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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


             一 李家福泽 喜诞麟儿

               (一九二九年)

  距今六十八年前的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是隆冬。
  中国南方广东省顺德大良虽然无雪,但天气还是寒冷的。座落在大良的辛基,蓝田一巷内李介甫第宅,却因着一片洋洋的喜气而显得额外的温暖。
  李介甫的夫人陈鸾凤就在这一天为李家诞下了第四个孩子。
  李家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孩子在出生不久之后就夭折了,排行第三的孩子李兆麟就成了李家的长子。
  在重男轻女的时代,陈鸾风再为李家添男丁,无疑是使全家欢欣的。
  添男丁的喜讯早已由家人飞奔到碧鉴路顺德人惯称“铺头”之李氏开设的天宝荣金铺去,向李介甫禀报。
  “老爷,得为这位排行第四的少爷起个好名字了。”
  李介甫满心欢喜,祈望这男孩他日训练成材后,会为李家的事业奠下稳固雄厚的基础,好减轻他肩上的重责,于是李介甫想了想,便说:
  “就叫他,兆基吧!”

             二 品性聪颖 临危不乱

            (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七年)

  李兆基出生的家庭其实算相当富裕,其父李介甫在二十年代中叶于故乡先后开设天宝荣金铺和永生银号,经营黄金、汇兑、外币买卖,生意做得很不错。
  每天,李介甫是非到日落掌灯时分,在“铺头”匆匆吃过了晚饭,把当日做生意的数目结算清楚,又把值钱的金银财物点存后,放入银仓,才会嘱伙计撑起油灯,上路回家去的。
  有一夜,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
  “过两天,你嘱兆基课余跟我到‘铺头’去学做生意,每天收市,结算账目,点存货值,吃过晚饭后,我们才一起回家来。”
  李介甫认为长子是要放到外头去,让他好歹跟在别的有成就的亲友身边学习。古人易子而教就是这番道理。总要他见惯世面,学足世情,将来才会出人头地。所以,很早就让李兆麟离开故乡跟省城的亲戚学做生意。
  至于自己手上的家业,必须后继有人。再数下来是次子兆基,正好克绍箕裘。
  他这次提出了要把李兆基带在身边,到“铺头”去学习,其实是酝酿已久的意念。
  李兆基当时只有六岁,每天要上私塾,即俗语所谓读卜卜斋。
  李兆基对念古书很有兴趣,也因此而奠定了他相当扎实的国学根底。
  陈鸾凤本来有点担心,怕李兆基年纪太小,混在“铺头”那群有阅历、有经验、有学识的伙计之中,不知能否应付得来。
  但往后的事实证明,童年的李兆基一下子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这孩子最令人骇异的是他平日不多说话,但心算非常了得。他的聪明和机智,往往在一些突然发生的意外中表现出来。
  例如在一九三七年战事已启,民间在晚上已有灯火管制,鸡犬无声,以免惹起日机投下炸弹。日间则一闻警报,各人就要找隐蔽的地方躲藏以避难。有一晚深夜,在李兆基住的地方不远处,日机投下炸弹,一声巨响,小兆基几乎被吓破了胆。
  又有一天,当他下了课,要到永生银号去时,突然,日机作五十呎低飞,用机关枪射杀无辜。
  这阵子,李兆基发现身旁的人忽然乱糟糟地争先恐后的向四周逃窜,只见有些人就近往屋里躲,又有些人无目的地抱着头直往前冲,更有些人干脆蹲在街角,惊慌得不住哭泣。
  李兆基念头一转,认为躲到屋里去不是办法,房子塌下来依然会有危险,于是便立即拨足狂奔,逃到附近的田间阡陌之上,一耸身就跳到十字的田垄边,伏身下去,躲在隐蔽之草丛中,利用高出来的围垄作掩护。
  果然,飞机从他的头上飞过,流弹在田野的另一边如雨般打下来,他却安然无恙。
  可见李兆基从小就有镇静的应变能力。

