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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一两次想到过她的事业及其前途的问题，”他说，“虽然我知道，如果她把事业放在第二位——远远的次要地位——我将更幸福，但同时我也深知，我不可能对她说：‘放弃它吧。’她太善良……我不该为此担优——她毕竟是她母亲的女儿，她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会驱使她脱口而出：‘如果你想两人的事业并驾齐驱，那么必定有一人的事业会遭殃。’她是公正的。她曾说：‘也许有的妇女能做到，但我不行。’” 罗纳德·里根为华纳电影公司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获胜队》，他在影片中扮演美国最著名的棒球手格罗弗·克利夫兰·亚历山大。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位球星同时患有复视和癫痫两种疾病。洛耶·戴维斯医生和夫人为了助新女婿一臂之力，在芝加哥举办电影晚会，预演了这部影片，并特邀这位著名投手的遗孀到会捧场，以扩大影响。晚会的报道充斥了芝加哥诸多报纸的社会版，但是这并没有得到里根的老板们的赏识，他们仍然于1952年1月28日终止了同他的合同。 罗纳德·里根在华纳电影公司从影15年，拍了41部电影，但当他在最后一天离开这个制片厂时，连一杯话别的香槟也没有喝着，更没有听到制片厂的头儿说一声再见。南希向她母亲抱怨这种随便把人打发掉的做法，伊迪丝便打电话找到了华纳电影公司驻芝加哥代表弗兰克·凯西。“你告诉那个狗娘养的杰克·华纳，他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大的混蛋，”她说，“他把罗尼这样的明星打发走，真是个十足的白痴。” 对华纳公司强迫他拍摄粗制滥造的低劣影片，里根一直怨声不断，认为这损害了他的事业。所以，他成了一个独立的代理商，同环球电影制片厂签订了一份拍摄五部电影的合同，片酬为每一部7.5万美元，并声称决不接受二流角色。他表示，采取这种立场才是他夺回明星地位的惟一办法。拍完三部电影之后，他对制片厂安排的第四部影片犹豫起来了，因此环球电影公司取消了合同，使他减少了15万美元的收入。同南希结婚后，他又接受了一部片酬为4.5万美元的廉价西部片，这使他最终跌到了票房价值的最低谷。 南希把她丈夫得不到好片的问题归咎于她丈夫在美国音乐公司的代理人。“马龙·布兰多捞到了一切。”她说。里根则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他担任的电影演员工会主席这个职位，声称他成了好莱坞劳工问题的代表人物，不再是拍戏的偶像。“他们不再把你当成一个演员；他们对你的印象与你上次扮演的角色毫不相干，你在他们眼里就是那个坐在会议桌前一个劲儿地发牢骚的家伙。这意味着你艺术生命的死亡。”他说。所以，他于1952年11月辞去了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了理事会成员的资格。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拍摄好片的机会。 “我坚持了14个月之久，拒绝了片酬高达50万美元的拍片邀请，佣金还不算在内，”他后来说，“真难啊。” 那位“只想结婚”的女人也同样苦于找不到工作，直到后来她才得到了拍摄《多诺万的大脑》一片的邀请。根据剧本要求，她扮演一个疯狂的科学家的妻子。这个科学家设法使二个死人大脑一直存活下来，后来竟被这个大脑所支配。南希立即抓住了这个角色，因为她将在六个星期的拍摄后得到1.8万美元的片酬。这是一部廉价的科幻片，由卢·艾尔斯主演，“联合艺术家公司”1953年发行。 “新片放映后反应不错，但决没有引起轰动。”多年后艾尔斯回忆道，“南希·戴维斯扮演我的妻子。虽然她的影星地位并不足以扮演我的第二主角，但她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女演员，对自己的事业兴趣浓厚。” 实际上，由于里根夫妇不久前买下了太平洋断崖阿马尔菲大道旁的一幢有三间卧室的房子，生活十分拮据，南希真正关心的是她丈夫的事业。里根要养活自己的新妻子和孩子，每月还要向简·怀曼支付500美元的供养费和支付在马里布的价值8.5万美元牧场的抵押借款，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他在美国音乐公司的代理人几乎竭尽全力也未能为这个42岁的演员找到任何机会，他再也得不到故事片中的主要角色了。他拒绝屈尊拍摄电视剧，又不具备当正统戏剧演员的素质。摆在这个演员面前的惟一的去处只有拉斯韦加斯。