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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肃正作战”



          华北来了恶煞神,屡屡“扫荡”用兵狠;
          名将左权献生命,抗日烈焰未消沉。

  在日本的官方文件中,其华北方面军的正式称谓叫“北支那方面军”。它的前身是“中国驻屯军”。其历史沿革是:1901年,日本作为\国联军”的参加国,在《辛丑条约》中,与各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日本遂于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日本迟迟于1913年才将驻军名称改为“中国驻屯军”。根据条约规定,它主要驻扎在平津和冀东一带。“中国驻屯军”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建立的关东军没有隶属关系,因为在那时日本就认为“满蒙地区”不能算中国,包括冈村宁次后来担任的那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也无权指挥东北日军。关东军是日本在另一个“国家”的驻军,怎能归中国派遣军管辖呢?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逻辑。
  由此可见,华北方面军在日本扩大侵华以来陆续成立的诸方面军中,资格最老。“中国驻屯军”在1936年6月以前仅有兵力1771人;之后,有兵力近60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海光寺。发动芦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开始向平津一带大举增兵,并于1937年8月31日将“中国驻屯军”改编成华北方面军。到阿村上任前的1941年7月,该方面军下辖第1军、第12军、驻蒙军和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及4个独立混成旅团,成为日本在华的最大一个方面军,总共约有18个师团的兵力。
  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北平。沿着紫禁城外那条护城河向东行走,没多远便是老北京人所熟悉的翠明庄。翠明庄青砖楼房,绿色的琉璃瓦顶,中西合壁,别具一格。在日军占领下早已寂寥的北平城内,这片房子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几百米开外就有持枪荷弹的日本兵站岗,另有步兵游动哨,还设置了两座岗楼。这里就是冈村宁次走马上任的地方——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从“七七事变”以来,冈村是第6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华北的八路军,“我就任时的形势是,对辖区内重庆系军队的作战已大致结束,但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这是多田骏留给他的烂摊子。
  在翠明庄,他集中一段时间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按照这样步骤去做,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战法。
  经过周密策划,1941年8月14日,冈村下令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军主要参战部队是:方面军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第15旅团,第五军的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与第9、第16旅团各一部,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驻蒙军的第26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再加上伪军和配署部,共计约10万人。日军号称此战为“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整整一年前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
  8月18日,冈村飞往石家庄,对第110师团进行视察;19日乘装甲车去晋县对第35师团进行视察;20日对保定的第27师团又进行了巡视。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新战术,分13路进攻晋察冀边区,攻击重点指向边区的中心——北岳区、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和边区军政首脑机关聚歼于内外长城两侧。“扫荡”一开始,日军首先实施封锁,一部在古北口、密云佯攻,主力则从四周合围滹沱河沿岸的无极、深泽一带;接着主力又集结于平汉沿线,22日以后一齐向地处太行山脉的北岳区合围,先后攻占蓬头、倒马关、阜平等地,使大“扫荡”达到高潮。
  在作战期间,冈村宁次动员了日伪北平的所有报道机关,对这次“百万大战”大力进行宣传。
  日军在进行攻击作战的同时,更毒辣的手段是对抗日根据地采取“蚕食”封锁的政策。即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与平原之间的联系。冈村在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说:“古时候中国的城市用城墙围绕起来作为民众对敌人入侵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本土和满洲、蒙古之间建筑了万里长城。这对外敌入侵究竟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当别论,但它是保护中国本土及民众的象征。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在我保护下的民众用这样的隔离线围绕起来,划出界限加以防护,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多田骏在任时就开始实施,但进展不快。冈村上任后根据他早先在北满推行的所谓“匪民分离”的经验,加快了步伐。到1942年10月前,日军重点针对晋察冀边区修筑完成了两条战略性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东起琢县经易县、紫荆关、沫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把北岳区北部和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是南北走向,北起易县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借此既可维护铁路交通,又企图把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分割开。同时,日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2丈,部分还引河水灌人。冈村就任一年多以后向大本营报告声称,他们强迫中国老百姓已累计新挖和完善封锁沟11860公里,为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4。
  冈村宁次的这套囚笼政策,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再加上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既有以攻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而有之。他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另外,他吸取前几任华北日军首脑根据“治安”状况划分区域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材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日军的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机关远在陕北,华北现地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怀、左权等人负责。彭德怀后来曾深有感触地对部下们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确实,此人上任仅半年,就使八路军一时陷入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了,五台只剩阜平,大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只控制在1300万左右,为历来最低时期。对华北根据地发展的这段挫折和滑坡,彭德怀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检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写的“自述”中,也提到了这个深刻的教训,但结果还是成为遭极左势力攻诘迫害的主要罪名之一。闲话不提。
