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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村破产，人民贫困。我家和许许多多小城镇居民一样，生活极端困难，想方设法到上海去寻出路。祖母、母亲在上海先当奶妈，后做佣人。父亲在上海码头做苦工。几个叔叔也在上海学生意当工人。我14岁时，虚报了2岁年龄，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徒工。 上海中华书局，在当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企业。它是辛亥革命后，由浙江桐乡人陆费逵创办的。他以“完全华商自办”为宗旨，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等与同行业竞争，颇有声望。 中华印刷厂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工资7元，第二年9元，第三年11元。工作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30分，共8个半小时。超过这个工时是“加班”，下午5点30分到8点30分，为“半夜工”；到晚上9点45分，为“三角得”，即四分之三工资；到11点为“全夜工”。通夜工有半天休息。老师傅的工资相当于最低学徒工的1倍至2倍。闹工潮后，学徒工工资增加到9元、11元和13元（满师）三种。 我们这些刚从乡下来上海的学徒工，没有家庭，厂里又没有食堂，吃饭都吃“包饭作”。每月约4元、5元、6元不等，菜一般化，饭能吃饱。中华书局职工大多住在民厚里、嘉禾里、正明里等石库门房里。这些住宅都是房地产老板购地建造的，他们租给二房东后再出租给三房客。一个石库门洞，要住好多户人家。有钱的老师傅2个人租一间，也有单独租一间的。租一间至少在6—8元，相当于我们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我们这些学徒工只能几个人住一间，每月2元房租，早收夜铺，连一张床也没有。 从表面上看，我们学徒工每月工资不是很少，但这些工资付了饭钱和房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难了。零花钱要靠加班工资。我除了身上穿的，有几件替换衣服，几乎一无所有，真正是无产者。在上海，像我这样的学徒工还算好的哩，有的连工作也找不到，或者做些临杂工，每月拿五六元钱，只能去住棚户。上海这个国际性大城市，对少数地主、资本家、买办等有钱人来讲确实是天堂，而对大多数劳苦大众来说，就是地狱。 印刷厂工资高的工种，都要有文化的。我文化低，只能做低工种活。自己印的书看不懂，只能看些连环图画一类。为了学文化，我与中华厂的一部分工人一样，上完夜班，就去夜校读书。为了加8点半那一班，我就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学去上夜校。因为这个夜校要9点多钟上课。从工厂到学校要走30—40分钟，我一下班就跑步赶去，读完书回家已12点，每月学费2元，相当于我的加班工资。教我们书的也是些失业的穷教师，有的是大学生。我就靠在“夜校”的学习，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础。那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杂志品种多、范围广，我利用休息时间，常到图版科仓库里去看书，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我在中华印刷厂做学徒时，开始在名片课。1931年8月闹工潮后，名片课合并到零件课，就到了零件课，主要印刷名片、有价证券、封面、商标等。 1932年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中华印刷厂开始了印钞工作。我曾被厂里派到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里专门印钞。钞票是美国印钞公司印的，我们只是加印“签字”和“印章”。1934年，中华书局正式承接中央银行角票印刷。1935年到1938年，中华书局印钞业务大规模扩展，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这个企业由于孔祥熙控制的股本占多数，实际也成了官僚资本企业。我成了中国第一代的印钞工人。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中华书局印刷厂加快向香港分厂转移。香港分厂建于1933年夏，厂址在九龙北帝街即与有名的古迹“宋皇台”和启德机场很近，占地20余亩。厂房建筑除装订课等少数几处两层楼外，其余都是平房。抗战初期又新建了3000余平方米的三层楼和其他一些平房，供沪厂印钞部迁港使用。港厂所用的部分机器从外国购进，部分人员从上海总厂调去。 中华印刷厂要转移香港，开始好多工人不愿意去。说香港物价高，有瘴气。老板用优惠条件动员工人去。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上海去的长工，每月工资港元30元到40元，免费住工厂宿舍。像我这样的长工，带家眷在香港可勉强生活了。所以，我把爱人潘兰珍从常州接了来。 香港与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是自由港。市场物价起伏大。贵了，东西就多起来了；贱了，就少起来了。