美国音乐公司总算在一个夜总会里给他找到了一份为期两周的差事，工资为3万美元。 “这一建议把我吓坏了，”里根说，“（但是）在金钱方面却极有诱惑力。” 他立即约见他的代理人，讨论这项建议；当天上午他还查阅了他的私人占星术士卡罗尔·赖特所垄断的报纸专栏。“我看了看，很怀疑这是美国音乐公司的一个阴谋，”里根说，“那天对我的忠告是：‘今天应该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这个迷信的演员从报上剪下了那条忠告，带着它去会晤自己的代理人。他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说，就问他们是否都是专家。 “这个……我想我们是某种专家。”他们回答说。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吧。首要的问题是，我在夜总会干些什么？” “你参加过多少次义演？” “数百次。” “你都干些什么？” “我总是向观众介绍节目。” “对。” 接着，美国音乐公司雇用了一位名叫约翰·布雷德福的喜剧作家，专门为里根创作每天一个半小时的固定节目。布雷德福本人以前也当过演员，颇得哈里·杜鲁门总统的赏识，后来，他不仅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通过尼克松为约翰·肯尼迪提供笑话，还为弗兰克·西纳特拉和黛娜·肖尔写作。 “我受雇弥补里根的缺陷，开始我吓坏了，因为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让一个不通歌舞的演员到拉斯韦加斯表演。”这位剧作家说，“所以，我同罗恩和南希（她总是同他在一起，形影不离）见了面，讨论怎么个干法。我让他唱个歌给我听听，他唱得极好；我又给他一段简单的独白，他对时间的掌握无可挑剔。他喜欢用爱尔兰土音讲笑话，而且精于此道，这总算使我稍稍放心一些了。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妻子和我同里根夫妇每天一起编排节目，罗恩表现得相当出色；他真是竭尽全力，因为他当时一贫如洗，亟需钱花。我也努力工作，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希望他在这之后能得到一份工作。” “当时他已经有了强烈的从政意识——依我看，已经走上了从政之途。我记得他要我在独角戏中多写进一些税收方面的笑话，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张数额很大的税单，对国内收入署很痛恨。他说过，国内收入署应当取缔。‘所有人都应该只交纳10％的所得税，这就够了。’他说，他希望从根本上完全取消这一机构，这是他个人的主张而不是南希的父亲灌输给他的。” 里根建议以背诵欧文·科布那首题为《演员的定义》的诗作为夜总会节目的收场戏，这首诗倾述了诗人在事业上获得的荣誉、为事业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他坚持为他特制一件无袋夜礼服，这样看上去更整洁，并要求让他站在舞台中央，用聚光灯罩住他全身。在这个诗朗诵的最后节目中他说道，演员不同于医生和律师，因为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工作，但是他们却在身后留下了一片更美好的土地供人们生息。“当他说完时，在场的人们无不热泪盈眶。”布雷德福说。 这位作家设计了一台节目，其中包括曾在椰子林和莫卡姆博等夜总会演唱的“大陆人”男子四重唱歌舞演出团、正走红的“布莱克本孪生子”歌舞队，以及一个擅长击打和摔屁股墩的“霍尼兄弟”喜剧表演队。“他们的表演乌烟瘴气，一片混乱，我们当时把这种节目称作‘下流’素材，”布雷德福说，“我砍掉了‘下流’素材，因为我有杰克·阿姆斯特朗那样响当当的、纯洁的‘全美’小伙子表演，这里没有巴迪·哈克特似的粗俗幽默的地盘。” 里根在表演中称得上粗俗内容的是他在一个啤酒园举办的固定节目——荷兰口音表演。“因为‘荷兰人’是里根的绰号，所以给节目起了这个名字，”布雷德福解释说。里根身着一件长围裙，上面印有“帕布斯特蓝级带①啤酒”和“Vos vils du haben？”的字样。旁边的人问道： ①意为第一流的。——译者 “你那围裙下面是什么？” “内裤，”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搔弄着他的下身。 “内裤下面呢？”霍尼兄弟中的一人喊道。 “罗尼喜欢这个节目，南希也喜欢，”布雷德福说，“她每次排练都到场，还像秘书似的作笔记。她真是非常关心他，一字不落地记下他的话。她总是非常仔细地听他的台词，注意听罗尼是不是顺顺当当地背下来，有没有接错人家的提示。