             三 黄金买卖 天才横溢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

  李兆基的横溢天才从小就发挥在黄金业务上头。
  他到父亲的“铺头”天宝荣金铺去学习柜面工作,首先就练到对黄金买卖的本领。
  秋收之后,顺德周围农村的农民把一年苦干的农作物变卖,就都拥到市中心的金铺上去,选购各类心爱的金器,作为收藏、傍身及纪念之用。
  年尾时,店里的铸金匠(顺德人称为“打金师傅”)必定忙个人仰马翻。
  李兆基从没有看过熔金打金的程序,于是,在下了课后,赶快把功课做完,便往“铺头”去,决意躲在一角,定睛看铸金匠如何熔金和打金器。
  他发觉铸金的师傅老是趁没有其他人在旁时,带着一脸鬼鬼祟祟的神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一颗白豆大的粒状银白色类似硼砂之物混进熔炉去。黄金熔成后,打金师傅就在打金做首饰时,悄悄地偷回了少许黄金,如此做别人是很难发觉的。
  熔金时,不错是需要加入一点硼砂,以使周边润滑易熔,又使熔后的黄金光彩明亮一些,却不会增加重量。
  究竟那白豆大的粒状物是不是就是硼砂呢?
  如果是铸金必须用的硼砂,为什么那铸金匠总是瞻前顾后,神秘兮兮,而且快手快脚地把它混和到熔炉去,生怕会被别人发觉似的?
  李兆基决定不动声色,静心观察下去。
  有一天,他看到掌柜向一名农民推销金器。
  那名农民捏着一条金颈链,爱不释手,跟掌柜在讨价还价。
  掌柜正鼓其如簧之舌,对他说:
  “我们字号者、信誉好,这门口卖出去的从来都是十足黄金,毫无杂质。有些金铺熔金时,就是放多一两粒白银,鱼目混珠,你老也没法子看得出来呢!”
  站在一旁的小兆基,恍然大悟。
  正所谓打金偷金打银偷银,并非虚语。
  那铸金匠天天偷龙转凤,把如假包换的黄金袋袋平安,却把银粒扔到熔炉去顶替。
  金条自熔炉里提炼出来之后,依然是金光灿烂,夺目生辉的,用肉眼谁也看不清楚那里头不是纯金,而是混和了大概百分之一的杂质。甚至乎经验老到的掌柜也看不出来。
  李兆基静心的计算过,这铸金匠每日“袋起”一些黄金。不到几个月,他就可以铸成另一条一两重的纯金金条了。
  这种无本生意不叫做“偷”,又该叫什么呢?小兆基对这个发现很不悦不满,他陪着父亲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曾经多次的想把铸金匠偷金的情况向李介甫报告,可是每一次话到唇边,便又硬生生的吞回肚子里去。
  这件事是说不得的。
  一旦把铸金匠的罪行宣扬出来,父亲也许会把这作弊的铸金匠踢出局外,那么,由谁人去掌炉铸金呢?
  铸金这门手艺不是很多人都精通,后继无人的话,岂不更添麻烦。纵使另雇他人,难保不是另一个偷金的高手?
  买卖金条和首饰的生意,既是其门如市,是不是应该哑忍一时,兔乱了大局呢?
  李兆基不住地思考着,在没有想到一个完整的补救办法之前,终于决定不把这个可恶和可悲的现象告诉父亲。
  可恶的自然是那个食碗面反碗底的铸金匠。
  可悲的竟然是如此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自己。
  李兆基从此明白到身边有一位不忠诚的雇员,损失是难以估计的。相反,当雇员尽忠职守、鞠躬尽瘁时,他们又是多么的可贵。
  对一些可贵的雇员,无异珠宝,非珍而重之,竭力维护他们不可。
  给予可贵的雇员奖励,表示对他们的重用与欣赏,所花用的金钱再多,到头来也必会十足收回而有余,且会乐得个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与此同时,李兆基叫自己紧记,受制于雇员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吃亏。要对下属操纵自如,最基本而有效的方法是,自己随时可以取代对方,做他所做的工作,且做得更好。
  于是,充实自己的学识是最最最重要的。
  自此,李兆基在黄金业务上埋头苦心钻研,终于成为黄金的全才。
  李兆基在十二岁左右(一九四一年),有了求人不如求己的决心,学识了看金、化金、熔金等三方面的技术及知识,当年就出任天宝荣金铺的头柜,坐正第一把交椅作买卖手。技巧已不在于成年人之下。
  所谓睇金:当时人人都要购买黄金保值,市场根本以黄金为本位。所有黄金的成分大都参差不齐,但一般均在黄金上刻明十足黄金,实则只得八至九成,甚至会低到七成。
  这些金条和金器拿来卖给天宝荣时,成色的高低与成分的多少,都难逃李兆基的法眼。
  他以分金石鉴别黄金的成色,很能明察秋毫。
  李兆基这番看金的本事,是当时全行之冠。由于有这番本事,在黄金买卖及交收时,可以挑选得到优质黄金,因此,获利丰厚。
  所谓化金:天宝荣惯于收买六路首饰,包括低金首饰、颈链、金手镯、发簪、K金金币、金表壳等。这些饰金买卖,后期是由李兆基亲自经手的。
  前期的掌柜买入低成色的黄金时一般估计有七成黄金成分,但经化金师傅(亦称打金师傅)化炼出来的黄金,往往差了一成。因为李兆基明白打金偷金的原理,后期便亲力亲为,用自己所学的技术,亲自进行化金的工作,效果是既能多做生意,又可十足收成。
  所谓熔金:其时省港黄金市场买卖交收是采用五两装的。顺德黄金市场,买卖交收则采用一两装的。此外,市上一般用黄金来保值的散户,采用的重量也有大有小,形状亦有圆有扁。李兆基对迎合顾客口味,多设各种款式供顾客选择,熔得不好看时,一定坚持再熔到好看为上,加上包装悦目,人人喜爱,使产品受到市场欢迎,营业额就日有进步。
  提起李介甫之于李兆基,顺德市场无人不知这位神童。对于十二三岁的他在黄金生意上能如此精明果断。眼光独到、神乎其技,令全市称赞不已。