另外，香港并不限制进步刊物的出版发行，那些进步人士如陶行知、张一麟等经常发表爱国进步言论，不像国统区“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香港政府表面上不管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由华民司管理。有趣的是，我们到了香港后，上海滩上为我厂服务的那些“包饭作”也跟着迁到香港来管我们的饭，价格每月8港元，比上海贵了些。 到了香港分厂，我在辅票课工作。中央银行的钞票原来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德国德纳罗公司、英国华德罗公司印的，中华书局开始只印辅票（角票）。中华分厂印钞部迁到香港后，由于孔祥熙的关系，中央银行的部分钞票慢慢地转移到我们工厂来印。但开始印的是1元版，10元版还是美国印的，我们还只加印印章和签字。抗战开始以后，中华书局香港分厂事实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是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的要害企业。 当时，中华书局的印钞设备和技术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陆费逵重金聘用日本留学的技术专家，在图样设计、雕刻制版方面，都有创新。例如“壹圆”正面用“万古长青”图，背面用“孔子问礼于老聃”图。两面四周配有古色古香的边框，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造型特色。印钞工艺从雕刻、制版到凹印、凸印都是流水操作。每个印刷课之间都用铁丝网隔离，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分工明确，连接严密，道道把关，一张也不会有差错。如果印坏了也可在松香水里一浸，去掉图案再印。主持香港分厂的总管是上海印刷厂的周开甲，管理十分严格。我们工人遵守操作规程，在生产劳动上是十分认真和负责的。 上海中华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场所之一。1919年，李达同志就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工作。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非常活跃，厂党支部和工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刚进厂时，厕所里还能隐约看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标语的痕迹。 1931年8月，我进厂不久，厂里成立了上海市出版业工会中华书局分事务所。当时物价上涨，工会代表要求厂方增加工资。资本家借口生意不好，拒绝了工人的正当要求。工人提出抗议。资方借故开除了工会事务所的工人。工会就发动工人抗议和怠工，并组织部分工人到市政府去请愿。资本家利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许多工人逃难，把工会骨干开除掉。厂方说：“在上海滩找100只狗不容易，找100个工人可以挑挑拣拣，”还威胁说：“捣蛋的一律不加工资，还要开除。”资本家一方面开除罢工骨干，另一方面又宣布把学徒工工资加到9元、11元、13元（满师）。这一打一拉的手段十分毒辣。那些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人被开除，使我很难过。他们为全厂工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开始认识到与资本家斗争是要冒风险的，要取得胜利，工人团结很重要。工潮以后，厂方把闹事车间合并，搭起了监视工人的高台，工人称之为“望乡台”。浇字房还请了一个地痞流氓来当拿摩温，加强对工人的监督。 资本家为了剥削、压迫工人，采取了多种方法。如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制造借口克扣工资等等。为了便于控制工人，一些工头利用封建宗族和地域观念，把工人分成“本地帮”、“外地帮”、“苏南帮”、“苏北帮”，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甚至拉帮结派进帖子，拜老头子，拉拢培植亲信，威吓老实工人，打击进步职工。他们还在工人中散布宿命论思想，什么工人穷是“命中注定”，“先注死，慢注生”，“命中有一千财，睡着也有八百来”，“一身祸福，唯八字生成”，让工人群众处于愚昧不觉悟状态。资本家找借口要开除一个工人很方便。有一点小过失，就说你违反厂规，或无故旷工。如果什么把柄也没有，可以唆使一些流氓找你打架，你被流氓打了，还说你制造事端，违法乱纪。你要提意见，就说你冲撞“先生”，与全班“不合”；工伤就说你“工作过失”；年老体弱，就说你工效低，差错多，等等，把你一脚踢开。他们对我们工人歧视、蔑视，根本不把工人当人，开口就说“侬那排里工人懂得啥？！”还把工人说成是些没有头脑、无智无识的粗野人物，“没有说头，是‘阿木林’、‘屈死’、‘寿头’”。在旧社会，失业容易就业难。就业了，工人也处于这样一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我在上海当工人，看到、听到、亲身感受的是这样，到了香港也一样。这就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文明窗口”！ 谁来为我们工人说话，谁来保护我们工人的权益？开始我们认为是政府。发生了劳工纠纷，大家都去找政府。