她完全沉浸在节目之中，对他的每个笑话都报以笑声，真是他的了不起的观众……她只有一次表现出不安，那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斯塔特勒旅馆试演时，西罗公司的一个肥胖的售票代理人说：‘这场演出肯定要失败。我出多少钱可以买下你？’南希听后勃然大怒，里根也毫不让步。‘我不出卖自己，’他说，‘我对这场演出有信心，会演下去的。’” 到那时，里根已经完全改变了“大陆人”演出团对他的看法。“我们想我们得帮他一把，”男歌手之一本·克鲁兹说，“开始时，他像个白痴似的什么也不会，但是后来他真让我们大开眼界……到排练的第一周结束时，他的表演已经同我们所有人一样灵活自如了。他同我们一样懂得舞蹈设计……无论我们排练什么节目，南希都从头至尾坐在一旁观看……有时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而后又观看所有的演出，除了一杯冰水，她什么也不喝。” 1954年2月24日，里根夫妇闯进了水晶峡谷，在整整两个星期中，他们在一家叫“最后的边疆”的饭店里同戴着羽毛头饰、坦胸露臂的舞女们竞争；另一个对手是由一群成年男子表演的老式歌舞，这是个保留节目，演员身穿宽大的短裤，围着舞台跑动，同时用报纸卷成的纸卷抽打彼此的头部。评论家们看了里根的表演后，对他十分赞赏，认为他是个绝好的舞台主持人。不过他们也担心那些“失去光彩的好莱坞明星蜂拥而至将带来的麻烦”。 在公开场合，里根声称他的表演极受欢迎，全国各地的夜总会都将向他发出邀请，但是在私下里，他意识到他已经再次坠落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回到家里以后，我们权当自己买回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可以继续进行守株待兔的把戏了。”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再也不会这样低价来出卖自己了。”他向美国音乐公司的代理人坦自说。 美国音乐公司加班加点地为他们这位失业的委托人奔走，因为他们欠他的债太多了。1952年7月14日，里根以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身份为这家人才代理公司签署了一份总括弃权声明书，允许该公司在继续拥有人才代理权的同时，无限制地从事电视剧制作业务。电影演员工会过去曾对一些希望制作电影的人才代理机构发放过一些有限弃权声明书，但是从未签发过像美国音乐公司获得的这种弃权声明书。该代理公司早已看出拍摄表演片、特别是系列片，必将成为电视的重要支柱。由于各大电影制片厂都拒绝为电视拍片，美国音乐公司看到了这一有利可图的空缺，并迅速地占领了它。凭着电影演员工会的总括弃权声明书，美国音乐公司成为美国最大而又最具实力的人才中间商。他们可以创造出诸多电视节目代理公司，有偿地向电视网提供全套的电视剧，同时为这些电视剧提供美国音乐公司的人才——演员、作家、导演，而又从他们身上收取额外的佣金。 美国音乐公司从1940年起就充当里根的代理人，那时他还刚到好莱坞不久。数年之内，随着他登上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宝座，他便变成了他们最有价值的委托人。而他，又利用这一职权同公司建立起了紧密的个人关系，尤其在他同他的代理人卢·沃塞曼之间，两人当时还持有相同的开明的政治观点。此外，还有塔夫脱·施赖伯和美国音乐公司创始人朱尔斯·斯坦医生。后者是一位芝加哥眼科大夫，在“大乐队时代”中创办起音乐家代理业务的行当。 现在，美国音乐公司极力劝他认识到，拉斯韦加斯的演出结束之后，除了电视他无处可去，这时的电视正成为美国主要的娱乐来源。然而，绝大多数好莱坞明星宁愿切脉自尽，也不愿出现在电视那个可怕的小屏幕上。当时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有温基·丁克、斯凯·金、豪迪·杜迪、“电视上尉”和霍帕朗·卡西迪。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把罗纳德·里根当作电影明星了。《芝加哥沦坛报》和《纽约每日新闻报》辛迪加称他是“被某些工业巨头榨干了油水的人们之一”。因此，他在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终于同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戏剧选率系列节目中亮相，接着他又出现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无价的礼物》中。 1953年，他同南希一起在一部叫作《头生》的半小时电视改编剧中扮演一对夫妻。故事说的是一个小男孩，继母努力要他相信她爱他、视他为自己的孩子，但他对此却耿耿于怀。