  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此顽症令他头疼。进入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又开始恢复和发展0这一年,他麾下的华北日军总共进行了75次“扫荡”,其中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规模最大。
  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是冈村发动“五一扫荡”的主要原因。另外,他发现冀中地区的主要河流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和潴龙河,每年5月至6月水量缺乏时,对交通构不成障碍,同时高杆作物的高度在5月份还不影响射击和部队通行。这次扫荡的方针是对冀中八路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企图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反复扫荡,消灭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设施,使之成为“治安区”。为此,冈村下令以第1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为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第110师团白泷部队,配署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等日军,加上伪军共约10万人,在第29独立飞行队的配合下,向冀中地区发动进攻。
  冈村宁次把这次大扫荡分为三个阶段。
  5月1日,日军开始为期10天的第一阶段扫荡。日以第110师团、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一部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向潴龙河、滹沱河以北地区,石德铁路以南地区扫荡。随后,从边缘地区逐步增加据点,向冀中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中心区压缩,以求聚歼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部分八路军主力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退向根据地的中心区,陷入被动局面。
  第二阶段从5月11日开始至6月初结束。冈村将其部队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形成所谓“铁环阵”,对冀中中心区实际分割、清剿。11日,日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和深县以南地区。12日,又以奥村、池上部队向武(强)安(平)公路的东北地区合围。日军每次合围,都是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推行,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三阶段,自6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这一阶段,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日军控制,冈村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随即转入全面清剿。日军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到处捕捉分散斗争的中共党政军人员,建立伪政权。6月中旬,中共冀中领导机关被迫从该地区突围撤出。冈村宁次在北平宣布,对冀中的这次“肃正作战”结束。
  在为时两个月的冀中大扫荡中,该地区八路军共减员16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队占35%,地方部队约占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被抓达5万余人,造成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特别应指出的是,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他到华北上任以后,鉴于前任的教训,多次告诫部队在军事行动中要“戒杀、戒烧、戒抢”,奉行的是所谓“三戒政策”。并诬称说,是共产党用恰好相反的文字把它篡改为“三光”政策来栽在他的头上,还说自己后来听到这个提法时大吃一惊,感到莫名其妙。言外之意就是,他在华北没有实行过什么“三光”政策。
  然而,事实不容狡辩和抵赖。尽管他的官方文件中没有使用过“三光政策”这一提法,尽管他说过许多漂亮的言辞,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对各抗日根据地犯下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拿他来华北上任之初,1941年8月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那次大扫荡来说,据统计该区总共有10多万间房屋被日军炮火摧毁或直接烧掉,5800万斤粮食和10000多头牲畜被日伪军抢掠,根据地群众累计有4800多人被杀、17000多人被抓走。日伪军还在该地区制造了几起集体屠杀的血案:8月6日凌晨,盘踞在灵山的日伪军出动100多人包围了野北村,除部分青壮年冲出外,其余群众被日伪军驱赶到3个院子里,遭机枪扫射。在这次暴行中他们杀害群众164人,烧毁房屋107间。31日,日军在深源县东杏花村,将抓到的23名村干部和群众绑在木桩上,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被刺死。有两个人的头骨被砸开,取出脑汁,搀放在白玉米馇粥中熬煮,取名“开脑粥”,熬好后,强迫村民喝掉。事后,当地老百姓许多年不敢吃白玉米馇粥,有的连看也不敢看。9月22日拂晓,日军一个小队包围了曲阳县沟里村,将100多人赶到几间房屋中,点火烧房,冲出围困的群众又被他们抓获,其中有50余人被扔到一口井里,然后往下扔石头和燃烧的木柴,并向井下开枪、投掷手榴弹,将群众全部残杀,等等。总之,冈村宁次属下的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华北的烧杀淫掠,恶例俯拾即是,这里无需多表。
  冀中“五一大扫荡”开始不久,5月15日,冈村宁次又组织了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统率机关和消灭刘伯承的第129师。
  此前,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屡次巧妙地避开日军扫荡的锋芒,冈村宁次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驻晋日第1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性强的作战计划,并实施抵近靠前指挥。
  日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遵命将自己的战斗指挥所从太原搬到长治,并制定了C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第一期扫荡沁河河谷;第二期扫荡八路军总部驻地涉县以北地区;第三期扫荡第129师驻地涉县以南地区。其中,以第二期扫荡为重点。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能屡挫愈奋立于不败,就在于它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去直捣。在他的授意下,岩松义雄从第1军中挑选了200多名官兵,组成两支挺进队,以益于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化装成八路军,捕捉八路军首脑。挺进队的分工是:益子重雄队袭击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桃吉队袭击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每个队员怀揣上述领导人的照片、简历,自带给养和雨衣行囊,昼伏夜行,向预定地点突进。
