地把维廉·柯比先生的轮椅搬上长城。“我们在中国到处碰到好人，”柯比说，“不管在兵马俑还是在紫禁城，只要我一出现在楼梯口上，马上就有成群的中国人涌上来把我抬到观光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要不是这么多善良的中国人，我恐怕还不能见到一半多的东西呢。” 后来，当我到了美国，并且在漫长的岁月中和柯比、乔治娅结成了亲如一家的挚友时，他还老是和他的美国朋友反反复复地提起这件事，他想要报答中国人，却正好碰到一个陌生的中国女孩闯到他的面前！ 我临离开上海宾馆柯比夫妇的客房时，邀请他们来我家访问，他们立即表示很有兴趣看一看中国人的家庭。两天后我请了一位北大荒兵团时的朋友小胡——他现在是上海美心酒家的大厨师，为柯比夫妇烹饪了一桌色佳味美的中国菜肴。那时窗外正飘着雪花，可是我的公寓很温暖。柯比夫妇美餐了一顿home style的午餐之后，我打开琴盖，开始弹了一首《致爱丽丝》，又弹了一首《土耳其进行曲》。那时我英语口语还很糟，但我一下子发现用音乐来交流比结结巴巴地交谈更舒心，全世界的人都熟悉贝多芬、莫扎特的声音。乔治娅在我弹琴时“啪啪啪”地横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她家佛罗里达别墅的墙上。乔治娅坐着听我弹琴时是相当美丽的，她总是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印象，后来到了美国也是这样：她那雍容华贵的仪表中呈现出一种宁静端庄的奇妙风采。她是我所见到的一个非常内向的美国女人。 认识这一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的美国夫妇，成了我好运道的开始。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份盖着钢印的经济担保书。担保书下有力地签着William Kirby的名字！我拿到担保书了！ 我的愿望实现了！ 与热情、善良的维廉·柯比先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位老板——费罗洛斯先生。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天，也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二天。我穿上了像英国小说中女仆穿得那种白色抽纱围裙。第一件事就是跪在地上擦厨房间的地板，然后又是擦浴室，擦客厅玻璃，擦家具，吸地毯，一刻不停地干到晚上１１点，夫人才对我说：“你干得不错，你可以休息了。看看，是不是一切大变样了？一切亮亮堂堂！”而我则筋骨散开，腰酸背痛，这还不算，我还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平生第一次的屈辱感。人就是这么怪：没到美国拼命要到美国，没工作时拼命要找工作；可来到美国，找到工作又有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奴隶的怒火！ 中国城的中文报纸上经常登载哪个移民或者哪个留学生长期打工打出神经病的报道。我完全理解这种心境是会把人折磨疯的。 从今天起，我就有住所了——纽约曼哈顿５７街的豪华公寓。这位金发贵妇人瞪着猫儿般的蓝眼，反复地说她的丈夫是个“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man，”意即非常非常重要的商界大亨。可我该怎么当管家呢？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保姆，她管我们六个孩子很严。不过我也许不会那么认真，我会努力去干夫人交给我的一切粗活。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睁大眼睛看看美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我和费罗洛斯太太一起乘她的直升飞机，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上。以后的一个月我成了美国直升飞机的“常客”，在曼哈顿至佛罗里达棕榈海滩之间飞来飞去。下机后由一辆“劳斯莱斯”轿车把我们载到一幢奶黄色的古老豪华的城堡前面。我立即看到有一排和我一样穿着白色抽纱制服的女仆和带着领结的男仆站在城堡前，和我在电影《简爱》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司机停车打开车门，一位带队的女管家上前向费罗洛斯太太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 “为您效劳，夫人。”我听到她用很浓重的英国口音说。“这位小姐，Julia。”夫人指着刚从司机座旁跳出来的我说，“她是我刚从纽约雇来照顾布拉英的。”她话音刚落，只见一个金发的六岁男孩从城堡的大门中冲了出来：“妈咪！……”他飞快地跑来，扑在母亲怀里。 我们走进了城堡，我这才知道刚才那个铜色的城堡大门只是个后门，而雄伟的前门，面对着佛罗里达碧蓝的大海。如果不是到这里来为费罗洛斯家当保姆，我真要为置身于如此阔绰奢华、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感到一阵强烈的陶醉！佛罗里达的海同大连老虎滩的海水一样蓝如宝石，不同的是这里的沙滩宽阔又漫长，细软的沙子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芒。从海滩到费罗洛斯别墅中间隔着一个花园，花园中是碧绿的草坪和十座欧洲１８世纪风格的人体雕像。花园南部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可以在海中游泳，也可以在游泳池游泳。花园北部是一个网球场，还有一个露天酒吧，在鲜艳的太阳伞下随便放着几把鹅黄色的帆布椅。 费罗洛斯太太让小布拉英带我参观每一间房间。我们来到底层兼做舞厅的大客厅，客厅中间有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在宽大的玻璃窗前，映衬着一片天蓝的大海，使整个客厅看上去也发出一片莹蓝色。后来我发现这幢城堡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全是主人住的，无论卧房还是书房，从每一个房间的窗子看出去都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后面那一部分则是仆人和司机、花匠住的，我的小卧房也在那里，这里连我一共有８个仆人。前后两部分由走廊甬道联在一起。不久，我听花匠说，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主人——费罗洛斯先生十分苛刻。花匠的父亲为他干了２０年，手指砸掉后退休，由他接替。他又用电锯在剪接树木时出了事故，和他父亲一样失去了一个小指。但费罗洛斯先生不提供任何医疗费用，反而扣去他一个星期的伤假工资。其他女仆则告诉我说费罗洛斯太太比较善良，她唯一的爱，就是她的儿子。她是费罗洛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整天担心费罗洛斯会抛下她再去找别的女人。 我在那里照顾小布拉英的起居，给他洗澡洗衣烫衣。早晨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送布拉英去一所贵族学校上学，然后和别的女仆一起干永远干不完的清洁活儿。处处是擦擦擦、洗洗洗、刷刷刷。我不禁反复地想着列宁的那句名言： “家务劳动是使人变得愚昧的劳作。”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不像一条母牛似的拼命干，你哪来钱去上学呢？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看到了费罗洛斯先生，他正在海边花园的太阳伞下喝咖啡。我把牛奶壶递给他，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分钟。 他长得很丑陋，谈不上一点儿美感。眉毛粗得像一头鹰，眼睛深凹，深棕色，脸上的皱纹很粗，唇上是故作出来的两撇浓须。眼皮惺忪，一看就是个性欲不正常或是吸毒品的人（后来证实他每天吸大麻）。 “Julia，你叫Julia吗？”他问。 “是的。” “听我太太说你干得不错。”他翘了一下戴着只大钻戒的中指，轻轻弹着桌面。 “Thank You。”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跟他多说的，我很不喜欢他的那个动作。 “朱莉亚，你好好干，我可以帮你办绿卡。”他挪了挪身子说。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他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我快步地走回厨房。 星期天的傍晚，他差一个仆人把我叫到客厅。窗外的海洋泛着黛色的波浪，一盏柔和的壁灯照着客厅书橱中精装的书籍和一些古董摆设。另一盏落地灯照着坐在皮椅中的他，他的皮椅放在那架白色的三角钢琴旁边。 “费罗洛斯先生，有什么吩咐？”我问。 他还是那样死死地盯着我，我是这儿女仆中最年轻的。“费罗洛斯太太参加舞会去了。”他用缓慢的声音说，一面抚摸着手指上的那颗钻戒。 “你看上去很灵利。”他抬起头望着我，“你会弹钢琴吗？”我这时看见三角钢琴的琴盖已经打开。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就像《简爱》中罗彻斯特和简爱初遇的情景一模一样，不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罗彻斯特啊！他苛刻，而且一脸丑相。 “我不会弹。”我低着头说了声，然后转身就走。 “请停步！” 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请你把我这个拿去洗洗。” 我只好回去，这是他白天喝咖啡弄脏的一条白色丝手帕。“You very tough，ya？”（你很倔，是不是？）我一声不响，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快速走出客厅。 在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１０００美元的那天，费罗洛斯先生因为一位老女仆把他的咖啡烧糊了而在大发雷霆。那位老女仆吓得恳求他扣去她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费罗洛斯先生命令她立即滚蛋，并且用最粗最脏的词来污辱她。晚上我到老女仆的卧房中帮她收拾行李，她一个劲地怪自己：“我煮了十几年咖啡，怎么会煮焦了呢？”她的泪水如断了线似的滚滚流下，她是位波兰裔妇女，英文懂得有限，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买一张飞机票去投奔她的在迈阿密的弟弟。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帮她买机票，并且把她送到直达机场的汽车上。当我回到别墅，费罗洛斯太太告诉我：我被解雇了。现在又轮到我自己去张罗机票，而且这意味着：我１０００美元的工资事实上只剩下７００美元，因为３００美元要买回纽约的机票。 我怒火中烧，我一天也不想再干了。正在这时，我接到了我的担保人柯比先生的电话——自从我来费罗洛斯家打工后，他每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 “我被解雇了，柯比先生，我要回纽约重新找工作。”我在电话中对他说。 “你被解雇了？太好了！”柯比先生在电话那头叫道，“我马上给你买机票，到泰德市来！……先不要回纽约，听见没有？”我真想看看我的担保人！他的脸庞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教养！ 柯比先生立即在五分钟之内订妥了我由棕榈海滩飞往泰德市的机票。我挂下电话，发现费罗洛斯先生站在我后面！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在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便用他辱骂那位老女仆的话——我刚刚学到的一句英语，对他说了句：“You son of a bitch！”（你这狗养的！） 费罗洛斯愣在那里，完全被震慑住了。我提起行李，快步离开了这座城堡。 现在我不是女佣，也不是管家了。我坐在泛美航空公司班机上，到泰德市去看我的担保人一家！ 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的双腿是在越战中残疾的。参战前他是爱荷华州一家建筑材料贸易公司的老板，退伍后他仍是一位富有的殷商，并且和佛罗里达州长、参议员关系过从甚密。 不少美国的富有人家，在佛罗里达州迷人的黄金海滩都有自己的度假别墅，其豪华、宽敞和游艇等设施比纽约曼哈顿公寓生活更有吸引力。泰德市在奥伦多附近，到了奥伦多机场，我一眼看到坐在自动轮椅中的柯比先生和他太太乔治娅，旁边有三个小天使般的儿女：金发的玛茜儿，金发的克里斯佛和金发的班尼。他们全家人都来了！大女儿１７岁，两个儿子是１１岁和６岁。我们坐上柯比先生的敞篷车，飞快地驶向他的别墅。 柯比先生家的别墅不靠海滨，可是靠近闻名遐迩的迪斯尼乐园和未来世界。他的房子非常大，地面上到处铺着大理石，这样便于他的轮椅驶向任何一个房间。室内游泳池旁是一间宽敞的游戏室。孩子们在这里打康乐球、玩电子游戏机，或是用程控机在巨大的屏幕上放映任何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我简直搞不懂：难道在美国，每个人都这样生活吗？为什么处处都是这么富裕豪华？ “乔治娅，我有一个问题，”来担保人家的第二天我对夫人说，“你能带我看看附近其他美国人的家庭吗？……我是指……经济情况不像你们这么好的。” 乔治娅立即说：“当然可以！你要去多少家都行！这里可不像纽约，我们这儿的邻居关系都十分亲密！” 在两天的时间里，柯比先生和乔治娅带我去了１１个朋友的家庭，并且把我介绍给他们的美国朋友。我第一次像雷击般地被震动了：原来每一座房子的外形不同，但里面全部都是那种豪华设施，每家的客厅中都有名贵的油画和大钢琴，客厅之外是起居室、书房。主人房之后又有育儿房、客人房。家家都有举办鸡尾酒会的酒吧，每家都有室内游泳池和游戏室，再加上车库、地下室、储存室……房前的草坪鲜花盛开，房后的果树桔橙累累，河中有他们的游艇，不远处是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这一切使我眼花缭乱，使我震惊：柯比先生的朋友大多是退了休的普通美国公民，没有一个是费罗洛斯那样的富豪，可是他们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多么不可想象的距离啊！ 对柯比先生的热忱我感动无比。我抓紧一切时间包揽他们家的各种家务活。柯比夫妇并不反对我干，但他们已经把我的日程排得满满无隙： 一、去迪斯尼乐园、未来世界，游玩二天 二、参观美国宇航中心宇航火箭发射表演 三、参加市政厅举办的鸡尾酒会和舞会 四、参观玛茜儿的学校，去牧马场骑马，再去观看游艇比赛 五、到各位美国朋友家赴家庭晚宴…… 印象最深的是宇航火箭表演。乘坐游艇到佛州波拿那海湾，便可望见全美宇航中心的白色巨厦。这座大厦如金字塔般雄伟地屹立在海湾上，大厦的一侧壁镶嵌着一面占整个面壁的巨大的美国国旗，就像将整个长城饭店的千百只窗口变成一面美国星条国旗一样，令人惊叹！星条旗在日光照射下放射出像景泰蓝般的绚丽光彩。全美宇航中心的口号是：“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美国宇航中心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宇航火箭发射表演，对佛州美国人来讲是一次不花钱的超级聚会和享受。那天当柯比先生全家带我乘着他的私人游艇破浪向全美宇航中心飞驰而去时，我举目仰天，不由吃惊：黛蓝色的夜空中，竟然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等待观赏火箭的私人直升飞机和私人小飞机！随着嗡嗡的声响如星星般在夜空中游弋，各色闪烁的机灯与银河星汉交相辉映。夜间八时正，宇航中心上空出现了一片桔黄色烟云，火箭腾空而起，那金色尾带的光芒映亮天空。霎时间，游艇上和岸边观赏的人们高举相机，千万只闪光灯射出一道道青白色的光箭。在这仿佛置身于银河的一片光辉之中，我激动地感受到美国人的自豪感、美国人的富足和那份满足感！ 在柯比家畅畅快快地玩了一周之后，我必须告辞了。我还要继续打工，像梦一样轻松的日子不属于我，但我对柯比先生及周围一大群既富有又善良、与费罗洛斯先生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挚爱和友谊。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交一个美国朋友，像我一样。 刚到纽约州立大学，商业管理主课还没开始，我突然接到柯比先生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又帮我买了一张飞回佛罗里达州的机票！ “你一定要来啊！……”他的话语带命令口气，“‘挑战者’号上天，我和乔治娅在宇航中心定了全家人和你的席位，７个宇航员上天！不是什么火箭表演！和‘阿波罗’号一样是真人上天！” “可我的学习怎么办啊？”我既感激又犹豫。 “一天！只需要一天！”乔治娅接过电话说，“朱莉亚，你从来没见过的！你早上飞来，晚上飞回去，不会耽误课的！”我又飞回了佛罗里达，这是我第二次到佛罗里达。这天是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８日，我们仰天望着碧蓝的天空，手中挥舞着美国星条旗，等待“挑战者”号上天。到了下午三点，终于在一片金黄色的烟云奔涌中“挑战者”号上天。柯比一家人和我一起激动地拥抱着、蹦跳着、欢叫着。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可怕的景象：那个像一个金片般闪烁升腾的“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突然爆裂开来，向四面崩散，变成一团充满焦烟的灰色云团！我们吃惊地捂上嘴巴，泪水顿时滚滚涌出，刚才欢腾一片的宇航中心观礼台，瞬时间死寂得如一片坟墓。 我们望着天空中那一团要熄灭的火球，几乎被混混沌沌的雾气遮没了。我们全都哭泣起来。 那天晚上，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他要求全体美国人民向为美利坚捐躯的７名不幸受难的宇航员致哀…… 我和柯比一家人在泪水中度过剩下的时光，我又赶回了学校。如今只要一想起那天，泪水仍然不觉涌上心头……像７名美国宇航员那样的人是不会死的，正像人间的爱不会死去一样。我想起了美国电影《我的绿色峡谷》（《HowGreenWasMyValley》）中那个男孩子的一句话：“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只有怀着一颗爱心，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最长、最久……” 维廉·柯比！乔治娅！你们对我——一个异国的陌生女孩所给予的爱，已经播撒出一片葱绿：现在我把你们接到纽约曼哈顿我的公司，或是我和麦克一起陪你们到欧洲各国旅游。你们总是以骄傲的口吻向别人介绍：“这是朱莉亚，是我们担保她来美国的。１９８５年我们在上海宾馆认识，那时她还不怎么会说英语，她就向我们走来了……” 我的绿色峡谷！我的开遍鲜花的生活之谷！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正像曼哈顿是一个奇迹一样，人生也是个奇迹！帮助我实现了这个奇迹的，是他——我的美国担保人维廉·柯比，还有他的太太乔治娅。 各人对生活的看法自有不同。有的人愿意守住一份温馨的家园，有的人不习惯异国的生活方式。如我父母双亲，我把他们接来美国，他们在美国各地只玩了几个月，便急于要返回上海。说起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也未出国门，照样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但对于现代青年来说，周游世界总是他们的第一个梦想。我是一名现代青年，我喜欢像鸟儿一样在全世界的天空自由地飞来飞去。 世界是一本书，一个人如果只居住在自己的国家，那么只看了这本书的第一页。 周游世界，一定要趁年轻。周游世界，也一定要有幻想和激情，张开双臂去拥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山峦、不同的星辰明月……有一次，我在上海的一个女朋友不断地来信请求我为她作担保，并且在信中描叙当我们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相聚时会是多么激动，望着水花四处奔溅，在震心的喧响中拥抱欢笑。我把她担保出来了，而且第一件事就是驾车去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时正值冬天，大瀑布的水帘上挂着形状各异的冰柱，雾气和水花从冰柱下面喷射出来，充满着荡人心魄的银色魅力。从北大荒到美国、欧洲、加拿大，人的足迹是多么奇妙啊！ 周游世界对我来说，就像儿时看《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样，带有几分冒险的心情。纽约的各家报纸每天都登满不同名称的旅行社广告，如：欧洲七国游，７月９日～７月１８日。希腊地中海，１０月１３日～１０月２０日。苏联８日游，３月２５日～４月３日。百慕大—加勒比海，每月一团。可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旅行社。我总是先把办公桌上的一只地球仪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一边转动着地球仪一边在纸上划出行程路线，然后拿起电话订机单，再给各国领事馆打电话约定签证时间。每年春天的复活节期间和每年冬天感恩节圣诞节期间，总是我周游世界的日程。由于麦克的双亲在德国，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起点往往总是先飞往欧洲…… 慕尼黑是德国各省中最大的巴伐利亚省首府。这座历史名城创建于１１５８年，为了纪念１２世纪唯一的慕尼修道院而命名，它位于开满鲜花的多瑙河支流依萨尔河的左岸。历年的皇室大婚、隆重的仪式与嘉年华会的欢庆都在这座美丽古老的城市举行。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里的一个啤酒吧中心却制造出一个杀人魔王——希特勒，并且把慕尼黑变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总部。当魔王本人最后在柏林化为灰烬时，可悲的慕尼黑也被联军的炸弹夷为平地，全城几近全毁。 １９７２年，举世瞩目的世界运动会在慕尼黑举行，各国报纸纷纷报道：华丽而充满现代化设施的运动场之下，堆垒的竟全是战时被炸毁的颓垣废砾！仅仅三十多年，西德人就用一只巨手把如同“庞培城末日”的一个废墟城市抛到天上、地下，又捧出了一个全新的、骄傲闪烁的慕尼黑！ 自从麦克父母在纽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又在佛罗里达州受到我的担保人柯比夫妇的欢迎之后，他们对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儿媳的态度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麦克父亲请我们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彩虹屋”，共度了一次私人舞会，然后是麦克母亲那双充满疑惑的、走到哪里都瞪得大大的蓝眼睛开始变得柔和似水。在机场，她把那对镶嵌钻石的硕大珍珠耳环摘下，挂在我的耳朵上。接下去的几个月中，他们接二连三地打电报让我们一起去西德，并且说在维也纳、在瑞士、在巴黎的所有亲戚都在等候我们！ 麦克姑妈在维也纳热烈地欢迎我们。她有一个和马克思夫人一样的名字——燕妮。燕妮姑妈有皇家血统，发型高高地盘在头上，对我讲话时用夹带着英语的德语。她讲几个月来已经听麦克父母讲了许多关于我的故事。第二天，按他们早就作好的安排，麦克父母乘一辆马车，燕妮姑妈和法兰克姑夫乘一辆马车，我和麦克乘一辆马车，驶向维也纳大森林。我们刚到慕尼黑，麦克父母就讲燕妮姑妈特地租来了马车，并且还要带我们去参观维也纳皇宫，由于姑妈没有退休，仍在自己拥有的一家公司上班，她专门和姑夫一起请了假，来陪我们这对新婚夫妇，所以我们在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就赶到了我盼望已久的维也纳。 随着马蹄有节律的声响和马车夫的吆喝，大车轮发出轧吱轧吱悦耳的声音。这是和纽约中央公园一样的旅游马车，马背车座十分宽大。我们一上车，马车夫就把一块传统的绿色绒毯盖在我们腿上，真让人想起电影《飘》中赫思嘉和白船长在马车中奔逃的情景。不一会，我们已置身在大片大片的森林之中了。马车夫低垂着头，马车有规则地一步步向前走着、走着。空中，微露的日光透过密密的绿色丛林，渐渐照射进来，各种小鸟在婉转动听地鸣啼，路边的叫不出名字的绚丽花朵在微风中摇摆荡漾，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陌生的客人。维也纳森林比慕尼黑郊外的森林更浓密、更动人、更美妙，一阵阵新鲜的清风吹向我的胸怀，百鸟啭鸣，不禁使我心旷神怡，胸怀激荡。突然，我听到身后马车上的燕妮姑妈说：“Julia，斯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皇帝圆舞曲》就是在这片森林、这条驿道上写的呀！……麦克小时候一放暑假就爱到这森林来捉小松鼠呢！……” 在维也纳大森林转了两个小时，并且下车吃了燕妮姑妈准备好的丰盛的野餐之后，下午，我们来到著名的维也纳香布伦皇宫。燕妮姑妈讲，每年２月至６月间，维也纳市政厅在旧皇宫和国家歌剧院举办盛大的传统交际舞会。这是维也纳人引以为荣的社交大事，舞会之夜有几个大乐队轮流演出斯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奥地利总统和联邦总理也参加并翩翩起舞。燕妮姑妈坚持说她与总统助理跳过舞并哈哈大笑。德国人的谈话既幽默又聪明，有这样一句话形容德国人： 一个人喝啤酒、两个人辩论、三个人组织一个社团。一路上，他们不时爆发出哈哈的大笑声，而且一笑就笑出眼泪。多么热爱生活的欧洲人啊！ 风景如画的维也纳是个建城已有１８００多年的欧洲古老城市，我们来到维也纳著名的香布伦宫，她是欧洲最美丽的宫殿，宫殿外面是宽阔的广场，花坛中绿草如茵，簇簇郁金香晶莹透亮，绚丽缤纷，广场两边相衔着一望无际的维也纳大森林。皇宫四周处处是喷泉和精美的雕像——全是根据欧洲自然人体雕刻出来的天使和诸神、神女。香布伦宫自１６９５年始建造，几经数位奥匈君王的增修，皇宫里有１４００多间房间。１８０５年曾经是拿破仑节节胜仗的指挥中心。后花园有一个气宇轩昂、气势庞大、造型比巴黎凯旋门更胜一筹的巨大门庭碑坊——Glori－ette，为纪念拿破仑而立。 千百年来，欧洲各国都以王子公主交换配婚，以维持整个欧洲的强盛不衰。香布伦宫里有一间珠宝屋，里面收藏了无数珠宝，并且摆满了中国的陶瓷和瓷器花瓶。离珠宝屋不远，有一间维护得很好的“少女屋”，那位有着一双星星般黑色大眼的女孩——奥地利公主，在１６岁时离开了这座皇宫，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她的名字是玛丽·安东尼特。在法国大革命中，她和她丈夫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电影《玛丽·安东尼特皇后的一生》即叙述了这个哀婉悲壮的故事。 另一部好莱坞传记影片《Syssy》（《希茜》）的女主角也是香布伦宫的主人。她美丽无比、典雅高贵，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希茜公主的表哥，一心要娶表妹为妻，但十七岁的希茜已奉命嫁给奥匈帝国国王的法兰士约瑟夫一世，致使巴伐利亚国王忧郁成疾，变成精神病跳湖身亡，成为德国历史上唯一的“疯子国王”。希茜公主从德国巴伐利亚来到奥地利维也纳，以美貌和善良为人民所热爱，可“希茜皇后”却不幸又在日内瓦湖畔被一名疯人用利刀刺杀。法兰士国王孤独地度过晚年，他临终时告诉牧师，希望在天堂和爱妻及他们的独子相聚。国王和希茜皇后唯一的儿子，原来是要继承王位的，却为了一位与之无法结合的平民女子，在维也纳附近的美耶林自杀。电影《魂断美耶林》即追叙了这段王子哀史。 我一边参观皇宫一边想：世间名利，即或当国王公主，也未必会有真正的幸福。他们身居皇宫，却和普通平民一样有自己的悲欢哀乐。有多少普通人的一生，生活得却要比这些国王、皇后和王子幸福几十倍！自由几十倍！ 踯躅在人去楼空的皇宫，踱步在宫廷御苑的地毯上和一幅幅陈年肖像油画前，我不由感到浮世繁华，南柯一梦。人生的价值只建立在你自己的心中。你的心房才是一座真正的王宫！ 从香布伦宫出来，我们通过鲜花盛开的甬道走向高坡上的拿破仑纪念碑。麦克和我谈起贝多芬的女友贝蒂娜撰写的回忆录，麦克说那件全世界人人都知道的事就是发生在皇宫花园的这条甬道上。那天，宫廷乐师贝多芬和诗人歌德在这条甬道上散步，远远地走来皇家的一群人，他们也来花园散步。歌德连忙抚摸领结清点嗓子，一副慌乱的样子。贝多芬——我们的这位“乐圣”则平静地对歌德说：“他们也许可以给某一个人挂勋章，但是这个人丝毫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好些；他们也许可以任命一个宫廷参议或者枢密参议，但是他们绝对创造不出一个歌德，也创造不出一个贝多芬……他们应该学得尊敬一点，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正在这时，女皇带着皇室人员和公爵向他们漫步而来，贝多芬说：“你尽管挽着我的手臂走，他们应该给我们让路，我们不让。”歌德深感惶惑地挣脱了贝多芬的手臂，脱下帽子站在一边，贝多芬却垂着两手在公爵中间穿过，仅仅稍微转动了一下帽子，这些公爵们倒闪向两旁，给他让路，并且一个个客气地和贝多芬打招呼。贝多芬走在前面，等着歌德，歌德一躬到地，等候公爵走过去。“出身贫穷的贝多芬和出身富贵的歌德，有着多么不同的个性！”麦克边走边说。 麦克挽着我的手臂，穿过甬道，来到拿破仑纪念碑，浏览了标志着几次重大战役的浮雕后，我们又来到皇宫后花园的一个小湖旁，燕妮姑妈事先预定了一条木船，上面有一个侍应生划桨，并提供葡萄酒、点心。小船在湖面上飘荡，麦克、麦克的父母、燕妮姑妈、法兰克姑夫一起用德语唱起了舒伯特的《小夜曲》。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 向你轻轻飞去。 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 亲爱的我等待你…… 皎洁月光普照大地， 树梢在耳语…… 我用中文和他们一道唱着。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维也纳之行。 后来我又多次来到维也纳，我瞻仰了贝多芬故居，也走访了歌德、席勒的故居。贝多芬的故居是满眼清贫，只有大堆的乐谱使这间灰黯的旧屋大放光辉并且世代不朽；歌德的故居则富丽堂皇，书房中放着歌德的《葛兹·伯利欣根》手稿，他写这部著作时只有２２岁，墙上的镜框中有歌德写给席勒的一封信：“和你在热那亚相逢的一天，是划时代的一天。”处于贫穷和疾病中的席勒能够不受周围困境的影响，坚持不懈地创作，这种精神大大地鼓舞了条件优越的歌德，他说： “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作为诗人而复活了。”歌德要求死后同席勒葬在一起。 在歌德故居中还有一句话： 谁不指望有成百万读者，他就不应该写出一行文字来。瞻仰这些伟人的故居，感受他们的天生资禀和生活激情，对我在不久之后决心写出一本书有着极大的影响。 由于是莫扎特和卡拉扬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闻名全球，而使它那连绵的群山、蜿蜒的小河和古老的城堡在全世界的银幕上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的，则是电影《音乐之声》。走遍全世界，人人都会唱“哆来咪”，而我刚到萨尔斯堡的莫扎特广场时，竟迎面碰上四五十个十岁左右的奥地利儿童，他们齐声唱着《音乐之声》中的“哆来咪”，一边唱一边欢跳着，后面则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教师，拉着手风琴为这群孩子伴奏。 麦克说，他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老师常把全班孩子带到郊外，尽情地唱歌、演奏或者背诵诗歌…… 《音乐之声》讲的是一位爱唱歌的贫穷女孩爱上了一位反纳粹的贵族军官的故事，这是发生在萨尔斯堡的真实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奖后，至今仍是盛演不衰…… “莫扎特的故居在哪儿？”我催促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跟着我跑。现在，不是我按麦克亲人们的安排，而是他们“按”我的安排了，因为他们没有把参观莫扎特故居的日程放进去，取而代之是安排去看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费加罗的婚礼》？