这是个不无讽刺意味的角色，因为这位新任里根夫人这时正竭力与丈夫第一次婚姻的孩子，那个“难办的”8岁的迈克尔拉开距离。尽管里根夫妇得到的片酬是明星级的，但是扮演这个小男孩的汤米·雷蒂格的表演却使他们相形见绌。南希的表演被视为“胜任的”，而里根的名字几乎无人提及。尽管如此，美国音乐公司当年仍然设法为他预约了9部电视片，此外还有南希的两部。 到1954年，轰轰烈烈的电视时代来到了。电视晚餐诞生了，一般家庭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达到四五个小时。由于人们都呆在家里观看厄尼·科瓦克斯和米尔顿·伯利的节目，全国5000多家电影院的大帐幕上呈现出一片黑暗。在这之前，半数以上的人经常出入电影院，而到1954年，他们大都坐在家中看电视。曾经忠实于“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杰·罗杰斯”的狂热之情迅速转向了“露西和里基”和“弗雷德和埃塞尔”。 同年，美国音乐公司负责电视制作公司的雷弗电视制作公司的塔夫脱·施赖伯向里根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他担任“通用电气剧场”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个每周半小时的系列节目，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公司在每星期天晚上9点播出。公司为物色主持人已找了好几个对象面试过，其中包括爱德华·阿诺德和沃尔特。皮金，后者当时是电影演员工会的主席。柯克·道格拉斯声称，这份差事完全是由于无人接受才落到里根头上的。 “他们看上了我，要我当主持人，”道格拉斯说，“说实话，我并不想干这个工作，但我想听听他们的情况介绍。他们对我来自通用电气公司家族大吹大擂了一番。我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里根自以为他是公司考虑的惟一人选。“通用电气公司同我签约前对我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他说，“可喜的是，他们认为把宝押在我身上，票房价值会比好莱坞某些圈子里的人所估计的要好。” 当时，一批被好莱坞淘汰的电影明星正在每周的电视剧中充当主持人，诸如阿道夫·门焦、罗伯特·蒙哥马利、格洛里亚·斯旺森和吉恩·雷蒙德。年薪12．5万美元，以后涨到15万美元，“外加津贴”，这些使里根急于加入那些亲切的前影星的行列之中。他当上了这一系列节目的主持人，接着又主持了星期天晚上的“埃德·沙里文节目”，并不时在一些节目中扮演主角，偶尔还制作一两个电视剧。 罗纳德·里根并不仅仅以笑容可掬的姿态出现在每周的电视节目上，他还成为所谓“通用电气公司先生”，即这个辉煌企业的推销员，到处宣扬该公司的口号：“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他到处兜售这一口号，身影遍及每周坐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个家庭、全国各地通用电气公司工厂的蓝领工人、各地商会、学校理事会、庭院俱乐部、工会礼堂以及“扶轮国际”的会议。在推销旅途中，无论对各地市政委员会还是与会的听众，他都大肆吹捧一番。他对“圣地派”、“共济会”和“哥伦布骑士团”等组织广为宣传。他向“吉瓦尼斯俱乐部”、“狮子会”、“兄弟会”和“美国军团”等推销——所到之处，无不向人们鼓吹说，通用电气公司是个庞然大物，但它却“像街角的杂货商一样富于人性”。他成了代表公司出头露面的人物，被人捧上了天，说出话来娓娓动听。有人在看了他为扩大公司核聚变工厂的声誉而作的宣传后说道：“我确实不需要潜艇，不过，我现在已有了一艘。” 他的合同内容之一，是必须每年用10个星期的时间周游全国，访问通用电气公司的125个厂家，同25万公司雇员见面并向公众推销公司的产品——为此，他获得了额外的补偿。有时候，他一天要作14次演讲。 里根对能够当上大公司的代言人感激不尽，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他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慢慢地从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转变为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他大肆谩骂国内的“共产主义阴谋”，诋毁政府法规，抱怨高税收政策，指责联邦政府插手私人经济部门。当他对劳工领导人物讲话时，总要强调他曾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达五年之久，并暗示通用电气公司是最理想的工作处所，在这里工会是不必要的。