  再说岩松义雄率领的大部队,先以近两个师团的兵力于5月15日向太岳区沁河两岸的东峪和马壁地区压去。驻守在该地的第129师第386旅闻讯后立即向北转移。19日,日军向太行山北部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进击,控制了太北区的制高点峻极关。与此同时,东西两线之日军向长治、武乡、辽县和武安进犯,企图向腹地之涉县、偏城进行合击。25日,万余日伪军从四面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暂驻地南艾铺实行合围,彭德怀、罗瑞卿等及大部分机关人员虽几经周折冲了出去,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却在指挥突围时,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十字岭。
  左权,原名纪权,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共,后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后入苏联中山大学、高级步兵学校深造。1930年回国后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长征时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沪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罗镇歼灭战等作战中,均有重要贡献。他文武兼备、著译丰富,先后撰写过《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著作论文,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彭德怀组织和指挥了百团大战等战役。自朱德于1940年夏初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后,“彭左”就代替了“朱彭”,成为八路军将士对自己前方最高首长的亲切称呼。
  左权阵亡,是冈村向东京大本营表功的“捷报”,是他大肆宣传这次扫荡的战果之一。相反,它却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备的良将。
  延安枣园。25日午夜,毛泽东突然接到129师刘邓电报,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袭击,北方局机关人员分路突围。这份电报令毛泽东心神不安,由刘邓来电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说明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已经和各方都中断了联络,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安全如何,仍然情况不明。他放心不下,一夜都不曾合眼。彭德怀究竟在哪里?他不知道。
  此刻,他焦急地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为八路军将士的安全而担心。他从刘邓的报告中还得知,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击的同时,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6旅,也潜入了129师的驻地黎城县的会里村。刘伯承当时刚刚率部转移,前后只差几个小时,不然,129师也会遭受惨重的损失。现在刘邓是否甩掉了大川挺进队,他也不得而知。
  26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一天一夜过去了,他既没得到彭德怀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再接到刘邓的报告。现实逼着他不得不从最坏处去考虑,万一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彻底摧毁该怎么办?那种后果将要比皖南事变更严重,因为中共党的武装主要在华北。
  27日拂晓,毛泽东才接到了机要人员送上的电报。看完电报后,毛泽东的眼角潮湿了,他为失去左权而感到悲痛万分。庆幸的是,彭德怀已经突围,八路军总部没有被冈村一网打尽。
  由于电报还是由129师发来的,毛泽东随即电示:

  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
  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师行动。如何望
  复。
                        毛泽东、朱德

  这天,朱德还挥泪写了《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这首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牺牲的所在地山西辽县,后来被边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左权县,以志纪念。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很多重要负责干部的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第129师在日军压迫下,也被迫将主力转到外线。一时间,华北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似乎得逞。
  由于晋东南地区已被日军所控制,毛泽东曾提出将八路军前总机关转移到晋西北,这样“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毛泽东还提出总部移晋西北后,将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对此,彭德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总结了总部在晋东南受损失的教训,认为他对敌人在战术上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集中注意于日军对冀中的空前规模的扫荡,对日军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等等,这是他本人的失误。但是,他认为总部转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但如对外和根据华北抗战的实际,总部仍在晋东南为宜;而且,冈村已开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日军这次“肃正作战”的成绩,如果我们走掉,正好为他提供了佐证,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之方便的实际出发,总部应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在晋东南。
  7月中旬,彭德怀的电报发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经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两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和一系列一般性扫荡,冈村宁次在华北初步得手。八路军正规部队被迫撤至更深远的山区,有些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敌后武工队的形式留下来坚持斗争。由于根据地面积锐减,无法供应庞大的部队和各类机关的给养,出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中共中央开始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在八路军的三大主力师中,贺龙的120师人数由35000缩减至27000人;林彪担任师长的第115师及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仅三大机关就由1万人精简为3500人;刘邓的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军分区,由原来420个单位减至269个单位,人员也精简了1/3。晋察冀边区动作稍迟,转年8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分局指出:“你们现在只有80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8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依照中央指示,该边区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精兵简政。