我在美国、在中国都可以看啊，我先要去莫扎特故居！”莫扎特的故居坐落在一条狭小的小巷上，是一幢漆成黄白两色的五层楼砖房，莫扎特住在第四层。房间宽大，靠窗台有一架莫扎特在二十岁时经常使用的手工制三角钢琴，墙上挂着莫扎特那由于贫穷而早夭的两个儿子的肖像和妻子油画像。１７９１年１２月５日，莫扎特在三十六岁死于风雪贫寒时，这位向全人类提供了天籁般无限优美的音乐、给世世代代的人们编织了绚丽的花环和音乐瑰宝的大师，是葬在公众墓中的。更确切地说，他是被人用一单包裹扔进赤贫的死人坑的，唯一需要的花费就是买一把石灰粉洒在他的遗体上。莫扎特妻子改嫁后，仍然坚持要别人称她为莫扎特太太，她死后埋在一座荒凉的墓园中。墓碑旁杂草丛生，还能勉强看得见经风雨侵蚀的一行字： 这里埋葬着莫扎特的妻子。 一生贫苦的莫扎特，和一生贫苦的贝多芬一样，用他们的心灵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无法计数的巨大、永恒的财富。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们的恩泽之中，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也将生活在他们所创造的优美音乐的恩泽之中。 一到柏林，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座刚刚被推翻的柏林墙，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里根总统曾经发表演说：“戈尔巴乔夫先生，你有没有本事把柏林墙推翻。”不出几年，戈尔巴乔夫就把这个本事显示出来了，并且因而获得了一枚诺贝尔和平奖，可惜的是，接下来他自己也被推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全世界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划时代的变化。 在柏林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冷战结束了，俄国人来了！”大街小巷里，处处是涌向柏林找面包、香肠，找生机、找出路的东欧人、俄国人。超级市场中的一位女服务员望着抢购一空的柜台，摊开双手说：“我能说什么呢？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许背着枪来更好些，可是他们背着麻袋来……” 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照着柏林的“第五大道”——柯夫斯坦姆大街和被炸削去一半尖顶的圣彼得大教堂。西德政府修复了所有的废墟，建立起无数条崭新的街道，但政府下令不准修复这座教堂，让它保持原状，让人们永远记住法西斯纳粹主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精神创伤。 从欧洲大陆飞越英吉利海峡，眼前很快就展现出一片广袤的雄伟建筑群，飞机渐渐降落，泰晤士河、议会大厦、举世闻名的大钟BinBen和白金汉宫呈现在眼前，甚为壮观。这就是伦敦了！ 伦敦多雾多雨，街上建筑与上海外滩十分相似，令人惊讶的是在相当南京路的伦敦闹区皮克迪利大街，可以见到每个阳台每个窗子都有人向你有节奏地招手，或唱歌、或舞蹈，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和真人大小一样的蜡像。为了吸引游客，伦敦人使出了他们制造蜡人世界第一的拿手好戏！ 我们参观了写《大卫·科波菲尔》和《双城记》的狄更斯纪念馆，又来到位于“罗素街”的大英博物馆。这栋仿古罗马神殿的雄伟建筑由四十四根圆形大理石柱擎天撑起，显得庄严典雅。走进博物馆即成为一次真正的周游世界，从彼得大帝奠基礼的皇袍到哪一个小爪哇岛国的风土人情，无不包涵在内。在中国馆展出的古物中，有一份乾隆皇帝亲手批的奏折，几行苍劲的书法赫然在目：“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我在这里停留了很久，仿佛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来那幅缓慢沉重的画面。中国清朝的一只瓶子都被全世界的皇宫、博物馆争抢珍藏，而中国人真正的价值与世界地位呢？ 伦敦唐宁街１０号和白宫一样对外开放，以昭示英国首相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主子。我到伦敦时正值“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下台，报纸上她含满泪水，面对国会议员的吼叫和喧嚣，一个一国之首就这么太太平平地下台了，既没有什么政变，也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最近听说撒切尔夫人正与前总统里根、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协商成立一个“世界和平咨询团”。他们也像中国的老年人退休之后想干点事，办画院啦、搞个老人大学什么的，看来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总统或是平民，都是一种心态：希望自己有用，不要成为累赘。 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欣赏米开朗琪罗的《母爱》雕像时，那晶莹洁白的石雕经过百年仍然透露出艺术生命的光泽。来到埋葬着古罗马帝国皇帝和大艺术家的万神庙，在一盏长明火焰中仿佛看见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伟大的灵魂。由二十八根螺旋形大理石雕塑构成的壮丽圆柱矗立的广场，使我联想起《斯巴达克思》斗牛士角斗和奴隶起义的地方，古罗马斗牛场的遗址上建立了罗马圆形剧场，不远处耸立着著名的拉奥孔群像和阿波罗立像。罗马是全意大利、全欧洲的艺术宝库，绘画雕塑艺术的源头起源于这里。从罗马出发，我和麦克又去了梵蒂冈、米兰。在威尼斯，我们坐在漆成金黄色浮雕状的游船上，纵观河流环绕的水上明珠之城。在佛罗伦萨的阿诺河畔，观赏意大利人跳热情的民族舞蹈，我们驱车去了都灵，热那亚壮丽的海湾和凉爽的晚风，使我们心旷神怡……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度过了充满浪漫色彩的罗马假日。 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是到处都是超巨型的日本“SONY”广告，走到哪里都看得到“SONY”的大霓虹灯字母。一到夜晚，它们便映照在市中心日内瓦湖的水面上，将那根著名的喷泉柱也映照得五颜六色、绚丽眩目。 日本的经济战，打到了全球各个角落，连世界和平之城也不可免战。 麦克的舅舅伏尔奥汉在瑞士的银行当经理，他先后用法语、德语和英语问我要到哪里去参观，而我的回答使他的眼镜差点落地。我说： “我想看看列宁故居！” “谁？”他大声说：“你在说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我说。他惊讶的灰眼珠瞪得像颗核桃大，麦克在边上直笑。我只好对他讲，我知道列宁在日内瓦和苏黎世流亡了很长一段时间，写了许多名著，我很想瞻仰一下列宁故居及一切有关的东西。 伏尔奥汉舅舅把他那颗脑袋在我面前用力摇来摇去：“没有，关于列宁，什么都没有！……列宁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已把他忘记了！” 我只好表示既然没有列宁故居，那么随便到哪里都可以。于是我们驱车去美丽的琉森玩了两夜之后，便到终年积雪不化的阿尔卑斯山脉滑雪。 滑雪场在阿尔卑斯山中部的一片山峦上，海拔高度约３０５０米，是瑞士中部的最高点。我们下了山中缆车，换上了五颜六色鲜艳夺目的滑雪服，系上滑雪冰刀，就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处滑下。滑雪是一种全身性激烈运动，能锻炼人的意志、胆量和判断力。在纽约，我每年冬天都去洛克菲勒中心滑冰，或去纽约的GreatBearMountain滑雪。对美国人来说，滑雪是冬天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现在当我撑着滑雪器的锐利杆杠，飞速地越过一大片白雪山峦，只觉得充满竞争的生活就像这滑雪一样，多么有声有色，多么美好！突然，一团鹅黄色的影子在我身边嗖的一下穿过，是麦克！他追上我了，还不等我思索，只见前面一片大峡谷，我屏足全身用力往前一跃，冰刀载着双脚落到了低谷。又有一团红色影子从我头部右侧越过，那是麦克舅舅在距离我不到四米的后面，我的距离在麦克和伏尔奥汉舅舅中间！ 自从那次在阿尔卑斯山脉滑雪之后，我才明白纽约人为什么要到瑞士来滑雪。在阿尔卑斯山尽情地滑雪、飞跃峡谷之后，我们又回到日内瓦，尝一尝伏尔奥汉舅舅的拿手的日内瓦烤牛排，一杯啤酒、一盘烤肉、大块朵颐…… 麦克英姿飒爽，干练而又文雅，他还有另一个广阔的内在世界，在那里蕴藏丰富、有时会闪现出只有诗人才可能有的激情火花。当他对我说：“到埃及去！”我立即跳了起来，很久以来我就想瞻仰暮色中的金字塔了！我们到达埃及金字塔时正是傍晚，将行李飞快地在希尔顿酒店扔下，就冲向慕名已久的金字塔。我们眼前出现了奇妙的景象：骆驼队在城郊的沙漠中穿过，带队人穿着像埃及远征军那样古老的带垂穗的制服，仿佛带的不是一队骆驼，而是一支大兵。入夜，浅蓝色的火束照亮了金字塔，照亮了沉默端庄的狮身人面像，我深深地被它那古老的色彩和严峻的形象所震慑，它给人留下幼发拉底河两岸一个伟大民族难以忘怀的强烈形象，我和麦克自由自在地踯躅在历史的奇迹之中。 第二天一清早，风和日丽，我们再次奔向金字塔，这回我们像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那样，数着阶梯一格一格地攀援登上金字塔顶端！ “金字塔二千三百一十九格阶梯！”我学着电影中女主角的声音叫着，风正呼呼地吹着我的长发和衣裙，“麦克！现在你要干什么？” 麦克从最后一格阶梯爬上站起，登上金字塔顶端，一把将我抱起，他呼哧哧地喘着气说： “我要……我要所罗门王的鼻子朝向大马士革！”（《旧约》中所罗门王把所爱人的鼻子比作大马士革的一座塔。） 他吻着我，将我抱在他宽大有力的手臂中，我们的目光射向远处，在那座叫做雅典的大门口，一位祭司女神向我们走来，她穿着白色的纱袍，手持一把火炬，她越走越近，直至火光照耀得我们睁不开眼，我们看到火光映照在天空中，那里也出现了一座金字塔，金字塔在海市蜃楼的天边，它也在我们脚下。我们又激动地互相吻着，人生是这么充实，它在天边，也在你的脚下……自由自在地活着是多么美好啊！ 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是个繁花似锦、教堂林立的城市，市中心广场有一块铺满鲜花的“花毯”，面积和上海人民广场中央差不多。一到节日盛典，国王王后便在花毯上点燃照亮首都的火炬，在“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中，千万支火焰蹿入空中，天上焰花和地上花毯相辉映，比利时人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各国一样，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比利时人有着幽默自信的性格，而这个性格据说是来自一个撒尿的小男孩。因此，我们一下飞机，就朝最精彩的地方奔去，我们要去看看那个吓退了敌军的撒尿小宝贝。 这个小宝贝是个耸立在花坛中的铜像，身后是标志着祖国铜墙铁壁坚不可攻的浮雕，他的铜像和真正的三岁男孩一般大小，卷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很好看的翘鼻子和小嘴，正站在城堡上向侵犯祖国的敌军头上撒尿！那一道表示蔑视的尿据称已经撒了几百年，终年不断…… 在布鲁塞尔等候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时，在机场上我遇到了一位“白雪公主”。这位看上去十七八的女孩，满头披着卷曲的金发，皮肤雪白，有着鲜红的嘴唇和一双湖水般碧蓝的眼睛，我看着她，几乎看呆了。只要换一身衣服，她就能立即变成真正的“白雪公主”，但是她穿着机场餐厅的制服，白短袖、黑短裤，没有穿袜子，脚上是一双橡胶底的男式系带黑皮鞋，她胸前挂着机场餐厅的牌子，她所站的窗口其实不是什么餐厅，而是机场快卖部。整个快卖部带厨房只有她一个人，这位白雪公主始终满脸微笑，动作麻利飞快，一刻不停。她先问排到跟前的顾客要什么，然后根据定单，炸薯条烤牛肉饼拌沙拉，一切都是从冰箱拿出的冷冻食品，一份份单制给每个人。当这一份饭“烧”好后，她在客人面前包好，问客人付西德马克、比利时法朗还是美元，然后根据当日牌价飞快地换算、找钱，再招呼下一个顾客，再去烤下一个顾客的炸鱼、土司和意大利通心粉，再找不同的外币，再下一个顾客则要炸虾和煎鸡蛋、洋葱圈，于是白雪公主又把这些冷冻食品从冰库飞快取出，炸、翻、煎、包，将全部食品递给顾客并找了钱后，再低下她美丽的金发脑袋说一声“谢谢”。我注意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十分粗糙，和她娇嫩的脸蛋完全是两回事，多么能吃苦的比利时小女孩！她不是老板，只是机场快卖部一个普通雇员，她管的这份活儿在中国最起码要三个人，一个在厨房烧，一个包外卖，一个收银找钱，而且在中国一个不留心，那个煎肉饼的铁锅可能就要砸到你头上，或者飞出几句脏秽话。而面前这位“白雪公主”始终微笑，总是“谢谢”，双脚双手不停地奔来奔去、烧来烧去、包来包去……像一个美丽的影子在不停地舞蹈。 欧洲怎么会富强？欧洲怎么会文明？就是因为在各个岗位上，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白雪公主”！ 远方的比利时“白雪公主”！你好吗？可不要累坏了身体呀！ 法国是现代化欧洲的隆盛之邦，巴黎是世界的“花都”，当我站在花团锦簇的香榭丽舍大街，前面是威武典雅的凯旋门，抬头仰望着埃菲尔铁塔，耳畔传来巴黎圣母院的一阵阵沉重的钟声，我心中不禁一阵阵兴奋： 我终于来到巴黎了！ 就像当初刚看到自由女神像，终于来到了纽约一样。现在我终于又来到了巴黎！我的文学之梦、音乐之梦早已魂牵梦绕的巴黎！ 五光十色的巴黎，将一幅欧洲现代生活的图画投射在我的面前，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立即去找一找那些点亮了我生活之路的伟人们的足迹…… 罗曼·罗兰是我所崇拜的人。他在巴黎当学生时期，生活是相当苦闷的，他讲唯有三个方面能使他抑郁的精神得到调剂，孱弱的身体得到休养： 一、大自然、森林、罗马灿烂的阳光； 二、欣赏音乐； 三、泛览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 巴黎的灿烂阳光晒暖了他的心胸，使情绪低落的他获得了和命运拼搏的勇气，重新获得活力。１９０８年，罗曼·罗兰在给索菲亚的信中说： “没有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能够孤独地生活，和你爱的人分离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活得有意义、能活下去。”他是多么渴望生活中友谊的安慰，后来在罗马，青年罗兰第一次感受到友谊和爱情。他的女友是位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位常常端坐在文艺沙龙中间的女主人，极欣赏罗曼·罗兰的钢琴演奏，她就是巴黎和罗马的社交界不可一世的精神贵族之首：玛尔维达·梅森堡，她十分赏识罗曼·罗兰的音乐天才，同时也钦佩罗兰的智慧、才华和道德品格。她常常和罗兰推心置腹地交谈到深夜，这位老妇人点燃了罗兰心中的生活火焰。 每个人一生中都需要有一位玛尔维达，以点燃他的生活之火。 罗曼·罗兰的这位指引者是出生非凡的，她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瓦格纳曾经和玛尔维达发生过炽烈的爱情，多年后瓦格纳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她永远是我唯一的爱；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来愈感觉到这一点，那是我一生中的顶点。”歌剧《特里斯坦》中即有玛尔维达的倩影在舞动。她年轻时也曾和尼采熟识，同时意大利革命家玛志尼、俄国的赫尔岑，都是她的好朋友。罗曼·罗兰从少年时起就深感需要一个互相倾吐、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直到玛尔维达站在他面前他才如愿以偿，他们陷入了心境复杂的爱情之中。罗曼·罗兰说： “这位女友是我的第二母亲，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的感情充实而又笃厚……” 我来到了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作倾心交谈的客厅，一个圆形镜框中是她少女时的相片，那双美丽睿智的眼睛吸引过瓦格纳、尼采、赫尔岑……我仿佛看到２２岁的罗曼·罗兰和７０岁的玛尔维达在亲密地侃侃而谈，探讨人生…… 我们又去了乔治·桑在诺昂的故居。 乔治·桑是１９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她一生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过她的作品……１８３２年，２８岁的乔治·桑以发表了《安蒂亚娜》一举成名，不久后，便与诗人谬塞陷入如火如荼的婚外恋之中。她一生漂泊动荡，她那热烈追求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火焰始终不减，但与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却格格不入，每一次狂热的爱情，带来的只是更深的痛苦、矛盾、分裂…… 在李斯特的介绍下，乔治·桑结识了波兰大钢琴家作曲家肖邦。每天晚上，肖邦在城堡底楼大厅中弹琴作曲，乔治·桑则在楼上埋首在一大堆稿纸中，从楼下传来的优美的钢琴声陪伴下，写出大量的剧本、小说……他们相爱了八年，最后却因生活琐事不断争吵，情绪恶化而分手，悲伤的肖邦经不起这个打击，不久便去世，他死前曾这样形容乔治·桑： “奥罗尔（乔治·桑昵称）的眼睛平时是黯淡的，只有在我弹琴的时候，这双眼睛才闪闪发光，于是，世界变得明亮又美好，我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奏，她的笔在纸上快速飞舞！她竟能一边听钢琴一边写作……” 我在这间放置着肖邦常常弹奏的三角钢琴前久久伫立，我眼前浮现了鼻子长得和肖邦很相似的、我的才华横溢的钢琴老师乔耐，我们那没有成功的恋情；黄昏暮色射进乔治·桑故居空荡的四壁，我好像又看到乔治·桑写累了，走下楼来在肖邦伴奏下唱起她心爱的、亨德尔的《绿叶青葱的树荫》：“绿叶青葱，多么可爱， 我最亲爱的枫树，你照亮了我的生命。 雷鸣闪电，或暴风雨都不能侵犯， 从来没有一片大树荫， 有这样可爱和美丽……”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左拉、法朗士、都德、梅里美、司汤达的巴黎汇合在一起的，也有人把它叫做“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的巴黎，那是因为当罗兰刚从巴黎师院毕业，为抉择道路而苦恼彷徨时，看到了托尔斯泰的一本小册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其中谈到：“文学……是一种巧妙的剥削”，罗兰先是震惊后又迷惑，于是他决定写信请教托尔斯泰，回信的希望几乎没有，因为世界闻名的托尔斯泰不一定会注意到像罗曼·罗兰那样默默无名的与他毫不相干的法国青年！ 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回信了，信是用法文写的，写了三十八页！ “亲爱的朋友”，托尔斯泰写道：“我收到你给我的第一封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眼泪读完了它……” 信中谈到了艺术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托尔斯泰向罗兰说：“不是对艺术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才能使艺术家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托尔斯泰的回信对年轻的罗曼·罗兰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改变了他的一生…… 巴黎五区，写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故居并不宽大，但墙上挂着几幅珍贵而又生动的照片，使人感到这间房间曾经充满了快活的情趣，在巴黎的作家们常到这儿聚会，大家都带着刚刚出版的书。福楼拜拿来的是《圣安东尼》和《三个童话》，龚古尔是《费尔·哀丽萨》，左拉是《摩拉长老》，屠格涅夫是《处女地》，都德是《佛罗丝》，他们真诚地分享成功的快乐，又尖锐地挑出书中的毛病，争辩、畅叙、毫无隔阂…… 但是，到了现代，作家和作家间都互不来往，各干各的，并且有的还相互瞧不起，撬杠。我曾经在纽约向一名在国内时非常有名的作家提议：现在，在美国的大陆作家、诗人不少，能不能组织一个联谊会之类的组织，大家交流切磋，触发创作激情。我记得在上海我就有许多推心置腹的文学朋友。 那位大名鼎鼎的前国内作家对我无奈地笑了笑，摊开双手说： “谁买谁的帐啊？” 我瞠目结舌。直到现在，我还为在美国的大陆作家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聚会而深感遗憾。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来到巴黎圣母院，向巴黎告别。望着那使许多人为之眩目、灵感迸射的圣母院钟楼。我想起了雨果，他的灵魂总是在这里闪发出震撼世纪的光芒。从圣母院，我又走向凯旋门。拿破仑在遗嘱中说：“请将我的骨灰运回我终身热爱的法国。”他死后二十年，遗体从凯旋门下隆重地运回巴黎，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半跪在香榭丽舍大街旁默默哭泣，为一位伟人祈祷。１８８５年，维克多·雨果去世时，法国在凯旋门下为他举行国葬，２００万法国人民护送他的灵柩，背诵他的不朽篇章。我又想起《少女的初恋》中的一句话：“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的才能。”再见了！香榭丽舍大街！再见了，巴黎！ 我至今对苏联仍充满幻想。 我这人不到黄河心不死。 就在我写下这一章这一段的前一个星期，我到纽约中国城珠江百货公司录像部，去借几盘１９９２年中央电视台春节大联欢录像看，我每年在这时都邀几个朋友过一过瘾，特别是看看陈佩斯和朱时茂那令人捧腹的小品。我借完了录像带，突然看到架上放着一排陈年影带，其中有一个录像带上写着《丹娘》，架下是一行中文字：“处理录像带，特价５美元。”我立即将《丹娘》买下。回到家里，我想：这还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看的电影，现在我已经４１岁了，我再看《丹娘》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 我打开录像机，屏幕上出现丹娘（即卓娅）小时候的画面，她指着窗外克里姆林宫的五角星，问母亲那是什么，妈妈说那是列宁、斯大林在照耀。她小时候也朗诵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她戴着鲜艳的领巾参加红场前的国庆检阅。在莫斯科２０１中学，她举手请求老师把被纳粹烧毁的书都借给她读一读，她和我小时候一样每天写日记，她和我一样对祖国、对党充满了崇仰和美好的理想。后来她死了，死在法西斯德寇的绞刑架下。死前她高呼：“不要难过！不要为我哭泣，斯大林会来的！”而我，在和她差不多同样的年龄时，向报社写了一封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信，并在信后恭恭正正地签下了自己的学校和名字，却遭来对一个女孩子残酷的批判斗争。我也差点死，但不是死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而是死在对突如其来的大批判的恐惧和无穷冤屈之中…… 我像丹娘那样地长大。我边看边流泪，为了这个英雄姑娘的死，为了她那颗晶莹正直的灵魂，也为了另一个丹娘而哭泣。我没有去参军，也没有战争，却突然赶上了运动。由于她为了突然失去的亲人和周围善良人的哭泣声，向党发了一个问号，发出了一封信，就立即被恶风席卷差点儿被置于死地…… 我的眼睛哭得肿肿的。电影中的一切，红场、列宁墓、涅瓦大道、莫斯科郊外河畔的晨曦，曾经给了我多少梦想，曾经给了我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金色童年！小时候，我翻破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另一本是《古丽雅的道路》，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１７岁上时，会遭受到那样的厄运！我更没想到二十年后在美国看《丹娘》时仍有这么多的泪水、激动和颤栗！ 我无法形容我走向中年时再看《丹娘》的心境。我的梦想曾经两次破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现在——因为苏联已经解体、它不存在了。红场上飘扬着的已不是卓娅每天向它敬礼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是沙皇时代的三色旗，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拍卖列宁的遗体来换取饥肠辘辘的人民所需要的牛油和面包。于是，实现我儿时的梦想，去看一看列宁，看一看红场，成了我在１９９１年圣诞前最强烈的愿望！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我和麦克再次飞往欧洲时，正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全世界宣布苏联解体、由独联体代替前苏联的时候，全世界都不知道下一步又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是更大的灾难，而我看到麦克父母的第一句就是：“我一定要去苏联！” 在我飞往德国前一星期，就打电话让麦克父亲为我预订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和饭店房间，但是他们惊慌失措。慕尼黑、柏林、维也纳、日内瓦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麦克父亲——“老警官”的这句话：“我们的中国公主要去莫斯科！她说非要去看看列宁不可！”这些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宣传下长大的亲友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苏联正陷入一片混乱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于是，从欧洲各城市来的电话不断，维也纳的燕妮姑妈和日内瓦的伏尔奥汉舅舅甚至专程飞到慕尼黑劝我不要去冒险。我并不是想去冒险，很久以来，我都一直想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和光辉都到哪里去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也好，那个冲进“天鹅湖”演出剧院宣布苏维埃诞生的警卫队长也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难道红场会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时代广场？难道演出了十月革命雄壮剧幕的斯莫尔尼宫会变成纸糊的、倒塌的偶像？ 我一定要到苏联去！在有人企图搬走列宁之前！在我脑海中，什么都不怕，即便会有大乱。美国记者约翰·里德不是在大乱中写下了《震憾世界的十天》吗？波斯湾战争中，美国ABC、CNN、CBS电视台记者，不是也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吗？我甚至希望看到一些精彩的东西，诸如一幢大厦的倒塌、千百人的逃散，甚至炮火、坦克……我当过记者，我想看看我是否仍然具备一个记者应有的冷静和机警。 圣诞节一过，我一个人去了柏林，再从那儿去莫斯科。从慕尼黑到柏林的电气火车上，我翻阅着十几年前写的厚厚的日记本，除了几本日记本之外，我带了满满一袋食品，火腿、熏肠、腊肚、奶酪、面包、橘汁。“当一种巨大的贫穷和匮乏降临的时候，罪犯也就随之降临！”麦克母亲还硬让我在这个信条之下带上一把牛角刀以防不测。麦克已经飞回纽约公司去指挥他的那个部门。麦克父母曾向儿子保证不会让我去苏联，但我还是去了。我是一个无法禁锢的人。所以，过了几天麦克又飞了回来。 在舒适明亮的西德电气列车软包厢中，我翻开以前的日记，那是我２０岁时记的读书感想，我细心地看着书中的摘录： “有这样一个党” 采烈尼里的发言到了顶点，他用力地伸开手臂，用完全控制了听众的声调说下去： “那时”，他说：“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手里，走开吧，让我们来代替你们的位置，这样的政党在俄国是没有的！” 留着长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摇晃着表示赞同，孟什维克也抖动着稀疏的胡须，唯唯称是。但是，一个响亮而清晰的声音突然划破了这一片寂静： “有！” 那是列宁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盯着这位卖身求荣的部长、社会党人，喊道： “有这样一个党！” 于是，在这因为出其不意而沉寂下来的大厅里，在俄罗斯，在全世界都响彻着他那气势雄伟、热烈洋溢的声音：“有！有这样一个党，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圣诞节前夜” “执行命令”，他说“快！” 我把两手放到了伯爵夫人大理石般的肩头上，由于仇恨和反感，我们两人都哆嗦起来：她对于我，是由于我这双风吹日晒的粗糙的手；而我对于她，是因为她那柔软得像蛇似的身体和滑得像绸子似的皮肤。 “你细搜！”库兹米切夫说：“要搜得仔细！” 我克制住心头的厌恶，对轻软蓬松的花边的每一个皱褶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忽然我发现伯爵夫人的左胳膊不知为什么总紧贴在身上，我轻轻把它拉开，伯爵夫人就反抗，我猛然一拉，把手硬伸进去，摸到了一根密封的小管子。 “当心！”廖尼亚叫了起来。 廖尼亚，我的朋友廖尼亚！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日子里，你，苏联著名的将军陷入了重围，可是你要受伤的战士们坐上派来接你的飞机，自己却留在战场上牺牲了——被法西斯匪徒打死了。 那时候也是这样，在逮捕沃龙卓夫伯爵夫妇时，你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我。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从墙底的裂口中伸出来的左轮手枪的枪口，枪声响了，子弹射穿了你的大衣，但我们仍牢牢抓住伯爵夫人不放。 我仔细地看了我当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的大段感想。《黑面包干》这本书，我从上海带到北大荒，后来又带到纽约。这时一位西德小姐走来，向我面前的杯里加了点咖啡，车厢里开始播放一首德国流行歌曲。 我又翻了下一页，那是我抄录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一段： 当廖丽亚唱起一支和先前唱的那些迥然不同的歌曲时，季米特里好像给刺了一下。他非常喜欢这支歌，它是这样地激动着他，使他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站起来，在黑夜里迎着风，漫无目的地走着——让风使他的胸怀凉爽，让漫无目的地散步给他带来安慰，使他忘却过去经受的一切。 廖丽亚唱道： 敌人烧毁了故乡的草房， 杀害了我的全家， 战士啊，现在你将走向何方？ 去向谁倾诉自己的悲伤？ 季米特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的一片黑暗。普拉斯柯维亚，请原谅我， 就这样来到你的身旁。 本该为人们的健康而畅饮， 我却为死去的亲人洒下了祭觞。 在那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它为那个民族哺育了多么富丽堂皇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名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俄国画家列宾、列维坦、希什金……没有俄罗斯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精神世界！