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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诱降纳叛



          诱降“弟子”阎锡山,伯川滑头两面安;
          又与重庆建密线,不了了之未成款。

  冈村宁次在华北职任上的主要劝降对象阎锡山,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阎比冈村年长一岁,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阎家是个小地主,其父阎书堂后来在五台县城开了家钱铺,以放印子钱为生。锡山字伯川,别号龙池,乳名万喜子。他6岁时生母曲月清去世,因继母不养前家子,便由外祖母领去抚养。9岁入私塾念书。幼年时期的阎锡山有家归不得,虽然外祖母疼爱,但寄人篱下,被人白眼看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此人小时的性格就与一般孩童不同,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顽皮难管,有时驯顺,有时狂暴。12岁时与同窗曲满堂玩耍失和,竟掏出小刀把对方刺伤。因此,孩子们都说:“万喜子不是好惹的,还是离他远些好。”
  阎锡山16岁从外祖母家回来,成完亲便到钱铺学商。在父亲的教导下,照料铺面,印钱帖子,记帐算利息,协助父亲做投机生意。仅两年多的时间,便把放贷小债主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手段掌握得八九不离十。1900年底,阎书堂在做银两与制钱换兑的投机生意中跌了跟头,欠了别人的债,只好转让出钱铺带着儿子跑到了太原。阎锡山经五台同乡介绍,到繁华的柳巷裕盛客栈里当伙计,混口饭吃。
  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开办各种新式学堂就是其中一项。在山西,1902年(清光绪28年)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和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因而,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为宦的阶梯。阎锡山对于在客店里当小伙计是不甘心的,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初试时,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态度谦恭,应答灵便,深得考官们的赏识,遂被录取。1904年7月,阎锡山被选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人振武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正巧那时冈村宁次从日步兵第49联队调到该校担任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所以他俩也算有一段师生关系。1909年,阎毕业回国历任军事学堂教官、监督和新军标统(相同于团长)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发动太原起义,一跃成为山西大都督,此时年仅28岁。从1911年起,直到1949年他66岁时逃离大陆止,他执掌山西大权长达38年之久。
  抗战全面爆发后,阎锡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所有部队。下辖第6、第7两个集团军,蒋系汤恩伯的第13集团军一度归他领导,朱德为总司令的第18集团军名义上也一直在他的麾下。他参加抗战,但态度始终不坚决。他的战区内,日军、蒋嫡系部队和八路军并存,他要部下“学会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也不能踩破”。所谓“存在哲学”是他的思想基础。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他先逃到临汾,转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将他赶到黄河边晋陕交界的吉县。从此他在那里安营扎寨,选择一偏僻山沟开凿了大量窑洞,取名“克难坡”,把山西省的党政军各大机关悉数安置在这里。
  因为阎青年时期在日本呆过五六年,对日本人有好感,所以几任华北日军首脑均认为他是亲日的,一直希望拉住他对付蒋系势力,特别是在华北的中共势力。1940年春,多田骏秘密曾派人往吉县克难坡见阎,提出日、阎双方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日军则完全交还阎本人及各军政要员在太原的财产。阎提出要日方先给他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粮食、经费均由日方负责。因为山西全境富庶之地悉被日军占领,分散部署的晋绥军部队给养困难,单单集中在克难坡的数万机关、学校及直属部队的吃饭问题,阎都无着筹措。但是,多田骏不见兔子不撒鹰,双方的密谈没有具体结果。
  1941年7月,冈村来华北方面军上任,他认为只要阎锡山能真心投降,要甚给甚,不必斤斤计较条件。他派特使田边盛武赴汾阳,与阎的特别代表赵承绶会谈,双方于8月11日达成协议,内容主要是:(1)阎、日取消敌对行为,共同防共;(2)日方先给阎装备50个团,拨发步枪5万支,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3)阎第一步进驻隰县或孝义,将小船窝渡口(吉县属)让给日方,阎通电脱离重庆政府。日方将晋中10县交给阎方接管;(4)第二步阎进驻太谷,日方将山西政权全部交阎,再给阎装备50个团;(5)第三步阎进驻北平,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组织“华北国”。
  这个赌注下得不小,对阎颇有吸引力。但阎与日方达成协议的根本目的是“存在”下去、扩大实力,所以他迟迟不肯公开表态降日,而希望从具体条件入手。同年11月,阎又派赵承绶由孝义经汾阳到太原,与冈村特使规定了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1)双方部队为避免冲突,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资联络;(2)交换物资:阎以桐油、水银、生漆、桃仁等物资向日方换取布匹、西药、纸张、机械器材等物;(3)交换情报:阎、日双方驻当地部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的情报;(4)晋绥军兵员征募可由日方组织的傀儡政权协助;(5)日方拨给阎华北联币1200万元,华南储币500万元;拨给粮食5万石。等等。
  阎锡山与日本的秘密协议,被中共在山西的负责人薄一波等获悉,感到事态严重。因为阎如果降日,不但是对全国抗战的一次重大心理打击,而且阎、日联起手来对付八路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通过舆论捅出阎、日秘密协议,同时,发动各界民众开展反投降运动,使阎一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
