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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校出走，到巴黎的皇家饭店（Hotel Mestic）当了一名厨师。在那儿，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训练与磨炼。每天10个小时，每周六天，我都必须像根擀面杖一样直直地站在炽热的火炉前，从头到脚浸泡在淋漓的汗水中。博基诺先生（Mon－sieur Bour－glgnon），饭店的调味主厨，告诉我每一个大厨师到40岁时非死即疯。那时其他厨师都已经完成了学徒的课业，所以我也必须从最低等的活计做起。派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客人们的狗准备餐点，特别是一位常来的伯爵夫人的贵宾狗。那些被宠坏了的畜生只吃熟骨头，所以我必须每天两次从微浓汤的大锅中捞骨头给它们吃，那个“汤厨”是个脾气暴躁的醉鬼，痛恨我的入侵并且拿生鸡蛋砸我。很快我就得到提升，开始为糕饼主厨乔登（Jourdan）打蛋白。乔登长得很像爱密·詹宁斯（Emil Jannings），是厨房里最有成就的神偷，回家时总不忘往他的翘边帽里藏～只鸡。在度假前，这个像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粗鲁、滑稽的家伙要我在他长内衣的裤管中塞满饭店温室出产的大桃子。他是全法国最好的糕饼师傅，有一次被选去为凡尔赛宫为英国国王与王后举行的宴会做糖花篮和精美的小点心。 饭店允许我们这些厨师免费喝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且都是好酒，直到他们发现管酒窖的人把chateaulafite灌进我们的酒瓶，把我们喝的便宜酒当作生计拿去卖给客人。饭店还允许我们吃我们想吃的任何东西——只要不在菜单上。我们最爱吃的菜色是oeufs an beurre nolr：把一些奶油加热到变成深褐色，几近黑色，加过些醋。切些生洋葱。煎几个蛋，把洋葱跟续随子香料撒在上面，再把黑奶油淋在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我每天都偷拿价值100法郎的冰蛋糕回家，以对我每个月135法郎的微薄薪资做点补偿。大主厨每天中餐后都要吃同样的水果：一片凤梨，三颗杏，一颗李子。这些东西都由我准备。 我们常常会为烹调方法发生激烈争执，打官司的第一法典一定是格林葛尔（Gringoire）和沙乌尼尔（Saulnier）合著的《菜肴大全》（LeReper—tolre de laCuisine）。如果这还不能平息争吵，我们就得祭出爱斯科菲尔（Escoffier）不朽的大作《烹饪指南》（Gude Cullnaire）。我们这有一个厨师在伦敦的沙佛伊（Savoy）饭店时，曾在爱斯科菲尔（“厨师的国王和国王的厨师”）手下工作，曾见到过爱斯科菲尔签收一整车的牛肉，然后那些肉又被送到他哥哥罗伯特（Robert）在托腾汉宫街（Tottenham Court Road）开的调味厂。爱斯科菲尔用这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富人，每年驾着他那辆四轮马车去参加赛马大会。他退休后重新出现，并在我们皇家饭店的厨房里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可真是个大日子，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看起来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家。 皇家饭店的大主厨是皮塔德（Monsieur Pitard）先生，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人。他的办公桌在厨房的正中心，他总是在那儿工作，但他那对又圆又亮的小眼睛却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有一天，他发现一炉奶油蛋卷的顶部全塌了下来，便当场开除了犯错的厨师。一次他无意中听见我对一个侍者说菜单上有一道菜已经卖完了，就严厉地责骂了我：“一个好的厨房必须永远尊重菜单对客人的承诺。” “但是，先生，”我辩解道，“那是烤鸡啊，再烤一只鸡需要40分钟。” “你难道不知道把烤箱调到六百度，15分钟就能做成一只烤鸡吗？” “那如果卖完的是需要一整天时间准备的烤大米蛙色呢？” “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赶快来告诉我。我会打电话去其他大餐厅，直到找到菜单上有这道菜的。然后我会叫你坐计程车去买回来。”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生菜助理，任务是准备开胃小菜，每一餐至少要有26种不同的菜色。我还负责做蛋黄酱。做蛋黄酱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每一只蛋都要先单独打进一只杯子，闻闻有没有变质，然后再倒进已经装有鸡蛋的碗里。有一天早上，我实在忙得没有时间进行这项防范步骤。