我仿佛独立来到莫斯科郊外，站在卓娅和她的男友一起散步的暮色笼罩着的涅瓦河畔，在金色的晚霞中听她大声朗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我赞美，祖国的现在 我 三倍的赞美 祖国的将来…… 我仿佛看到一辆三套马车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颠簸缓驶（在北大荒兵团时我们无数遍地唱那首《三套车》），还有那给了普希金灵感的彼得堡郊外金色的秋天，落叶纷纷飘落，覆盖着诗人奶娘的墓地…… 俄罗斯！苏联！儿时的梦就要出现在眼前！ “柏林到了” “柏林到了！”有人叫道。我擦了擦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马上就要看到的苏联会那么激动，在柏林搭上飞机只须瞬间，我就要置身在我儿时的梦——在红场上！在列宁墓前！我一眼看到了柏林古教堂顶端的断瓦残垣，我赶紧收拾行李，下火车后叫上一辆轿车直奔机场。 “护照呢？”一位俄国海关人员叫住我。 我拿出了我的护照。 “不行。”那位高大的俄国人说：“你不可以免签证，除了中国官方人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官方人员的护照免签外，其他各国护照都要签证。要等三个星期。”我一下子愣在通向莫斯科的机场入口处！ 我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打电话来纽约，他刚去过苏联，说可以免签证，却没有告诉我他用的是中国官方护照！ 三个星期当然不行，我的休假期有限。我沮丧地走出了柏林机场的苏联海关监视站。“真是官僚啊！”我心里咒骂着：“苏联真官僚，盖一个图章要等三个星期！”这真是周游世界中最长的签证！ 我没有到黄河，我没有看到莫斯科。 因此我的心还不死。 后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我去了莫斯科，并去了圣彼得堡，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看到了克林姆里宫、红场并且瞻仰了列宁墓，我离开了美国旅游团，独自一人跑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为的是看一看在我成长的里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儿女——卓娅和舒拉之墓，以及看一看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墓。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是，当我站在莫斯科俄罗斯艺术博物馆的油画廊前，看着那些伟大的艺术原作：《伏尔加河的纤夫》、《弥撒游行的队伍》、《庞培城末日》、《意外归来》……我眼前不禁又浮现了北大荒的小屋，炉火劈啪燃烧的小坑洞前，地上堆满了这些伟大的俄罗斯油画的图片。于廉从这儿汲取艺术营养，我从这些画片中汲取的是精神力量和刻骨铭心的对青春足迹的记忆……望着呈现在眼前一幅幅那么熟悉的油画，我又想起于廉，我的眼眶不禁地湿润了。我这时多么希望他也同我在一起，站在这些油画前面啊！我仿佛看到他从北大荒的小屋向我走来，这是一股如同冬夜的篝火一样永远斩割不断的北大荒情思，它已远远超过个人的感情而具有更深刻的含意。在圣彼得堡，我去了冬宫、去了普希金的故园，又在大雪中去寻找托尔斯泰的生活足迹。我深深地被伟大的俄罗斯历史、文化艺术和这个民族的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我相信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她的精神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到东德和波兰都不需要签证，所以我一回到慕尼黑的那座城堡里，“老警官”就说是上帝把我给送回来了，谢天谢地。为了安抚我的沮丧，他立即表示驾车带我去波兰和东德。麦克后来因听说我去苏联，吓得从纽约赶回，他认为这是一件最不适时、最不值得的冒险行径，于是麦克父母、燕妮姑妈、伏尔奥汉舅舅、麦克和我一起乘上老警官亲自驾驶的“奔驰”开往东欧。 在东欧，我一看到列宁雕像的头像或全身像就形喜于色，并且立即跑上去和列宁雕像一起合影，或者是把这些屹立在花丛中的大理石像、花岗石像拍了又拍，有时还抱着列宁那著名的宽大光洁的额头吻一下，好像我真的见到了列宁一样。真的，在国内，过去可以看到许多毛泽东像，却从来见不到一座列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报纸上，但绝对不在大街上。东欧各国则处处是高大雄伟的列宁像，无论在街心花园、学校、广场、博物馆前或剧院前面…… 我的这一切“行径”，使跟随我的一大群欧洲亲戚们——慕尼黑的、维也纳的、日内瓦的，穿着貂皮大衣、打扮得珠光宝气、皮肤娇嫩的、像伯爵夫人一样的亲戚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有一次麦克终于忍不住，悄悄对我说了声：“别太浪费你的时间和胶卷，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曾经杀了许多人，特别是农民。” 我立即变得愤慨起来：“请你不要那么说……列宁在我心中坚如磐石，他杀的不是农民，是富农。”我仍清楚地记得小学四年级看到盖达尔小说《少年鼓手的命运》中，那个少年鼓手揭发了他的富农叔父囤积粮食破坏革命，后来被叔父暗杀。我和麦克经常为这类事发生争执，这可能是我们各自出身、成长的背景不同。有一次，他放一盘录像带——麦克收集了５００多部故事影片和文献片。那部录像放的是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饿尸遍野的纪录片（和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一样），我看了不到五分钟，就一挥手说：“这是PoiticalPropagarda！（政治宣传）我不要看！”我跑上去把录像关掉，然后取出一盘《大逃亡》放上，对麦克说：“看看这个吧！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才是历史！” 麦克耸了耸肩膀说：“亲爱的……这儿又没人管你，你何必把自己套在一个框子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不是也平反了吗？” 《大逃亡》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波兰人从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逃亡求生的真实故事。麦克不动声色地看起来，并且很快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他已经看了许多遍这部电影。我们到德国后的第一个参观项目，就是他带我去参观纪念二次大战犹太死难者的历史博物馆和集中营旧址。他讲他、还有许多德国青年恨希特勒，同我们恨“四人帮”没有两样。我望着麦克凝视屏幕的眼睛在想：我还能讲他什么呢？他总是那么平静地对待自己祖国的过去，不怕否认任何东西。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许生来不同：他的思维是自由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为自己的选择恐惧，或烦躁不安，他选择思维就像选择到海滨去游泳，还是去一条河中游泳一样自然而又洒脱；而我的思维中则有某种天生固有的压力：什么是黑暗的、反动的，什么东西一看到一听到就会像看到毛毛虫一样令人恶心、毛骨悚然；在另一方面，有的事物则像阳光一样灿烂、完美无瑕，永远正确，任何人都不准碰一下。我跑上去关上斯大林时代的录像时，看到麦克那双惊讶的眼睛。他也许会奇怪我——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为什么宁愿躲在“铁幕”后面？我早就读过《斯大林时代》，我知道肃反时死了许多人，可是我又不愿意看到西方世界把这件事扩大做宣传。我无法改变自己就像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一样，血液是从母胎中带来的。因此，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东欧某个国家将列宁像套上钢缆推倒时，我就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样难过。我哭泣起来，我甚至想用自己的双手去阻止这股如山洪暴发般的汹涌波涛…… 但是，现在在东德，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列宁雕像外，我们看到的是与西德截然不同的情景：破旧的街道、年久失修的博物馆、沾满铁锈和污迹的皇家庭园，白玉雕像上尽是鸟屎和涂鸦，商店里空空荡荡，街头上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没有表情，垂头丧气。而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如潮水般地涌往西德，把靠近边境的超级市场抢购一空，排着长队等待获得一张工作卡或居留卡，甚至有些东德老人伸出一双颤巍巍的手，在大街上行乞：“行行好吧……看在上帝面上给一个马克……”这时我的那些欧洲亲戚们就伸手到一个精致的钱袋里，拿出一个马克放在老人手中…… 在东德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一个苏联老人，他离开苏联到这里已经三年了。他会说英语，这位近八十岁的老头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我们聊了起来，我越来越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从苏联“逃”出来五次，可是过不了几年总是又回到那里去。他讲到在肃反时，他写了１３００页的检讨，才避免了被枪毙的命运。那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教俄罗斯文学，他说肃反时他吓坏了，完全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后来他写了一首诗交给整肃他的那些人，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听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不管你们讲我有什么罪 我有罪 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讲我有罪 我有罪 不论罪名多深，负荷多么沉重，也不论多久 我有罪 因为我说我无罪便是对你们的不忠 为了表示我由衷的效忠 我奉献上我的整个灵魂： ——我有罪 别人大概被这首“诗”感动了，没有要他的脑袋（肃反中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望着这位苏联老人，他留着像托尔斯泰那样的长胡须，并且总是把咖啡搞到胡须上。他用英语说：“I’m guily”时，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以至于总是把“我有罪”讲得含糊不清。他的眼中没有泪花和忧郁，他好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并且不时发出爽朗的俄罗斯人的哈哈大笑。他讲他的许多同事走出监狱时，不是重病缠身，就是疯了，完全失去了任何与人生搏斗的力量。更糟糕的是还要向释放他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他说整个咖啡馆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三个儿子都跑到了美国或者西欧，有的在大公司，有的做生意，常给他寄钱，他生活得无忧无虑。他说他很感谢他年轻时的明智，没有“拿原则和脑袋开玩笑”，他保住了脑袋。 那天傍晚回到饭店，我心情感到很沉重。那个俄罗斯老人的那首诗总是在我脑子中挥不去，我不知怎么联想起在延安时写了《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他一向清高，桀骜不驯，写文章很尖刻。但是在被逮捕一年之后，他一看到人就卑躬屈膝地连连表白：“我有罪……我有罪……我是热爱党的，我听任处理……我有罪。” 不过他没有那位俄罗斯老人那么幸运，别人还是枪毙了他。我也想到我自己，一看到那些批判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我就心惊肉跳，工宣队逼我写检讨，他们要我写二十页，我心里虽然不服，却写了四十页，后来统统被装进我的档案袋！多么能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啊！那是一只“肮脏的手”，它能把你扭曲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是因为你血液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的东西，别人让你认为你已经亵渎了它，当这个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那股能主宰你的命运、你无法抵抗的力量时，你便软弱了。你愿意把自己的心肝肺腑全部掏出来，在精神上跪下，说一声： “我有罪！” 这是多么可悲啊！ 为什么那个苏联老人的命运，就好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千千万万苏联人的命运，竟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在东欧大街上的漫步与思考，使我真正感到了“困惑”这两个字的含意，或许应当用“觉醒”——如果我能用麦克那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话，我需要“重新思考”。 这些“重新思考”像一些尖锐的玻璃碴在刺扎着我的心，也许童年的梦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因为一个思想被杀。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之间徘徊。当听到老人和他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时，我是在现实主义之中；而看到列宁雕像，我又陷入于理想主义之中，这两者是如此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丑恶、残酷，是血污、谎言和欺骗；另一方面则如诗境一样美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神圣光辉。 列宁仍然坚如磐石。但列宁却被千万个叛徒、虚伪卑鄙的政客或残忍无情的秘密警察所践踏。记得小时候，我们多么盼望“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在一个早晨到来，当我们神气活现地走向街头，挥舞小拳头，只要美国出一个总统，那个总统就立即出现在我们标语牌的漫画上，肯尼迪是“啃泥地”，约翰逊是条龇牙老鬼。那时候，“我们的世界”是多么光辉、多么光明！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发现到处是血流成河，到处是批判会场，每天耳畔响着自杀者悬梁前、跳水前、跳楼前、割手腕前、开煤气前那种凄惨的哀鸣和冤屈的呼喊…… 列宁，我为你哭泣。 我又想到我居住了五年的美国，有一件事始终让我深感惊讶：越是反对美国国家政权的电影，越是能获得奥斯卡大奖！ 如由德斯汀·赫夫曼主演的《水门事件》，揭露了美国总统竞选的丑闻，迫使尼克松遭弹劾下台；如由凯文·柯斯纳主演的《与狼共舞》，以诗一般的悲壮画面重现了美国军队对印地安人的杀戮和毁灭，因而获１９９０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同样，由凯文·柯斯纳主演，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EK》（《约翰·肯尼迪》）则以电击般的震撼手法和精细的逻辑剖析、案情跟踪，说明并不是奥斯华单独一人杀了肯尼迪，而是由美国政治联邦调查局（EBI）、军火商和黑社会邪恶势力携手一起杀了“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企图阻止越战”的美国总统肯尼迪。１９９１年电影一出，立即造成轰动，并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奇怪的是，这些影片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人民的爱国情绪，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动乱。 离开波兰的那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红场上示威游行的报道，抗议叶利钦的苏联人高举着列宁的头像，高喊着：“叶利钦是犹大！”在镰刀斧头红旗的一片红色海洋中，一幅醒目的标语上写着： “今日菜单：没有糖的茶，没有肉的汤，没有油的粥。”一辆白色汽车中播放着二次大战时《起来，伟大的祖国》的乐曲，游行队伍中的示威者扛着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列宁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而在红场的另一处，则聚集了一两万支持俄罗斯总统的示威群众，他们挥舞着沙皇时代的三色旗，呼吁大家给政府更多的改革时间，他们围绕在俄罗斯国会大厦外面，用喇叭竭力大声喊着： “宁可吃白面包喝白开水，也不过共产主义生活！”随着电视镜头，又转移到已改为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在冬日的斯莫尔尼宫广场上，也聚集着两派截然不同观点的示威群众，一派喊着：“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另一派喊着：“彼得堡！彼得堡！”镜头渐移到彼得堡的上空，没有红旗，也没有三色旗，只有一片澄蓝明净的天空。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明珠，暮色掩盖不了这座彼得大帝时代故都的泱泱气魄，瞬间将逝的太阳余辉为巍峨的古老建筑宫殿镀上一层薄金。我梦寐已久的列宁格勒！在高喊口号的示威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拔出一把小手枪，对准了列宁的胸膛！ “列宁！你不要倒下去！”幻觉中的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却被一样东西绊倒：是９０年代被钢索推倒的列宁铜像。我的心被一层白雪覆盖…… 我飞回了纽约，首先立即感到与欧洲的不同：这里生气勃勃，各种肤色、各个种族的人在大街上匆匆地走来走去，有擦肩而过的金发女郎，有向你打招呼的非洲裔黑人，推着宝宝车过马路的亚洲人，西装革履的印度人或是披着面纱的沙特阿拉伯妇女……这是一个各个民族融洽共处、平等竞争的世界大熔炉。这里以白人为主，但你皮肤的颜色并不能保证你会比其他种族的人生活得更好。闻名遐迩的王安公司由中国人一手缔造，而另一家同样出名的电脑软件公司的总裁竟是印度人！这在欧洲、在日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把美国叫做“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第一环球国家”），那么可以把欧洲和日本叫做“清一色”。 麦克的一位好友收养了两名黑人儿童作为养女养子，肯尼迪家族也收养了一名韩国的穷女孩为养女。 美国人善良得可爱。 周游世界！我终于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用我的心，用我的思索去拥抱世界，这是件多么令人陶醉的事情！ 我还要去非洲，去印度，去中东沙漠。我希望能和印地安人共度一段时光，我总觉得，在千百万年前，我和印地安人有共同的血源……我也想住进夏威夷土著居民的茅舍，和他们一起狩猎、一起爬树、一起冲浪…… 曼哈顿之夜，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了半个天空，我远眺着那颗白色的月亮，不由想起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那个美国宇航员的话： “当我在宇宙太空观望地球时，它是那么小，同无数银色的星星一样，只是一颗蓝蓝的小钻球。在这样一颗小小星球上生活的现代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亲密，更多地享受人类应得的和平与温馨呢？” 小时候，“欧洲”这个字眼，或者是英文发音中的“欧罗巴”，在我印象中一直像幅美丽的油画。直到我以后亲自置身在这幅美丽的油画中，我才发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物价昂贵。在橱窗中展出的一件皮大衣或一个麂皮包，比在美国要昂贵５０％以上，甚至２００％！而且在款式和式样上也远不如美国那样新颖多姿。比起美国来，欧洲确实太保守、太古典，犹如一支在夕阳中永不凋谢的紫罗兰，闪烁着永不衰退的古老的光芒。可是比起千万朵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野花来，却显得多么单调啊！ 美国开阔、慷慨，每天充满创新精神。美国人的自豪是可以理解的。几年来往返穿梭于美国、欧洲、日本，我才发现，原来欧洲人和日本人也那么羡慕美国人。在慕尼黑麦克父母举办的任何一次宴会上，只要老警官一说：“我儿子媳妇从纽约来，从曼哈顿来！”换来的就立即是一片全场肃静，和一个个说不上是羡慕还是什么别的目光。在东京，只要你一用美式英语问路，立即就有许多人围上来热情地为你指路，有的还跟着你送出好远。１９９１年，当美日因为贸易逆差而打起一场各方激发民族情绪、有声有色的“贸易战”时，当东京电视中主播人询问一百多位日本人，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的话，他们宁愿做日本人呢？还是做美国人？结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日本人举起手，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宁愿做美国人。 欧洲人把我当美国人也好，日本人把我当美国人也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魂。随便我脑子里产生出一个什么主意，或者一个什么念头，最后总是不知不觉地和中国联系起来。 既然我用我手中的中国产品，打开了美国社会的高档市场——像“Lord ＆ Taylor”、像“Saks Ei eth”、“Bloomingdale’s”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去打开价格比美国昂贵得多的欧洲市场呢？欧洲人可以不相信中国的产品，可是欧洲人相信美国的橱窗啊！为什么不把那些陈列在第五大道上漂亮橱窗中的中国产品，拿到欧洲去推销呢？ 打开欧洲市场！——在欧洲我下了这个决心。 我首先做的是抽纱窗帘。 在德国，无论在哪个城市，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波恩、纽伦堡，随便你走到哪里，抬头一看，总是见到每家明净如新的玻璃窗前，种植着色彩鲜艳的窗台小花。你无法看到室内，因为所有的玻璃窗上，不论是二十层楼也好，二层楼也好，全部千篇一律地挂上一层白色——绝对是白色的、细质透明抽纱窗帘。甚至你到饭店，到高级酒店或周末酒吧，你也会发现同样的情景——每个窗子都是一样的。全德国的窗子都挂着白色的抽纱窗帘，简直可以编成一首爱国歌曲了。麦克说：那是“德国居民的传统”，阳光可以射进抽纱窗帘，陌生人的眼睛却不会透过。在房间里又有一种明亮舒适洁净的感觉。不用说，这些花案各异、质地相同的抽纱窗帘，每一幅的价格都要比美国高好几倍，更不要讲与中国同类窗帘的价格相比了。问题是：怎么去找一家愿意进口中国抽纱窗帘的德国进口商？ 我隐隐中充满了兴奋：千家万户的窗口啊！而且德国人爱干净，每年都要换一幅窗帘。能够用一半的价格买一幅同样精致的窗帘，人们是不会注意窗帘后面小角落里那个“Made in China”的小标签的，如果中国产品能打入这个市场，该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可挖！ 我在休假的旅游中去了慕尼黑图书馆，查找抽纱工艺的厂商和进口商。和麦克结婚后，我只学会了一些日常德语口语，做生意是根本不行的。我手中拿着德英字典，一家家地先翻德国厂商，翻出德语介绍后，立即用英语字典对照。遇到一些十分专业化的名词，再翻开英汉字典查中文。这样整整搞了几天，我整理出一份英文的德国抽纱窗帘进口商名单。接下来就是给德国进口商打电话，我首先总是用德语问一声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在纽约曼哈顿的JME公司，然后一转即换上英语，如果对方进口商表示不懂英语，那么我说声对不起，客气地将电话挂掉。不懂英语我是无法打交道的，特别是今后传真函电中都要用英语，我的电脑中没有德语和法语贸易系统。幸亏德国教育程度很高，做生意的商人几乎都懂英语，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那些德国商人一开始都惊讶地说：“什么？中国窗帘？……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你把中国窗帘从美国运来吗？”我要了传真号码，立即就把我拍下的那些第五大道橱窗中的不同产品及漂亮昂贵的名牌标价传真过去。“从第五大道运来！”我在电话中说，“或者从中国运来，都是一样的！……美国市场上已经有无数的中国产品，为什么德国人就不能学一学美国人呢？” 那些德国商看来从未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现在是该他们搞一下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了。 汉堡的窗帘商诺比尔先生给了我一块样品：“让中国打出同样花案，同样质地的样品来，如果合格，我就下定单！”德国商人讲话一板一眼。他讲他早就听说中国什么都能做，而且价格便宜，但是做出的东西老是走样。我刻不容缓地将这片样品放进国际快邮信封，加上我几张大纸的详细解释、图案整体描绘，全部寄给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中国的手工抽纱是全世界有名的，第五大道橱窗中一块中国手工抽绣的精致女帕，要卖到２０多块美元！可是西德窗帘全部要求机绣。而窗帘的图案仅是各种不同的细部，自成一体的图案、对角图案、花边、网眼镶饰就有二十多种！ 我当然不能在汉堡等回样，我的曼哈顿的客户每天都在找我。我的一个美国客户、第五大道上家族相传的殷商，每次看到我要去欧洲，或者回中国大陆，总是拿出一张１０美元，折叠成小三角状，往我口袋里一塞：“快去快来！回来后把这钱给你看到的第一个街头穷人，上帝会保佑你一路顺风的！”我的那些曼哈顿客户的白发苍苍的总裁们，总是那么慈祥地对待我，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可有时也会暴跳如雷，特别是质量出了问题，或者是交货晚了的时候。不过到头来那些老头子们总是说：“那不是你的错，朱莉亚，我们要找他们好好算帐！”帐一笔笔地算，生意还是一笔笔照做，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产品的巨大魅力。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短短五年间，中国大陆产品的质量、包装简直可以和台湾、南韩甚至日本的产品不相上下了！我亲眼看着随着贸易的不断增长，产品已经向越来越高的档次迈进。我到了一个美国朋友家，她打开衣橱，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冬秋服、鸭绒衣，有６０％是MadeinChina而且有的是从Macy’s、Bloomingdale’s高档商店买的。现在那位德国商诺比尔要我打样，我也信心十足。可是当我回到纽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样品，完全愣住了！这是什么样的样品啊！粗糙的花纹图案，面料像台布，与我手中那剪下一半的客户小样相比，除了窗纱图案是一模一样的之外，整个质量和外观相差万里。国内的信函说：“我们需要进口设备，如果用先进机绣设备代替我们６０年代的国内老化机器，我们一定能拿出让德国人满意的东西。”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来了信，说许多美国欧洲的类似品种定单不能接，关键是没有一套好机器。他委托我公司为他们与德国厂商协商，能不能向他们购买一套抽纱机绣设备。 进出口公司，不仅要做出口——把中国的产品献给美国、欧洲，也要做进口——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引进到中国去。于是我立即根据在慕尼黑整理出来的电脑记录找到了一家抽纱机械公司。这家公司有二百多年历史，技术每年更新，但他们的报价把国内总经理吓得一个星期没有回电：一套设备要三千万美元！“这不是卖一台机器！”德国厂商强调说，这等于是卖一家工厂给你！全套设备，从电脑图案设计系统到成品工序、机器上的每一根钉子，每一套不同图案的模具，都是你的！……瑞士是向我们买的，西班牙也是向我们买的，都是这个价格！” 国内对价格望而生畏。 国内虽然买不起，我还是不甘心，不久后我收到了一份法兰克福国际机械博览会的邀请，我毫不犹豫地动身了。果然，在那个博览会上，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在法兰克福的一家中型抽纱厂因竞争激烈，负债累累，要倒闭了！厂方正在拍卖机械设备和生产流水线，并在博览会贴出了广告！我一看，认为时机大好，一向讲究质量的德国人即使工厂倒闭，但机械设备仍然是第一流的。我一面给国内拍去电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问他们是否准备买“二手货”，一面又在当天赶到法兰克福这家名为赛特的工厂，果然不出意料，整个流水线加设备技术才卖５００万美元不到！可是同时我又大吃一惊：原来科威特的抽纱商已经在那里抢先一步，排上了队！ 我从法兰克福给国内抽纱总经理（分公司）打了电话，详细汇报了这个“十万火急”的战情，问国内要不要先下手为强，拍板拿下。而国内公司为了今后能每年挣几千万美元到上亿美元，一听说能５００万美元买下一个工厂，立即雀跃，连夜开会。每隔几小时我去一次电话，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希尔顿饭店，花了几百美元的电话费。第二天一大早，国内拍板了，让我——JME公司作为国内代理，立即拍下板，并且由国内立即电汇１０％的押金，抢在科威特的抽纱商前面！ 当天我跑到赛特公司，向即将退位的总裁出示了国内传真过来的购买意向书，并告诉他我们可以立即支付１０％—５０万美元的押金，可是他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科威科人已经付了２０％的押金！ 看来全部完蛋了。我突然问：“他们和你签合同了没有？”“没有，”赛特老板讲，“他们昨天都飞回国去了，去带他们的人来看设备，检验生产系统。” “那好啊！”我叫了起来，“我这１０％押金先放下。谁先到，谁先签合同，这个工厂就是谁的，行吗？” 赛特老板指着他的文件说：“我们以签合同为准，签不了合同，押金一分也不要，全部退还。” 我真恨不得当天飞回国内，在第二天把国内的验货小组拉到德国来。但我必须在这里守住阵地，如果我们的人马能在一周内到，验货签字，那么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的了！以后抽纱窗帘就可以如大江东去，一泻万里地发展起来！ 国内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获得了当地外经贸委的批准。小组五个成员——外经副主任、抽纱经理、技术专家、工厂厂长和翻译拿着我在法兰克福发的商务邀请信，风风火火地赶着办签证、领外汇，匆匆忙忙整理了材料，就登上了飞往东京，再由东京转法兰克福的班机！ 这下可把我忙坏了，我将在谈判中担任主角——因为我是代理，可机械的许多名词我还说不上来——我一直搞轻纺工艺进出口，机械还是第一次接手。４８小时中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困极了就不断地喝浓咖啡。我把工厂拿来的机械图纸铺满了希尔顿饭店我的客房的地板，在笔记本上用英、德文写下各种数据和纺织机经纬度参考指数，再对照美国的、瑞士的类似产品的说明书，分门别类地归纳出哪些是过了时的、一般化的机械设备；哪些是８０至９０年代适应新市场的现代设备。