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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是我70年坎坷人生之记录。 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度过童年的。在我7岁那年冬天一个阴冷的夜，我们一家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从韩国庆尚北道前往满洲。到了目的地发现，满洲也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时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满洲的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都是人间地狱。我们一家人带着亡国奴的痛苦，天南海北不停地流浪。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的前一天我被强行征兵，差一点成为不幸的怨魂。 光复的黎明冲破长久的黑暗终于来到了，渴望早日回国的那一天也终于盼到了。但是，人生的航程并不是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的。中国4年内战从东北开始爆发了。回国的路自此被切断，于是命运把我留在这一片土地，今天我已是73岁的老人了。 光复后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自1950年开始的25年间，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历任副科长、科长、副所长和所长。在这所监狱里关押着日本战犯969名、满洲国战犯61名、国民党战犯300余名。读者已经知道他们是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特别是在日本战犯中不仅有把无辜的老百姓当作靶台，让日本新兵射击练胆量的罪人，还有用石块击碎活人头骨吃脑浆的杀人魔王。对于这些人，中国政府没有处死他们，而是采取用人道主义的教育改造方针。我和同事们起初很不理解政府的这一方针，认为把那些抱定一死、闭口不谈、负隅顽抗的日本战犯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中国政府“憎恶罪行不憎恨人”的人道主义政策感化和管理所工作人员热情帮教下，他们终于叹服并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也有沉重的苦恼。 数年的艰辛使战犯们奇迹般地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到1964年，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之后，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也相继被释放。 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归还者联络会，并四十余年如一日将精力倾注在和平事业和日中友好事业上。他们回国后立即写了许多回忆录，揭露自己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谴责日本侵略战争，并与当时在日本抬头的！日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这里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功夫下的比较多的战犯是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读者通过曾在世界各国上映过的《末代皇帝》已经有所了解，3岁称帝、在紫禁城成长、长大后又出卖国家保自身享乐的溥仪，无论是个性还是生活习惯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但他被改造成为模范公民，后成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国家政治，这真是奇迹。 在日本战犯中最后3人被释放的1964年，国内外报刊报道我是“人间灵魂专家”，也受到国家的荣誉称号。但仅过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一夜之间一落千丈从模范所长成为“有罪”的阶下囚。犹如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抚顺监狱长、日本战犯大村忍的下场。他虽然作为战犯被监禁在抚顺监狱，但他受到了人道主义教育和待遇，后又被释放回国了。而我则受到非人道的虐待和非法审问。当时主宰中国天下的造反派不是依据罪证审讯，而是用逼供捏造罪证。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认为“同情战犯的人不可能不是特务”。他们对当时被监禁的200余名国民党战犯拷问得死去活来，我担心他们的生死，这又成为我的新的罪状。我脖挎牌子被斗130次，最后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村进行劳动改造。 由于无休止的拷问，战犯中出现了许多患者，还死了数十人。事态继续恶化，已危及全体国民党战犯的今后改造工作。幸亏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下达了指示，我也结束两年下放生活，恢复原职。我回到管理所后，战犯们很高兴，他们微笑着迎接我，但默默无言的沉重表情中看得出他们眼中的泪水，那是哀求帮助的泪水，是在逆境中结下的崎岖因缘的纯洁的泪水。但是造反派只知主义不知人道主义。由于我倾注全力努力改善战犯们的生活和治疗他们的疾病，仅过几个月又被下放到农村。1975年，我又重返战犯管理所工作，并冲破重重阻力全力恢复。第二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终于结束了。 1979年，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先生的追悼会。溥仪先生出狱后的第8年也就是1967年，由于受到动乱的冲击和肾癌的折磨，结束了他坎坷波折的61年人生旅途。这是他去世12年后举行的追悼会。这一天我遇见了在狱中结下因缘的数十名奇特的朋友，是10余年后激动人心的相逢。他们出狱后在各地都作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样在动乱中受到极大的痛苦。造反派曾经找他们，逼迫他们检举“金源的罪行”，但没有一个人开过口。溥仪先生在他病重呻吟的最后时刻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对造反派大声疾呼，“金源所长是模范干部”。我听了此事后，感动得哽咽了。 全部战犯被释放后，我到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数年前离休后过着平常百姓生活。期间国门开启，那些奇特的朋友们找到了我，我也到海外好几个地方找过他们。特别走动多的是日本。日本的归还者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有分歧分裂成两派，为了他们的统一我曾劝说过他们。 期间，日本归还者中有不少人已作古，现在大约有500人健在，他们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再生的故乡”，每年都要成群结队访问中国。1988年，他们在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正门内立了巨大的谢罪碑，发誓九泉之下也不忘记中国，并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我本来想彻底忘却过去那些辛酸的日子，但在日本归还者和国内朋友们再三劝说下，在亲属和朋友们一再鼓励下，我下决心写了这部回忆录。由于水平所限，掌握的资料亦不够全面，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参与教育、改造付出大量心血的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悉心指教。 此书曾以《奇特的缘分》为书名，于1995年在韩国出版，协助我写作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的朴千均先生；现在此书又以《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为书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则是经过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崔哲先生将《奇特的缘分》翻译成中文之后，再经我的填补、修订所完成。在这里我一并对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得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中央档案馆热情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金源 1998年10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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