  1941年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代表王世英在克难坡求见阎锡山,原来由阎的交际处约定谈话15分钟,但在这次关键性的谈话过程中,王世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谈话一直延长了3个多小时。这次谈话在3个问题上使阎有所畏惧。第一,日本只有南进才能解决它的战略物资困难问题,不会北进。因为阎一直认为日美不会开战,这样美国就不会公开援助中国。第二,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之下,不会降日(阎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要投降,蒋汪合流,组织亲日政府,故他要先一步投降,窃据华北)。因为蒋一投降,他的政治资本就完了,人民会起来打倒他。第三,阎又问假如蒋介石投降,你们怎么办呢?王世英回答:我们的态度很明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谁投降我们就打谁。
  阎、王两人长时间的谈话,使在外面等候接见的人焦急不安,而侍卫人员则在窗外偷听。他们对这次谈话十分重视,主要是想了解八路军的态度,阎也想乘机摸摸中共的底。谈话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阎虽有与日“合作”的想法,但已有所顾忌。
  冈村和阎各自的代表,后来又进行了两个来月的商谈,日方坚持要阎先离开克难坡进驻孝义,发表脱离重庆政府的通电,然后才能履行上述细则。阎则以黄河以西的工厂机器尚未运回河东为理由,坚持日方要先履行细则,再行进驻孝义,发表通电。这时,赵承绶由太原发电给阎报告:从商谈过程中来看,日方确是诱降,不是合作。嗣因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国内物资紧张,冈村不能如数拨出阎所要求的武器、物资、款项。同时,蒋介石获得阎和日方勾结的情报,派遣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允拨阎军的欠饷并增加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阎遂将赵承绶召回克难坡,静观时局变化,履行汾阳协定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见阎不降,1942年2月冈村决定以武力威逼,扬言要向克难坡和阎所控制的晋西进攻。这确实威胁到阎的生存问题了。阎锡山乃于4月初发动“晋西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晋绥军官兵每打死1个日本人赏洋100元,并许诺给士兵娶妻,以鼓励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驻晋部队却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晋绥军非常轻视,公开说:“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挂一顶日本军帽就吓跑了。”由于日军轻敌,阎又做了种种准备,所以日军在孝义县苏宋庄和汾城县华灵庙的战斗中受挫。至此,冈村宁次后悔不应逼阎过急,于是又派特使与阎谈判。
  阎锡山称:“我们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对这个钱铺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无论是东京的东条英机,还是身在北平的冈村宁次,谁都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冈村对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说:“阎锡山曾把中国人骗遍了,他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在冈村宁次的坚持下,双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难坡不远的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锡山被迫亲自出席。因为冈村通过这两年的几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已严重地削弱了中共方面在华北的力量,随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击他。日方出席者的级别也不低,计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该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等。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中国的方针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间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介石方面,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枝;(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重庆方面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而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日方也将所带的联币、枪支,原物带走。
  这次安平会谈未获结果,冈村大失所望。阎锡山毕竟不同于汪精卫,民族气节多少犹存;他手下的那帮晋绥军将领,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围的汉奸政客,不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为了离间间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搞心理战,冈村下令把阎跟日军首脑接触时拍摄的照片,用飞机大量散发到重庆、西安等地。同时,以武力积极压迫阎部,在稷王山一带击溃阎的第34军,在孝义净化村歼灭了赵瑞、杨诚两个师,并声言要大举进攻阎管区,以逼阎早日投降。阎也不示弱,高喊保卫晋西,双方关系已成僵局。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然存在,双方的人员来往直到日本投降从未间断。
  冈村对阎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对晋系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劝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很少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庞炳勋的军队”。