德国人要价５００万美元虽然不高，但是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杀价。为了使我的谈判对手更重视我们，我还和汉堡抽纱商诺比尔先生通了电话，我向他讲了我们打算买赛特公司的设备，再生产高质抽纱窗帘供应给他的计划。他一听大为起劲，用德国的设备、中国的人工，不是能给他带来加倍的利润吗？而且他对中国的抽纱基础很有信心。当他看到我给他带去的那块打进美国第五大道橱窗的２０美元一块的抽纱女帕时，他曾拍着大腿叫好，并问我要不要带一套设备去中国投资开工厂。现在中国人自己来买设备了！连他投资办厂都不用了，他只要下定单就够了！现在他协助我谈判，他搞抽纱窗帘已三十多年，对机械部分了解得比自己的家当还要清楚，于是他成了我不用一分钱雇来的义务技术顾问。我的谈判阵容是强大的：中方五人小组，我，诺比尔先生。 中方小组刚下了飞机，我们就直奔赛特公司，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一、一定要买下，赛特的名誉在欧洲市场一直不错；二、要杀价，争取杀到４００万！ 谈判室像一条密封舱的船。谈判室中全是男人，就我一个女的，男人们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把我熏得够呛。整整８个小时，从流水线上最微小的细节——工人机绣时用的高低椅，直到大机器中每一个精确的数据，反复核查，翻阅赛特过去几十年的有关工艺历史档案、赛特购买的机械的厂方证明、出厂证书、耗损指数……从每一个小节上着眼，最后都归纳到原点：压价。我看到坐在面前的赛特老板面色镇静，从容应战，他还有科威特做后盾，他恨不能再涨点价才好。他那暗蓝色的血脉在白皙的手背上跳动着，抖落了烟蒂，捏灭，再吸一根。他没有想到中国人这么难对付，可是有他过去的老顾客——诺比尔先生在场，使他在心理上对面前的谈判对手稍增敬意：毕竟，他想让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好点的“娘家”啊。他在谈判中有时几乎要——落下眼泪，他对每一部机器都像对儿女一样有着浓厚的感情，从２５岁到６５岁，它们伴随他——这个老抽纱生产商走过了一生的旅程，现在他面对静穆的晚年，他要和儿女们告别了。我把在希尔顿饭店准备了两天两夜的一套耗损资料放在他面前，说：“４００万！我们只能出４００万美元，这是您应当得到的最高价钱了……您可以把机器卖给科威特人，但您的机器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买去，您仍然会在德国的商店中看到它们制造出的产品！……而且，中国方面三个月之内全部付完现金！”诺比尔先生也大力鼓劲：“我马上就下定单！让那些挤垮你的人看看，你的产品还在这里！还在市场上！还在千家万户的窗台上！” 到工厂检验回来后，赛特老板收到了科威特商的加急电报，告诉他班机第二天到法兰克福。他看了一下电报，把它扔在一边：“定了！卖给中国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下来我们立即乘上轿车，和赛特老板一起上法兰克福律师事务所，于当天签下了全部合同。 正在大家举杯欢庆这场鏖战成功时，一个消息把我们震懵了：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商务处转告我们：由于１９８９年政治上的缘故，外汇一律冻结。 在国内经常是这样，一个文件下来说冻结就冻结，买一套设备要打几十个图章，只要一个图章“冻结”，就全部冻结。我的上帝！我们的心血全部完了，那个科威特人已把一大群穿着白色中东沙漠长袍的长老带来！五人小组带队的外经贸委副主任让我们绝对保密，不要对赛特透露半点风声。“我们已签合同，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他说，“实在不能解冻，到那时再通知他也不晚。” 五人小组飞回国后，在外经贸委副主任的斡旋之下，这４００万美元终于在１００多天后“解了冻”。又过了１００天，全部工厂设备顺利运到中国！ １９９１年我回国参加春交会。随便走进哪一家大工厂，都有从西德、瑞士、日本、美国或奥地利进口的先进设备。这些机械、这些设备就是像这样一台一台，如同把一个个外国女儿改嫁一样引进到中国婆家来的！中国的高档抽纱窗帘如今已遍布美国和欧洲市场，甚至连法兰克福希尔顿大饭店也换上了“Made in China”的白色柔软细质抽纱窗帘！有位欧洲商人说：“中国的手指在梳理世界”。是的，在中国的手指下，将有千万朵绚烂的“Madein China”之花在世界各个角落催生开放！在国际市场上，香港、日本、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与美国相比，欧洲无论是伦敦、巴黎还是柏林，总是被满天阴霾、阴雨绵绵所笼罩，一年中阴天雨天大大多于晴天。而美国则一年四季阳光灿烂，下雨或下雪，不出２４小时，阳光就出来扫除阴霾，美好调顺的气候带来一片绿草如茵的美洲大地。据１９９１年美国报刊报道：加拿大野雁每年总会依循一定路线，南北迁徙，可是近来它们突然开窍了，竟然有愈来愈多的雁群在迁徙途中择良而栖，不再做徒劳奔命。据估计，目前至少有十三万只加拿大大雁在美国境内落户不走。而且这批偷渡客眼光倒很高，经常栖息在湖光山色、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聒噪的叫声常让打高尔夫球的美国人心神不宁，打不准球。有些加拿大雁群则定居在有水源、河流的公园绿地，附近的居民以鞭炮驱赶。但加拿大野雁太热爱这片新大陆，过不了几天又飞回来了——反正不要“绿卡”，这些野雁的下一代，按照法律就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了。大雁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有位老人春天往后院里撒了把种子，说：“其余的事托上帝来关照”。结果到了秋天竟瓜果满园！美国的土壤肥沃得出油。在美国偏僻的乡村，处处可以看到小河环绕、绿草如茵、开阔怡人的高尔夫球场。美国人爱在晴朗的天空下打高尔夫球，并以当今副总统丹·奎尔最著名。现在，正是美国总统大选年间，前几天《国家询问报》在全美五个大城市各选了男女共１００个选民，问他们：“如果布什总统遭意外违和，暂时不能执政，你希望由谁暂代？副总统奎尔，或者是第一夫人芭芭拉？”结果百分之八十一的美国人说宁可让布什夫人芭芭拉接掌国政。４６岁的芝加哥教师哈佛坎说：“只要奎尔继续打他的高尔夫，世界就会更安全。” 在和煦的阳光下打高尔夫球，或是野餐，或是聚会游戏，使生性开朗的美国人感到穿得越简单越好，越舒服越好，越随便越好，越是来自纯质自然的面料越被封王称冠。在这种市场导向下，沙洗丝绸应运而生。所谓“SandWash”（沙洗），即是将真丝通过化学浆洗处理，使丝绸在化学柔和作用下变得如细质棉布一样柔软，而不再是传统的细腻如丝、滑溜溜的触摸感，并且可以随时用手或机器洗涤。当丝绸成了像棉布一样即随和、又高贵舒适的成衣面料时，全美国的消费者们把双手都伸向了中国大陆：“沙洗丝！我要沙洗丝背心！”“我要沙洗丝裙子！”“我要沙洗丝夹克衫！”全世界的丝绸，几乎都来自中国啊！ 可是当美国人穿着桔红色的沙洗背心开着跑车在阳光下奔驰时，欧洲人还穿着传统古典的长裙、撑着把伞在细雨中赶路。欧洲人穿得不随便，花得也不随便。一件真丝裙要卖１００美元以上，普通百姓连碰都不碰。而在美国，一件沙洗夏日衫只卖１５美元，中国的出厂价呢？只有八九美元！ 我动员我的客户，名牌TAHAYI公司上阵，去打开欧洲人的概念，用TAHAYI的名牌威望，用TAHAYI的时装模特表演，用TAHAYI的推销人员，一句话，用TAHAYI的力量，来打开中国大陆沙洗丝绸服装的欧洲市场！ １９８９年我公司又将另一项产品——Bandanna（大尺寸的印花围巾）推向美国和欧洲市场。 纽约曼哈顿。我喜欢把客厅布置成既具有西方现代艺术色彩，又有东方传统艺术风格的“东西混合式”。玻璃橱中是一尊罗丹《思》的塑像，面对中央公园的窗前放着优雅清新的仿明代古瓷花瓶。麦克和我各有自己的书房和电脑激光打印机，这样不管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我都可以照样工作。我喜欢室内设计，我也喜欢设计自己的真丝裙衫。但是，当第五大道SHI－MA’S公司的艾伦老板将一块１C４大小的Bandanna图案放在我面前，让我去完成设计并且要向中国订五万打时，在那个时刻，我却完全不知所措。 这些美国客户为了省钱，也为了试试中国的本事，他们常常会扔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半截羊毛围巾，一只剪口的织袜，从手套上裁剪下来的一只手指……现在他们交给我这样一个完全不成型的Bandanna，只有１C４手绘的图案，或者说是图案的大致轮廓。他们让我的公司去发展，把它变成一块完整的２２×２２英寸的围巾图案，再交给大陆去印染打样。我接过了“任务”。 做Bandanna，整整耗去我两年时间。现在美国、欧洲、日本，到处是Bandanna！它出现在美国歌坛巨星麦克·杰克逊、鲍尔沙门的脖子上，出现在大广告中，出现在讲究新潮的美国人的千家万户！ 我不是设计师，但我又不能把到了手的有前途的定单推掉！我拿着Bandanna图案初稿，立即找了我的朋友——画家陈逸飞、陈逸民兄弟的夫人，她们俩都是美术设计师，受聘于美国大公司。我请她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将正式图稿画出，一个星期后，一个２２×２２”的Bandanna新潮图案漂漂亮亮地出来了。交给国内哪家公司去做呢？ 我拿出《中国对外贸易企业名录》，一家一家地查翻着，然后给国内三家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三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去了函并附上图案的彩色复印件。我从市场上买了一打美国制的全棉Bandanna，一个快邮信封放一条，统统寄到国内，过了一段时间后，江苏、天津、西安的打样陆续到了，各省市的进出口公司都花了很大力气，可是雕白部分达不到美国客户要求的水平，制出的样品正面很漂亮，反面却是一片模糊发白，见不到清晰的图案。而美国人是将Bandanna当成花头巾系在头上、发上、手腕上。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网球锦标赛，网球选手也是将红红绿绿的Bandanna往前脑门一扎，以防止汗水下滴，Ban－danna必须是双面图案清晰。我回到了国内，一家一家谈，并且把我在美国客户那里得到的工艺渗透知识讲给国内的技术人员听。经过几个月努力，雕白和渗透总算解决，接下去又解决了褪色、印特殊商标和RN号码（美国海关注册号码）及精细的缝边、包装等一系列问题，客户终于收到了十分满意的样品，印制外观简直可与美国制造的相比。而美国出厂价是B６．５０一打，中国是B３．５０一打，于是大批订单下到工厂。为了使中国Bandanna打入美国高档市场，我让美国第五大道的SHIMA’S客户将美国印制的Sears、JCPenny、MaAcy’s的包装运到中国，再要求中国工厂将Bandanna分别装入精美的美式包装袋中，如Sears的包装袋上印着一朵棉花，下面是COTTON几个大字，意思是精纺全棉！ Sears Bandannas １００％Cotton oNaturally absorbent １００％ Cotton with finisheddesign oAssorted design oMachine wash and tumble dry Made in China Sold by sears·Sears Co， Chicago： IL ６０６８４ 挂在全世界最高的大厦——Sears（希尔斯）公司属下千百家超级商场的Bandanna，就这样从中国打入了美国！Shima’s老板艾伦高兴得直搓手，他关闭了自己高价劳力、连年亏损的美国工厂，把所有的Bandanna都让中国各个不同口岸包下来。而后，艾伦又和我商量，将Bandanna卖到他在巴黎和东京的子公司去。在东京，一条Bandanna要卖３．５美元，这个价格足可以向中国进一打！我告诉艾伦我们可以一起去开发巴黎市场。巴黎是个花都，全棉的五彩缤纷的BandanAna可以把这个花都装点得更美丽。艾伦仍然让我帮他“扩大”巴黎的流行花案。 我们一起去了巴黎。 艾伦有四十七八岁，比我大八岁。他风度翩翩，干练而又文雅，算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美国男人。他在４０岁上时，曾经当过美国众议员——美国许多政界人物都是商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哈佛毕业的律师，在曼哈顿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已经退休。他是普林斯顿商学院毕业的，后来又取得法律学位，在大学时他还专修过心理学和天文学。这位客户在TWA头等舱和我谈起他的私事来，我只好默默地听着：他和我一样结过两次婚，现在他和前妻的两个孩子及现在妻子的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说他妻子在家照顾三个孩子和家务，参加了一个花卉俱乐部，但她常常烦躁不安。“有时她会突然哭泣起来，”艾伦说，“她常常这样，有时我们一起去参加晚会，她会挑出十几件衣服，却不知道究竟该穿哪件，然后她哭起来，说她哪里也不想去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把肩膀稍稍靠近了我，他衬衫领上的男人香水味直冲我袭来。他叹了口气，抬起眼睛看我：“我研究过人的天性，晓得在一切折磨人的痛苦中间，再没有比嫉妒更难忍受，更刺痛人的了……我太太一直嫉妒其他的女人，她甚至嫉妒我的前妻——不过我现在知道了，她为什么这样痛苦。我嫉妒你的先生，他是什么？只不过是个电脑设计师加上部门主管罢了，可是他拥有你，他拥有一个美妙的异国情调的东方女子，并且还能为他攒钱……”他装得漫不经心地提起在华盛顿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歌星约翰·丹佛，一位摩洛哥公主和一位法国少将。艾伦称公主为“卡洛琳”，而且还让所有的人知道他同她跳过几轮华尔兹…… 这位前众议员完全不顾我的感觉，他把那只盛满香槟酒的高脚杯举起来说：“今晚我要和你跳舞，在巴黎，我一定要和你跳舞，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件事。” 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不能马上打他一记耳光的。他是你的顾客，他并没有非礼，所以你只能听着，只能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是我陪美国客户回国或去欧洲时常常碰到的困扰。特别是和一个美国男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既不能太冷，又不能冒出半点热情，还要特别小心不要让客户误会了你的意思。比如说，你绝不能让他帮你递过一杯咖啡或帮你倒一杯茶。而太古板的东方女孩子，美国人也是不喜欢的，他们会认为你没有幽默感，是不讨人喜欢的所谓“亚裔刻板形象”。巴黎的夜晚确实充满浪漫情调，醉人的春风吹进假日酒店的酒吧舞厅，大理石光得闪耀出两、三对起舞的人影来。旁边是四个人的一支小乐队，在月光下吹奏着《我只对你说我爱你》。艾伦一手搂着我的腰，一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他步姿优雅，是个无可挑剔的舞伴。在悠扬的舞曲中，他用他带着演讲魅力的好听的英语对我说：“朱莉亚，你是这里唯一不带珠宝的，但你比这里的任何女人、任何闪耀的珠宝都更有魅力……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东方女子一起跳舞。” 他把我搂得越来越紧，我可以感觉到他衬衫下怦怦的心跳和带着香水味的急促的呼吸。我知道一切必须停止了，正当我要讲：“对不起，我想回去休息了。”他先松开了我，用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我累了，明天一早你到我房间，我们一起研究法国流行款式，下午和三家批发商开会。” 第二天一早，当我挟着大包文件按时去敲他的门时，我心中既犹豫，又愤怒。我进门后的第一句话是： “艾伦先生，昨天晚上你不该那样的……你应当像只熊一样搂紧你妻子跳舞才对。” 这位前众议员为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Julia，别这么说……昨晚我搂你跳舞时，就像在梦里一样，我立即放下你，去房间给我妻子打电话。唉，昨夜我一夜失眠……我喜欢香槟也喜欢白兰地，我喜欢贝多芬也喜欢约翰·丹佛，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时也喜欢一个美妙的中国女人呢？……这里只有我们俩人……” 他立即感到自己讲得太露骨了点，于是假装温柔地走到我身边。我正望着巴黎窗下的香榭丽舍大街，考虑应当怎样收拾一下这位前众议员。他伸出右胳膊，搭在我的肩上，然后猛地将我拥抱起来，那脖子里钻出的布明黛尔男人香水，浓烈得阵阵熏鼻。“Julia，一次，就一次！我求求你，这里谁也看不见！只有你和我！还有巴黎，……我求求你！”我挣脱开他，冲到电话前，拨了麦克在纽约的电话。 “我先生，”我拿着电话望着艾伦，“我先生要和你讲话。”他无奈地接过电话。 麦克在电话那头叫道：“Son of a bitch！如果你动我老婆一根毫毛，我就打断你的肋骨！我马上就来巴黎！我六小时就到巴黎！我要让你看看我带来一只怎样的筐子，来收拾你的骨头！把你那几根肋骨带回纽约去！”平时一向温柔的麦克大声叫嚷着，我听得一清二楚。 艾伦满脸涨得如夕阳般的通红，他放下电话后，我故意问他：“我先生说什么？” 他耸耸肩膀，“哼”了一声，说：“你先生让你在巴黎带几根骨头回去喂狗！……”他把酒一饮而尽，走到窗前，烦恼地挥了挥手，说了声：“Shit！” 我把手中一大堆文件朝他床上一丢，说了声： “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他的房间。我回到自己房间，在客房门上换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又打电话告诉饭店总机：“I don’t want to be disturbed”（我不接任何电话）。然后跳上床去，按着遥控器看起当天的巴黎新闻来。 从那以后，艾伦再也没有碰过我一根手指头。 在美国，在欧洲，我在生意上来往的都是男人。我和艾伦又多次一起飞往欧洲，我们已经合作了三年。欧洲市场给我带来了佣金，给他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一次宴会上，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位娇媚年轻的夫人时说： “这是朱莉亚，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中国女人！”我也把艾伦介绍给麦克——他曾扬言要带一只筐子去巴黎收拾他的几根骨头——麦克和他毫无拘束地笑着握了手。我出人意外地对艾伦的娇妻说了句： “你的先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Sexy（性感）的男人！假如他再聪明一点就好了！” 然后我们四个哄堂大笑，高举酒杯，觥筹交错间庆祝我们成功地打开了欧洲市场。 每次去欧洲，我都不忘记去慕尼黑看一看老警官夫妇，或是给他们捎去一束鲜花。两位老人在晚年想念独子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的每次到来总是给郊外城堡带来生气和欢乐。有教养的西德中上层家庭喜欢举行私人音乐会和欧洲古典宫廷舞会。晚饭后，一支由老警官的几个朋友组成的四重奏弦乐队在客厅演奏起莫扎特的作品，一位胸脯丰满的女邻居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曲，那柔美的抒情歌曲使我感到心旷神怡，德国人多么热爱音乐啊。每个城市乡镇都有灿烂辉煌、内部漆成乳金色拱顶的音乐厅！这是哺育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瓦格纳、舒伯特、门德尔松的故乡。我走到钢琴旁，唱起了《重归苏莲托》。我当然仍是用中文唱的，这使那些参加晚宴的来宾们好奇不已。音乐会结束后开始跳舞，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邀我跳舞。在舞池中，我总是不断地向老警官投去一个微笑，他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的中国儿媳。不久前他曾对麦克说，他觉得这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中国女子，离过婚，来美国才５年，就一会儿出现在欧洲富丽堂皇的客厅，一会儿又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社交场合。在他们眼中，我是个有点儿文学色彩和浪漫形态的女人，并不像一个女商人。对欧洲妇女来说，美丽、丰韵、妩媚就是她们的出身；天生的聪明，优美的资质，温柔的性情，就是她们唯一的资格。而老警官却认为我的经历简直可以写畅销小说。——他们有时真的奇怪我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东方人，怎么就在蓝眼睛金头发的西方人中间成了中心！ 确实，说到最终，人不是以肤色和种族来决定其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无论我在西德、在法国、在奥地利或是美国佛罗里达休假，我的西欧亲戚和美国朋友们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使我——一个中国女孩子更加高兴。我则毫无一切顾虑，开怀大笑，讲着幽默的笑话。跳舞、骑马、滑雪，样样都很投入。白人可以让别人认为他们高贵，或自以为高贵，但那决不是成功的因素。我在白人的圈子之中不仅完全没有丝毫拘束之心，而且还真正感到这群白人中的许多不如我活得潇洒，不论精神上，还是事业上……有一次在法国，我们去麦克的一位亲戚家，当貌似高傲、肩披金穗的法国门卫当着邀请我来的那位亲戚的面问我怎么不会说法文时，我立即反驳说：“我从美国来。我从小到大都生长在中国，可是我会讲英语，我还会讲德语，不会讲法语有什么了不起？你会讲中文吗？你懂几国语言？”他被我驳得哑口无言。后来麦克的亲戚叫来了大楼管理处经理，把那个门卫教训了一顿。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种对中国人不恭的目光，是该把他好好教训一顿才是。 欧洲古典保守，欧洲美丽安全。只有像麦克这样充满幻想和冒险精神的人，才会放弃欧洲，单独闯到美国来重新开辟生活道路。我们两个有极其相似的天性，都有点儿冒险精神。麦克也是我的欧洲市场顾问，只要一有需要，他就会放下他公司的电脑程序设计，和我一起飞欧洲，像破晓的晨曦那样，把中国大陆的产品在欧洲大陆一点点儿播撒开来，如阳光一样照耀得更亮一些…… 到过爱荷华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芳草如茵、小河环绕、幽美宁静的城市，我的美国担保人维廉·柯比在服役参加越战前是一个富裕的殷商，在爱荷华经营一家颇具规模、有点名气的建筑材料公司。他和州长是挚友，他那具有现代派风格的、由他自己设计的华丽住宅在这儿是第一流的。越战中他双腿残废，退役后迁往佛罗里达，虽然仍挂着公司董事长的头衔，但他委托一个朋友经管他在爱荷华的庞大业务。他每年来看一下业务，同时到爱荷华空军医院治疗一下他那两条早已失去知觉的、麻痹的双腿。 在那天，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星期五。我和麦克从纽约飞往爱荷华，我们决定在感恩节前休假，是因为柯比正好在空军医院疗养，他邀请我们来他的老家陪他共度一段时光。“我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派对（Party），”他在信中说，“朱莉亚，你会忘掉你那些烦恼的生意。”正好１１月５日是乔治娅的生日，也是他们结婚２５周年的纪念日。柯比打算好好地欢庆一下。那天中午，艳丽的阳光照射着大地，使１１月初的爱荷华仍有一股夏天的暖烘烘的气息。虽然刚下飞机，我一点也不累，精神十足，一吃好午饭我就对柯比说我要去游泳——医院后面有一个美丽清澈的小湖。游泳之后我请乔治娅带我们去附近的爱荷华大学看看，早就知道那里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是聂华苓女士主持的，在国内时我读过不少中国作家从那儿写来的报告。麦克完全同意我的计划，不过他又马上问乔治娅哪儿可以打网球，这样当我在国际写作中心东张西望、甚至坐下来听一场什么演讲的时候，他和乔治娅就可以在外面打网球了。 那天上午我觉得浑身舒畅——每次和柯比、乔治娅在一起我都有这种感觉。自从他担保我来美国后，每一年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不是我们去佛罗里达，就是他们来纽约。和他们在一起是一种赏心悦目的精神上的愉快，那是因为他们外形高贵而内心善良。和麦克结婚之后，几乎每年的圣诞之夜，我们两家人都一起去教堂，我们一起祈祷，唱圣歌，内心没有一点儿杂念。在教堂的烛光和《平安夜》的歌声下迎来新的一年…… 我们奔向湖畔边的一条小船，乔治娅伴随着坐在电动轮椅中的柯比，在后面跟随着我们。我穿着一条白色牛仔裤，一件黑色无袖T恤衫，长长的头发用一条白色的丝巾系在脑后，我感到这样既自然又洒脱。麦克穿着一套“鳄鱼牌”的白色衬衫短裤，显得很潇洒。我带着泳衣，随时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洗一个舒舒服服的自然浴。 我和麦克划起那条白色的小木船，柯比和乔治娅在岸边微笑地望着我们，不一会儿我就憋不住了。 “太热了，”我掸去落在衣服上的松叶，“我想脱掉衣服下水泡一泡！” “我没带泳裤，”麦克说，“水很凉，当心别抽筋。”“我不怕，我喜欢这里的湖水。”我迅速埋在麦克身后换上泳衣，然后双腿踏在摇晃不安的木船边跳下湖去。水凉得使我打了个冷颤，我开始一直向东游去。等我游了一圈回来，看到麦克和乔治娅两人已经把柯比抬到了木船上，他们三人一边随波荡漾，一边哈哈大笑地聊天。起风了，天空被宏伟的、白玉般的云层遮住了，太阳从云层中钻出，一丝丝光芒射到湖对面珍珠般的一幢幢小洋房上；绿色的湖水起浪了，汹涌地在我周围旋转，一个个小浪花向我扑面而来…… “麦克！抓住我的手！……”我好不容易游到船边，拉住了他那只大手，一个翻跃便跌进了小船。他们看着我的狼狈样子，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一边梳理湿淋淋的头发，一边让太阳晒干身上的水滴，牙齿仍在不住地打抖。 “瞧你，像一只湿漉漉的小鹿！”柯比说着，把一块干浴巾丢给我。我把浴巾披到肩上，顿时感觉一阵温暖。我体会到一种纯真，饱满，吞噬我整个身心的快乐。 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宁静，就像永远不会有人打扰似的。整个爱荷华市都宁静下来，只有湖面传来轻轻的潮水声。有一只黄莺在沿湖的灌木林中开始歌唱。 这时，生性开朗的麦克用德语唱起了舒伯特的《船歌》：“像天鹅那样，轻轻地摇晃着， 我们的小船荡漾在晶莹的水气中， 哦，心中多么爽怡和宁静， 没有一丝儿往昔困扰的踪影…… 天空中燃烧着晚霞， 绯红的光辉笼罩着我们的小船。 ……” 突然，远远地，从爱荷华大学那个方向，传来了刺耳的警车鸣笛。 “是着火了吧？”乔治娅说，我们每个人都立即感觉不安，并且为这个宁静美好的下午就这样突然结束而感到一阵遗憾。 我们把船靠上岸，我迅速提了衣服，立即向爱荷华大学冲去。 是枪杀血案！ 一个学生在校园开枪杀人，然后开枪自杀！ 校园内，只见救护人员像一群气喘吁吁的公牛似的来回踅着奔跑。一面愤怒地噘着嘴喘息，一面一刻不停地来回跌跄着、蹭蹬着，一具具尸体用担架抬出！伴随着周围呻吟不绝的学生们的哭泣和一声声惊恐叫声！ “谁？……杀人凶手是谁？”我挤进惊恐的人群问。“一个中国学生。”有人回答。 “什么？”我霎时间如被雷击一样地震愣了，“中国学生也杀人？！这怎么可能？！” 在美国开枪滥射时常发生，但还没有一个凶手是中国人啊！ 一个美国学生告诉我，枪手是中国大陆来的天文物理系的博士生。一个中国学生告诉我，他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通过李政道博士的出国考试由政府公派来美的。 在一片混乱中望着担架上的一具具尸体，我大声问道：“死了几个人？他向几个人开枪？” 一位美国警察回答我：“现在所知，他枪杀了他的导师，枪杀了系主任、系里的另一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副校长的秘书和同系的一位中国同学，共六人。”他指着运尸的救护车说，“有五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在急救。” 那一瞬间对我的震撼，是我终生难忘的。休假是全部告吹了。我连忙拿出记者的本事调查了解这起事件。我记得一位外国作家说过：“每一个人一旦融入那个社会，就不再是一个独自孤立的存在。他的悲剧和他周围的环境、人物融会在一起。”同时我脑子里也跳出了一位中国作家的一句话：“我认为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个性，而不是社会性。”当我惊悉一个中国博士、北大高材生一连杀了六条人命之后，我并不是把它作为一项社会新闻来看的，我在这里也不是把这件事例作为一件社会新闻来写的。我调查了解这件事的目的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今天年轻的一代身上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试图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思考、思维、生活方式作出一种剖析，而我本人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这种观察对我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个事件与这本书的其它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惊心动魄和令人深思的一代人的真实整体。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这个震惊全美的事件的情景是这样发生的： 下午三点半左右，爱荷华大学凡·艾伦物理系大楼（Van Allen Hall）三楼的３０９室正在进行专题研究讨论会。在一片扬声争议与喁喁低语交织成的天文物理讨论会上，卢刚出现了。这个２８岁的青年博士、北大物理系高材生穿着大茄克，带着一个提包，悄悄地推开门，像一块陨石般地急促而又无声地降落在３０９会议室，他装出世界上最无害的样子在角落里翘了翘脚。窗外，他能看到爱荷华城的一部分。他在这里生活了６年，从１９８５年出国直至现在，在这间房间里通过博士论文。整整６年，他没有离开过爱荷华大学，现在他就要和它告别了。他望着窗外，天上刚刚起风，毫无趣味。一种恶心的、报复的快感笼罩着他。他把手再次伸进口袋，那里有一把０．３８口径左轮小手枪，全部荷满了子弹。“只要够用就行。”他想。五月份他向爱荷华地方长官办公室申请到了枪支许可，六月份他跑到爱荷华市一家叫Ein＆Eeathers的渔猎商店花了二百美元买下这支巴西制金牛星手枪。他仔细挑选过，这是一把仿制美国警方用的史密斯一威森牌的左轮手枪。从那时起他就想干这件事了。“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我拿到博士学位。”他在给他二姐的最后遗书中写着：“你自己不要过于悲伤，至少我找到几个贴背的人给我陪葬。”光溜溜的手枪柄仍然有些冰凉，他脸上现出毫无表情的样子看着一切，看着所有的人。哪怕最靠近他的人，也不易察觉到他眼里闪过的一瞥阴冷凶狞的光芒。静静地旁听了约五分钟，他突然拔出手枪一个一个开枪射击！他首先开枪击中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４７岁的戈尔咨教授，戈尔咨教授应声倒下，他又在教授脑后补了一枪；继而他又朝史密斯教授身上射击了两枪。在场人士一时还未反应过来，以为他拿玩具枪恶作剧，直至看到两位应声倒地的教授的脑门和身上流出大摊鲜血才知他真在杀人！一位中国同学李新不堪刺激当场昏倒，另一中国同学吓得夺门而逃，跑到一处有电话的地方报警求救。这时卢刚已经冷静地将枪口瞄准他嫉恨已久的“竞争对手”——原中国科技大学高材生山林华博士。他一连朝小山的脑门和胸膛连放几枪，山林华连哼都来不及哼一下就当场被枪杀。卢刚在第一现场枪杀了这三个人之后，又噔噔地从三楼跑到二楼，打开系主任的办公室，一枪射杀了４４岁的系主任尼柯森。他确认系主任已经死了后，又跑回三楼第一现场以确定戈尔咨、史密斯、山林华三人是否已经都死了。室中有几名惊吓得目瞪口呆的证人，其中之一是研究科学家鲍·汉生，他和另两名同学正围着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他还没有死，生命从他的眼里突然逃遁，刚才还那么灵活、大声地激烈雄辩的学者脸上一下子被死亡来临罩上一层灰白。卢刚没有打中他的心脏，他鲜血涌注，在书桌下面挣扎着。三个人正准备把他抬起来送去抢救，这时卢刚在３０９室门口挥舞手枪叫他们出去。鲍·汉生轻轻喊了一声“Stop it！”（住手！）