但事实上，无论上海还是香港，政府最终都不是站在工人一边，而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保护资本家利益，残酷打击和镇压工人运动。原因是，这些政府的官员，有的本人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或者是被他们收买的政客。政府也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的政府。工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官僚、买办资本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政府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火，我们工人的生活动荡不安。我与夏国钧等几个从上海来香港的工人，为应付时局变幻，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经商量后，决定在工人中组织“兄弟会”。“兄弟会”的意思就是工人兄弟团结起来，相互照顾和帮助。 “兄弟会”发展很快，凹版、加印、号码三个课都分别组织了起来。不到两个月参加的有100人左右。工会正式成立前，在处理劳资纠纷和救助困难的同胞和工友的活动中，兄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7年初，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一条筹备组织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就按报纸提供的筹备组地址，找到了筹备活动小组。我以“朱复”的化名，参加了筹备小组，积极参加印刷工会的筹备工作。我还动员了2名工友与我一起参加活动。1937年6月，香港印刷业工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当时的香港印刷业工会，会员包括了平版、活版、报馆、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等印刷业部门的工人，有广泛代表性。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印刷工人走上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道路。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工人数量多，大多来自富有革命传统的上海，以后它们就成为香港印刷业工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香港印刷业工会成立前后，厂里接连不断地发生劳资纠纷。这些纠纷都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剥削而引起的。1937年9月份，厂方突然宣布4个新办法：延长劳动时间，由原来的8个半小时变为9小时；增加定额20％；取消每月2天赏工；取消奖励金。厂方这几条都违反了与工人的契约，侵犯了工人的利益，激起临时短工、检查课及凹版课的700多名上海工人的强烈反对。工人坚持罢工10天。厂方从上海总厂调来工头汪宝祥调解，最后以资方让步而复工。1938年1月，资方强迫工人签订新的合同。新合同损害了广大工人的利益。我们通过与厂方和平交涉，获得了胜利。 由于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成立，香港地下党组织开始注意我厂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公开进行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1938年3月，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第三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给予这个“特别支部”称谓，是因为中华厂工会会员在全港印刷业工会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叫袁心德同志的同情和支持。袁心德的公开身份是《大众日报》记者，实际上是香港地下党组织职工部领导工运的。他在厂外组织了一个“工友社”的读书会，组织我厂“兄弟会”的骨干阅读进步书刊，例如《解放》、《群众》杂志的文章，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等。他利用“读书会”向工人分析抗日斗争形势，传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袁心德同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与爱人朱兆真（即姚真）一起在广西从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工作。在广西他们遇到了我厂浦润泉等工人，浦等是被厂里调来给李宗仁、白崇禧“闹独立”印钞的。袁心德和朱兆真回到香港搞工运，就是通过浦润泉的关系来我厂的。他们在《大众日报》上经常报道我厂工运情况。袁心德同志在我们工人的支持下，还倡办了《工友》和《侨报》两份杂志，影响很大。 我们这些工人慢慢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袁心德介绍我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著作。