  庞炳勋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在蒋介石的暗中收买下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40军军长,以后又兼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城抗战之役,他升任第10军团总指挥,接着晋升为陆军中将,改任第3军团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过功劳。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军团名号,庞炳勋遂改任集团军上将司令,驻扎在豫南一带。西北军从上到下历来有倒戈的传统,而这次庞炳勋降日,竟然是在一个小小的日军少尉的说服下实现的,令人瞠目。
  这个日军少尉名叫田中彻雄,毕业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既擅长汉语,又通晓中国情况,来华服役后被安排在日第12军的策及机构工作。此人深知中国人一贯墨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信条,常常不经请示单枪匹马地跑到中国军队中劝降。这次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判断庞有降意,便又只身跑到庞的驻地,一番威胁利诱后,居然使这位统领7万大军的集团军上将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绩”并未得到上司的奖赏,反而指责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经命令随意潜入敌阵,破坏了军纪。”令他十分苦恼。
  消息传到冈村那里,他认为下级指挥官指责田中少尉触犯军纪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虑到今后为了歼灭庞炳勋的7万军队,不得不牺牲众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获得成功,则可避免这种牺牲”,遂决定表彰田中彻雄。1943年5月23日,冈村亲自赶到开封,听取了这位“降服7万人的好汉”的事迹介绍,不仅颁发了军功奖状,还赠给他特地从国内寄来的一柄军刀。
  在冈村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降日,其中有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李守信、吴化文等部。据日方统计,整个中日战争期间,非蒋介石嫡系的降日杂牌军共约40万人,而华北地区即占3/4。可见,冈村等人劝降工作的“成绩”之大。
  开展对重庆方面的“和平”工作,是东条英机曾秘密嘱托冈村宁次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冈村来华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识殷同建立了与重庆的电讯联系。殷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他与其同窗汪时璟、王大祯等回国后都离开了军界,分别在政界、财界活动,相当有名。冈村很早就与殷同认识,30年代初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殷同常奔走于北平和长春之间,传递消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为了协商与该协定有关的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及其他问题,殷同作为何应钦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连等地跟冈村频频接触,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与在重庆的王大祯接上了联系,9月,蒋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潜来北平与冈村“交换意见”。双方虽未达成什么原则性协议,但一致同意通过殷同一王大祯之间建立的联络线磋商“和平条件”。为此,冈村指示“方面军参谋部编制了密码,将我军通讯兵秘密派驻殷同私邸,并由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交给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冈村又请“赋闲”在北平的汪时璟代替殷同,继续和王大祯联系。从此,“北平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二次,但内容多为议论,对方态度强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特别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开开罗会议以后,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相互确定,在彻底战败日本以前谁也不得与之单独媾和。加之在这一年,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开始转入反攻;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被全部肃清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8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0月克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11月克布根维尔岛,同时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日军节节败退。在这种有利态势下,蒋介石自然更不会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与之情和。
  用“拉”的办法不能瓦解重庆方面的抗战意志,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日陆军主力却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抽不出身来。东京大本营遂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武力摧垮重庆政权,或许能进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日双方军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豫湘桂大会战。
  这次大会战从1944年4月开始至年底结束,历时8个多月。是抗战爆发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日军首先在河南开仗,揭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欲知他如何猖狂表演,且看下章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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