卢刚不予理睬，然后走到躺在地上的史密斯教授面前，对准他惊恐万状、带着哀求的眼睛又补发了致命的一枪。他马上就死了。这时卢刚跑下物理系大楼，持枪飞快地跑到邻边的生物系大楼，从一楼走到四楼，似乎在寻找一名女性目标（目击者见他进入女厕所寻人），在这过程中他遇到生物系的几位师生，并没有开枪滥杀。在生物系大楼他没有找到他的“射击目标”之后，他又冲到大学行政大楼，推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AnneCleary）女士的办公室，朝她胸前和太阳穴连射两枪，副校长的女秘书惊恐、本能地拿起电话要报警，他又向女秘书脖颈上射了一枪，然后举枪自杀。 整个凶杀过程只有十分钟。六人死亡，女秘书重伤。 《达摩因时报》说：爱荷华大学的天文物理系是全美知名的系，该系“理论太空物理组”事实上因三名主力教授的突然被杀害，可以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报道讲损失无法估计。三名教授的课，研究计划及论文指导，都将完全停摆。其中卢刚的导师、４７岁的戈尔咨教授（C．Goertz）是该领域尖顶学刊《地球物理研究》（JGR）的主编，被学术界公认是理论太空物理的大师。该系和全美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出现这样杰出的教授。 《今日美国》日报在报道中说，爱荷华大血案对美国未来的太空计划都可能产生影响。戈尔咨教授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顾问，被杀的三名教授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里都颇有名气，他们的专业包括电浆（Plasma）研究。 电浆是由自由的离子与自由的电子组成的电中性混合体，而宇宙的组成物质百分之九十九是电浆。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同意拨款几千万元在该校进行太空科学研究。 杀手卢刚也是研究电浆的。他的毕业论文是探讨临界电离速度。因为电浆是个极为专门的领域，目前全美只有三百名左右的科学家有能力从事电浆研究。卢刚在智慧上能够思索宇宙苍穹辽阔无涯的问题，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一名高智商低智能者。他以疯狂的行为来残害那么多师长同学以及自我的生命，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悲剧。 那么，卢刚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卢刚绝对聪明。 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从小极为聪明，学习上一帆风顺。在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他参加了李政道主持的严格考试。在数百名佼佼者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顺利考取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公派生来到美国留学。以学业成绩相比，卢刚和山林华的水平不相上下。卢刚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时与山林华同时并列第一，各门课目全都是“A”，他所获得的高分打破物理系历届记录。要说卢刚和山林华仍分高下的话，乃是后者的博士论文更受学术界的首肯与赞扬，并因此被系方推荐获得DCS学术荣誉奖，而前者却落空。 卢刚和山林华都是爱荷华大学天文物理系１９９１年新出炉的博士。山林华比卢刚小一岁，比卢刚晚两年来到爱荷华大学，拿到学位的时间却比卢刚早上半年。毕业后，成绩优异、研究成果丰硕的山林华被系里留下来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并按照ResearchInvestigator（调研员）的职位领取薪水。而卢刚则没有那么幸运，当他今年五月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找工作的事始终没有着落。全美各大学的研究经费都受到削减，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几位教授为他推荐也无任何结果。他认为是教授们冷淡的原因。卢刚曾对人表示，尽管是“公派”，他也不愿返回大陆工作。卢刚的研究工作一直不太顺利，他的博士论文口试没能当场通过，相反山林华不仅提前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而且他的博士论文还得论文奖，他并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这些都是卢刚最不能忍受的，亦为他最后愤而对山林华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卢刚是一个受过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有理智，具有分析和思辨能力的人。卢刚也并无精神失常或任何变态表现。他感情从不错乱，爱憎分明，也无酗酒、吸毒的习惯。因而他的行动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冷静地思考，多次权衡的结果，是按照他所奉行的人生信念行事的结果。 据曾经与卢刚同住一室的爱荷华大学教育系博士生赤旭明回忆说：卢刚这种冷血杀人行为，不仅是由于妒恨，而且是因为他天性中潜伏着一种可怕的“杀机”，“性格决定命运”。在同学们眼中，卢刚是一个刚愎自负、目中无人、时而埋头研究、时而放浪形骸的人。他十分孤独，没有什么人愿意和他来往。他的在北京市汽车配件厂的当工人的父亲说：“卢刚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儿”。卢刚出国前个性很强，孤癖，不合群；与父母亲也很少交谈，只有和二姐关系密切些。他通过越洋电话对记者说：“卢刚赴美后经常给二姐写信，在出事前两天，卢刚曾与他在北京的二姐通过电话，聊了很久。”卢父说，几个月前，卢刚曾在家书中提及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家人表示，打算为他在国内设法安排工作，但遭卢刚拒绝。赤旭明说他在１９８７年夏天与卢刚、山林华合租一个一房一厅，他与小山住卧房，卢刚住客厅。卢刚从不打扫屋子卫生，喝牛奶从不用杯子，打开盖对着嘴咕噜咕噜喝完就随手扔在地上。赤旭明比他大十岁，以长辈的口气告诫他，结果卢刚“目露凶光”，表现得非常凶恶。他形容卢刚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自视甚高，经常以“物理尖子”自居。说话喜欢揭别人短处，以嘲弄别人为快乐，时常“出口伤人”。他说卢刚不仅人品素质极差，而且十分好色。他曾幻想所有的女孩子都拜倒在他这个“天之骄子”的脚下，也费了不少工夫追了许多女孩子，但屡遭挫折。他经常出入酒吧，把自己打扮得很“美国化”，以示与其他中国同学的“风度不同”。有一次他去拉斯维加赌城，想用９０美元嫖妓，结果被拒绝。这使他恼羞成怒，耿耿于怀。另一位物理系的学生说，卢刚与人合住一个公寓，夏天天热，他睡在客厅里，经常把冰箱打开一整夜，根本不顾别人存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酸馊腐败。卢刚在很多留学生口中，是一个攻击性很强，让人下不了台，又十分自私的人。久而久之，几乎没有人愿意再和他来往。 即使你不断地试图想发现卢刚在个性上有何可取之处，却没有一个人予以肯定的答覆。物理系的一位学生对卢刚的评语是最客气的：“他是个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人，凡事都想到阴暗面，喜欢走极端。” 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了卢刚喜欢走极端，不给人余地的性格的一个例子。和卢刚同属“空间物理理论小组”在杀人现场昏迷的李新说，近来因为美国经济萧条，政府裁减预算的缘故，系里在毕业生中发起募捐。卢刚用支票开了一张捐款，面额是一分钱。 有一位在酒吧中认识卢刚的美国女孩子认为卢刚是个风流俊逸的人。她认为他很聪明，因为他还懂一点文学。在一次幽会中，他对她说了一位诗人的话：“一切能分担人生痛苦的感情，我都不回避，一切能带来瞬息快乐的感情，我都愿接受。” “他靠着我坐着，”她说，“他两臂拥抱着我，并把自己投进了一种非常甜蜜的情绪之中，那是一种分担了痛苦的感情……” 那位美国女孩子说，当她向卢刚表示再也不想见到他时，卢刚转过头去，“突然他变得像一个柔弱的孩子，泪水从他的眼角涌出来，在他的面颊上流着……”她说他心地非常敏感，对自己内心的小天地怜悯感怀，呵护备至，却不是一位可以久交的人。 卢刚喜欢的小说有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他曾和酒吧的朋友描绘书中的情节： “中队司令官在尤索林飞满规定的３２次之后又无休止地增加到４０次、５０次……最后尤索林恍然大悟。第２２条军规原来是个大骗局，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第２２条军规，它像天罗地网一样铺天盖地地统治了整个世界。他感到全世界都发疯了，最后逃往瑞典。”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６０至７０年代美国大学生必读的一部小说。美国评论家认为约瑟夫·赫勒那种富有喜剧意味又使人毛骨悚然的虚无主义——即黑色幽默，已成为行动的楷模。 卢刚１９８５年到美国，凭着他的敏慧迅速拣起了“黑色幽默”的人生信念：教授像资本家压榨工人那样地压榨他，不给他出路。爱荷华大学是第２２条军规，天罗地网铺天盖地地统治了整个世界。他只有像西部牛仔片中的枪手那样，拿起枪干掉妨碍他的道路的人，然后同归于尽。 ５月买枪，１１月杀人，他等了足足６个月。 “一个人要是没有在生活的韶光中看见过天使，在生活的灾难中看见过恶魔，他的心就永远不会开窍，也永远不会有情感。” 听爱荷华大学的同学谈卢刚以及被卢刚杀死的山林华，就像听人谈论白天与黑夜的差异一样。一位美国记者说，他们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山林华似乎是上帝刻意制造出来，故意要向世人显示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有多么强烈。 山林华在爱荷华大学知名度颇高，是前任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而卢刚则由于性情孤癖，连中国学生联谊会也没有加入。山林华今年２７岁，浙江省嘉兴人，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通过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大陆主持的考试，进入爱荷华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由于他成绩极为优异，在博士资格考试时与卢刚并列第一名。他人缘很好，系里教授对他大为赞扬。 卢刚的父亲是工人，山林华的父亲是农民，他来自浙江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弟弟山雪良在得到这个噩耗时在电话中失声痛哭：“我哥哥是苦孩子出身，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我们全家以他为骄傲，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他这样好的一个人！”山雪良说他的在农村种地务农的父母身体不好，家中还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视山林华如同命根子。他至今也不敢告知家人他哥哥的死讯。为到美国来料理后事，他只好撒了谎，说哥哥在美国生病需要人照料，才得以让家人放心，赶赴美国。 山雪良说山林华自幼就刻苦耐劳。由于家里穷，身为长子，吃了很多苦，但他一直自强上进。１９８１年，１６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１９８７年赴美留学后，为了接济大陆农村亲人，他长期省吃俭用，每次攒下一二百美元即往家乡寄。两个月前，家中父老还收到他一张二百美元的汇票。他每次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以免让老奶奶及父母挂心。经常劝父母用他寄回的钱吃好些、补养身体。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山林华是个出名的好孩子，没想到会突遭惨祸。 山林华的岳父是安徽合肥的一位学者。在山林华被杀害前４８小时刚刚抵达爱荷华市作访问，却不幸看见女婿身亡，女儿年纪轻轻成孤孀。 曾经同山林华、卢刚住一个公寓的赤旭明说，小山出身农民家庭，家里很穷。全凭个人努力奋斗登上大陆一流学府中国科技大学的殿堂，并以优异成绩赴美深造，非常不容易。当他听说小山遇害的消息时，他难过得哭了好几场，因为他在与小山共住一室的日子里，发现了他身上许多美德。他举例说：小山为了帮助仍在安徽老家的弟弟筹措结婚费用，省吃俭用，相当长一段时间天天喝牛奶，吃面包果腹。因为这两样东西在美国都很便宜。 爱荷华大学电脑博士研究生华欣说，山林华为人非常好，聪明能干，勤奋好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获最佳论文奖学金是实至名归的，卢刚不应因妒生恨将他杀害。作为山林华的朋友，他非常难过，很多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失声痛哭，对凶手暴行十分气愤。 受访的学生在谈到山林华时，没有人不是充满了感情与怀念的。几乎大家都不太能接受他就这样与中国同学们天人永隔的事实。在大伙心目中，与卢刚尖锐的个性相对的是山林华的宽宏。经常挂着微笑的山林华总是替别人着想，愿意对人伸出援手。与山林华一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雪山在谈到他时几度哽咽不止。她说，只要同学开口，即使山林华自己已经买好了菜，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开车送没车的同学去超级市场。许多到爱荷华大学念书的新同学，都是山林华到二十多公里外的CedarRapids机场接来的。作为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他热情地帮新到的同学找房子，买便宜生活必需品。哪个同学要搬家换房子借他的车，他也总是一句话：“没问题！”质朴诚恳的个性，使他在爱荷华大学的三百四十多名中国大陆留学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大学都习惯亲切地叫他“小山”。物理系的冯炜说：中西部大学与大城市学校不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走动，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来往十分密切，学生联谊会办的活动大家都踊跃参加。小山于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８９年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把联谊会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李新说，博士生课业都很忙，山林华自己做学问极为认真，但没有什么恃才傲物、高人一等的态度，没有学究气。凭着他的纯朴与义气吸引了一群“哥儿们”，大家同心协力为联谊会做事，举办各种活动，深得人心。 物理系几位比较熟悉山林华及卢刚研究工作的人都表示，山林华在事业上比卢刚得心应手，并不只是运气较好的缘故。一般人只能从山林华与卢刚截然不同的个性与作风去了解他们，山林华人缘好，常微笑，伸援手；卢刚则独来独往，作风怪异，脸上永远是阴霾笼罩。物理系的同学则进一步从个人专业去探讨两人之间的分野。他们说山林华的研究工作不仅在系里，即使在整个太空科学领域中都是十分出色。山林华的论文至少已有三四篇刊登在他们那一行最权威的、由戈尔咨教授所主编的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JGR）刊物中。 山林华的毕业论文是他与戈尔咨教授共同研究的成果。他们率先从理论上解释土星的光环结构，并进而分析光环的年龄。这篇论文经系主任及其他教授们的推荐，获得了全校最佳论文奖Spriesterback Dissertation Prize（DCS荣誉奖） 奖金二千五百美元，享有很高的荣誉。 系里的同学说卢刚对山林华得奖很不是滋味，几度向系里和校方提出抗议及申诉，但毫无结果，没有人认为他有道理。李新同学表示：其实这个奖是由教授直接选拔推荐的，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申请。 天文物理系的同学们说，山林华在得奖之后还不断“出活儿”。又与戈尔咨教授及史密斯教授共同在JGR上发表论文，对能够阻碍通讯的“地球磁暴”现象提出解释与预测。冯炜认为：这个题目比土星光环更重要、更受学术界的重视。 以学业成绩相比，卢刚和山林华的水平不相上下。在博士资格考试时，两位来自大陆的“天才生”并列第一名。可是，以研究能力而论，山林华做出的成果显然更受学术界肯定。“独行侠客”卢刚不肯下苦功做研究，与教授隔阂很深，却偏偏死心眼要和山林华争最佳论文奖，结果越搞越往牛角尖里钻，终于滋生杀机，选择一条玉石俱焚的毁灭道路。 １１月７日，在山林华的追悼会上，杰逊成牧师用哀痛的语气说： “山林华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运动是他仅次于物理的第二所爱，他尤其喜爱看美式足球——橄榄球。而且他恐怕是唯一真正懂得规则的中国学生。他不但懂而且乐于向人讲解，不会让人弄糊涂。”这句话让参加追悼会的人难得地笑出声来，好像小山就在眼前一样。 爱荷华市立公园旁的ParkLawn学生宿舍里，小山家的灯光只能映出山林华的妻子杨宜玲哀伤的面容。从１１月１日以来她眼泪已经哭干，精神状态也有些恍惚。山林华连一声叫喊都来不及发出，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这样骤然而逝。伤逝啊！伤逝！那个喜欢朋友，喜欢在周末打篮球，踢足球，打桥牌，喜欢在电视机前向朋友们大声解释美国橄榄球规则和赛情的小山；那个喜欢与朋友说宇宙苍穹和地球经纬奥秘的小山；孤寂地躺在阳光永远也照不到的角落，等候着浙江老家的弟弟前来见上无言的最后一面。 他的父母，他的年逾古稀的老奶奶，还在浙江农村的田地里盼望着他的来信，他们对着遥远的望不见的美国，呼唤着：“小山啊……小山！” １１月４日——杀人血案发生三天之后的上午，爱荷华州约翰逊地区检察官公布了卢刚在杀人前准备向四家新闻机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当地电视台寄发的英文声明信。信是放在他随身背进第一杀人现场的大提包里的。卢刚信的题名为《Statement》（声明），然后署名是卢刚博士（Mr．GangLu．Ph．D），并附上他在爱荷华市的地址。 遗书摘译如下： 我这一生意外地充满了政治插曲。我在上幼儿园时，因为称秃头的苏联共党之父列宁为“秃驴”而遭到保姆的处罚。在我初三的时候，曾奉令指派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但当时我因正要期末考而向班主任表示有点不想去，结果我的副班长、英文科及物理科学习委员职务全被取消。而我也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自我批判，同学因怕遭到政治迫害而远离我。我恨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我防护自己的唯一方式的话，我肯定会运用它。 我最喜爱的爱荷华市公共场所是“运动专栏酒吧”，五年来我常去那。在那儿交了不少好朋友，也免不了的有一些吃醋的敌人。那儿有一些城里最漂亮的女孩，有些像×××（警方未公布姓名）都令我难忘，当然我在其他地方也碰过一些女孩，像×××，就是其一，她是我这辈子碰到最甜的女孩。我在美国看的第一部电影《关于昨夜》（About LastNight），那天晚上，我通过博士资格大考。我最喜欢的电影还有《军官与间谍》（No WayOut），《终极警探》（Die Hard）、《法柜奇兵》（Indiana Jones）及克林·伊斯威特的西部枪战电影——都是一名牛仔大战一群欺负弱小及互相包庇罪行的坏蛋。 有关克里斯多夫·戈尔咨（按：为卢刚指导教授），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你负责管理这个密码，此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密码。”因为现在只有我们拥有２—D密码。但是做为一个诚实的人，依据我执行这个密码的发现，所得到的某些结论与他原先设想的不同。结果，他变得非常生气，而在我有工作机会时拒绝让我及时毕业，并且在他当主编的JGR期刊中扣发我的论文结论。当他找不到什么藉口来不让我毕业时，故意不依规定应事先通知论文口试的时间，在口试时一般应有十至十五分钟的时间给我为论文做综合陈述。但事实上他到我该做陈述的开始前一分钟才告诉我。我非常意外，只有立即开始向口试委员展开解说，而且只能利用黑板书写，而没有投影机。结果口试委员会决定我的博士论文不通过，而我当众遭受严重的个人羞辱以至产生愤怒的情绪。戈尔咨责备我自己应当为论文口试不通过负责。……我并未要求他为我写求职介绍信，但之后，他从尼柯逊博士那里听到此事时，他立刻来找我，并坚称他愿为我写这种信。戈尔咨为我写的求职推荐信，大都在截止后才逾期寄出，而这正是我特别请他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到今天仍然失业的主要原因。然后，他在五月份保证将支持我在学校工作，然而我从五月毕业到现在，已在这里工作了好几个月，却从没有看到薪水支票。然后我对我的论文扩大研究取得近期进展，提交给GRL。审阅委员认为只要将几处稍作修改之后很可能予以发表出版。戈尔咨一开始以文章太长不宜刊载在GRL期刊，而劝我改投JGR期刊。当我指出文章长度符合GRL的规定时，他又强迫我在文章内加一些材料，这样再将他的意见加进去时，可能就赶不上出版了，不然就要被迫在他的控制之下，将论文提交JGR。 （罗伯特·史密斯）：他是新到学校里来的，一直都渴望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他得知山林华是个好学生，便说服戈尔咨，让他提早毕业，当然，这招来同学普遍反感气愤。山林华虽然错过毕业论文手续的截止日期，但是史密斯找到系主任尼柯逊的关系，让山林华在错过日期后仍然毕业。为了替自己行为辩护，史密斯闭起双眼，指责我研究多元电路分离电场的方法是完全错误。 （德特·尼柯逊）：虽然他的学生不符合研究生的要求，仍贸然给他一个杰出研究生奖学金。尼柯逊给×××一个半工的物理系的研究生助理的工作，尽管他连本科的工程学位都没有，何其令人发指。 系里提名D·C斯普顿特论文荣誉奖时（此奖后来颁予山林华），我曾在今年６月以来向研究院代理院长Dr．Ruddlph Schuetz、研究院长Dr．Leslie Sims、学术副校长Dr．Peter－nathan、学术助理副校长安·克黎利、校长Dr．Hunter Rawling提出申诉。但是，学校各方官员给我的答复都令我失望。到目前为止，学校的调查工作仍在初步阶段。若没有校方的掩盖与撑腰，上述人士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发生。我自１９９１年６月起一直都向下列人士揭发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研究院副院长Dr．Ruddlph Schultz、研究生院院长Dr．Leslie Sims、学术副校长Dr．Peter Nathan、助理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及爱大校长Dr．Hunter Rawlings。但是他们将我的申诉与证据置之不理，只相信尼柯逊的一面之辞。系、研究院和校方一直在合谋孤立我。 我感到很遗憾，我不得不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爱大校方应对这次不幸的结果负责任。如果校方能按照纳税人、缴学费的人和资金提供机构的意向，及时采取积极的行动，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我已将我的事业孤注一掷，爱大仍尽力为尼柯逊在DCS荣誉奖方面作辩护。 身为物理家，我相信物质、精神、运动等永恒性，纵使我的血肉组成的身体似乎逝去，但是，我的精神仍是永恒，并且我将以量子式大跃进入世界的另一角。我已经达到自己在这里的目的——化非为是。我为自己在此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对马上来到的远程更充满着信心。再见吧，我的朋友，或许我们能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重逢。 卢刚事件使美国社会震愕不已，亦由此激起一阵阵漩涡。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时代发展得真快啊！中国青年居然学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枪手，在十分钟内一下子干掉了六七个人！” 另一家美国电视台报道：“由于中国学生间的竞争，进而使美国教授遭殃，该大学物理系失去了最好的教授。” 在美国华人界的反应最为强烈，美籍华裔学者、教授、知名人士、留学生纷纷对此事唏嘘惊叹，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感想。一时间，在美国的中文报纸大清早就罄售一空，沉痛而又恳切地讨论与反思一连持续了十几天。纵观人们心灵所受到的震憾与感想，归纳起来无非两个部分：以华裔学者或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大部分为“论中国人的冷”；以中国留学生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大部分为“环境压力，生存竞争的恶性循环，导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惊世悲剧。” 威斯康新大学教授L君说，卢刚是个踏着信仰危机边缘长大的青年，卢刚以同归于尽去“摆平”，准是他认为自己的功夫比同门师兄要高强，这种恩怨是非，常见于东、西方各类武侠小说，想不到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卢刚有别于其他同学，正是因为他目无余子，唯我独尊。他并不是失败者，他跟同伴抢滩渡河，到了彼岸，看不惯别人比他快了半拍，吞不下这口气，就干下傻事。 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失其之美。” 如果卢刚是个孝子，不会做出让父母伤心的事。 如果他稍以国家为念，应知相忍为国。 他和山林华都是国士级的人物，自己轻生，于义有损。夺山林华性命，有伤于仁，也坏了国家的元气。 如果他己敬爱才，他应不忍在几分钟内把一个世界级的太空物理系的精英教授去其三。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爱荷华大学这个学系名列全美学府五名之内，他这么在乎自己的功业，也应惺惺相惜，想到人家获得今天的成就也不容易，学术是不分国界的。 艾略特名著《空洞的人》，是２０世纪初信仰破灭后西方知识分子空虚落寞心灵的写照。卢刚现年二十七八岁，是“文革”后长大的人。这一代念科技的学子，不知日常还有没有机会看到人文学科的书籍？人文学科救不了命，但最少也可以扩展视野。古籍虽是陈旧，但大体说来，要是卢刚能接受儒家的旷达，或道家的淡泊基本精神，说不定凡事会作退一步的想，不会走偏执的绝路。 一不如意，就走极端，看来卢刚空洞得可以。 加拿大博士生D君说：卢刚杀人事件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他写道：爱荷华大学中国留学生卢刚的凶杀案新闻公布之后，大为震惊。他个人的行为无疑对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形象造成了损害（近来据说中国留学生申请奖学金越来越难，助教位置也越来越少），不仅如此，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窥视到未来中国青年一代身上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倾向。 第一，中国青年一代，尤其是与卢刚年龄相仿的青年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失败、挫折、苦难等等）正在不断下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由于急功近利，没有在提高全民教育上下功夫，而是导入精英培养制度，从少年班到出国留学一路开绿灯，整个社会对这样的英才捧着、护着，造成他们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风头主义特征，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根本没有一种承受痛苦、挫折的心理准备，他们是公派出国，月月有支票进帐，并不需要像自费留学生那样去洗碗当保姆打工挣学费，而即使属于“公派”，像卢刚这样的出了国也根本不想回国。毕业后失业，支票断档，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先委屈一阵子打工攒钱，再寻找发展机会——像无数自费留学生那样，而是出现了“我走绝路，也要找几个垫背的人给我陪葬”的杀机。 第二，海外学子，不少人专业水平很高，但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西方社会文明了解却不够，龟缩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小圈子里，眼睛里只盯着自己的几个同胞，只要能把他们比下去，就会有一种安心感、满足感；放弃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去竞争，去开辟新的天地，这些人往往产生挫败感，钻牛角尖。卢刚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已。 华盛顿州的教授E君以《校园血案背后的省思》为题，写道：今日中国许多人已堕落到不仅仇恨别人，而且仇恨全社会；不仅要损人利己，而且要损人不利己的地步。前几年北京的街心花园出现了一些诸如小姑娘读书之类的石像，可不多久，她的头颈、手臂就被砸断，上海金陵东路的人行道上一度出现了一些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塑料椅供行人休息，可不多久，其椅背就被砸碎。做这种事情需要专门工具花很大力气，且只能在深夜偷偷干，却不能给干者带来任何好处，但就是有人不辞辛苦地去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以发泄其对全社会一切人的仇恨。 而这一时期，中国二十多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最热中最欣赏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存在主义，黑色幽默，“他人即地狱”这些警句式的而非完整思想体系的只言片语对８０年代大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刺激作用。他们对７０年代末中国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作家宣扬的西方古典人道主义不感兴趣，认为早已落伍。特别是其中某些天赋较高，学业优秀如卢刚者，更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视自己为“天之骄子”。出国留洋，压倒众人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近年来有因为出不了国而发疯自杀的，也有出了国承受不了压力而发疯自杀的。国内在校的中学生、大学生中唯一的最高理想就是出国。除了在“出国潮”中考“托福”外，就是动员亲友父母全球各地找担保。美国华裔侨民中有一句不寒而栗的话：“中国大陆青年要你当担保时是非洲赤道，来到国外后立即变成北极冰洋。”更有甚者，到了国外不但不设法调适文化上的差异，打入美国社会，反而把在中国的那一套搬到美国来。卢刚杀害山林华便是一个极端的恶例。