结果，第59只蛋是个臭蛋，把所有已经打好的蛋都给污染了。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整批蛋部倒进垃圾桶。如果让皮塔德看到，他一定会炒我就鱼。当天下午，生菜主厨叫我把一些已经发臭的生小牛杂碎送去给调酱主厨，我知道客人吃到这东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我向生菜主厨抗议，但他让我照他的命令去做，他很清楚，如果皮塔德发现新鲜牛杂碎已经用完了，他就惨了。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坚信打小报告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还是做了。我把发臭的小牛杂碎拿去给皮塔德，请他闻一闻。他一言不发，径直找到生菜主厨，解雇了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当场离开。 当时，供应商们对大主厨采购的所有东西都给予丰厚的回扣，因此皮塔德才有钱住在豪华别墅。他每天坐计程车上下班，戴着圆顶大礼帽，拿着一根把手包金的手杖。其他厨师则穷得可怜，那时候又没有工会。年轻厨师中，除了帕斯科（Pascal）和皮耶（Pierre），都是些粗鲁的家伙。可怜的帕斯科是个聪明但非常不受欢迎的人，有一天晚上在更衣室里，我看到瑞吉斯（Regis），一个坏家伙，把大便解到帕斯科的新鞋子里。到了领薪水的日子，单身汉们就去妓院作乐，除了皮耶——他正存钱买六角手风琴。皮耶对于我正在学习很亵的言词感到震惊，他威胁说要写信告诉我父亲。我一直都未发觉自己变得满嘴脏话，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我想跟一位年长的伯爵夫人聊天，她的羞愧才让我警觉到自己的失言，我当时窘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她家，我认识了优雅的珍妮芙·瑟瑞吉尔（Genevieve deSerreville），当时她17岁，我带她到她平生去过的第一个夜总会——位于蒙特马瑞（Montmartre）的水手俱乐部（Les Matelots）。在那儿，有四个长腿的金发女郎穿着漂亮的长内裤、活力四射地跳康康舞，她们跳舞时的热情与漂亮的内裤是我平生所仅见。珍妮芙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为她介绍了一些能让她打入英国上流社会的人，但法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实在是太强了，她的父亲，瑟瑞吉尔爵士，拒绝接受我这个厨子。8年后，她成了沙夏·盖切（Sacha Guitry）的第四任妻子。那位伯爵夫人还介绍我认识丁茵凡塔·尤拉利（Infanta Eulalie），她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的姑母，个性倔强。虽然资为王室，但是她一点都不势利，而且对我的厨师工作表示赞许：“和我的远房侄子一样，他在底特律做福特先生的厨师。” 我的傍晚时光都消磨在华冠大道（AvenueWagram）的布拉多（Prad），那儿有一个由14个俄国人组成的乐队，弹奏已拉莱卡琴，他们让我忘却双脚疲惫的酸痛。如果我的休息日刚好赶上礼拜天，我就去鲁达露（Rue Darn）的俄国教堂，查拉宾（ChaliaPin）当时是他们唱诗班的一员，他的声音就像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泉。 皇家饭店的厨房共有34名主厨，其中33名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调酱师、烹鱼师、烧烤师、撤汤师、点心师、糕饼师，以及冰品师。马丁（Martin）是个来自万代省（La Vendee）的万能天才，每一个部门的主厨不在，都由他代理。饭店还有一个切肉师，主要工作是在餐厅里帮助客人切肉食。他因为长得不错而被选去做那个差事，我非常嫉妒他。他叫我野人，因为我来自苏格兰。 我当时住在瑞·劳瑞斯顿（Rue Lauriston）一个俭朴的饭店的后院，挨着一个真正的网球场。同住的房客中有一个人是劳斯莱斯汽车的服务经理，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些巴黎上流人士的司机，听到了他们雇主们的许多轶事。那儿还有一个老法国人，做过史丹利·鲍德温（Stanlev Baldwin）的管家——“那个鲍德温，简直就是蠢蛋一个，十足的约翰牛。他只会说他自己听得懂的话。”他不赞成我做厨师：“你根本就不应该工作，你应该当个小绅士。” 加入是家饭店厨房几天后，一位美国客人要薄荷酱配他的羊肉，而我是唯一知道怎么做薄荷酱的厨师。我还是唯一知道怎么做冻奶甜品的。当时一位在饭店包了七间房间的老寡妇扬言，如果饭店不能把她的烤苹果做得更好，她就搬走。这位老太太正在节食，每顿只吃一个烤苹果，所以要求我们为她烤一个比市场上能买到的都大的苹果。我的办法是烤两个苹果，把果肉捣碎过筛，再镇到一个苹果的皮里。 一天晚上，法国总统来饭店吃晚饭。我的任务是把生鸭去骨而不弄破鸭皮，那简直不是做菜而是做外科手术。然后，我还要用山萝卜叶装饰冷蛙腿，这也不是厨艺，而是珠宝镶嵌艺术，需要好的眼力、稳定的手，以及设计天分。