             四 旧学新用 日进千里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

  李兆基在十岁前念卜卜斋,由名闻遐迩的秀才梁雨培老师教他旧文学,熟读四书五经。
  其后李介甫觉得只念古书不合时宜,想进一步栽培儿子。适逢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梁惠民先生因广州沦陷,不愿意为伪政府效劳而返顺德隐居,于是李介甫与乡亲等礼聘他为老师,实行旧学新用。梁惠民认为既可作育英才,又不用闲居没有寄托,诚一举两得,遂欣然答允。
  梁惠民老师非常欣赏李兆基那种少说话多思考的个性。
  只把古书念死了,会如大量质优味美的食物,塞在肠胃之内难于消化,反而碍事。
  梁惠民于是在教习完李兆基念“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之后,要求他把这番道理融会贯通在现实生活的例子之上。结果,小兆基很快就思考到答案,给老师回话说:
  “我们如果经过‘止’、‘定’、‘静’、‘安’、‘虑’。‘得’六个阶段的深思熟虑,就会产生攻必胜、战必克的效果。比方说,一个人只有一块钱做生意,那就只有买进一块钱的货。赚了固然开心,万一蚀了也就算了。要知道适可而‘止’,才不至访惶无主,从而身心镇‘定’,才不受邪恶念头侵袭,便可明心见性,思想宁‘静’,自然气定神闲,理得心‘安’,这时从容处事,更能周详考‘虑’,且可策划将来事业发展,自然成就可‘得’。”
  梁惠民听了小兆基的这番领悟,不单感动,而且感慨。
  当时已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触发到大战爆发之后了,正值国家多难,战情日益紧张,到处风声鹤唳,民不聊生。
  国家多一个人才,就如多一个希望。
  愿意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梁惠民,目睹在自己门下渐渐成长的李兆基,真是百感交集。他握着小兆基的手,道:
  “将来你长大了,势必会为中华民族争光。”