卢刚案件正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光发展经济、科技而无视道德纲常、真善美的重建，博士是可以变成杀人犯的；而一个蔑视人的权利、人的生命的社会是不会有明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刚的悲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疲惫和堕落。 不能让我们的社会再畸形发展了！海外的炎黄子孙们和海内的十亿同胞们一起大声疾呼： 救救孩子！ 救救未来！ 那几天在爱荷华市的心情，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震颤。除此之外，我还感到一种羞辱。早晨，当我到空军医院去看柯比和乔治娅时，眼睛总是微微有些红肿。我无法形容我记录下这件可怕事件的心情：我全身的汗毛因恐怖而嗖嗖发凉，心颤抖着。有时由于眼泪滴落下来不得不停住我的笔。爱荷华大学校园校长罗林斯下令停课一天，以使学生“有机会展开疗伤的程序”。爱荷华大学橄榄球队队员在１１月２日以１６比９击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比赛中，每人都系黑布臂带。２０岁的美国大学生麦基尔说：“我们和罹难者的家属一样，为失去我们心爱的人而真正感到震撼和惊恐。”校内随处可见在风中飘扬的半旗，处处可以听见小型追悼会上传来的哀乐。罗林斯校长说：“我们所受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感到茫然。” 校刊《Daily Iowan》刊出了“我们该如何伸出援手”的文章，呼吁大家“对自己所认识的华人亚裔或其他外国学生，展开主动谈话，把心里的感觉宣泄出来”，“让他们知道你关心”，“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感受”。学校“国际教育室”主任艾儒说：“物理系的损失是最惨重的，该系将会开展多次连续的心理精神治疗聚会，其它系也会有类似的聚会。” 生化系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校方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来安慰学生教职员，更是过来关心、安慰学校的中国同学。“一切从爱的角度出发，”他说，“非常不容易。” 那天晚上晚餐之后，我们聚集在柯比疗养室的客厅中，像几天来一样，我默默无言。有人说，在爱荷华校园，中国人的声音一下子全消失了。 柯比说：“还记得那天在我们家看奥斯卡金像奖颁发典礼吗？同样是中国留学生的陈冲，走上舞台接受好莱坞的雷鸣掌声，美国人不会因为《末代皇帝》捧了九个金像奖，不会因为陈冲走上台而把中国人捧上天；也不会因为卢刚而把中国人赶下地狱……当漩涡（Whirlpool）消失的时候，水面就像平坦的大道一样平静了。” １１月４日，我们一起去参加了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博士的追悼会。这一天爱荷华大学二万八千名师生全部停课一天。追悼会前，安妮·克黎利的三位兄弟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他们以她的名义捐出一笔资金，宣布成立安妮·克黎利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金基金会。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类悲剧发生。 下午，圣派翠克教堂斜射进的阳光下躺着安妮·克黎利博士，棺木上放着呈十字架排列的红色玫瑰，她象征着生命而不是死亡。处处烛光映耀，人人脸上弥盖哀伤。安妮·克黎利的好友德沃·保罗神父在对安妮一生的回顾和追思礼拜时说：“假若今天我们让愤怒和仇恨笼罩着这个日子，她将是第一个责备我们的人。” 柯比坐在轮椅中，一手扶着乔治娅，一手扶着我。他一直望着安妮·克黎利那张苍白、安详而美丽的脸庞，他脸上那种伤痛的表情是我所熟悉的——五年多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一下子丧失了７名宇航员，当我们抬起头看天空中那团烟云时，他的表情正像现在这样悲痛莫名。 安妮·克黎利的兄弟宣读了一封写给卢刚父母的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姐妹，卢家也失去了自己的一位儿子和成员；周五的血案是——共同的悲剧，共同的哀怨。让我们和你们一同祈祷，愿悲伤解除，让和平与信任早日来临。” 这时管风琴奏起了《弥撒安魂曲》，缓缓悲哀的、送人走上最后一程的旋律，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麦克、柯比、乔治娅和我，我们都潸然泪下。 现在，当我在纽约含着泪水打算结束《发生在爱荷华大学校园》这一章时，我拿到了今天——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的报纸，头版上有一副太空船在宇宙苍穹中游移的美丽的照片，它立即吸引了我。法新社和美联社的报道说： 美国的“先驱十号”太空船在２０年前的３月２日射入太空，如今距地球已五十亿公里，仍然能把科学资料传送回地球，这是人类第一个飞离太阳系的人造物体。爱荷华大学物理学家凡·艾伦是“先驱十号”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他说：“这个计划最伟大的科技奇迹就是，‘先驱十号’只用八瓦的无线电力，就能把讯号传送到数十亿公里的地球上。” “先驱十号”发射的无线电讯号需要七小时才能抵达地球，八瓦的电力等于一个床头小夜灯的电力。美国航空太空总署太空网络的巨型天线收到“先驱十号”的无线电讯号时，它的电力已非常微弱。 研究人员推测到公元两千年时，核子动力推动的“先驱十号”太空船就会与地球失去联络。不过，只要在太空中不发生碰撞的意外事件，“先驱十号”的太空探险将会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 这具二百六十公斤重的太空船于１９７２年３月２日发射升空，美国航太总署的专家和爱荷华大学的天文物理系的教授们，当初估计它只能维持２１个月。使它可以飞往木星，拍摄这座巨大星球的照片，并利用木星引力加速飞航。 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具太空船胆敢尝试飞越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满布岩石和太空尘的小行星带。可是“先驱十号”在长达１７个月的太空之旅中却毫无损伤地通过了小行星带，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又通过木星强烈的辐射带。 “先驱十号”在发回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张木星的近距离清晰照片后，于１９８３年飞越海王星轨道。至此为止，这个年满２０周岁的太空船成为第一个离开太阳系的人造物体。 报上还登载了一张如梦境般遥远的照片：美国于２０年前发射的“先驱十号”太空船，已脱离太阳系飞向更遥远的太空。那个造型像现代艺术品的、闪烁着金属光芒的小小太空船，正竖着它身上与地球联络的金属天线，在星云霓海之中游移征空。宇宙苍穹闪烁着无数光点，有的像一颗颗星星，有的则如一束束小火花。一切都仿佛是稍纵即逝，而一切又都是永恒……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发明了这个美丽物体的人——爱荷华大学物理学家凡·艾伦，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爱荷华大学物理系大楼——VanAllenHall。在这座大楼，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卢刚杀害了美国太空总署顾问、美国太空物理理论大师、他的导师戈尔咨教授，系主任尼柯森教授，史密斯教授，杀害了这个大学主管学术理论的安妮·克黎利副校长，杀害了因为研究土星光环结构而获得最佳论文奖的山林华，也残害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六名研究宇宙太空的博士，就这样遽然消失……遽然消失…… 愿他们的灵魂在宇宙太空中安息。 从爱荷华州回到纽约，又投入到紧张的纽约商务活动中。有一天，我接到了《华尔街日报》所属美国商业新闻集团的电话，那位叫沃克曼的总裁让我帮他们推销《全美进出口公司名录大全》。自１９８８年以来我就是这个年刊的订户，这样省去我不少泡在纽约图书馆里查找资料的宝贵时间。我也从这本《名录》中找到了不少客户，并且和《华尔街日报》、美国商业新闻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这个电话对我说来是一个挑战：华尔街的信息专家们眼看着中国对美出口１９８９年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５０％，１９９０年比１９８９年又增长５５％。在世界经济一片颓势中，中国却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对美输出大国！他们眼看这股热浪经久不衰，于是干脆从贸易壁垒保护主义跳到“自由贸易，挽救零售”的实用主义。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美国千家万户都有“Made in China”的实用商品。华尔街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们要让更多的人向中国买货，也要让更多的人向中国提供高科技产品和国际紧俏商品。这样一本《名录大全》就成了寻找客户的“百科全书”，而他们看中了我的公司为他们作推销，这无疑将会为我的公司建立起一大群竞争面——客户是关键，客户落在谁手里，谁就能把握市场！ 我怕竞争吗？我问自己：我难道害怕别人抢去自己的客户？我很快镇静了下来，我是不用担心的。在我手中已有五年的老客户，他们早已把我看成是须臾不可离的人物，他们是竞争不走的。即使我的价格比别人还高些，他们也仍然是要盯住我不放的，即使因为竞争而丢掉一二家客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做生意已经做得累得要死，更多一些人一起做岂不更好么？再说，那些新的市场，那些千千万万有待开发的市场，为什么不呼唤起一批新的人来，来和我一起竞争、一起开拓呢？既然我能两手空空在曼哈顿第五大道打出一片天地，那么我的那些同样聪明、同样能干的同胞们，他们难道不能和我一样，既改善本身的处境，同时又将大批的中国大陆商品打入美国市场，让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南韩、日本那样靠贸易、靠来料加工，在国际竞争的刺激下迅速富裕起来呢？ 做美中贸易的人，是越多越好！在纽约像我的JME这样的公司应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才是！ 我做了《华尔街日报》美国商业新闻集团向华人市场推销《美国进出口公司名录大全》的总代理。我和麦克在报上登了昂贵的全页广告，号召中国人加入进出口贸易的洪流之中。我写了自己的亲身体会，我告诉大家，这本《名录大全》适用于各科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及一切具有开创精神、有志经商的留美中国青年。《名录》中包括全美１４０００家进口商，１９０００家出口商的公司名称、地址、总裁与进出口部经理姓名、传真、电话、进出口商品分类以及进出口商品在全世界各地分布状况。这个广告登出的结果是搞得我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每天电话铃声不断，特别是我公司那个８００全美各地免费电话更是不分昼夜地响。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片商业咨询、经商咨询甚至成立公司咨询的汪洋大海之中！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有多少和我一样先后踏入美利坚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同胞、中国留学生还在洗碗、送外卖，或是在失业大军的寒风中徘徊。他们想经商、想做生意，却不知从何入手！于是我和麦克商量，决定举行一次公开免费的美中贸易演说，地点就设在大西洋赌城唐纳·川普广场。设在这里的意图很简单：一是纽约每天有免费车接送去赌场，不少车还送你１０美元，这对不少经济拮据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很实惠；二是开设了赌城的亿万富翁，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那个出身百万富翁的纽约地产商亿万富翁，他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盛销不衰的书，《The Arts of Deal》（《交易的艺术》），这本书在这个赌场有时作免费赠送。 大西洋壮丽的风光和五光十色的赌场一样具有吸引力。我走上台，看到了一双双渴望的、睿智的、迫切的眼睛，可以说是一片眼镜片在强烈的镁光灯下闪烁。 我的演说是这样的： 有本事来美国的，下决心离乡背井到异国来拼搏的，９５％都是聪明智慧的、有能力的人！不要小看自己！你们什么条件都不缺，缺的是行动！只要行动起来，只要向前进，前面就有路！……首先不要怕失败，要有承受失败的勇气，让别人讲你失败好了，别人爱讲什么就让他讲什么，如果一个人的活动总是以周围的舆论为转移，那么他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记住，千万别拿别人对你的评价去设计自己，而要以自己的估价设计自己。我的一步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公司就是这样站住脚的…… 一定要记住！ 在美国做生意，千万不要去找中国人，一定要去找美国人。找中国人往往是七兜八转还在那个圈子里，白白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比如中国人A先生对B先生说，我手里有许多定单，我有个美国大客户要买几千吨硫磺，每个月五个货柜，佣金１％就不得了。结果呢，B去找C，C去找D，一大圈转下来，D总算在国内搞到了硫磺。D问C：“谁要硫磺啊？”C去问B，B问A，而A双手一摊说，我也是听一个朋友说的，现在早没动静了。这种当千万不能上。一定要去找看得见的美国客户，要让客户亲自为你下定单，要直接与总裁对话。因为只有公司总裁才有权开具信用证！要找看得见的客户，做看得见的商品。不惜从最小的、最具体的商品做起。 我们首先需要提炼谈话的艺术。英语第一重要，然后是你的气质以及是否具有自信心。每次我来到大西洋，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总是看见有许多等待进港的船舶：“哪一条船上是我的货柜啊？”我总是让海风吹着头发，一边手指着远方的船兴奋地问麦克。 这是多么自豪的心情！通过你的双手，把中国商品打入美国市场，这就是一份成就感！ “哪一条是从中国来的船？哪儿是我的货柜？”我多么希望有几百个、几千个人和我一起站在大西洋畔，同样地一边手指着一边问。但是，请记住：货柜一定不要拉到你自己的仓库。实际上你根本没有仓库，也不需要什么仓库，货柜一进海关就直接到了你客户的仓库中。你只是代理，你把中国商品推销给你的美国客户。你的投资是你的智慧、你的吃苦精神。即使一家做不成，你还可以试另一家。金钱的投资与风险，越小越好，而你找的美国客户则越大越好。生意做成后，国内进出口公司会付你佣金（因为在报价时已将佣金算入了）。货柜到了客户手中，佣金到了你的手里。这样一个商品一个商品地开拓，客户一家一家地增多。可是千万别直接进货。中国留学生本钱少，买下一个货柜的商品，通常要几万美元，也许你打工几年都不够。你四处借钱，可是买下的货柜进关后，根本无人问津，甚至连你原来讲好的客户也一甩手走了。你面对一个货柜，怎么办？你不能一家家地去找批发商，人家早有一个固定的销售网，你也不可能一家家小商店去跑，一个货柜要找一二千家商店，你一人跑得过来吗？美国推销员的工资是以时计算外加佣金，你也养不起。有一个朋友自己进了一货柜球鞋，中国卖１美元一双，他想在美国卖２美元一双，挣一倍。可是鞋进来后没有人要。为什么？进口商和批发商自己在中国开了工厂。他只好咬紧牙关一家家地卖给零售小店。根据美国法律，零售店可以欠帐９０天，９０天后他再一家家去要钱，可别人已经挂出了倒闭的牌子。他打工多年的心血就付之一掷。心血白流，白白赔上了几万美元。 只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是中国政府直接派来美国的公司，才适于直接进货柜，直接当进口商。中国留学生做生意，一定要从做代理、做中间商做起，等于在中国美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等你干了多年之后，资本雄厚了，再直接进口属于自己的货柜。 我做到现在，一直在做代理，而且一开始就签代理合同。美国客户和中国进出口公司一般来讲都是很守信用的。每年不断翻单，每年增加新品种，你渐渐就在美国商场站稳了。你没有属于你自己的仓库，却有属于你自己的地盘、属于你自己的销售网。 台湾是一个小岛，日本是一个岛国，怎么一下子富裕起来了？而且成了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角色？靠贸易！靠沟通！靠信息！台湾、日本、香港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美国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经济社会，看看这本《名录》中你所需要的客户吧！机械、五金、化工、纺织、抽纱、丝绸、食品……大胆地走上去吧！拿着你手中的中国产品，不要脸红、不要心跳。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就会成功！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经商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花一点代价是值得的！……但是，请记住，如果你到美国六年之后还在替别人打苦工，还在靠体力干苦力、讨生活，那么，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有拿到学位，我劝你回去，打起背包回国。因为在美国不适于你的发展，你在美国已经毕业了，你应当回国另辟蹊径，走一条光明之路…… 我的演说不时被那些由衷发出的掌声打断。我进一步地发挥，取出一本中国外经贸部编的《中国对外贸易企业名录》。在那一瞬间，我右手拿着《华尔街日报》的《全美进出口公司名录大全》，左手是一本中国外经贸部的《中国对外贸易企业名录》。我说：看一看，这就是商品！这就是信息！那些两手空空受政府委派来美国开拓市场的中国外销员、中国商务专家们，就是靠信息渠道找到了成百上千家美国客户。可是他们人手有限，他们的接触范围也远不如留学生广阔。听着，不要怕没有后门！不要担心没有关系！我以自己的经历保证，中国的每一家进出口公司都会认真对待你的首次询价，因为你在美国！你是在全世界最大、流通性最强的市场上！放心吧，你们的传真一定会有人答覆的，中国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年轻精干的外销员队伍。我们素不相识，却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但要记住：一、做生意必须买传真机，这个８０年代的发明是经商必不可缺的，还要会使用电脑，不能靠打字机来打合同单据，那已经太落后，必须用电脑英文文字处理系统制出各项合同条款和客户分类，建立一个精密无懈的数据库。那么你一个人就可以干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事了！二、如果你几次生意都没有建立信誉，那么你的美国传真也好，宇宙传真也好，就没有人再搭理了。 美国给每个有志经商的人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土壤，特别是在纽约。位于十一大道第３２街的以JacobKJavits命名、由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贾维茨国际会议中心就是这种“最佳土壤”的最完美的体现。 看一看这张EventSchedule吧： 贾维茨国际会议中心日程安排表（１—６月份） 一月： ４——７日 国际时装装饰展 １２——１４日 男性日用品展销 １２——１５日 国际儿童用品展销 ２８——３０日 电脑 ３１——２月１日 纽约国际摩托车展销 二月： １４——１７日 玩具展销 １５——１８日 全美杂货商品展销 ２０——２３日 全美鞋展 ２２——２６日 儿童用品礼品展销 ２３——２７日 纽约国际礼品展销 三月： ７——１０日 国际时装 １４——１７日 国际化妆品展销 ２０——２２日 国际光学仪器展销 ２２——２５日 国际儿童服装展销 ２３——２５日 国际时装面料展销 ２９——４月１日 男性用品展销 四月： ３——８日 中国贸易展销会（全部展台从中国各省来美） ５——７日 美国女性用品出口展销 １１——１４日 全美床上用品展销 １８——２６日 纽约汽车展览 五月： ６——８日 灯展 １０——１２日 时装及流行装饰品出口展销 １７——２０日 国际现代家具展销 １７——２０日 全美文具展销 １８——２０日 全美纺织品展销 六月： ２——４日 医疗设计与制造展销 １３——１６日 全美杂货商品展销 ２２——２４日 国际电器展销 这就是美国社会经济全方位开放、公开竞争的楷模！我的许多客户就是在这类的纽约博览会、波士顿博览会、芝加哥博览会、拉斯维加博览会上找到的！如果你自己本身搞直接进口，你也可以花３０００美元租一个展台，让美国５０个州和全欧洲、加拿大的客户都来到你本人专展的展台前洽谈购买，这时你胸前的牌子上就不是buyer（买主）而是Exhibitor（参展者）。买和卖的关系像流水一般，既清纯又流畅无阻……台湾和香港的商人总是搭乘飞机赶来参加这样的展销会，却很少看到中国大陆来的“自费商人”、“自费留学生”。来吧，这里向你们全方位开放！ 我最后讲： 恭维和赞扬是不同的。恭维是虚伪的，你切不可用任何虚情假意去恭维你的美国客户，那样你就立即变得连一分钱价值都没有了。我是学习商业管理的，但并不是商业硕士才能成功。事实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过去美国各大知名商学院的硕士学位（MBA）在企业界素享有极高评价，一纸顶尖的学府的MBA文凭，无异是迈进高薪商圈的保证书。然而近年来这批恃才傲物的高材生，求职时却频频失意，风光不再。MBA的市场竞争力正面临史无前例的考验。 这个问题的结症是：行为科学的被忽略。 史坦福大学商学院主任认为：MBA不再吃香的事实，短期内恐难扭转。著名的华盛顿商学院最近向各企业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找出各公司减少聘用商学硕士的原因。结果发现这些美国高材生们在沟通能力、谈判技巧、企业创见、外语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上，表现很差。匹兹堡大学商学院做的专门调查，也归纳出各大企业在选择商业人才时，首先注重沟通表达能力。其次是价值观、领导能力、合群性及商业伦理。令人惊讶的是，高材生专精的艰深理论知识，不包括在内。久居商学象牙塔的高材生和教授们向来把那些行为科学视为“软性技能”而不屑一顾，今日却成了商学院“出产品”的致命伤。美国奇异公司已经开始自己甄选大学生中的人才进行密集训练。各大学商学院也进行“课程改革”。其中，芝加哥商学院最受瞩目，除了加强领导能力，谈判艺术、外语沟通等技巧训练外，还加入了野外意外事故求生训练课程，以培养高材生应变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并聘请喜剧演员教导MBA准硕士如何自然流露喜悦仪态。在美国“市场”压力下，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改革课程使本学院排名由全美第十一名跃升到第四名。《纽约时报》的结论是：做一个正直诚实、大有作为的商人，行为科学和自信心是首位的！ 那次演讲后，《华尔街日报》交给我公司推销的《全美进出口公司名录大全》即罄售一空。直到今天，还不断有人打电话来要购买这套《名录大全》。我只好把美国商业新闻集团８００免费电话给他们，让他们直接到编辑部去询问购买。我又同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驻美国的总经理在“银宫”见面，洽谈如何将这本《名录大全》打到中国各省市的对外开放企业中去。《华尔街日报》美国商业新闻集团对我公司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办成这件重要的“信息交易”，而大加赞赏。他们越来越重视中国人在美国商界的作用了。 不久前，我在纽约贾维茨国际展览中心的一次展销会上，一下竟遇到了七八个大陆来的和我同龄的“老三届”留学生，其中有两个告诉我曾听过我的演说。我望着他们西装笔挺，充满自信的神态，和手中一箱箱包装精美的中国大陆样品，我从内心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和我一样——成功！ 由于我的业务主要都与纺织品有关，因此我特别注意时装市场的流行趋势，这本身也是一种美的观察和美的享受。我去巴黎罗浮宫参加法国时装设计师的新设计时装展览时，得到了一种很好的启迪，不久后由于一种新的兴趣和冲动，我又开拓了另一个小小的领域：设计领域。巴黎的时装展，一向是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以及追求时尚妇女注目的焦点。特别是每年的春夏装Show，就像一场缤纷多姿的嘉年华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代设计师发挥想象力，以“自由即美”的原则，设计出千奇百怪、离经叛道的时装：如性感的胸罩当外衣穿，袒胸露背的夏日短裙、宽松的迷你裙、透明的衬里……蜚声国际的巴黎时装Show，也有在创造灵感上更上一层的名家作品：凡呈罗兰、克莉丝汀奥迪、范伦蒂诺设计的泳装、西装、长裤、夏裙，款式越来越简单，却仍能捕捉女性的特质，展现巴黎女人妖媚的风情。欧美人喜欢用从粉嫩柔美到灿烂绚丽的色彩，鲜艳热情的印花和可爱俏丽的小圆点，一切为了充分显示女性的魅力。而自然质料——全棉或全真丝最受欢迎。每次参加这样的展销会，我都充分体会到巴黎设计大师们的“自由即流行”的灵气！ 回到美国，再仔细观察一下美国人，觉得更是舒适悦目。美国人的打扮是以舒适为鲜。大学里男孩子都穿T恤衫、牛仔裤。他们要穿那种可以天天换洗的衣服，如牛仔裤裙、绒格衫、纯棉T恤、球鞋、轮胎底工人鞋。一切以便利、干净、实用、舒适为原则。美国女孩子穿上深蓝的工作裤，脚蹬一双工人球鞋，露出脖子上的绒格衬领，女性的韵味一样十足，一样有上镜头的一股帅劲。美国人在穿着上最不装腔作势，除了上班必须西装革履外，下了班一个清洁工与一个教授、一个总统与一个售货员的外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从朴实无华的休闲服装上是难以辨认美国人的身份的。根据美国人穿着的特点，加上我在巴黎所得到的启迪，我设计了一种反传统的“自由EashAion”。我花费了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项发明设计，目前已得到美国联邦专利局的初次首肯。现已有美国几家著名的第七大道公司在和我洽谈。一俟专利号码批下来，即全面打开这一新的美国市场。 Grand Canyon——如今，只要一提起大峡谷这三个字，我脑海中立即就电影般地浮现出浩然无际、雄壮无声的大片悬岩峭壁，这是我印象中最震慑人心的一幅自然图画。我和麦克到大峡谷过了一个星期的野营生活，我们带了帐篷和点火的松明，我们完全想要过一种像印地安人那样的生活。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秋日的早晨——我们刚从日本大阪的世界博览会回到美国后不久——我和麦克沿着长满牛蒡草和斑黑的野荨麻的大峡谷悬壁跋涉。我望着乳白色的浓云正从湛蓝的笼罩着大峡谷的天空中浮掠而去，我高声地用英文念起我非常喜爱的那位美国女演员、因扮演《矿工的女儿》而得奥斯卡奖的赛丝·斯芭柯（事实上她与我同龄）的一句话： I need in my life creativity，I need family， I need nature， Those are three major，major，major major，major things！ （我需要我的人生的创造力 我需要家庭 我需要大自然 这是三件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事！）麦克也同样高声地朗诵了他所喜爱的法国作家左拉的一首小诗： “我在鲜花盛开的山坡上， 流连忘返 青草和沙砾 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俩都太爱大自然了。我们经常驾车到纽约郊外，去捕捉春天的第一片云，秋天的第一片红枫叶。我们驾车从维吉尼亚平原穿过肯塔基山脉，直至犹它州的沙漠地带，我们也曾经身背安全带攀登过加州优美胜地国家公园的仑巴岩。只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我们俩面对大自然，虔诚，恬静，爱慕一切。拿自己心中的静谧去比拟大自然的静谧；从黑夜中去感受天上无数星斗有形的美和上帝无形的美。无论是万古长存的峡谷和山岭，或是开在阡陌小道边的一朵小野花，都能使我们领略到生活的纯美。麦克被大峡谷的阳光照得频频眨动的蓝眼睛，如钻石般地放射着探究这个大自然奇观的光芒。他有时“嘿嘿”一笑，像突然放了晴的天空一样荡人心旌。他总是喜欢那样无忧无虑地哈哈大笑。说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背景和经历与我截然不同的西方青年，竟成了最了解我的每一个心思，也最了解我的过去的人。 我的朋友们常问我，你们在一起，是说中文呢？还是德文呢？还是英文呢？我们在美国的家庭生活中当然是１００％用英文。可是每到中国，我都逼他学讲中文；每到德国他都逼我学讲德语。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三种语言，我们都能够运用一些。也有的朋友问我：你们平常是吃中国餐呢？还是吃西餐？在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上我们的确有过困扰。麦克是喜欢不时地吃一些中餐的，但有许多我非常喜欢吃的东西他却连碰都不能碰一下：如豆腐、米粥、香菇，还有诸如鸭蹼、海参等等。我最不爱吃奶酪，也不爱吃牛奶面包。在上海时我非常喜欢到几家美味的西餐馆：“红房子”、“德大”、“上海西餐馆”和“天鹅阁”。他们制作的都是法国菜谱。可是无论那里的浓汤还是虾仁奶油沙拉，在美国却一律看不到。美国式的沙拉就是生卷心菜、西红柿、胡萝卜切成几片，再浇一点带醋味的意大利沙拉油拌一下便端上桌。我曾经一再坚持不吃这种只有兔子才吃的东西，我摇着头对麦克表示：“你不能强迫我吃。”后来终于被美国人一再鼓噪的“营养价值”所说服，偶然也碰一下。每次到欧洲或其它国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哪儿有中餐馆。遇到不得不与麦克家庭及亲友们和谐地度过几天“完全西欧式”生活时，最后一天麦克父亲总会开着奔驰轿车把我送到离得最近的一家中国饭店作“急救”。在纽约曼哈顿我们没有请厨师，除了常常在外“开伙”外，一切由我亲自下厨。我会在端上一条喷香扑鼻的西湖醋鱼时，再端上一盘带红肠的法式奶油沙拉。麦克喝他的浓咖啡，我喝我的甜豆浆，两人边享用边聊天，完全是“中西结合”。有几家中国城的餐馆麦克特别喜欢，如“银宫”、“喜相逢”、“上海四五六”，有时我就打电话叫上几个中国菜，麦克也会和我一起一扫而光。有几次他打电话给我叫了麻婆豆腐和红烧海参，他叫了自己喜欢的葱烤龙虾和蚝油牛肉。这种点菜式的晚餐，几年来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麦克经常带他公司的一大群美国朋友到我们家来开派对（Party），每逢中国新年和中秋节，我也常有一大群中国朋友到家里来聚会。我们的“语言原则”是：美国人多的场合，大家一律讲英文；中国人多的场合，大家一律讲中文。这使麦克有时不得不傻眼地呆在一边“听”，有时他在听我们一大群中国人叽叽喳喳地讲着中国话，突然冒出了他听得懂的“麦克（Mike）”这两个音节时，他的一对耳朵就会立即像兔子那样地竖直起来：“麦克什么？”他急着问：“你们在讲我捕捉小山羊当早餐吗？”这种“语言原则”逼着他只好去下苦功学习中文，他在上海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中文书籍和磁带。他听说人民公园有个“英语角”，就跑到那里去，人家要跟他练习英文对话，他却恳求别人和他“慢慢说中文”，还时常向我感叹：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外国人学中文的“中文角”？麦克毕竟是聪明的，他聪明就聪明在学中文发音准确，简直是标准普通话的发音。因此每到上海，他不让我们讲“上海话”，只准讲“国语”（即普通话）。他目前已经具备了和任何一个中国人单独对话十分钟的能力。 