突然，我感觉到皮塔德站在我身后，专注地看着我。在5分钟不祥的沉寂之后，他打手势让所有厨师围到我身边。老天爷，我想，他一定是要开除我了，而且他还要在一群观众面前做这件事，就像一次公开的绞刑一样。我的手在发抖，膝盖在打弯，但是我仍然继续工作。大家站成一圈后，皮塔德指着我正在装饰的蛙腿，说：“就得这么干！”后来他带我到楼上，让我看杜梅（Doumer 1857～1932）总统吃我做的蛙腿。一名传者递给我一杯香槟——野人万岁！另外有一次，他们允许我去看杜梅总统吃我做的罗斯查德蛋白牛奶酥（配着三杯甜烈酒）。三个星期后，杜梅总统死了——不是因为吃了我做的蛋白牛奶酥，而是因为中了一个疯狂的俄国人的子弹。 纽约展览馆的名人亨利·索莱（Henri Soule）有一次告诉我，我们是家饭店的厨师群一向都是厨师中的校校者。有橡皮塔德这样的头儿，他们怎么可能沦落到二流呢？ 在皇家饭店，厨房的地板一天要刷洗两次，并撒上新锯木屑。我每天两次用刨子刨去切生肉的木案板的表层。一个负责除虫的波兰人每月来检查两次蟑螂。每天早上都给厨师们发一套干净的制服——方格子布长裤、白外套、白围裙、白领巾，一顶浆过的白色厨师帽。 我们厨师都看不起那些传者，因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劳心劳力的作品拿到楼上，放在客人面前。在饭店员工的等级系统里，地位最低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清洗工，他们负责清洗我们用过的激锅，一共150个，全是铜的。 成为法国餐厅主厨需要花费的时间，和要成为大医院的主治外科医生一样长。你必须掌握大量菜肴的烹饪方法，必须有能力领导一群脾气火爆的疯子厨师，还要受过足够的教育，以应付下采买订单，设计菜谱等案头工作。我常常看到优秀的厨师把积蓄投资于餐厅，结果却因为教育程度不够而失败。 皇家饭店的厨房在地下室，热得像地狱里烧红的铰链，而且非常嘈杂。休假的时候，我常搭火车或公共马车去拉·维瑞尔（La Verriere），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闻花香。午饭过后，我总是一个人绕着握克斯（Vaux）、圣班诺特（St．llenoit）、维里·以格里色（VieilleEglise）和伦保里耶特（Ramboullet）散步20哩，快乐得像个玩沙子的孩子。 你问我现在做不做菜？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很少。我从皇家饭店的厨师那儿学到了一个道理：待在妻子的厨房外面是比较明智的。但是我常常怀疑，我去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女主人们是不是都会尽全力做出好菜来给我吃。 如果我继续留在皇家饭店，就必须面对奴工般低微的薪资、残酷的压力，以及永无止境的疲惫，而且要忍受15年。所以，当雅家（Aga）提供我向英国厨师销售烹饪炉具的工作机会时，我接受了。雅家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棒的产品，由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达连（Gustaf Dalen）发明，热效率很高，只要加入很少的无烟煤，就可以二十四小时保持恒温。我哥哥法兰西斯曾帮助推广这种产品，他给许多寄宿学校的校长写了一封信——用希腊文，后来一些校长回信说看不懂希腊文，哥哥就重写了一次——用拉丁文。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教皮卡迪里（PICcadilly）少年保健俱乐部（Junior Constitutional Club）的厨师使用雅家炉。我毫不困难地教会了他们，但是我却无法教会这些无精打采的英国厨师如何烹调。比起皇家饭店那群专业厨师的团队精神，这群英国人不但工作懒散，而且缺乏荣誉感，真让人痛心。后来，我又交了好运，卖了一些雅家炉给葛兰诺曼德（Glenalmond）寄宿学校，那是一所很像费提兹的苏格兰寄宿学校。那是一份有利可图的订单，有一个附加条件：我得教学校的厨子怎么使用我的炉子。第一天早餐前，我出现在学校的厨房中，穿着皇家饭店制服，光鲜夺目。 “某单上有什么菜？”我问膳务员。 “奶油炒鸡蛋。”他回答。 “有多少学生？” “200个。” “给我400个蛋。” “只给你30个蛋，还有蛋粉，要多少有多少。” 我拒绝牵连进这桩暴行，所以没用我的炉子。半小时后，我很满意地看到所有“人造蛋”原封不动地从饭厅回到了厨房。它们最后被喂了学校农场的猪。第二天早上，我说服膳务员给了我四百个蛋。完全不出所料，学生吃了很多。于是那天晚上我请学校的教师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晚的茶色，即使是皮塔德先生本人，也会觉得大有面子。那次衰任革命三周后，学校膳务员抱怨说，他的猪都快饿死了。 我最希望赢得的客户是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我发现直接接触那些大宅院的主人是个错误，因为不经他们的厨师许可，他们不敢买我的东西。而从在他们的厨房里的厨子开始——比直接向那些坏脾气的老太太们开始，则有效得多，一旦得到她们的赞扬，余下的事就好办了。