             五 遭遇贼劫 毕生难忘

               (一九三九年)

  日治时代,饥荒遍地之外,地方治安也坏到极点。
  这无疑是有因有果、互相牵连的道理。人穷了,饥饿了,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时,就想到强抢劫掠。
  当时直闯民居、打家劫舍的案子无日无之,认真来说,家家户户都避无可避。
  良民无计可施之余,凡是受过贼匪洗劫的房舍,就在大门外张贴一纸,清楚明白地写上:
  “某月某日某夜某时被劫一空,请移玉步,以免徒劳无功。”
  经营金铺银号的李介甫早已作出两种防范,其一是搬离祖居,移居于另外一处地方,免被贼匪上门光顾。
  那个暂时租住的地方实际上是收藏财物的仓库,有坚固的墙壁和铁门,四面均有空间环绕,宛如护城河似的,只有中间仓库才是供住宿的地方。
  万一有火灾或抢掠,那四面空间是缓冲地带,可闭门坚守,比较能拖延时间,以等待救援。
  其二二是李介甫在收铺后,就把金铺银号的值钱之物全部放到一条长长的布腰带之内,让李兆基缠在腰间。
  李兆基每晚真是名副其实的腰缠万贯,随着父亲和数个伙计,步行回暂居的仓库去。
  是晚,饭后整装,李兆基把那条“内涵”丰富的猪肠带捆扎好之后,就齐齐踏上归途去。
  之所以要最小年纪的李兆基晚晚肩负重任,就是觉得他是小孩,易于掩人耳目。万一遇上劫匪,也不会以他为搜索的对象。
  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晚,李介甫一行数众,在中途就中伏。刹那间,从四方八面拥出黑压压的一群人,把李介甫等团团围住,荷枪实弹,实行洗劫。
  李兆基这孩子身手灵活,静悄悄地从人群中逃走出去,正没命地奔跑,希望贼匪不会分散注意力在他身上。
  可惜,仍有两三个彪形大贼不肯放过这条漏网的小鱼,直把李兆基追入穷巷。
  走投无路的他,前是铜墙铁壁难于跨越,后则恶兵穷寇随时掩至。
  有生以来从未试过有绝望感觉的李兆基,此刻一个转身,面对着凶神恶煞、贱肉横生、手执枪械的匪徒,一个强烈的念头涌现李兆基的脑际:
  “人,只要能活下去,留得青山在,有什么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
  终于,贼匪一把将他揪起,撕破了他的上衣,搜出了那缠在腰间的猪肠带,继而一掌把他推跌在地,三步并作两步就跑个没影儿了。
  李介甫父子劫后重逢,百感交集,苦不堪言。
  被洗劫一空之后,最辛苦的是翌日返铺开门营业时,要面对本钱周转不灵的困难,眼看父亲把“铺头”的剩余物资以及琐碎杂物拿去变卖,李兆基觉得异常难堪。
  终于,父子两人同心合力,把变卖所得,从头再苦干起来。
  这次经历是李兆基毕生难忘的教训。自此之后,他就明白到意外经常会突然而至,有机会就要额外勤奋工作以求积聚,广东俗语所谓“好天揾埋落雨柴”是对的。