过了一段时间，问我“看得怎么样？”那时我了解得比较肤浅，但觉得书上讲的道理都是维护工人利益的，说：“蛮好！”再经过一段时间，袁又问我：“共产党怎么样？”我回答：“很好。但到啥地方去找呢？”过了几天，袁心德来对我说：“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名叫杜埃。” 1938年3月，经袁心德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工人，入党比较简单，只有一个介绍人，但入党时举行了宣誓仪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夏国钧（现名夏志明，后在四川工作，已去世）和浦润泉。不久，厂里成立了党支部，夏国钧为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浦润泉为宣传委员。后来沈彬森、周小鼎、朱申臣也入了党，成为支部干事。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道理，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1938年秋，我厂党组织继续发展，由6名党员增加到40多名，成立了党总支，夏国钧为总支书记，沈彬森为副书记，我、周小鼎、钦家俊、王嘉生为总支委员。下设3个党支部，加印课为第一支部，凹版课为第二支部，检查、零件、电镀三课为第三支部。我任党总支组织部长。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推动和影响了全港的工人运动。这方面袁心德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心德同志调离香港后，上级党又派来了吴有恒、杨康华和钟明等领导同志，他们也为我厂党组织的发展，工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活动是秘密的，开会都在野外。我们一般利用星期天，装作郊外旅游，约好一个集中地，带些吃的东西，碰到熟人就说一起玩玩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讨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交流各车间工人的情况，团结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党支部成立不久，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会也正式挂牌成立。 1938年12月5日，凹版课工友周浩锡同一个粤籍工友发生口角。第二天，厂方突然宣布解雇周浩锡。按厂方惯例，一般只作罚金2元或记过一次处分。工人不服，派工会代表朱申臣等与厂方交涉。正巧加印课发生了弄污3张钞票的事故，原因是厂方没有把玻璃窗修好，风吹进来钞票卷进墨棍被污染了，但厂方要处罚工人，责令停工一天和加倍罚款。工人推夏国钧同志等代表加印课工人与厂方交涉。这两件事的巧合，被厂方总监周开甲、王谨士确定为工人预谋的反对厂方的联合行动。他们向警方报了警。第二天，厂方宣布“休业4天”。“休业4天”后又通告“休业一周”。 12月19日复工的那天，厂方贴出通告，悍然宣布开除69名工会代表和工友，并勒令他们立即离港返沪。这大大激怒了全厂的职工。 这时，党支部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现阶段的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为团结抗日，只能采取和平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方斗争。 党支部听取了工人意见，其中一位工人党员叫冯胥平，提出绝食斗争的建议。支部感到这种方式难度大，万一死人怎么办。决定先说理，必要时发动绝食斗争，并加以充分的组织，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支部决定我和钦家俊组织工作班子，具体领导这场斗争。我们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国民政府书》等文告。 复工这天，厂方厂门口布置了警察署派来的冲锋车，站满中西捕探，如临大敌。工人进厂后没有去上工，而是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推举钦家俊、余东明等与厂方交涉，要求厂方收回开除69人的成命。总监周开甲、王谨士拒绝工人要求，一直僵持到中午，各课工友已放工吃饭。凹版、加印两课工友异常愤怒，宣布中午不吃饭，以等待厂方收回成命，到傍晚工人继续以“不吃饭”要求厂方收回成命。厂方毫无姑息之意，工人被迫通过了一个留宿车间绝食斗争的决议。凹版、加印课共800多名工人参加了绝食行动。全厂贴满了“反对厂方无理解雇69人”的标语。有一幅大标语，从屋顶垂到楼下，上书：“绝食待命，事关大众，死亦光荣”、“要求全体复工”的大字，表达了工人为捍卫自己正当权利的决心。 凹版课工友的悲壮行为，感动了全厂工友。检查、电镀两课首先发起慰劳，他们购买面包，慰问绝食工友。厂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竟说：“饿死了，厂方也不会劝他们进食。” 香港华民司威胁要用武力驱逐中华厂工人。 绝食48小时后，工人异常愤恨。党支部开会决定稳定工人情绪。一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保护工人生命。