有时我会向女主人许诺：“如果您买一个雅家炉，我会帮您找来苏格兰最棒的厨师。”如果这个充满诱惑的提议被拒绝，我就会把这个傻女人的厨师挖到另一个接受我的提议的家庭去工作。就这样，我树了许多敌人，同时也得到了同样多的好客户。 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宅院雇十几个佣人一点都不稀奇。我认识一个乡村牧师，他家有16个仆人，长得漂亮的都被派到厨房那种不会被人见到的地方干活，而长得丑的，则可以上楼伺候主人。佣人的年薪很少超过25英镑，所以那个牧师所有佣人的薪水加在一起，一年也花不了他四百英镑。 有天早上，我按了一个大宅院后门的门铃，发现厨子正急得不得了。她的炉子（不是雅家炉）坏了，而王室要来参加午宴。我想办法把她摔坏的炉子修到勉强能用，并说服她让我帮忙。我不知道当天的菜有没有在那家的宴会上出现过，但客人的祝酒辞有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我跟佣人们一起在佣人餐厅吃中饭时，那个满心感激的厨娘让我坐在她右边，而且说服管家安排我到楼上见主人。我从主人那儿拿到了订单。离开的时候，厨娘在我车子的行李箱中放了一对雉鸡。 我有一些古怪的顾客，但是没一个比得上克斯拍上校（Colonel Cuthber－t）那种怪法。一位将军来检阅上校这个团时，士兵们举枪警礼，军乐队演奏国歌，而我们这位英勇的骑上上校也上马行礼。但是因为又像往常一样多喝了两杯，他从马背的另一边摔了下去，然后立刻四肢并用从马肚子底下爬过去，绕到这一边再上马。然后他又从另一边摔下去，然后再爬到这一边上马。就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他的士兵们拼命保持安静，并维持敬礼姿势——而军乐队照旧演奏他们的“天佑吾皇”。 有一天，天气很好，我卖了一只雅家炉给大卫·麦克唐纳（Day Macdonald）——圣安德鲁（St．Andreiws）和爱丁堡的罗马夫主教大主教。炉子装好后一个星期，这位圣人跑来找我，问我想不想要他代为介绍他教区内的所有女修道院。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开车跑遍苏格兰，敲遍所有女修道院的门。每一间修道院的主持修女都在等我造访，手里拿着笔，准备在购买合约上签字。多年后，我听说爱丁堡长老会的混混们当时常常拿石头砸麦克唐纳大主教的座车。约翰·诺克斯（JohnK nox）所倡导的基督教精神真是被这位大主教发挥到极致了！ 在大主教尽力帮我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充分显示了苏格兰长老会的残酷。我的一位堂兄送他家牧羊人的儿子到伦敦史莱德学校（Slade School）学习艺术。因为那个男孩不会说英语，所以被安排到一位会讲盖尔语的医生家中寄宿。那位医生的女儿与一位有妇之夫有染，并且怀了孕。那时候堕胎还是非法的事，所以她必须马上找个丈夫。谁会比这苏格兰来的小乡巴伦更合适呢？他们结婚七个月后，一个小男孩出生了，而那位天真的牧羊人儿子还以为他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无比骄傲地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家乡。他们本来可以从此幸福快乐地过日子——如果不是因为长老会的长老们听到了闲话。那些长老决定本着基督徒的本分，告诉那位“父亲”他被欺骗了。第二天，牧羊人的儿子就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并再也不跟他的妻子说话。 我同意哈兹利特（Hazlitt）说的话：“苏格兰人，作为一个民族特别令人不快。他们不但自己憎恨任何安乐，而且也不让别人过得安乐。他们的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以至生活习惯都同样是反欢乐的。他们既阿谀绉媚，让人恶心，又抑郁、冷酷，让人寒心，这就是他们著名的作风。”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说：“我一辈子都在力图喜欢苏格兰人，但却不得不在失望中放弃这种尝试。这些人沉闷乏味得让人生气。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生来就彼此厌恶。”一次奥格威家族的～个人试图在萨缨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面前为苏格兰人辩护，他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反驳：“苏格兰人眼中最了不起的愿望就是找到进入英格兰社会的捷径。” 苏格兰让我喜欢的只有我的秘书和红葡萄酒。苏格兰出产的上好红葡萄酒比法国出产的还多。苏格兰的红酒有种紫萝兰、古老铁器和皮革的味道。 我的假日都消磨在爱尔兰，到凯瑞郡游览外祖父费尔菲尔德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詹迈特（Jammet）的餐厅与我都柏林（Dubblin）的朋友们闲谈，他们是：厄斯金·查尔德兹（Erskine Childers），当时是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后来成为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马瑞·康宁汉（Mar 一Jorle Cunningham），圣灵女校（Trinity School forGirls）的女校长；西恩·马克安迪（Sean MacEntee），他是我们的的财政部长，替我们付账。