             六 旧钱变新 转弱为强

            (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

  中国开始八年的艰苦抗战。
  抗战期间,不少的中国人都激励自己,要在苦难。困迫、狼狈、饥谨之中挣扎屹立起来,包括李兆基在内。
  日治时代,在顺德有很多手上屯积金器的农民,被迫着把金器变卖,以维持生活。此外,不少在香港及海外工作的华侨,也要汇钱回乡接济家人。
  故此,李介甫父子认为在顺德经营金铺银号,兼做汇兑和货币金银买卖的生意是大有可为的。李家并没有动过迁徙到港澳谋出路的念头。
  如何紧抓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去发扬光大,成了李兆基朝思暮想的问题。
  沦陷初期,纸币买卖依然活跃。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洋纸,在市面仍有使用,人们抱有长久拥有大洋纸至光复之日,仍能使用之希望,故此喜欢完整光洁易于保存的大洋纸。当时市面流通的中央银行纸币如有残缺,例如穿孔、崩角、有锈迹或有污秽,就不通用了。最受欢迎的是“直板”、“顺直”、“次直”等。交收纸币时,总要经过一番手续,精挑细选之后,往往有两三成不合格而要退回去。这些不受欢迎的纸币,价值只有原价的六成至七成。面对着那一大堆乱糟糟、污兮兮的纸币,如何使它们增值及流通呢?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有一天李兆基经过家里的天井出门之时,看到了婢仆在洗涤着一大盘衣服,他蓦然茅塞顿开。
  当日就抱了几袋的旧纸币回来,将之全泡在水盆里,加上漂白粉,把纸币上的污渍洗涤刷除,再涂上一层蛋白,使它变得硬朗,然后捞上来风干,用熨斗逐一熨完之后,再一张张将纸币叠好,拿块大铁饼压着,使纸币变得新鲜光亮梗直。
  经过了这一番清洁的功夫之后,原本六至七折收来的货币,大部分可以十足价钱兑换出去。
  这种纸币整形的效果顿使李兆基备受父亲和银号掌柜赞扬之余,还让他得出了一个以后受用不浅的营商道理。
  货物无论何时何地要畅销,就得要好好包装。爱美是人的天性,任何物品的外貌都是吸引人的先决条件。越是处于艰难脱手困境的货物,越要为它“扮靓”。
  这番成绩令李兆基领悟出一个可以说是顺应环境,转弱为强的办法。

             七 官僚压迫 化险为夷

            (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的李兆基在金融业上的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已在李氏的金铺银号内出掌要职,甚得父亲的器重,邻里的赞赏。
  其时交收纸币,既有新旧之分,也有点数费时失事的麻烦。
  忙中容易生错,越多纸币越难点数清楚,有心之失和无心之误,结果同样会导致银号老板吃亏。
  且携带不便,加上治安成大问题,口袋里没有钱的人固然担心,手上有大量纸币的人,一样忧心戚戚,恐防劫掠。
  当时有信用的银号都发行大额的临时收据(相等于现代的银行支票)。如此一来,客人把黄金、贵重货品或各国外币带来卖给永生银号,换回一纸收据,该收据可以随时兑现,亦可在市面上流通作钞票,用来购货换物,对手一看是有信誉的银号发出的,就乐于使用了。
  这种早期的礼券和支票,果然受到坊间用户的普遍欢迎。
  永生银号信誉昭著,发行这些大额收据,等于不用利息,就有大量现金周转,又可以作本钱投资买进黄金银元外币及各种有用物资。
  事实上,处在政治局面动荡的大时代里,昨天才解决了的困难,今天又会重新再摸上门来。
  永生银号发行的临时收据在风行一时之后,受到日治伪政府的注意,从而实行干预,被认为是违法之举。
  当时,面临的危机是银号将要被罚停业。
  这是官僚们小题大做,用斯文的卑劣手段来敲诈劫掠。
  “铺头”内的伙计收到这个照会,都吓得面无人色。只有少主人李兆基淡然一笑,安慰着各个老巨子,说:
  “连手里有枪的匪徒尚且见钱眼开,太平盛世,求财不求气,何况时逢乱世?”
  果然,后来经与父亲四处奔走,找得跟伪政府有交往的同乡叔伯,自动建议向政府缴罚税款,终于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八 克绍箕裘 独当一面

            (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七年)