当里根向工厂工人们吹嘘他的所谓劳工资格时，通用电气公司资方却正在大力破坏工会组织。这家公司被控犯有自定价格罪，被罚款近100万美元，三名高级经理也因此锒铛入狱。 里根接受了共和党人的信条，指责“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是一家慷他人之慨、占尽便宜、从不纳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企业。“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是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办的，以低价向公众提供电力，私营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里根建议政府对“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实行私有化。一天，他接到了通用电气公司广告代理部打来的电话。 “你一定想知道，里根先生，通用电气公司每年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交易额高达5000万美元。” 里根懊恼之极，给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拉尔夫·科迪纳打电话说：“如果我说，不提‘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名字，我的演讲同样能打动人心，你对此有何评论？” “这个嘛，将使我的工作容易得多。”这位公司总经理说。 里根最迷人的个性特征是随和，他此后再也没有提到过“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他向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人演讲，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好莱坞的各种问题，给他们讲《金石盟》，并为工人们在他那些光彩照人的照片上签名留念。他对他们说，他敢肯定“被好莱坞忘却的电影明星们仍然深深受到人民的爱戴”。 “罗尼对他当时挣的那些钱和他积攒起来的经济保障十分看重。”曾经同里根在“通用电气剧场”节目中共事的原制片助理布莱恩·沃勒说，“在那些日子里，几乎一切工作都是我们在现场完成的，因此，我必须在星期一用胶布粘在地上作好标记，这样，当演员开始排演某个场面时不至于撞到桌子上；我们在星期二让演员熟悉自己的位置和动作；星期三初排。里根每天总是同我坐在一起，虽然我当时只有25岁而他已经45岁了，但是我们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他从来不发脾气。由于他不戴眼镜，台词几乎都看不清，所以他总是在排练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 “他常常谈起他同简·怀曼的婚姻，说这次婚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她太重事业。他说，他的第二次婚姻对他来说非常美满，通用电气公司给他的工作也同样美满，因为他从来没有挣过这么；钱。” 公司为里根支付全部差旅费，里根参加任何节目的演出都另有报酬，再加上分红，这一部分通常是在一个节目第五次演出后，根据他所表演的部分分配的。南希也一样，只要她在任何适合她的节目中演“配角”，都会得到可靠的补偿。 为了打破简·怀曼同罗纳德·里根合拍过五部电影的纪录，南希接受了邀请，出演《海军的泼妇》一片中的那个放荡不羁的护士，里根扮演潜艇指挥官，这个护士爱上了这个指挥官。尽管他们已合拍过四部电视剧，其中两部是“通用电气剧场”的节目，但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57年推出的这部影片却是他们合拍的惟一一部故事片。 《纽约每日新闻报》对南希在《泼妇》一片中的表演评价颇高，认为她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这个处于次要地位的浪漫情趣，没有妨碍影片的主要特点——行动的发挥。”对里根的评价只是轻描淡写的“胜任”而已。他患有幽闭恐怖症，在狭小的潜艇指挥塔中熬过的几小时使他受了不少罪。他自己说，每拍完一个镜头他都迫不及待地爬出来。电影观众也有同感。该片放映时必须分成上下两集，而几乎在公演之初它就失败了。 几个月之后，南希拍了她最后的一部故事片，片名起得很恰当，叫《坠毁降落》①。