在与阴沉多疑的苏格兰人相处之后，他们显得多么有趣而友善啊！ 一次，参观雅家在伦敦的烹饪学校时，肯星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厨师告诉我，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爱丽斯公主正热衷于向她的朋友索要他们厨师的拿手好菜的食谱。那些厨师对此很反感，因此故意把佐料的分量弄错，好让公主的厨师做不出同样的东西。爱丽斯公主把那些阴谋破坏的食谱之一交给我那位厨师朋友，并让她为一次晚宴做那道菜。她照着菜谱练习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找出了其中故意弄错的部分，使那次晚宴一切顺利。我朋友感激涕零，后来邀请我从一个小洞中偷看了一次官庭晚会。 回到爱丁堡，我雇用了我的女房东，克里斯汀·罗布克（Christine Roebuck）为我的客户上烹饪课。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是斯盖岛（island of Skye）来的移民，凭着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当上了哈利·派恩·怀特尼（HarryPayne Whitney）在第五街的豪宅的厨师。上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遇到了宰杀、烹调马里兰泽龟的难题。她从没听过泽龟这种东西，更别说见过了。但是现在就有一只摆在眼前，硕大无比，包着厚厚的甲壳，活生生地在餐具洗涤室的角落里挣扎。一位好心的英国男仆自告奋勇帮她杀龟。他把大龟放在厨案边上。泽龟把头、尾、脚都缩进坚硬的甲壳中。男仆把一支火钳放进火里烧红，然后从泽龟的尾部戳进去。这个行动吓了大龟一跳，于是把头伸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当儿，男仆用切肉刀剁下了泽龟的头，罗布克太太的名誉得救了。 罗布克太太的烹饪课不时被她自己的针对苏格兰刚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长篇大论打断。她的公寓在公主街，面朝那座公主城堡。我的室友是康普顿·麦肯锡（Comp－ton MacKenzie），他有关节炎，他的呻吟和叫喊常常令我睡不着觉。那儿傍晚常有高地音乐会，我们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吃罗布克太太独家的爱索麦片粥（Athol Brose），那是麦片、蜂蜜和麦芽酒的危险组合。享受着罗布克太太做的美食——群鱼、松鸡、麦片蛋糕、福法喜饼（Forfarbridles）、肚包羊杂、木萄甜饼，还有其他好多好多东西，我过得简直像个王子。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有一天傍晚，她的朋友莫瑞·麦克拉伦（Morav Ma－claren）喝醉了——“醉到连猪都可以认做老婆”（套句罗布克太太的话）——并用极恶毒的话侮辱我，我一气之下就提了行李搬到一家饭店。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寡妇疯狂地迷恋上了比她年轻50岁的我。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都一起玩“陷饼”纸牌（gin rammy）。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有点老糊涂，而且常常“想”得很大声，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她手里有什么牌以及她认为我手里有什么牌。那些日子，我的收入比我那份推销员的薪水多了一倍。我真是个畜生。 销售雅家炉具给我拜访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家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借口，于是我有机会参观了爱丁堡附近的霍普顿（Hopetoun）——也就是伟大的亚当王的宫殿，科塔奇城堡（Corachy Castle）——跟我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贵族奥格威家族的乡间毛哪，还有因沃尼斯（In．verness）的科瑞蒙尼（Corrimony）——我爷爷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在我们家族的墓地里，我发现了一位夭折的姑祖母的墓，墓碑上刻着由长老会撰写的恶魔般凶狠的碑文：“一个被自由的恩赐所拯救的罪人。”在这些以销售为名，以探访为实的“入侵”中，有时我还会在佣人餐厅受到厨子的款待，偶尔我也会抛开签订单的任务。 