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西方男人竟然可以全无隔阂，我和他一起参加每年秋天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的“全市马拉松赛跑”；我们一起在暖和的清晨沿着中央公园水库跑步；有时穿着鲜艳的跑车运动服加入在中央公园几百部跑车队中猛骑猛冲。冬天我喜欢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溜冰，他是我的溜冰教练。当他在大学时的那股冰球“瘾”上来的时候，我也会陪他到３２街体育中心冰球场。我坐在钢丝篱笆外的长凳上，手端着下巴，聚精会神地看着身穿冰球服的麦克在冰球场上一会儿前冲，一会儿后退，一会儿穿绕过他的对手们的缠绕追踪，把那个冰球猛然打进对方球门。当他卸下他那顶白色的如盔甲一样大的冰球帽时，我总是看到他那张满面通红、孩子般的脸上发出尽兴尽致的笑容。没有什么比体育运动和大自然能把他这个公司主管从曼哈顿办公大厦中解放出来更美好的事了！在中央公园万人攒动的鲍尔·萨门演唱会上，我们随着歌手大声地唱。我们在百老汇撒着漫天纸屑，欢迎从波斯湾胜利归来的将军和士兵。有时麦克也爱带我去中央公园西边的森林中骑马，在８４街驯马站中有一张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七岁时在中央公园骑马的照片，他说，像回到了慕尼黑一样。 麦克对“Macy’s”的感恩节游行不感兴趣，对万圣节格林威治村万人鬼怪游行不感兴趣，有时对总统每年度的国会演说也不感兴趣。可是他却非常喜欢Ted Koeppel的《NightLine》（《夜间新闻》）、喜欢ABC的Primary节目和芭芭拉·瓦尔特斯的２０C２０特访专题。他特别注意每周日上午１１点NBC的Mc—Langnlin的时势辩论，以及McNeal—Lehrer主持的News Hour。我们常常边看边互相争论。有时则凝神屏息地“陷入”新闻中去：如海湾战争的日日夜夜，直到宣布全胜的最后一天，我们悬吊的心才落了下来。如布什总统提名的汤姆斯大法官遭到‘性骚扰控告’的公开审理全过程；奥烈佛·诺斯的售伊朗武器公听会；布什和杜卡基斯的总统辩论；罗马尼亚的政变和齐奥赛斯库从被捕到处死；柏林墙的倒塌到苏联８月政变流产；震惊全球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新闻媒介在这时，实际上已经操纵了许多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颗细胞。每一次起伏跌宕都是令人惊心动魄。我唯一的遗憾是“水门事件”那会儿，我不在美国，无法在电视机前去亲自体验它的全部扑朔迷离又震撼心灵的全过程，无法亲自听到尼克松讲的“I’m not a crook”（“我不是骗子”）这句精彩的话。 所谓美国上流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每一个人开放的。有些朋友问我，那些名人聚集的舞会或宴会，你是怎么“打”进去的？我曾经采访美国新闻电视界“女皇”芭芭拉·瓦尔特斯，也曾与白宫的贵客、风靡全球的歌星约翰·丹佛畅快地交谈，这都是因为美国太“开放”了。如曼哈顿名流常爱去听音乐的林肯中心，你只要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就会寄来一大套每年各季度的古典音乐、大都会歌剧、纽约芭蕾的套票，并且包括年终的大型圣诞舞会。这些票子当然是要花钱买的，但并不是很昂贵。另外如布什总统竞选连任的晚宴，也是大张旗鼓地四处贴出每券１０００美元的广告。你买下一券，换上漂亮的晚礼服，你就是总统的贵客了。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泰勒举行的慈善舞会，是２０００——２５００美元一张票，你可以看到麦克·杰克逊的演唱，你可以和随便什么名流翩翩起舞。这些资金所得全部用来赞助艾滋病研究及救护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妇女和儿童。另外如各种各样的颁奖典礼，如葛莱美奖、奥斯卡奖、普力兹新闻奖、商界风云人物奖等等，这些都是要通过圈内的朋友介绍才能迈进的。我的曼哈顿的客户们常带我到纽约商界社交的各种聚会中去，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有些石油商、地产商、股票商竟是由演员、记者、教授出身！整个社会都是流动着的水，越是大胆地冲破羁绊追求自由的人，越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麦克和我是不同的，他非常讨厌社交。他认为最美的时候就是和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就像现在这样跋涉在大峡谷中一样。大峡谷的雄壮和静穆无声已经完全荡涤了我们心中的尘世痕迹，远远近近那些大红大紫的悬崖峭壁和群山，望不见底的深谷，广袤的四周被巨大的仙人掌和有芒刺的瘦果包围着的沙漠，以及从大峡谷托罗威峰往下俯视的科罗拉多河下游。这一切都使我们迷恋得如痴如狂。麦克突然指了指前方说：“看，我们已经到了印地安人居住区了！……那就是哈瓦苏白印地安人村落！” 远远望去，只见峭壁耸峙之间有一块峡地绿田如茵，中间一条小河波光潋滟。我们兴奋地快步向那片“有人的地方”冲过去。哈瓦苏白在印地安语中是“碧波河岸的人们”的意思。峡谷边沿上的岩石遗迹表明，大峡谷在１６世纪被西班牙人发现之前，早已有印地安人居住。我对美国印地安土著居民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小时候看《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时，就对书中不时出现的“当地土人”既迷惑又好奇。到了美国后才知道印地安人是如何被白人杀戮灭绝、赶出家园的。最近获得八项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与狼共舞》就是以一个美国士兵的眼光叙述了这样一个血腥残忍、弱肉强食的悲惨故事。编导和主演凯文·柯斯纳讲：把印地安人的命运再次重现在舞台上，为的是重新审视美国人的价值观。如今，美国人已经为印地安人处处竖起雕像，并建立了美国印地安艺术学院。我和麦克来到哈瓦苏白村落时，那里正在举行骑马竞技比赛，只见三四十名头插羽翎、背披羽饰毡风的印地安男子策马奔驰，用利箭射击在前面狂奔的一大群野生牦牛。一股强悍的野风伴着马蹄和牛蹄声在眼前刮过，令人心襟震荡得透不过气来！“好幸运啊！你还活着！”我心里对每一个骑马的印地安人说。当野牛倒地、鲜血流淌时，印地安人又奏起了胜利凯旋的乐曲。部落寨子中的男女村民们用竹制的乐器和金属牛皮手鼓敲打起动人的音乐。我简直难以想象竟有这么优美并且充满与自然、与野生搏斗力量的乐曲！整个旋律中充满金属般的碰撞和短笛的尖鸣声。我听着听着不禁流下感动的眼泪…… 我们不懂印地安语，只好打着手势和他们说话，他们那堆满刀刻般皱纹的褐紫色的脸膛上浮现着憨厚的微笑。他们举着铁叉，请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吃一块他们刚刚猎获的烤牛肉，焦糊的气味和野牛肉的喷香弥漫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村落。他们不要游人的一分钱，他们只想把那一份大自然的馈赠和大自然的风情慷慨地与每一个来到这印地安土著峡地的人分享。 离开了哈瓦苏白村落，我们又跋涉了几小时，根据地图来到了印地安人花拉白部落。自大峡谷南沿望去，碧黛深渊，尽收眼底。只见科罗拉多河盘旋奔腾于大峡谷之中，泻入西端米德湖，流势放缓，水面如镜。１９世纪鲍威尔少校所率领的第一支探险队中三名队员认为顺河而下寻找峡谷尽头已无希望，即在这里弃船登岸，却死于复仇的印地安人手中。鲍威尔少校则坚信不久即可下到峡谷尽头，而坚持下行。果然不出所料，探险队迅速通过大冲刷崖，而到达开阔的亚利桑那平原。我和麦克登上由印地安花拉白部落经办的木筏排，沿着鲍威尔少校探险的路线，顺科罗拉多河上游冲浪，木筏排上还有另外八名美国人。峡谷中的浪花不时漫过木筏和我们身上的桔色救生圈，每个人全身湿漉漉的，有好几次印地安人拼命地奋力划桨才使我们的木筏冲离险滩转危为安。麦克哈哈的大笑声从未间断过，他的脸更像是在游戏中兴趣盎然的孩子的脸。他一直紧紧地抓住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一部电影一样。人类是多么需要有这种勇气、这种冒险精神啊！ 上岸之后，我们全身的湿衣服很快被秋日的阳光晒干了。大峡谷山间小径中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还有栀子花白色的淡馨。暖融融的亚利桑那阳光洒在大峡谷里，像一股荡漾的春风，又像一支巨大的母亲的手臂，温柔地抚摸着隐蔽于巍峨石峰间的每一棵小草。眼望米德湖，碧波万顷，荡涤胸怀。印地安人部落一片葱茏，好一片宜人景色！ 夕阳给大峡谷蒙上一层沉重的历史感。天上起风了，阳光底下竟下起了毛毛细雨。一簇簇潮湿的桦树叶不时在脸颊上掠过。我们已经来到大峡谷的托罗威峰，为了试一下峡谷回音，我高声地叫着：“我的大峡谷！大峡谷！”麦克对我说：“不要喊了，你还是唱一首歌好。”唱一首歌？唱什么歌呢？望着大峡谷南北两岸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望着高高的白杨林赤褐红黄、多姿多彩的树叶，远处的科罗拉多河与大峡谷周围的大片森林和广阔山峦交相辉映，这一切是多么像北大荒建边农场的秋天啊！那时候我最爱唱的是什么歌？对了！在１９７８年迎接新年到来的建边农场迎新会上，我不是抚摸着胸前两根又黑又长的大辫子，在台上演唱了一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吗？于是，我放开歌喉，面对着大峡谷的黄昏暮色，唱起这支优美的、我在北大荒年代的歌曲：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边疆的歌儿暖人心，暖人心 清清泉水流不尽 声声赞歌唱亲人 唱亲人边防军 军民鱼水情意深，情意深 哎……哎…… 唱亲人边防军 军民鱼水情意深，情意深” 不知是由于久远的回忆还是由于眼前这一片“大峡谷奇观”，我一边唱，一边已经泪水盈眶，事实上我经常爱唱过去岁月的歌曲。有一次，我在客厅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我幼时的儿歌《小燕子》、《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麦克听不明白我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被歌声中优美纯真的旋律深深打动。我唱完一会儿停下弹琴，侧过头去看斜躺在沙发上倾听歌声的麦克，我惊讶地发现他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我跑上去，他挥了挥手说：“唱吧，唱下去。不要管我……这样的时候太美了……” 麦克一定又是被《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打动了。我们俩默默无语，我们俩都含着眼泪。他知道，我又在想那些“城南旧事”了。几年来我在麦克身上学到了一种淡泊明志的作风。我确实对社交和种种排场越来越厌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心境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和淡泊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麦克一直抱有这种淡泊达观的态度。有一次他得到了一个精致的嵌在桦木框架中的金属奖状，那是他的公司在五名主管中，只颁发给了他一个人。他拿回家扔给我说：“这块东西最好的用处就是把它翻过来当切菜板。” 晚上，我们在大峡谷的山野中搭起帐篷，点燃了一堆篝火，开始露营。不远处的野草中围着盖满苔藓的颓垣败墙，那是印地安人部落的遗迹。夜晚的大峡谷万籁俱寂，阒无人迹，沉浸在一片幽暗的朦胧之中。在丛星闪烁之下，几片淡云宛如天鹅般地在太空浮掠过去。当夜幕降临时，我仰望着从树影枝杈中露出来的星星，给人带来一种轻絮一样飘忽而又连绵不断的思念。雷马克在《凯旋门》中有一句话：“黑夜把一切都扩大了。”这熊熊点燃的篝火使我充满了一种轻柔如水、飘忽如梦的欢悦之情。宝蓝色的天空中，群星灿烂。突然，一颗流星横过夜空，拖着耀眼的尾巴，不知坠落在何方……我心中充满着一种静默的感动：只有痛苦和幸福的因果循环，才造成了丰富的人生。此刻，月光照耀下的世界第一大峡谷震慑心魄，北沿的鬼怪牧场灯光明显可见，那是一种含磷矿物在夜间所引起的光照现象，远远看去像一座着火的森林，烈焰飞腾，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火光霹雳——“鬼怪牧场”上空的一轮圆月又像朦胧的银纱织出的雾纱一样。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照着由于过度疲倦、枕着一节劈柴就倒地而睡的麦克，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由于火光的照耀而熠熠发光。他的眼睛闭上了，长长的睫毛遮盖在被太阳晒成棕色的面颊上。远处那些若明若暗、晶莹灿烂的星光，多么像麦克钻石般的蓝眼睛啊。“他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我充满柔情地想。在篝火映照下，这是一张多么温柔、多么美丽的男人的脸啊！霎时间我想起了１４年前，１９７６年在北大荒小屋的那个夜晚，我也是这样深情地望着于廉。我凝视着火炉前靠在桦木椅上沉睡着的于廉的脸，柔和的火光洒在他浓密的黑发上，我那时是多么狂热地倾心于他，多么甘愿随他浪迹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和他一辈子共享北大荒的山峦、流萤、春融、冬雪……我的青春之爱在我心中没有消失过，它常常使我内心的感情世界汹涌澎湃。火光前于廉的幻影又变幻成了麦克的脸。我说不上来他们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但他们都是属于充满魅力、聪明而又勇敢的男人。在火光下麦克像一尊阿波罗雕像那样地美而动人。我难以形容他高高的鼻子在脸上投下的侧影使他显得多么温柔高贵，就像在北大荒小屋的炉火映照下于廉沉睡的脸显得格外生动一样。我一边遨游在这种“炉火重映”之中，一边写下当天的日记。一时间各种意念，童年的回忆一下子涌入我的脑海里，像火焰喷射出来的万朵火花，我的眼泪又一次不断地涌溢出眼眶…… 不知什么时候，麦克睁开了眼睛。他说他觉得口渴，我站起身去帐篷中取水，可是刚站起来，却被一股酸味直冲喉头，我突然哇哇地呕吐起来，把印地安人的烤牛肉和白天喝的可口可乐全部吐光。麦克手足无措地一会儿拍我背，一会儿擦我的脸，他以为我一定是累病了。 “你怎么啦？朱莉亚……你怎么啦？”麦克神色慌张地问。我蓦然感到内心涌起一股热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给他生一个孩子。我倒在他的手臂里，对他说了声：“不要担心，我想我可能是怀孕了。”在那一霎间，麦克一把将我抱起，他的力气比《乱世佳人》中的克拉克盖博还要大好几倍。他抱着我在大峡谷的月光下旋转着： “回纽约去！”麦克兴奋地叫嚷着，“回纽约去！”是的，我需要我的人生的创造力，我需要家庭，我需要大自然。这是三件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事情！ 有人说，当一个女人在创造另一个生命时，她对这个世界看得是特别清楚的。在小世界里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充满了阳光和希望。然而在大世界里，我们却无时无刻不提心吊担，充满恐怖。纽约人流行一句话：“九十九次没轮到你，一次轮到你，一切就完蛋！”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时候抢劫和凶杀的灾难会降临在你的头上。海湾战争结束时，布什总统的一句话令全世界吃惊：“美国人死在波斯湾战争前线的比起同一时期死在自己家乡街头凶杀案中的，要少得多、少得多。”怀孕的那些日子我不敢看电视新闻。有一次我拧到ABC台，正在报道一个青年随父母来纽约看网球。在地铁出口遇到黑人歹徒抢他父亲的皮夹，他冲上前试图夺回父亲的皮包和证件，被凶手一刀捅死。我不忍看下去，又拧到NBC台。NBC的女主播正在叙述当天在纽约布朗士区发生的一位哥大学生被黑人歹徒枪杀的案件：那位美国青年和女友去参加周末舞会途中遇到抢劫，他迅速掏出了所有的钱给他们，抢劫犯还是拔出手枪把他击毙。在那一时间我又调到CBS台，晚上的当地新闻每天都是以犯罪报道作为开始。CBS正报道一条大汉在郊外长途汽车登车抢劫，把所有人的钱物洗劫一空不算，还用机关枪扫射杀死了男女老少六人。平均每２５分钟，就有一个人被抢，被杀。人们说，美国的大都市犯罪阶级是一支不需要工会、不受任何管束，为所欲为的庞大队伍。监狱是他们稍事休息、重振精神的最好地方。 美国一份报刊上登出《美国监狱的伙食》一文，其中写道：美国监狱的早餐，每星期吃三次鸡蛋：星期二水煮蛋，星期五荷包蛋，星期六是培根火腿炒蛋，外加果汁牛奶Cereal。中饭是三明治、奶酪及鸡肉、火鸡肉、牛肉、火腿、意大利腊肠、薰肠，任选两种，有时也会有鲈鱼三明治。而晚餐才是最精采的，美国食物包括汉堡牛排、肉酱面、火鸡馅饼、披萨、辣椒碎肉、煎鱼片，有时有墨西哥玉米肉馅饼和中国鸡丁炒面。仅仅加利福尼亚州２５所监狱，十几万名犯人，一年基本预算为２６亿美金，平均每个犯人要花七八十美元一天。而一名普通工人辛辛苦苦在餐馆打工一天后所得到的钱往往还没这么多，他还要负责家庭、个人、住房等一切开销。而犯人是一分钱也不要付的，理所当然吃喝全包。杀了人也不判死刑，只是让你在监狱多住多养。以上的伙食如果稍不注意，很容易与希尔顿一类饭店的住客伙食搞混淆起来。试想：有这么舒适无忧的“后备家园”，加入大都市犯罪阶级的人岂有不日益增多的道理？连那位撰写了《美国监狱的伙食》的释放犯人也不由得感叹道：上帝是否太不公平？ 美国服用古柯硷毒品人口已经增加至一百九十万人。由于静脉输入毒品的针头滥用和服毒品后的性杂交，致使艾滋病患者急剧上升，就连最著名的社交界顶尖人物也不可幸免。篮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美国男篮王子“魔术师”约翰逊面带微笑宣布染上艾滋病病毒时，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哭了。约翰逊在六个月里至少和一百名女子上过床，其中有一些是专业妓女。另外像亚裔打入美国上流社会的顶尖人士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泥潭”，如著名室内设计家秦威勒，５０岁英年死于艾滋病。美国第一流模特，美日混血、天生丽质的周汀娜，也由于性交不慎染上艾滋病，汀娜逝世时，只有３９岁。 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数字表示：一千二百五十万名中学生中，至少有二百五十万持杀人器械上课，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一持有枪支，也就是五十二万五千名中学生身怀夺命的“枪家伙”上课，学生枪击学生，学生枪击老师时有发生。以至于一些班主任，不得不把数学课改为“防止流弹演习课”。道德的沦丧和人心的涣散使美国经济急剧下降衰落。美国国家财政赤字从１９７９年的四百零二亿美元，增至１９９０年的二千二百零四亿美元。在短短五年间，美国已向外举债一千多亿美元，由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城市犯罪阶级已成了一个为所欲为，被“宠惯了” （Spoiled）的特权阶层。当一个社会从当中开始烂掉的时候，正是这样的情景。 美国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在歌的开头、结尾反复唱着：“这个世界有一点冷……” 美国人已经感觉到“寒冷”，而全世界都在“美国化”。美联社的专门通讯说：戴“旧金山四十九人队”球帽在欧洲是新流行，甚至连古巴卡斯特罗都兴高采烈地做起美式波浪式“加油”动作时，美国流行文化征服全世界的现象已经不证自明了。一个由美国思潮和娱乐铸成的文化革命正在全球推展开来。冷战结束后，美国价值观成为当世的显学，在电影、录像带、《读者文摘》和MTV的传播下，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专家奥登伯认为现在是提出“全世界都美国化了吗？”这一问题的大好时机。他的答案是无条件的“Yes！”他强调：全世界“美国化”是好事，因为人人有选择的机会。他说，历史上再没有比遥控器更民主的市场产品了，而美国文化的风靡证明美国并没有走向没落。 请看华盛顿经济学家苏威克举例证明美国流行文化的渗透力： ——全世界有三亿中国人争看美国超级杯足球赛。 ——１９９０年，美国电影《漂亮女人》（《Pretty woman》）是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澳洲和丹麦票房电影第一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收视率最高的五十个电视节目就是美国节目。 ——全球一百二十二个国家都收看CNN（美国有线新闻网）。 ——美国作家玛莉·希金斯、丹妮、史蒂尔和史蒂芬·金都是法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头几名常客。史蒂芬·金两次登上法国榜首宝座。 美国名作家皮柯·艾尔说，去年他在西藏看《大白鲨》录像带；在平壤听美国“村人”乐团流行曲；在不丹这个“全球最封闭”的国家看艾迪墨菲主演的《来到美国》。更有甚者，胡森靠CNN得知波斯湾战情；卡斯特罗和美国“亚特兰大勇士队”的球迷们做波浪式“加油”动作；越南人挤在顺化港口看梅莉·史翠普主演的《索菲的选择》…… 哈佛大学的奈依教授补充说：“当尼加拉瓜政府军在和美国支持的游击队大战时，尼加拉瓜的全国电视网上播出的正是美国节目。” 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伯罗斯认为：美国文化输出的不光是音乐、电影、新闻，还输出歌星、影星、摇滚歌手、饶舌歌者和一大堆玛丹娜…… 当我初次听到一个中国少女讲我是“美国化”的女人时，那时我正在桂林。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听到这句话时万分惊讶的心情。那是１９９０年，我坚持要到桂林去。我从来未去那里领略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的神奇画境。麦克立即答应和我一起去桂林。当我打起行李从纽约JEK机场起飞时，我真是兴奋。每次回国我都有杜甫诗中的那种心情：“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我们先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到桂林。在桂林大饭店，我们结识了一位维吉尼亚州大学的美国女教授，她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她讲，她来中国已达二十多次，曾在北京、南京、西安等地高等学府当交流学者。“全世界的国家中，我最喜欢中国。”我们三人马上成了很好的游览桂林山水的伴侣。可是在她不断地发出热爱中国的感叹的当天晚上，我们在桂林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散步时，她却遭到一个青年的袭击，那人突然从暗处冲出来，粗暴快速地抢去了她唯一的手提包，里面的上千美元和各种证件顿时被一劫而尽，她甚至还来不及叫喊一下。当她极度难过失望地回到饭店，又发生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小心地放在饭店抽屉中的美国护照不翼而飞！饭店服务员讲中国有地下黑社会专门偷抢或购买外国护照牟取暴利，而饭店的守卫已无法制止衣冠整洁的乔装住客的进入。他们口袋里装有特殊的钥匙，可以打开任何一间客房。听了这番解释，那位美国女教授的脸色苍白，她当天夜里动身飞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补办护照。她那难以名状的痛苦神情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她上机前对我说了声：她仍然热爱中国。 第二天，我和麦克去一家中外合资的饭店共进晚餐，饭后我们一边用英语说话，一边并肩走出门口。立即迎面碰上三个看上去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围了上来，她们穿着港式服装和超短裤，打扮时髦。我们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后来我发现她们根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而是全部一起盯住了穿着一套“鳄鱼牌”运动装的麦克。其中有一个女孩竟然用不大流利的英语对麦克说：“那个女人（指我）是‘美国式’的，我们是‘中国式’的。我们只有１７岁，当然还有更小的，１６岁或１５岁，主要看你的兴趣如何？”我这才恍然大悟。顿时我感到蒙上一阵羞辱和咬噬般的心痛：原来她们当着我——一个４０岁的中国女人面拉我的外国丈夫作“生意”！她们就这样大方地“自荐”上门！我的脸霎时间一阵红一阵火辣辣地发痛：平心而论，她们比我的少女时代要漂亮得多了。这是些多么漂亮的、晶莹发亮的黑眼睛啊！这么漂亮的面容可以使人产生自信，而不是堕落。这又是些多么亭亭玉立、撩人心扉的身材啊！这样的身材应当产生出艺术，而不是在街头叫卖自己的年龄和肉体！我望着这三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打算丢给她们几句“好自为之”的话时，却不料后面紧跟着又有三四个看上去同样年龄的少女正穿过马路飞奔过来，我见势不妙一句话也没说，赶紧挽起愕愣在那里的麦克的胳膊，飞快地向我们的饭店“逃”去。 躺在饭店的床上，我愣愣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不断地出现那几个女孩子的影子。从什么时候起，她们开始丢掉了自身的尊严而走上街头的呢？是谁拣起第一块石头打自己的脚的呢？她们或许并不知道这是耻辱，就像美国的许多少年杀人犯并不认为杀人是件可怕的事一样。这种对生命的无视和对人的尊严的无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的，整个世界已经在改变，中国和美国确实是愈走愈近了…… 连美国那些少数的、至今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也预言：未来的国际形势前景究竟如何呢？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的诞生。而全球的人民所面临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机是：环境资源的枯竭破坏、以及人的价值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 我在十月怀胎的日日夜夜里，一直担心着这种“社会上翻滚的恶浪”会影响到“胎气”。整整十年前我怀女儿时，那时中国流行的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以及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现在无论何时，我只要一打开电视，一股血腥味就从屏幕上直冲我的心胸而来。我只好尽量避免看电视，把自己沉浸在莫扎特的小提琴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中。我挺着大肚子在客户中奔走，以锻炼胎儿的“运动循环”。有时我坐下弹一段钢琴——十年前的那些流行歌曲来安抚腹中未来的宝贝。可是终于有一天，让我惊魂出窍的事情发生了，厄运终于如长日来惶惶不安期待地那样降临到我的头上。那天夜晚，我和麦克从世界贸易中心“冬之花园”宴客回家，我们的白色轿车沿着ParkAve——平时被认为最高贵最安全的大街——开着，开到８１街遇到了红灯，我们停住车，一边交换着那次晚宴的感想。我发现麦克的眼光有些异常，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和我们并排停住的那辆蓝色轿车中走下一个人。事实上他戴着滑雪面具，你无法看到他的面部。他敲打了一下我们紧闭的车窗，告诉我们车胎漏气了。麦克打开车门，我们打算下去检查后车轮胎，这时我们发现戴滑雪面具的人手中持着一把左轮手枪。他顶住车门，尽力压低声音说：“Out！GetOut！”（“出来！快滚开，听见了吗？”）麦克二话不说，立即拉着我钻出汽车，急急地向马路对面跑去。我回转头，看到那人钻进我们的车座，这时绿灯亮了，他和他的同伙一起驾着两部轿车穿过了８１街，消失在曼哈顿的车流中…… 那夜，我又一次呆呆地盯住天花板，我的脑海中，翻来覆去的全都是那个滑雪面具下低沉有力的声音和那把锃亮骇人的小手枪。我双手抱着脑袋，仿佛子弹已经爆炸，穿过我的胸膛。麦克紧紧地抱住我，说：“报上讲，去年在曼哈顿上城有一百多部轿车被抢，今年只是轮上了我们……这才是‘美国式’呢！一声不响地抛下车就逃命……你别无选择。” 我们无处可逃。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富裕文明而又极端罪恶的世界。我们永远在过去逝去的理想和眼前的现实之间徘徊，围绕着我们的是核爆恐惧症和《魔鬼终结者Ⅱ》。电影《朱莉亚》中的一句话又跳入了我的脑际： “那些曾经使人不安、半明不白、遥远的传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恐怖的悲剧了，于是人们对自己过去的信仰，今后如何对待这一信仰，不得不赶紧做出新的评价了。我们的上一代，２０年代的叛逆，现在只有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还算得上是叛逆，他们的血白流了。” 新的生命正在形成。由第一个胚胎细胞发展到手、脚和大脑。胎儿浸润于父母亲的津液和火红的血液中。——他的眼睛会是怎样的？会是蓝色的吗？我的孩子，你能否只看这头顶上湛蓝的天空、纯洁的白云，不看这罪恶的世界？我捧着我那越来越隆起的肚子，仿佛随时要捧着我的胎儿奔跑，逃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中去…… “抵达医院时，我发着高烧，心律不齐，子宫壁层层剥裂；敌不过一波波的阵痛，我晕了过去。然后我听到有个遥远的声音喊道：‘我测不到她的血压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飞到手术室的天花板上去了，我向下看，医护人员正忙着抢救我。一名医生沮丧地叫了声‘O——Shit！’霎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稠密、温暖及半透明的茫雾中，只觉得有风在耳边吹，但我没有耳朵，因为我没有身体。“我沉浸于灵魂出窍、不再痛苦的温馨中；我感觉到一道金光直泻而下，笼罩着我。在那光里，有一种智慧，而那智慧就是最后审判。片刻间，我的一生作为在眼前全部展现开来……我想永远留在那光里，但却被告知现世责任未了。顷刻间，我又回到了躯壳之中，回到所有的痛苦里，生下了一具窒息发青的婴儿。 “接下来我听到一名医生兴奋地尖叫：‘她回来了！’我却对将我从最宁静美好的宇宙中唤回尘世而愤怒不已！” 这是一名女子的《垂死边缘经验》（Near Death Experiences 简称NDE）。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心理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濒死边缘。心理学家的结论是大多数经历过死亡的人都经历过一种像山洞的情境，有令人感动的光，思维出奇地清晰，以及浸浴在一种充满爱和静谧的气氛中。在那一瞬间死亡并不痛苦，反而像是充满诗境的梦。一个血癌末期的七岁女孩临死时紧紧搂着她的母亲说：“天使——好美呀！妈咪，你看到她们了吗？你听到她们的歌声了吗？是那么的悦耳……”说着，她就死了。 我在这里并不有意探讨这种“与上帝邂逅”的现象。我被送进医院时的神态是清醒的。可是对于一个４０岁的不惑之年的高龄产妇，子宫的张力似乎过于薄弱，在一阵阵收缩中似乎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那种钻心刺骨、层层剥裂的痛苦是男人们永远体会不到的。而一波接一波到来的剧痛已经变成了一片海洋，你不知道岸在哪儿，你找不到一块礁石喘息，你奋力地挣扎，却又被一阵阵剧痛的恶浪打入海底，等你冒出头来喘一口气时，周身却又立即被箝爪紧紧箍住。这下是自左而右，每一个细胞地挤榨、吮吸，任何高声嚎叫只能使这只箝爪越箍越紧。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十小时、……二十小时……子宫完全是在无力地阵阵收缩，而宫口却死死不开，就如一只野牛在没有洞口的山窟中四壁乱撞，用牛角拼命绝望地顶着四壁。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去抓住麦克的手臂了。２４小时来，他一直配合医生在给我鼓气，他模仿产妇那样地做深呼吸让我跟他一起放松。到了美国我才知道当妻子生孩子时，丈夫是一起进产房的，并且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身边，亲眼看到小生命的降临。医学专家和伦理专家们说这样可以在将来密切婚姻关系和父子关系。