故事情节枯燥乏味，描写一架注定要坠入汪洋的飞机上的乘客，她扮演加里·梅里尔的妻子。影片中的坠毁总算是避免了，但在票房价值上却一坠到底。 ①又译《海上救难记》。——译者 尽管如此，南希·戴维斯并不相信她的电影生涯已经完结，而她丈夫对自己的前程的估计倒要现实一些，他认为“通用电气公司先生”的角色断送了他的电影前程。“我的节目不过45秒钟，但它使我成为电视演员，使我从此同拍电影无缘。”他说。通用电气公司给他们的补偿都是所谓电器“津贴”，是供他和南希刚刚建好的新房使用的。新房俯瞰圣莫尼卡群山，建在太平洋断崖里维埃拉区圣奥诺弗雷大道第1669号。 “那里的一切都得用电，只有一张椅子除外。”他当时曾对记者们开玩笑说。 通用电气公司免费为新房装备了当时最高级的电子产品，包括各房间的内部通讯系统，供室内和室外进餐用的伸缩式篷顶，无影顶灯，一间电影放映室，餐室调光器的多色旋转灯盘（粉红、蓝、黄和绿色），窗帘自动开关电子装置，一个带水底灯的加温游泳池，一个电烤肉架和电热轮转烤肉器，电动树篱剪刀，三部电视机，两副炉灶，两个电炉，三个冰箱，两个冷冻柜，一个高级洗碗机和一个烘干机，门廊上的红外线灯，以及安装在车道上的一只电眼。主人从路上可以看见电眼发出的隐蔽的红光，从而得知是否有不速之客越过了掩藏在路边的安全传感器甚至私自闯入了房内。 南希决心像那些大公司阔佬的夫人那样生活。她在新房的侧门上做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仅供生意往来出入”，并要求女管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制服。南希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其他家庭主妇一样，驾驶一辆装有木贴面的旅行汽车。这一切，在她那个年轻的里根前妻所生的儿子的心目中，似乎正代表着他在电视上看到的纯美国式的母亲形象和她们洁净的房屋。可爱的孩子以及一尘不染的厨房。迈克尔曾说过，他从小就十分渴望成为父亲新家的一部分，但是南希却尽量把他同他的梦想分割开来，一心只想自己生个儿子来代替他，而这个儿子却是罗纳德·里根同前妻所无法创造出来的。1952年南希曾请教过占星术士，因此她对自己第一胎定生男孩坚信不移。“由于某种原因，我肯定我将生一个男孩，”她在自传中写道，并不承认她对占星术的迷信。在以后的五年中，她一直在争取再次怀孕，因为占星术士向她保证“下一次”一定是个儿子。 里根并不需要这个男孩，而是南希需要为他生一个。“新房中有一间空余的房间，因为南希认为帕蒂应该有个兄弟。”他说，“从我个人来说，我会满足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但是）我很清楚帕蒂一定会有那个兄弟的，因为我不能对已下定决心的南希说不行……” 在1953年至1957年间，南希两次流产，后来，她的产科大夫本鲍·汤普森医生告诉她，她必须停止工作并卧床休息三个月，同时每周要注射荷尔蒙，这样胎盘才能紧贴在子宫壁上。此外，在整个怀孕期间她必须严格限制自己的行动。她下定决心要保住腹中的小男孩，所以严格地遵照医嘱行事。 “因为我对他很信任，所以我同意按他的话去做。”她说。“他是我第一次生育的见证人，所以我希望他再亲眼目睹我的第二个孩子降生……躺在床上很难受……在怀孕后期，我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确实不容易。但要保住这个孩子确实很难，我每动一下就会想到我恐怕要失去他了。” 尽管南希怀孕期间一直充满了危险，但她仍然同丈夫一起到电影演员工会出席理事会会议。“噢，上帝保佑，我想她在孩子出世前的头一天夜里还在参加理事会会议，”安·多兰回忆说，“她是那样不舒服，连呼吸都很困难，可又不得不一动不动地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我真为她难过，同时也很吃惊：仅仅因为要同他在一起，她竟让自己忍受如此的折磨。如果是我，我会呆在家里，躺在床上，而她必须同罗尼在一起，绝对如此。到那个时候，他们两人的关系已发展到了彼此一步也不能分离的紧密程度。两个人结婚后竟然会变得如此一体化，这在我还是闻所未闻的事。真是奇怪，非常奇怪……好像她把她的整个灵魂都交给了他。” 医生决定在1958年5月20日对南希施行剖腹产。这一次，她为保证丈夫到场作了周密安排，让她母亲和她最好的朋友、电影演员罗伯特·泰勒的妻子厄休拉陪同他一早就来到黎巴嫩西洋杉医院。当汤普森医生取出那个8.5磅重的婴儿时，里根把他举在手中。“你看，南希，”他说，“你如愿以偿了——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很快被称作“船长”，起名为罗纳德·普雷斯科特·里根——“罗纳德”是纪念他的父亲，“普雷斯科特”是纪念外祖母伊迪丝·普雷斯科特·勒基特·戴维斯和巴里·戈德华特夫人（玛格丽特·普雷斯科特·约翰逊）。