  李介甫一直以来,在广州湾都有生意,需要他频频来往照应。到一九四四年,李介甫看十五岁的李兆基已是长袖善舞,又能临危不乱,深懂应变,于是就放心长驻广州湾,把顺德的永生银号和天宝荣金铺都交到李兆基手上去掌管。
  其间,内地的黄金、银元和中外纸币买卖及汇兑业务,仍相当活跃,使顺德的邻近乡村市镇,不论是水客、商贾以及同业都不断前来买卖。
  所有来光顾顺德这间永生银号的大手买卖,在李介甫去了广州湾之后,都由李兆基亲力亲为。
  每早开市都亲自由夹万取出金银钱币,每晚收市,亦由他亲自点存才放入夹万,夹万的钥匙随身携带,丝毫不息惰、不嫌烦、不言倦。故而生意蒸蒸日上。
  李兆基揸盘老定,出价公道,买卖爽快,这时邻近市镇的同业行家,有的缺乏现金,有的缺乏黄金,他们需要作“套戥买卖”为平衡方法,于是均先用长途电话向李兆基谈妥买卖价钱,然后由水陆两路分别到李兆基的“铺头”交易,其门如市。此时的李兆基真是忙个不亦乐乎,生意额为全市之冠,稳执该业的牛耳。
  有了这数年的经验,李兆基已深得运筹帷幄的奥秘。

             九 钟情香港 勇闯天下

           (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裕仁正式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
  可惜,随之而至的并非真正歌舞升平的日子。
  很多人在庆贺战争到底过去之后不久,就要面对货币因时局动荡而变为废纸的浩劫。
  刹那间一贫如洗,身无长物的震荡,实在不是很多人能承受得住的。
  事实上,面额越来越大的纸币,象征着人民的离心越来越重。
  当时,所有的商业交收,都要把一大袋一大袋的纸币抬来抬去,非但不方便,且纸币贬值之速,使人难以置信。只是饮完一顿茶的时间,手上的金元券就会少了四分之一的价值。
  和平后的三年,币值一直如江河下泻,连累多少人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比战时更似虽生犹死,惶惶不可终日。人人都只好储存实物,诸如米、油、片糖、谷物、洋杂、面粉、西药、鹧鸪菜、万金油等,紧握在手,以求有点保障。
  这个实物天下,使李兆基提高警觉,对他日后的投资策略,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李介甫从广州湾回到顺德之后,发现儿子把家业管理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时,内心不但欣喜,而且认为当前最急于要讨论的是,今后的前景和李兆基的前途取向。
  李介甫问儿子:
  “经历了这几年,你对自己的前途总有一个看法吧?”
  李兆基也就在深思熟虑之下,毅然向父亲提出了要到外头世界去闯一闯的意愿。
  李介甫心上想,儿子这个请求是合情合理的。
  李兆基十多年来长伴膝下。在顺德这弹丸之地,于变幻莫测的战乱时代,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非常难得地已发挥了无限的才干,不负父亲所托,将家业发展至颠峰状态。
  再把这儿子留在身边,留在乡间,日后只会大才小用。
  于是李介甫问儿子:
  “你有想过到哪儿去发展吗?”
  李兆基随即清清楚楚地答:
  “我喜欢香港。”
  李兆基从不会不经思索,就胡乱向人提供答案,也从不曾在没有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的情况下,提出他的意见。
  故而,他说他喜欢香港,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顺德沦陷之前,李介甫就曾携子到香港视察,看看香港可否作为日军来侵时之避难所,当时曾把李兆基留在香港,让他寄居于李氏姑婆跑马地的家中,小住了大约一年之久。
  那段日子是悠闲舒畅,却是难忘的。
  李兆基曾爬上太平山,从山顶俯瞰下来,全港景色,如诗似画地映入眼帘。
  香港的海港,澄碧无波。
  香港的山峦,翠绿无尘。
  当时的香港,其实也真是这么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一片青的翠绿罢了。
  可是,香港给李兆基的印象就是清洁。
  就是美丽。
  就是活泼。
  就是朝气。
  也就是李兆基所下意识地追寻的人生。
  他无法忘记幼年时小住香港时心旷神怡、心朗气清的好感觉,对浅水湾的景色风光尤其怀念。
  当时年幼的李兆基已经很舍不得离开香港,一直盼望能有日重回香港。其实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间,李介甫从广州湾回顺德之后,李兆基已因生意关系,而需要在年中来往港澳多次。
  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他才不过十八九岁,便辞别了父母,离开顺德,重临维多利亚港,努力发展事业了。
  从此,年轻的李兆基,便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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