  1943年秋季,冈村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这次名为“铁滚扫荡”的作战,是该年度华北日军一系列扫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冈村认为对华北平原和盆地的作战他已得逞,下一步就是打击躲至深远山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如果成功,华北的治安也就被彻底“肃正”了。
  9月初,冈村宁次在保定精心组织策划,把第36、第69师团和伪军共4万余人分三线布置在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一二百里的正面上,并在西侧的同蒲线、白晋线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妄图“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他还从各地抽调180余名军官前来观战。10月23日,“参观团”在临汾东北50里的韩略村附近遭到由太岳区开赴陕甘宁边区路过此地的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的伏击,180多名日军军官,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全被击毙,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级联队长6名,其余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参观团”的覆灭对日军打击非同小可,如此严重的“事故”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是没有过的,大本营对冈村提出了严厉训斥,恼羞成怒的冈村认定必是出了内奸,亲自对第69师团司令部及周围日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结果将该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撤职,第1军参谋长调离才算完事。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驻晋的日第1军情绪低落,同时,太岳根据地的八路军部分主力已分头向陕甘宁分头转移,11月中旬,日军草率收兵返回原驻地。冈村的这次“铁滚扫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实际上到1943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整整6年了,战争到1941年底已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国民已开始尝到战争的真正滋味,因战争需要大批的兵员和高额的战费,使得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已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种狂热。国内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外战场,对日军参战官兵的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多年远征异国,亲眼目睹战争之各种惨状,使得一些士兵和下层军官对战争开始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日军内部纪律已逞松弛趋势,抗命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恶性事故。如驻山东的华北方面军第12军,曾发生过数起士兵拒绝上前线,并殴打和枪击军官的事件,甚至导致了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及几名师、旅团长被解职。
  冈村对读职部属的处理从不手软,同时也有完络的一套,特别是他的前任多田骏过去曾两度担任华北日军首脑,下面的关系盘根错节,这方面他更需小心。华北日军的旅团长、联队长级军官常年在区县驻守,一般没有机会来平、津大城市游乐,冈村认为“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因而有改变一下气氛的必要”。他提议经常让这些中级军官来平、津聚会一下,“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课题,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二三天换换心境的机会”。而换心境的方法,不外乎饮宴逛景、肆意淫乐。结果,“这样实施的效果甚好,与会者皆大欢喜”。他坦率地承认,“勿宁说这是从维护统率的见地出发的”。
  经过连续几年各种规模的“肃正作战”,冈村命令司令部幕僚编写了《剿共指南》一书,发给各个部队,对扫荡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守备碉堡、警戒铁路、构筑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进行搜索、乃至防备手榴弹等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冈村称“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连与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但是,尽管他挖空心思研究战术,企图彻底消灭华北的抗日武装,然而却无法克服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至1943年底,冈村麾下已有五六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而中共武装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趁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又迅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捉襟见肘的冈村宁次手里没有几张牌好打,只得仰天长叹;良将无兵,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是否为良将?另当别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来临,从大范围说,东京大本营注意的焦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这关系到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因为只有美国的海空力量才能直捣它的本士;从中国战场来说,对蒋劝降不成,军事打击的矛头又集中在国民党军身上,因为它认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这样一来,自冈村宁次在1943年秋季发起的所谓“铁滚扫荡”草草地倡旗息鼓后,华北日军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行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则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坐在北平翠明庄里的冈村宁次已无计可施。
  除了主要对中共武装进行“肃正作战”外,冈村赴任华北临行前,东条英机交办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劝降。这件事,在日军里是个机密,当时外界舆论也是众说纷纭。欲知内中情形梗概,且看下章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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