被开除的69名工友，见到千余工人为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绝食声援非常不安，他们排队到门口劝工友进食。香港各界群众团体和知名人士得悉真相后，带着面包、水果、牛乳等食品来慰问。绝食斗争第三天，香港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堆积如山。而港府华民司扬言，工人违反香港殖民地保护私有制的法律，罢工有罪。这一天，有个工友晕厥，我们雇救护车马上送九龙医院急救。这时，香港《泰晤士报》（英文版）的一个英籍记者到医院采访了被抢救的工友顾林生，写了一篇报道，刊登于当天的《泰晤士报》上。这样，中华厂绝食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港英当局再也无法封锁消息了。香港各中文报纸，冲破新闻封锁，全面报道香港中华分厂印钞工人的绝食斗争。消息传开，震动香港和东南亚。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从延安给我们发来慰问信。香港党组织决定，如果厂方再坚持顽固立场，便发动全市停工、停水、罢市，支持中华书局印钞工人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厂方才被迫接受谈判。出席谈判的有华民司、劳工司，工人代表有朱申臣、夏国钧、黄勤初等5人，资方代表陆费逵、周开甲。最后签订了三项协议：（1）收回解雇69人的成命，恢复原来工作；（2）承认中华书局工会组织是合法的；（3）不阻碍职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协议由劳工司向全厂职工传达。历经84小时的绝食斗争终于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这次工人的绝食斗争完全是厂方所逼，厂方企图利用生产中发生的事故，无辜开除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打击进步力量。工人们果敢英勇的斗争，粉碎了顽固势力的阴谋，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建立工会的合法权益。这场绝食斗争，使全厂职工觉悟大大提高，更加团结，工会的威信也提高了。斗争中有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50多名，其中有粤籍的古妙婵、张婉华两位女同志。我厂职工三分之一是女职工，这两位女同志在女职工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斗争也是自海员大罢工以来香港工人运动的一次新高潮。党中央召开“七大”时，要求香港派出“七大”代表参加会议，香港党组织指定由我厂选派一名代表。我厂总支委员周钟庠（又名周小鼎）同志作为代表到了延安。 在这次斗争中，青工汤少林同志（后参加新四军，光荣牺牲），用他自己的工资，拍摄了当时工人绝食斗争的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一部分被徐荣生同志保存下来了，现在成了上海总工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人取得了绝食斗争胜利后，很长时间厂里比较平静，没有发生劳资纠纷。党的工作是开办读书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工友听茅盾、乔木（乔冠华）、陶行知的报告。 但到了1939年五六月份，资方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工人施加压力，大耍阴谋诡计。他们先是请“阴阳先生”来厂“看风水”，胡说什么工人罢工闹事是因为“风水”不好，补“风水”的办法是加高围墙，围墙上要再架电网。当时我们觉得好笑，平日一向讲科学的厂长经理怎么也相信起封建迷信来了，后来才明白这是厂方精心设计向工人开刀的第一步。接着厂方造舆论说由于经济萧条，印钞业务要减少，扬言要停工关厂。本来天天加班的，现在连日工也不能保证。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工不足，工人收入减少，只能靠吃积蓄，一部分工人生活发生了困难。而事实上，印钞任务非常重，根本来不及做，怎么会关厂呢？厂方减少香港分厂的生产任务，把大量印钞业务发包给美国、德国的印钞公司。厂方和国民党政府为了报复工人，搞垮工会，竟不顾民族大义，工人生计，“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真是无耻之极。另外，一些被厂方收买的工头、走狗，大肆拉拢腐蚀工人，分化瓦解工人队伍。例如，一些工贼邀一些工人赌博，赢了是你的，输了欠账再赌，削弱工人斗志。他们还找一些人来做工人家属的工作，说：“你先生不要去参加工会活动了，否则要害我先生歇生意了，跟他们走我们妻儿老小都要吃苦头”等等，使一些加入了工会的工友顾虑重重。厂方和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阴谋诡计很毒辣，这都是他们全面镇压我们工人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1939年8月7日清晨，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的四个宿舍——红墈、九龙，宋皇台和土瓜湾，突然警探密布。在几百名警探的守护下，资方贴出一张布告：本厂印钞工作完毕，除留若干人办理善后之外，其余工人给予两个月工资的解雇金及单程回沪川资，从即日起全部解雇。