巴里·戈德华特和他兄弟鲍勃以及他们的妻子是戴维斯医生和夫人在菲尼克斯的密友，并通过他们成了里根夫妇的朋友。厄休拉和罗伯特·泰勒被挑选为教母和教父。 南希是本杰明·斯波克医生的忠实信徒。她听从了他的建议，帮助6岁的女儿对弟弟的到来作好思想准备。南希在生产前就常常谈论这个孩子，以便帕蒂逐渐习惯这个观念。在怀孕期间，她让她抚摸自己的腹部，亲身感受婴儿的躁动。 “由于帕蒂小时候受父母溺爱，后来成了家庭中的一大难题，”厄休拉·泰勒说，“南希过多地用母体表达对她的热爱——不是拥抱就是亲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雇着一个保姆。这位英国妇女开始时照管帕蒂，后来又照管小罗恩。也许帕蒂无法接受一个婴儿当她的弟弟，也许受到的溺爱太多。我也说不明白。” “我记得帕蒂始终让人担心。”简·鲍威尔说，“南希经常来找我，我们一起讨论孩子的问题以及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谓的‘妈妈话’。帕蒂和林赛（她的孩子）年龄相仿。一次，我邀请帕蒂参加我为林赛准备的万圣节前夜晚会。帕蒂很不开心，对我们做的一切，不论是食品还是游戏，都很厌恶。因此，我对她说：‘你回家去吧。’她就回家去了。这就是帕蒂。” “这些问题恐怕从帕蒂刚刚形成时就已开始了——南希未婚先孕，不得不结婚；然后又不得不控制体重增加，让肚子不要隆起得过快，来瞒着父母和外界；最后又不得不装扮成早产的样子。”她的一位密友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南希想要一个男孩。她在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后，孩子总算产下来了，却又是帕蒂。就像南希自己反复说过的那样，她从一开始就让人劳神费劲。她说，帕蒂很小时就极难管束。” 南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她在抚养帕蒂上总出问题。“有时刚给她喂完饭，她就从高椅上探出身吐个一干二净。你可以想象，那才真是其乐无穷！帕蒂两岁左右时，一次我喂她吃菜豆，她把菜豆含在嘴里，就是不往下咽。我能想到的法子全试过了，什么都不管用。最后，我只好给儿科医生打电话。‘别灰心，’他说，‘离开那个房间，忙点别的事情，过一会儿再回来看她。’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这时已过了她的午睡时间，但帕蒂仍然含着满口菜豆坐在那里。当我走进屋时，她抬起头看着我，脸上带着淘气的笑容说：‘我嘴里是些什么呀，妈妈！’ “我只好再给医生打电话，他说：‘用手伸进她嘴里，把豆子掏出来。’她真是一个固执的孩子。她从一开始就爱闹别扭，还爱生气……”这位爱闹别扭和生气的母亲写道。 南希同她两岁的女儿一样桀骜不驯，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步都充满着她同她的斗争。“帕蒂也许确实难以管束，因为她感觉到了南希对她的怨恨，”原《洛杉矶时报》社会栏编辑乔迪·雅各布斯说，“另一个因素是，他们刚结婚不久她就出世了。这个孩子破坏了南希完美无缺的娇小形象——那个她想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 孩子经常长时间的啼哭使南希感到惊恐，她给切特·米格登的妻子打电话讨教。“她总是不断给我们家打电话，因为我们在里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两三年就有了一对孪生子，因此我妻子对孩子的事很在行，”原电影演员工会助理执行秘书米格登说，“她总打电话给迪娜说：‘上帝啊，这孩子不停地尖叫。我怎么办啊？’” 南希经常同朋友们谈起她生帕蒂时所受的折磨，痛苦地讲述她不得不忍受的那一次漫长而疼痛难禁的数小时生产过程。数年后她告诉女儿说，她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很顽固，实际上是顽固不化，整整拖了18个小时，不肯出来。 “我母亲是这样说的，”帕蒂说，“她进产房后，整整一个晚上和第二天半天过去了，一切仍然毫无进展。医生们决定做剖腹产。后来他们发现，我弯起手指抓住了我母亲的肋骨，她为把我推出子宫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被我破坏了。我上八年级时第一次看到了一张妇女人体解剖图，才意识到她讲的事是不可能的。腹中的婴儿必须在挤出子宫后，用力推开挡住通道的膀胱，滑出产道。紧握的十指是贴在覆盖着一层肌肉的自己的肋骨上的。” 帕蒂回到家里反驳母亲童话般的分娩故事，但是南希毫不动摇。