傍晚的时间，我都花在爱丁堡贫民区的少年俱乐部。那儿的男孩都来自因绝望而蜒而走险的贫困家庭，13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俱乐部的头儿，南基·布朗（NunkyBrown），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缓刑监视官，他的使那些不良少年免于因犯罪而入狱的高超手段，使我非常惊讶。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指导那些男孩演戏。在我们排演的戏中，有三部参加了一个戏剧节，而且每一部都在它所属的项目中得了金牌。评委们说：“导演这些戏的人是推进苏格兰民族戏剧运动的最大希望。”这番话满受用的。 因为我推销雅家炉的成绩实在太好了，公司委托我写一个指导其他销售人员的手册（作者注：《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们在30年后看到那个手册时，他们报导说，那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销售手册）。我寄了一份手册复本给我哥哥法兰西斯，他当时在伦敦一家名叫美瑟一克劳瑟（Ma山er＆Crow比er）的广告公司工作，于是这家公司就雇用了我。此后的三年，我都在那儿工作。我流连于通宵音乐会和舞会。我与小姐们嬉闹，还与南希·基林考特（Nancy）和马丁·迪·基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航行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我跟奥利怫·希尔（OliVer H＊）一起做小丑般的行径，和安德利·西蒙（Andre Simon）、莫瑞斯·希利（MauriceHealy）一块儿在外面吃饭，喝下很多很多的上好红葡萄酒。我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电台通信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招待我们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广告大亨，不可一世的希尔·布莱克特（Hil Blackett）。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到下议院去听议员们辩论，我怎么敢承认当时的我正梦想着在唐宁街完成自己的一生经历呢？ 我跟纳米尔（Namier）教授变成了朋友，他是一位波兰人，也是研究乔治三世在位期间的统治的权威。“为什么，”我问他，“你老是打着黑领带呢？”“爱德华七世驾崩时我戴上了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出任何换掉黑领带的理由。”像在伦敦的其他人一样，我结识了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并在她的花园里与小仙女般的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s）一起喝过茶。我记得那位小姐的下巴上长了个疖子，她用缎带把它遮住，缎带上还有一颗巨大的珍珠在那儿摇摇晃晃。 如果你觉得这些行为都是些轻浮而耽于玩乐的，那你就说对了。当年我25岁。但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拼命工作的习惯。而且在薪水加倍的时候，我像猎狐犬初次尝到血的味道一样，尝到了努力工作的甜头。 芝加哥的一家剪报公司固定给我寄来在美国开展的每一个新广告活动的资料，我从中选出最好的加以抄袭——巨细无遗——然后提供给我的英国客户。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12年后我会在纽约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广告活动，我一定不会相信。我帮德国犹太人联合会（TheCauncil of German Jewry）募集资金，以帮助从希特勒暴政下逃出来的难民，并且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阻止了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接受希特勒的大使为我们的客户。但我实在是太不能容人了，长我7岁并且已经是公司主管的哥哥，不得不给了我一通严厉的教训： 在决定对同事及客户的态度时，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温斯顿·邱吉尔关于罗斯拜瑞国王（Lord Rosebery）的那个警句：“因为他不向别人弯腰，所以他无法征服别人。”还有什么可以比这句话更传神地概括那帮神经质贵族的那种比公众的偏见更狭隘、更顽固的吹毛求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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