次日，以“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费逵”名义，又在香港《大公报》、《立报》上刊登“解雇工人”大幅启事，对全厂1400名职工，来了个“一锅端”。很显然，这是蓄谋已久的对广大工人的疯狂报复和反扑。 为了加强这次斗争的领导力量，上级党组织和印刷业工会，成立了20多人组成的“非常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次斗争。“非常委员会”一方面向各界发出呼吁，并电告重庆政府；另一方面派代表与厂方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恢复全体工友的工作。“八一三”两周年这一天，全厂被解雇职工开展了“绝食献金”纪念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活动。香港《立报》发表了题为《可敬的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文章，各界舆论“钦佩不已”。8月18日，印钞工人收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复电：印钞之事，续印有期，将来该局仍需用旧工以及熟手。工人代表手持孔电报，要求“续印有期”前的停工期内，给予生活维持费，厂方予以拒绝。 我们为寻求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发出了《告国内外同胞书》。由于中华书局的这次大解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厂方勾结港府，早已打通了各个关节，香港华民司对我们实施前所未有的“一驱逐、三封锁”：限令工友于8月31日以前离港；封锁新闻、封锁通讯邮电往来、封锁经济来源。重庆《新华日报》于1939年9月20日转载了《告国内外同胞书》，9月30日又发表了《保障我的劳动生活——援助中华书局失业工人》的专题社论。董必武同志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提出责问，要求厂方在抗战期间维护劳动人民正当利益。 到11月，斗争没有进展。厂方为了拖垮工人，继续给工人施加了压力，对工人宿舍停水、停电，1400多被解雇工人吃住成了大问题。我们针锋相对，决定用募捐的钱，给工人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工人和家属分组编号，由伙食工作队负责管理。1000多职工，每天开支相当大，光吃白饭，也要10担米，时值80港元。这笔伙食费，来自法国里昂工人，新加坡华侨，菲律宾农民以及上海、广州、香港80多个社会团体职工的募捐。港英当局悍然堵截工友经济来源，阻止银行支付募捐款。陆费逵还勾结业主、律师，贿赂警察，对住在工人宿舍的工人强行逼迁。一批警察手执警棍，冲进宿舍，砸职工的家具用品，打骂职工和家属。党组织和工会立即给这批工友安排了临时住处。 资方看赶不走工人，便使出新花招，串通“沪上闻人”杜月笙出来调解。我们派出朱申臣、夏国钧等5名代表到杜公馆与陆费逵谈判。杜提出厂方补贴每个工人每月12元，共6个月72元作为安家解雇费，工人代表不接受。 在谈判时，我们担心他们扣留工人代表。组织上决定由我和王嘉生带领300多工友，组成请愿队伍，整整齐齐地排队到杜公馆等候。没有几分钟，四辆架着机关枪的装甲车风驰而至，从车上跳下一大批手执警棍的中西警察。我下令工人原地坐下，不要管他们。这些警察看到我们手无寸铁，毫无越轨行为，也无可奈何。 杜月笙看到外面工人静坐，怕闹出事情增加麻烦，赶忙要我们工人代表传话，要请愿队伍派代表到里面去谈判。请愿队伍推我和王嘉生进杜公馆。杜一副大亨的派头，对我说：“不要急，再等等。”我说：“谈判谈了三个月了，我们的肚子不允许再等了，请杜先生督促陆经理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再谈判。”陆就说：“究竟你们中谁是负责的代表。”王嘉生说：“大家派出来的代表，无论那一个都是负责的。他们是谈判代表，我们是请愿队伍的代表。我们要求杜先生调解成功。”杜答应继续调解。我们请愿队伍的意愿已经表达，即撤离杜公馆。回来时，正巧碰上红墈船厂工友放工，他们举手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表示支持我们。 1939年12月15日，港英当局串通流氓势力开始向解雇工人代表下毒手。朱申臣等13位工友以“有侮辱英皇陛下言论”等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1940年2月13日，上级党组织作出“积蓄力量，暂时退却，复工有困难，争取多得些解雇费”的撤退决定。港厂工人忍着极大悲痛与资方签订了解雇协定。解雇费由原来的2个月增加到6个月，历时7个月之久的反解雇斗争悲壮地结束了。 广大工人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面目，也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工人的解放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轰轰烈烈的港厂斗争结束以后，我们工厂骨干，奔赴抗日斗争第一线，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我来到了浦东，在那里，与坚持敌后斗争的军民一起，经历了六年多淞沪抗日游击战争的峥嵘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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