麦克事后用“惨叫”和“揪心的哭泣”来形容我生不下来孩子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只记得不知何时，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美国护士喊：“她血压２００！……她神志不清了！” 接着好像是一阵忙忙碌碌地搬动、转移。他们把我放到了手术床上，罩上麻醉面具，医生拿起刀割我的肚皮。疼痛已经消失了，却可以感到尖利的刀在你腹壁切开一道裂缝。我是全麻，很快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不知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我隐约中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那响亮的哇哇啼哭把我从“死亡”中召唤出来。接着我听到医生说了声：“It’s a boy！”（“是个男孩！”）我立即又昏迷过去。 在以后几天几夜的昏迷中，我全身如火焰卷着舌头舔灼着每一个神经细胞。烧和渴犹如另一片游不出边际的大海弥漫了我的全身。我的嘴唇干裂、出血，我舌根下陷无法做吞咽动作，我在焦渴和高烧中梦见一团火。我老是梦见有一团火在我的前头，后来幻觉中的那团火变成了一支火把。那些建边山民们骑着马接我去急诊，我总是在半夜披上白大褂，骑在山民的马背上飞蹄而去。那支火把总是在马匹的最前面照亮道路。我跃下马冲进一间茅草房，给一个心脏病发作的妇女作人工呼吸，注射毛地黄毒苷硷、普鲁卡因……又一支火把在照亮，我又随着马匹四处飞奔，来到一个刚塌方的沙石山壑前，有五名知青已被塌方砸死。我和助手立即开胸挤压心脏。我的戴着乳胶手套的五个手指在知青的胸膛中拼命地有节奏地做挤压动作：血！血！循环的血不能停住！在兵团师部医院、在建边农场，挤了多少个心脏？那些年轻知青的心脏再也不会跳动了……老院长说：“开胸的心脏重新能跳动，我从来没见过，可是抢救手册上有这一条。”挤呀挤！血像火舌般地喷射出来，到处是血、血、血…… “产后大出血。”医生对麦克说，“她的子宫收缩不良，血块瘀积又引起血液感染，她现在有毒血症的症状。” 我只觉得干渴，好干渴啊。我转动了一下好像已经不属于我的身子，两个护士勾着我的手臂把我拽起。雪白的床单上是一大摊鲜血，到处都是血、血、血…… 只要一从昏迷和高烧中苏醒，立即又陷入伤口剧痛的汪洋之中。腹上的伤口正渗淌着血和白色液体，腹膜和破口缝合的子宫层层撕裂般地疼痛。神经一层层剥裂下来，和生产时不同的是，这种万箭攒心的疼痛没有间隙。持续疼痛使我呼吸困难，护士每隔几小时给我打一针杜冷丁。医院对剂量有严格限制，药劲过后人又仿佛在“炼狱”中挣扎。由于卧床过久，很快又发生了小块肺不张，右肺下角积水，肺面积缩小百分之二十。为了使肺张开，医生护士不顾一切地把我像十字架一样地“拖”下病床，拖着点滴吊瓶到走廊上“走路”，而“走路”回来后却坐不下床，从腹裂部到肺部，只剩下一英寸牵拉剧痛的神经。一米六六的我在“被动体位”下成了一具龙虾。身材高大的美国医生用拳头猛击我背后的不张肺部，几个猛烈的拳击下，胸部似乎又能透过气了，而刚刚躺下，又昏迷过去……我至今确信我到达过那个幻境，即现代医学心理学研究的“死亡临界点”。我的幻境山洞中开满了冰枝玉树，枝上的繁花全都是冰雪凝成。纷纷白雪像三月敬酒神节的彩屑似的飘落，冰枝玉树中间确实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光芒，引导你走向深不见底的山洞，那个光芒在你前面那永远无法走近的洞口照耀。你突然感到一切是伸手可及的宁静与安然，仿佛有一个天使在你前面唱歌，并用手中的一根树枝点着一小团萤火，说：“跟我来，你跟我来……”在那一瞬间，死亡是一种多么有魅力的解脱，就像一个孩子哭够了，终于安静地睡去那样。不知什么时候梦幻中又出现了一片雪地。雪地里走来一条狼，那是什么？它好像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的那条狼，它伸伸舌头舔我冰凉的周身，我毫无恐惧。如果天国里有狼，那么它也是我的天使了。我再次跟随狼去寻找那美丽迷人的冰雪森林和那闪光的洞口，可是彻骨的寒气如飓风般笼罩了一切，周围全是冰块、冰河和正在凝结成冰的不流动的水……后来麦克告诉我，医生在我的脑袋、脖颈和胸部两侧置满了冰袋，以防止发生高烧引起的产后惊风。 我终于苏醒了。我靠在麦克那如同大地般坚实的胸膛上，我说：“我要Baby，我的Baby呢？” 麦克到婴儿室抱来了小宝宝——我的小安德鲁！八磅半的小男子汉！他长得多么像麦克啊：他的微微卷曲的头发在窗外射进的阳光下泛着金黄的色泽。他的眼睛大大的，在很长的睫毛下稍稍凹陷下去，眼睛的颜色不是蓝色的，是棕色的，在两道深深的双眼皮衬托下，如明亮的深潭。他的前额是那么光洁，两片小小的稍稍鼓起来的红嘴唇，好像在找奶吃。他那粉红色的面颊也并不苍白，是一种很迷人的中、欧混血的皮肤，细腻得如同大理石一样。他那两只稚嫩的小手不安地动来动去。我拨开他的拳头，在粉红色的小掌心中寻找他的“生命线”、“爱情线”、“艺术线”。我又把他粉红的十个嫩脚丫放在嘴唇上一一地吻过，将一对粉红色的小脚掌贴在我苍白的脸上。这是母亲的亲骨肉啊，十月怀胎，一团血肉落地成人，上帝创造人是多么奇妙啊！ 我可爱的小宝贝！我有一个儿子了！这时一切的劫难都变得无足轻重。这“炼狱”中的十天，多么像是一个梦啊！我一直梦想的，就是他——我的小安德鲁！我甚至觉得我幼时在玩家家时，就梦想着有这样一对儿女了！我的在上海的女儿不久后就见到了她的小弟弟，１０岁的女儿欣喜若狂，比我更甚。她说：“妈妈，我长大以后，也要有这样一个小孩！”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这些梦想和我们终身共存着。那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是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我们一生中总是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 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语言呢？林语堂仍在这本《生活的艺术》中说： “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是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她怀抱婴儿或拎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 他还有一段更为确切的话： “政治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所给予成功者的报酬，不过是空心的智力上的喜悦，但眼看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其愉快是出于衷心，而何等实在。据说斯宾塞（Herdert Spencer）在临终的前几天，将他所著的《综合哲学论》十巨册放在膝上，当他觉得其份量沉重时，颇有这份量若换上一个孙儿岂不更好的感情。聪明的伊丽亚不是愿意将他所著的论文去兑换一个梦想中的儿女吗？” 麦克打开了窗子，暴风雨过后的清新空气朝我迎面扑来。我没有死。我又看到了碧绿的树叶，看到窗外不远处纽约市政厅白色的欧洲风格建筑物。看到了街心花园中的喷泉和雕像。现在，我支起羸弱的身子，伸出双臂把我的小宝贝高高举起：“感谢上帝！”我望着麦克，日日夜夜守护我未曾合眼的麦克正深情地凝望着我。我说：“看看！上帝给了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安德鲁！这才是人生的凯撒奖啊！” 尼采说：“我经历了一百个灵魂，一百个摇篮，一百次分娩的阵痛，我的创造意志和命运甘愿如此。” 对一个母亲应该付出的代价，任何一个母亲都会说：“我甘愿！” 在我生产之后的几个月中，通过在中央公园进行慢跑、骑车、骑马等锻炼，我的体力和身材迅速得到了恢复。１９９０年圣诞节——我的小安德鲁诞生后四个月，我的美国客户们决定为我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Tavern On The Green）为我举行一次大型热闹的圣诞晚会，庆祝我的小宝贝诞生以及我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美国商场之中去。这些客户们就是在我“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止过用电话、传真和无数合同、信用证来打扰我。麦克好几次气愤地要挂断电话，都被我夺了过来。“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麦克说，然后支起尚还孱弱的身子回答客户一个个的问题。商场战车是不会因为一个女人的怀孕生子而停止呼啸的。这个事实使得我的美国客户们不免感到内疚和不安。他们请来了纽约州的商务顾问和纽约市长特别助理——这些人物总是轮流出现在纽约上层社会的各种圣诞晚会上——并且租下了“绿色酒苑”那具有欧洲宫廷气派的正厅和舞池，向我这个“小妇人”表示他们的善意和祝贺。在我印象中的那个夜晚就和英国古典小说中描绘的圣诞舞会是一模一样的。“绿色酒苑”是一幢坐落在中央公园西大街的英国风格的庭园式城堡。伊丽莎白·泰勒的命名日、玛丹娜的婚礼都和这座庭园有着密切关系。它古典却又不失现代化建筑风格，两翼朝前伸展，周围被中央公园环绕。前庭可见身披金穗、坐在高高的马车骑座上的几匹待客马车。这些马车完全保持了１９世纪的欧洲风格，城堡的右边是一片大草坪，在分列两旁的一簇簇巨大的橡树前面，有一道白色的木栅栏。这里夏天张灯结彩，是曼哈顿人士的露天舞场。在这一片绿茵中完全呈现白颜色的典雅建筑南面，是一连成片，可以望见吊灯闪耀的巨大落地玻璃窗。窗台边是一丛丛小灌木、杜鹃花、百合花、鸢尾花和各种无名的花草，一年四季点缀着白色窗台，犹如迂回曲折的花铺小径。而窗台外则是圣诞的特殊景象：完全落了叶的几棵巨大的橡树伸出云伞般的巨掌，每一棵小枝上都是如星星环绕的闪烁银灯，这些小小的银色灯泡是一个个缠绕在古老的橡树枝上的。因此冬日夜晚的“绿色酒苑”，完全被城堡周围如梦幻般发亮的银色橡树包围，这座欧洲宫廷建筑完全成了在火树银花下面的一座童话式的小房子。前厅高大，四周回廊镶嵌着水晶玻璃，鲜红的地毯上嵌绣着乔治三世时期的英格兰徽号。大厅上有一副年轻的乔治三世国王的年代深久的油画肖像复制品。在深暗的护壁板和一盏镀金壁灯下，悬挂在金色大画框中的油画上是身披鹿斑白色披风、穿着国王大红礼服。他那光洁高贵的前额和一对深蓝色的眼睛正在灯光笼罩下看着舞厅的欢宴佳宾。灯光的暗影下照出：AllanRansay画于１７６０年的字迹。乔治三世领导的军队于１７５５年在纽约上州乔治湖击溃了法国军队和当地印地安人的联合进攻，奠定了英国在这块土地上殖民主义的地位。最早的美国人都是英格兰后裔，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早已写入美国编年史。 晚上７点半，先是晚宴开始，我一走进餐厅就被一股热气和浓香笼罩，这是一股花的气息、烤牛排和炸鸡翅、烤小山羊和烤乳猪，调味汁以及蘑菇、奶油沙拉混合在一起的热气。一簇簇鲜花排列在雪白的台布上，以至分不清哪些是鲜花哪些是美肴。美国人爱把餐台搞得像花坛一样，在多面水晶器皿和银色烛台之间，他们将一颗颗圆巧克力堆成菠萝球，而菠萝球中间流的竟是椰子汁。还有那如喷泉四射而流淌下的西瓜、芒果、草莓各种果汁，鹌鹑、乳鸽，边上是鲜红爪子的龙虾，鳕鱼和鲈鱼的鱼片如海浪形那样拥着金黄色的奶酪，周围点缀着颤巍巍的肉冻。饰有花边制服、打着黑色领结的侍应生们在来宾的肩膀之间穿梭不停。每个人在用叉子挑中一块后都“啧啧”地赞不绝口：“Delicious！”（“真是妙不可言！”）宴会上的人头马酒和杜松子酒是烈性饮料，威士忌、香槟、葡萄酒和各式各样的可乐苏打更增加了宾客的大好食欲。眼下这锦绣如画的盛宴也让我胃口大开，我吃掉了那些醒目的龙虾中的一只小龙虾，并且吃了不少鳕鱼片。事实上我不得不停下吞咽而装出一点不饿的样子不断地和人们谈话。我的那些做纺织服装、丝绸领带、木珠门帘、欧洲抽纱的客户及他们那些美丽的夫人，一个个不断地挨近我身边问长问短。我们不时地爆发出哈哈大笑，因为他们发现我把龙虾的脑袋也放进嘴里了（美国人是不吃龙虾脑袋的）。彼埃尔先生问我：“你最喜欢吃的是哪种呢？”我一本正经地回答：“川式麻婆豆腐。”大家面面相觑之后又是一阵畅快大笑。 筵席结束，大家来到花园中稍事休息。乐队演奏员抱着金属铜管乐和大提琴上场，舞会即将开始。我在倒映如镜的玻璃上看到了我自己：我像往常那样没有戴耳环、项链和手链。我穿的是晚礼服丝质裙，真丝上镶满了一层层小金片，右肩膀和右上侧胸部完全裸露出来，左肩膀上只有一寸宽的丝质金片肩袖连着下身裙子，裙子是旗袍式的。麦克讲我穿上这种晚礼服，快变成一条金鱼了。我的长发全部卷到了前额之上，看上去像是一朵云，这样我觉得更能衬托出我的旗袍式的裸肩晚礼服。 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的乔治娅今晚也格外美丽。她和柯比是上星期直接从佛罗里达赶来的，乔治娅声称要做小安德鲁的“教母”。乔治娅那金色的头发盘成王冠形，使她显得格外端庄。她的晚礼服上佩着一朵象征节日的鲜红圣诞花，花叶上还留着一层晶莹的小水珠。她的裙袍是丝质黑色，完全裸肩，和这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女人一样。由于热气的冲击，她的脸变得像一朵夏天的蔷薇。柯比坐在轮椅中和麦克大声谈笑，他们正拿起镀金贝壳在品尝滴洒着杏红蜜酒的冰淇淋果冻。当乐队奏起一支序曲时，大家从庭园走进室内。这时，只见我的那位在Park Ave公园大道伯玛公司的总裁、白发苍苍的阿道尔先生——他曾是美国《NewsWeek》新闻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他由于购买我的汉唐壁画手绘丝绸领带而和我结成忘年之交——他走上由白色松枝和金色圣诞树环绕的讲台。他说：“现在，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女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大家知道，她将是我们这次圣诞舞会的特邀女主人。” 接着他喊出了“朱莉亚！”的名字，在一片喧哗中，我走到他身边，向拼命鼓掌的我的曼哈顿的同伙们致意。这时他递给了我一只装潢极其考究的小礼品盒，下面立即是一浪浪的叫喊声：“Open！Open！（打开！打开！）”我小心地解开白色缎带，打开盒子，里面竟是一双镀金的铜雕小金鞋！这双小男孩的皮鞋上系着鞋带，圆鼓鼓的皮鞋头和真皮鞋简直一模一样。下面的雕像座上写着：“For Andrew And His Outstanding Mother（给安德鲁和他不平凡的母亲）” 我把这双小金鞋紧紧地捧着，一时间全场寂静。我不知该怎么开头，我是这样说的： “感谢你们为我举办了这样盛大的晚会，谢谢这双小金鞋——他象征着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人最大的幸福是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而生命的价值在于成功。那种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成功——你们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开你们的门，签下第一笔合同时的喜悦至今还记忆犹新。还是让洛克菲勒导师卡耐基的那句话作为对我们的提醒吧：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自信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China——不要忘记我在中国度过了３５年——还有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构成了我这百分之八十五！五年来我和你们在一起，在曼哈顿这个战场上，我和你们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我要自豪地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啊！”透过晶莹的泪花，我望见我的那些放弃了高尔夫球赛从南方赶来的《华尔街日报》的商业同伙、丝绸服装客户；望见了我的工艺品客户、轻工业品客户；那些身着礼服盛装、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脑袋；望见了他们那些夫人们闪光的礼服、熠熠生辉的金刚钻石项链和手链。望见了我的麦克那善良纯洁的蓝宝石般的眼睛；望见了从在上海宾馆第一次见面就答应当我担保人的柯比那凝视着我的含满泪花的目光；望见了乔治娅正用手帕拭去眼角的泪花。所有这些美国人都把我当作是一位典雅、高贵、简直差不多已经完全美国化的幸运的中国女人。但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低垂了一下眼睛，抑制住心中激烈奔涌的情绪，然后睁开眼睛说：“让我们开始跳舞吧！” 我像穿了红舞鞋一样不断地跳，短号吹起洪亮的乐曲，乐队一会儿奏华尔兹，一会儿奏探戈，一会儿是古典伦巴。曼哈顿的商场绅士们个个是跳舞高手，在四十年代我还没出世时，他们已在这里为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同样的音乐伴奏下跳同样的舞步。舞伴接踵而来。有一回三个想跳华尔兹的舞伴同时行屈膝礼邀我跳舞，我选了在巴黎被麦克大骂要打断几根筋骨的艾伦先生，后来又和摩洛斯先生——我曾经自掏腰包赔了他五千美元——跳探戈舞。最后，大家在传统的《友情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紧挽手臂，摇晃着身子携手同歌。我——这里唯一的中国女人，被一只只热情的胳膊簇拥着。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友情已远远胜过我为他们带来的商品和新的财富。他们已经完全把我看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一个既可以推心置腹、又可以大发雷霆的商界同伴；一个多日不见就会想念的友人。 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午夜时分，“绿色酒苑”门口，客户和他们的夫人们和我拥抱亲吻，一一道别。不时有侍应生鞠躬打开超型豪华车的发亮的车门。客人走后，我和麦克才最后上车。我们叫了部计程车，我们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中央公园西路。这时天上飘起了茫茫雪花，整个天际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银白色。刚才还是像火树银花的橡树枝上，马上罩上了雪白又浑圆的曲线，远处中央公园的树林不再是黑黢黢的，而成了一片银枝玉树。天空突然明亮起来，漫天的雪花和一望无际的旷野、树林，寂静无声的夜和耳畔嗖嗖呼啸着的冬夜的风，突然使我想起了北大荒的风雪，想起了邵燕琴。几个月前我收到她的来信，通过几年的辗转寻找，我们终于又互相联系上了。她寄给了我一张她的全家福照片，她的丈夫是鸡西煤矿的工段长，儿子已经６岁了。她说她等待着我再回到北大荒去和她见面。我坐在计程车中，望着车窗外的茫茫大雪，耳畔响起了那支在不太遥远的岁月曾伴随着我们度过那个艰难之夜的《小白菜》旋律： 小白菜啊， 黄又黄啊， 三岁两岁 没了娘啊， …… ２０岁的我紧紧抱住才１８岁的女排长。我们俩人对着猪圈饲养棚黯淡的灯光，目光凝滞，噙泪水地唱着…… 桃花开了 杏花落了 我想娘啊 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 一阵阵的风啊 我想亲娘 在梦中啊…… 轿车在中央公园西路飞驶，雪花纷纷飘落。透过湮邈岁月，这支歌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刚才的舞会，忘记了一双小金鞋，我完全陷入了经常发生的那种无法抵御的沉思之中。 这时麦克把他的手搭在我的手背上，他说：“你又在想你的那些‘城南旧事’了……”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默默地低垂下头。这些年来，他是最了解我的。麦克说：“你老是在往事中生活。”他是对的。 那天夜晚，我梦见我又回到了中国，和过去经常发生在梦中的朦胧情景一样，我又梦见了少年宫大草坪上的熊熊篝火，我摇晃着脑袋唱《金色的童年》；北大荒麦收时节的大草垛上，辉煌动人的晚霞笼罩着我们十几个只戴了各种颜色的胸罩、在草垛上累得呼呼大睡的女孩；风雪弥漫的荒原，我一个人为了档案袋在放声哭泣；奔驰的列车，洒落在铁轨上的馒头，死死抠住铁轨的手指，被列车挟带着呼啸的风吹得竖直的头发；北大荒兵团的冰雪大道上轱辘轧轧，老牛车送我去念大学；火把，马的嘶鸣，抢救心脏病人的注射针头；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向通往上海的嫩江车站。高高的杨树林成了远处的地平线上的浑圆黑影……北大荒的风雪小路又变幻成了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波音７４７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上冲，飞向天空，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云彩间，我又遇见了“闪色”——那个在黄山指路的山中少年。不知怎么，“闪色”在黄山的重峦叠嶂之间忽隐忽现，我跟不上他。我迷失在黄山的一片云海之中，当我抬起头仰望“天都峰”时，“天都峰”却突然间变成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塑像——列宁的塑像，套在脖子上的钢索将他拉倒下来；我什么也看不清，继续向前走，继续寻找“闪色”，山旋路转犹如一座迷宫，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深渊峡谷面前，我高声地叫道： “闪色！”“闪色！”…… 只有我自己的回音。他只在很远的地方忽闪了一下，又骤然消失，我要不顾一切地追上他。我在迷失的途径四处奔跑，重峦叠嶂的山峰像黑云般向我压来。我完全迷路，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那场梦中惊醒了，我一骨碌爬坐了起来，喘息着，心怦怦地跳。在梦中惊醒时我常常是这样。天已熹微，麦克也被我惊醒了。他坐起身子，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肩膀，我久久说不出话来。突然，我泫然泪下。 贝妮丝是对的：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活在今天的世上是很困难的。我承认我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内心孤独。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了，我要写一本书。我要写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麦克早就说我该写了。我们一起看奥斯卡奖电影《大地》（GoodEarth）时，他就对我说我应当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赛珍珠因为在《大地》中描绘了３０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也应当把你们这一代人的面貌写出来呀！”他对我说。 越战已经过去了２０年，美国每年还在出越战的电影，《Pla－toon》（《野战排》）、《Full Metal Jacket》（《全金属夹克》）、《Apocalypse Now》（《现代启示录》）、《Born On July ４th》（《七月四日诞生》），个个都是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首榜，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引起人们不断的反思。我们过去流的血难道是水？难道我们的血没有美国士兵的血值钱？我要写！我要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兴盛衰败，我要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不是遭人唾弃的，我们过去的光辉一直在闪耀。我铺开了稿纸，一笔一划地写起来。是的，我要写过去的青春岁月，写一代人的史诗，写心中汹涌的波涛！ 文学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壮丽的现象。 当我拿起笔时，我脑海中首先浮现了获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的作者、曾经是二次大战战地记者的海明威。《海明威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海明威自始至终处在这场浴血奋战中，……他一边大发雷霆，一边随第四师向希奈埃菲尔和卢森堡挺进，同行的记者说：“他不带枪，只带一支铅笔和几张脏纸片。他的全部武器就是两只铁罐，一只装满伦敦杜松子酒，另一只装满法国淡味苦艾酒。这两样东西一起构成了海明威的“即兴马丁尼酒”。海明威驳斥他们：“他妈的，那些狗养的家伙全在胡说，我从小就抱枪睡觉。我到死也要抱着枪。我能证明他们在胡说，在出名的白兰地产地法国，谁也不会喝马丁尼的。” 海明威遭受到一系列的创伤、枪伤和不幸，所以他说：“我简直弄得遍体鳞伤。”他在战壕中写下《太阳照样升起》，他像一头勇敢的公牛，虽然被斗牛士刺得鲜血淋漓，被红绒旗逗得气急败坏，但依然站在斗牛场上。 我要拿起我的笔。没有比报道一代人的史诗更为神圣的事了。 激励我写出这本书的第二个人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她开始写作时已近４０岁，她也是受到不可压抑的正义感冲动拿起了笔。那时，她已受够了疾病和穷困的折磨，家里有六个孩子，负担很重，家务完全由她负责，忙得不可开交。１８５１年６月起，她的作品在《国民时代》上连续发表，第二年三月《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 《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立即出现奇迹，几天之内售掉一万册，到年底为止，在美国国内销售三十万册以上。这个奇迹，就是这位一向在“穷”、“忙”中讨生活的中年家庭妇女创造的。小说出版后，长期以来重压着她的灵魂的愤慨、怜悯和痛苦，从她那里传给了读者，使她获得如释重负的安慰。 她的这本书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感动过海涅、狄更斯、乔治桑。后来斯陀夫人到华盛顿访问林肯，这位总统见到她时，热烈地祝贺她说：“原来你就是写了引起这场伟大战争（南北战争）的那本书的小妇人！” 海明威也好，斯陀夫人也好，对这些人物的景仰和崇拜，激起了我如烈火般燃烧的激情。我白天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下，夜晚又要照看不满周岁的襁褓中的小宝贝。我一生无缘当专业作家（EulltimeAuthor），但我下决心写，就要全力以赴！我常常是在晚上１０点待宝贝睡去之后，在面对中央公园的窗前铺开稿纸，刷刷地写起来。我不打草稿，不满意的就撕下随手扔掉。思绪如泉水奔涌，笔尖赶不上思维的跳跃，有时写着写着就流下了泪水，有时甚至不得不搁下笔，痛哭一场之后再继续写。许多日子从夜晚１０点一直写到凌晨５点。半夜里小宝贝醒了，我就一手抱宝贝哄他快睡，一手仍在刷刷地写……有时写着写着就不知不觉地困得趴在稿纸上睡着了，而早上９点整，我又要重新整装，奔向纽约商场第五大道我的客户那儿，为一个订单一份信用证和他们洽谈；与美国海关代理争执不休；有时我开会时会走神，因为想到了一个细节。有时和客户一起走在曼哈顿大道上，我会突然说一声“对不起”，折进一家有座位的厅堂，在纸片上匆匆记下突来的灵感，然后再跑步赶上我的客户的步伐。在从纽约飞往欧洲的机舱中，在布鲁塞尔、慕尼黑、日内瓦，我都在写、写、写……我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之中：一边是出版社在催稿（我后来决定将此书交给北京出版社出版，该社在收到我的部分稿件后在１９９２年《十月》第１期刊登了本书的第一章《纽约商场风云》），另一边是曼哈顿客户在催货、中国大陆方面的进出口公司在催信用证！ 在这万籁俱寂、通宵达旦的深夜，在中央公园对面这幢黑黝黝的大厦中，有一扇窗彻夜通明。我俯瞰着纽约全城，远处一扇扇高大的窗户映衬着深蓝色的天空，即便是在深夜，纽约也是这么美。我望着中央公园呈浑圆曲线的层层树林，当我从那些树杈间隙中看到闪烁的星星，好像看到了历史上那些思想巨人深邃的眼睛。一切伟大、美好的事物都源出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一种感受。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凌晨四点，鱼肚白渐渐地露出照耀大地的第一丝光芒时，我才感到，在这里，在这个窗口上，我找到了世界上最适于我的那个位置。现在，我终于写完了中文版的最后一章。我眼前浮现了那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并且看到这本书合上了封面。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小安德鲁向我跑来，那孩子正要到公园去，他充满了快乐，他穿着黑色骑马装，像西部小牛仔一样，颈上系着一条雪白的丝巾，可爱的柔软头发披在耳垂旁，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Mami！I want ride pony，please go with us！”快满两岁的他叫着，当他看到我那特殊期待的目光，他又赶紧用中文重复了一遍： “妈咪！我要骑小马了！你和我们一起去骑小马！”从他一开始学说话时，我就教他说中文，这样他长大了，才能够了解中国，了解他的中国母亲，了解她那一代人的脚步。 天空是高洁的，麦克骑在高高的马背上，他前面是小安德鲁，他们俩的头发在初春的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我骑在他们身后的棕色母马背上，深情地望着他们父子俩，马蹄踏踏地走进刚刚爆出新芽、婆娑一片的垂柳之中。中央公园满山遍野开着初春的野百合花，那朵朵白色的花瓣旖旎多姿地在风中摇摆，叶瓣上滚着清晨的露珠。金黄的丁香花在崖壁中如瀑布般垂下，点缀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这时中央公园水库的音响中柔和地传来了电影《金色的池塘》中的主旋律，每每听到这音乐都是那么激动着我的心。那是一连串水波的琶音，带着池塘清纯的水波的气息，我想起了凯瑟琳·赫本在《金色的池塘》中的一句话：“要知道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只是想要发现一条他要走的路而已。” 我心中涌起一股柔情，那是一种从多灾多难走向绚烂，又从绚烂走向宁静的心境。不管人富有还是贫穷，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本质在生活。又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太阳依然在照耀，鲜花仍然开遍大地，不管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存在，生活仍然是美好的。每个人都创造自身的价值，这个世界就会更有价值。这也许是对今天的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解释了。 我又想起我的梦魂萦绕的祖国，想到那片遥远的度过我青春岁月的北大荒黑土地，好像她就在不远处的中央公园那端。曼哈顿距离北大荒并不远，我们从东方到西方，奋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奋斗，才会带来更持久巨大的幸福；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出人生的价值和尊严，创造激情和人生的快乐！我的耳畔回响起一个声音，那是７０年前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写下的诗篇：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 我抬起头。一瞬间，在中央公园高阔的天空下，在曼哈顿的每一幢大厦间，都回荡着一个震聋发聩的声音，仿佛是６万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天边、在大地、在这一望无际的原野呼应着我，一起和声呼唤着： “咱们的中国！”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５日正午 完稿于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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