“她不仅坚持她的说法，反而添油加醋，对我说，我生出来后可怜的小手指上如何带着伤痕。”她女儿回忆说，“我只剩下最后一条路。我说：‘你能把给我接生的医生的电话告诉我吗？’‘嗯，可以，’她说，‘不过他已经死了。’”南希的产科医生汤普森大夫确实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南希常常用头发刷子教训女儿。“我记得一次帕蒂沿着街跑到邻居的家，刮伤的脸流着血，”一个朋友说，“她哭着叫喊：‘救命！救命啊！她又用那刷子打我。’由于她没有做家庭作业或者没有打扫房间，她母亲刚刚打了她的脸。” 几年以后，帕蒂谈起了自己悲伤的童年。“我对长大很敏感，”她说，“我11岁时比其他姑娘长得高，发育较快，自我意识很强。我觉得我很丑。” 她母亲对女儿刚刚展现出来的女性特征也同样感到不安。她曾经试图用小女孩的围嘴紧紧缠住帕蒂不断隆起的胸脯，以掩饰她的性特征。 南希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苗条和防止帕蒂出现超重的问题，从不做饭后甜点吃，家里不允许存放任何糖果，还禁止帕蒂同朋友们一起去玩“不请客就捣乱”的游戏。① ①万圣节风俗，孩子们结伙挨家去要礼物。——译者 “我记得我们在五年级上下时，因为家里不允许帕蒂吃别人的糖果，所以她不能同我们一起去玩‘不请客就捣乱’的游戏，”曾住在太平洋断崖的一位邻居巴巴拉·林说，“我们都认为这太离奇，都为帕蒂感到伤心，但她自己却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样子。我记得南希确实是个迷人的母亲，衣着总是很入时，但我们从来不到她家里去玩，因为我认为她是那种有清洁癖的女人，不喜欢身边围着一群孩子。” 南希嫁给里根之后，里根第一次婚姻留下的两个孩子尤其感到了父亲和继母对他们的疏远。“在那以前，南希对莫林和我视同己出，”迈克尔·里根说，“很快，我们在她和父亲的生活中就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南希从不掩饰她对简·怀曼的敌视态度，而后者对她也同样不屑一顾。这两个女人的对抗直接影响到了孩子们，但是他们的父亲却拒不承认存在着问题。后来14岁的迈克尔在学校陷入了一系列的麻烦，他的精神病医生建议把他搬出母亲的家，同他父亲一起生活。 “那那是在1959年，我当时14岁，”迈克尔说。他当时是洛杉矶尤拉中学的注册寄宿生，这是南希同意他搬进她家的惟一条件。他平常不能在家里住，周末呢，里根答应带他到牧场去。太平洋断崖的家中没有可供他使用的多余房间，所以迈克尔被打发到起居室的长沙发上过夜，经常不得不等到客人们走完之后才能休息。分给他使用的浴室是前门一侧的过道边的客人浴室。一年以后，南希决定为保姆修一间同他们隔开的卧室和浴室，迈克尔被挪到了帕蒂和罗恩的卧室之间的游艺室的躺椅上。当他问父亲为什么保姆有了新卧室而他没有时，里根回答说：“她一周里天天住在这里，而你只是周末才来。” “如果我是走读生，也可以一周里天天住在这里，”迈克尔说，“为什么南希不能每天开车送我上学，下午接我回家，就像其他孩子那样呢？学校离家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罗恩和帕蒂就够她忙的了，”里根说，“你难道不想想，她敞开家门，邀请你住进来，这还不够吗？” 这个邀请使7岁的帕蒂第一次听说自己有个父亲带来的哥哥。一开始，他的到来似乎使她很高兴，但是，当一直住在华盛顿特区的18岁的莫林来看望他们时，帕蒂变得困·惑不解。 “你知道迈克尔是我的哥哥吗？”帕蒂第一次见到莫林时问她。 “我当然知道，”莫林说，“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什么？”帕蒂问。 “这意味着你我是姐妹。” 这个小姑娘看来吓坏了，眼泪夺眶而出，她一边往外跑一边尖叫道：“不，不是！我们不是姐妹！” 莫林，这个里根的第一个孩子，这时才意识到她父亲根本没有把她视为他的新生活的一部分。“当天下午，爸爸对我解释此事时显得很难堪：‘这个……我们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她说，“他们刚把迈克尔告诉她不久，那是在作出了让他搬回来和他们同住的决定之后的事。看来，只是由于帕蒂需要对此有所了解，才把她介绍给我们这些哥哥和姐姐——如果钻字眼，应该叫同父异母哥哥和姐姐。在那以前，关于我的问题她根本无需知道。” 南希这时根本不承认她有里根前婚子女这个现实，她就像对待恶梦一样把他们置之脑后，这同她对待她的生身父亲的做法如出一辙。她只认准了一点，要为自己创造光明的未来，就必须重塑自己的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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