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第八篇 “热传”权威传热校园



  田长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在“热传学”界中是有名的。早在70年代初期,当时他正值三十余岁青壮年纪,就已是全美“热传”界三大学派(美西的柏克利加大、美中的明尼苏达大学、以及美东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掌门人之一。他能在这方面独占鳌头,受柏克利学派的开山祖师贝尔特教授(L.M.K Boelter )影响甚大,而自己在往后做研究与带学生时,都打破沉疴,用创新突破的方法,进行最新科学的探讨。

  三四十年代,热传学只有两大学派:柏克利学派与麻省理工学院学派。

  柏克利学派注重研究、推理与应用,需要长期才见成果,并且对现象需了解透彻。而麻省着重经验,以实验为主,不重视理论与实际的配合,讲求立竿见影之效。

  贝尔特教授在热传学领域是最权威的,他是热传学科学基础的倡议人。他主张做研究一定要走极端(extreme ),永远要走在第一线。在他的领导下,柏克利加大在40年代成为热传学的世界重镇。

  脑力激荡式的启发

  田长霖刚到柏克利加大还当代理助理教授时,因许多很好的教授出走,正逢最低潮的时期。创始人贝尔特教授当时已前往洛杉矶加大,创立并担任工学院第一任院长。贝尔特教授的家在柏克利,经常回到柏克利。田长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向他请教,想了解自己将来应朝哪个方向发展?

  贝尔特从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他总是加以反问,不断用问题来启发学生。

  他问田长霖:“你做热传,热传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田长霖回答:“传热靠温度,应是高温低温使热变冷。”

  “温度若是最重要参数,何者为温度的极端?”贝尔特教授追问。

  “当然是最高温与最低温。”

  “很好!这是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贝尔特教授告诉田长霖,做人时,思想可以中庸;做研究时,方向和领域则永远要走极端。

  田长霖暗喜,贝尔特教授的建议太好了,真不愧是开山祖师。正准备离开时,贝尔特教授叫住他:“等一下,年轻人,先别急着走,我还没问完呢!”

  田长霖心想,大事不妙,被问倒怎么办?博士口试尴尬的场面犹历历在目。

  “除了温度外,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田长霖犹豫了一下,回答:“应该是参数的微积分。”

  “很好,那么参数的微积分是什么?”

  “微分或积分。”

  “温度的积分是什么?”

  田长霖想了一下才说:“热容(Heat Content)。”

  “它的微分是什么?”

  “与导热系数有关。”

  “如果是导热系数,那么它的极端是什么?”

  “导热中最快与最慢的。”

  “传热中最快的是什么?”

  “超热导体。”

  “最慢的呢?”

  “超隔热体。”

  奠下日后的方向

  经过这一番抽丝剥茧式的脑力激荡后,田长霖终于了解做研究走极端的重要性,心中相当地兴奋。他对自己未来的研究目标有了具体的确认。1961年这段千金难买的经验,影响了田长霖一辈子做研究的方向。五分钟的谈话,胜读十年书。

  往后田长霖做太空梭研究、高温隔热体、高温低温热管等,思考方向都来自与教授的一席话。日本的设计,有些低温隔热部分就是根据田长霖实验室所做出的方程式而设计的。

  “热传学”,传热——导进或导出,热或冷,都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他的第一个研究计划是“土星C-SA”,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火箭,即使现在仍然在用。但它发射后喷出的火焰太热、太剧烈,其辐射热甚至会把火箭底部都熔化掉一部分。田长霖研究的是火焰的辐射热量。

  当时,有些人认为,干脆任由火箭底部耐高温物质去熔化,因为不必等到热或熔化影响到火箭内部的时候,人早已进入太空,火箭也不需要喷射了,所以没有问题。“一旦这样做,必须减低可使用的载重量,因为这是无效载重。我的研究就是在了解确切的辐射热量、作适当的底部设计,非常有趣。”

  在太空船的温度控制方面,田长霖也做了多角度的研究,后来又研究如何把隔热砖固定在太空梭表面上。1980年左右,是太空梭运行的最大挑战时期,他的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

  在“三哩岛核电厂”发生冷却故障、内部热度高升时,田长霖被专程请去处理。他在航太工业担任顾问达25年,当了校长后才辞掉。他也曾经是“国家原子炉反应器委员会”的长期顾问,并协助通用电子公司作紧急降温和一些其他的研究。

  田氏军团治学之道

  田长霖在带领学生做研究时,从不斤斤计较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等细节,他总是大胆放开让学生去做,注重的是大方向、主题、想法。散处世界各地的学生在热传方面都十分有成就,日本人称田长霖在研究领域拥有一支“田氏军团”(Tien’s Army)。

  田长霖治学的理念是理论和实验并重。在每一项“热传”研究开始时,必先要求学生广读现有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从现存的知识库中去了解实际的现象和研究问题的症结,接着再做假设性的推理;在推理的过程中,还要把一个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将它在假设的条件下,抽丝剥茧地简化到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的“物理模式”。

  做出了“模式”之后,就得用数学方程式去解它,最后再用实验数据去验证它的适当性及精确度。当数学算出模式的结果和数据相合时,这项研究就成功了。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做好定位,则需要反复多次地下功夫。如果一开始就错了,可能根本就做不出结果来。他的学生孙国华表示,田长霖做论文指导时,功夫下得最深的部分,就是在找出问题症结及推论的过程中,不断地磨练学生的思考及推理能力。

  由于田长霖坚持在研究上必须要有独创的概念,才造成他在“热传”界中不断有所“突破”;这不但让世界各地的教授学者跟随着他的“突破”而继续发扬光大,更使得他在这30年中一直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

  自50年代的末期至今,他共发表了三百多篇论文,完成了十几本权威性的著作。这其中,他在“热传学”研究领域极广,包括了热辐射、热对流、热材料、薄层结构、超低温绝缘、多孔物质、乱流、沸腾、二相流、热管、燃烧、太阳能、核能安全以及微尺度热流等等。他的成就不但使“热传”界人士叹为观止,更叫人折服的是,当了校长之后,他仍能保持“热传”宗师的崇高地位。

  独到的训练风格

  孙国华忆起二十多年前开始跟从田长霖教授做研究时,田长霖通常指示他去读论文,再向他做报告。一次,孙国华自认详读及了解论文的内容后,兴高采烈地去向老师报告时,没想到会被他老师“痛责”得体无完肤、面红耳赤。

  “我心中暗想,他问我的问题,多半是论文中没有的,也是我从没想过的,我怎能回答得出来呢?”

  孙国华被“痛责”后,常回到实验室内,闭门“思过”,彻夜不眠,觉得自己学问太肤浅了。在多次冷静思考中,慢慢理解田教授“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和他研究的方法。

  “在博士研究工作的早期,他磨练学生的重点是,一定要培养出独立思考及推理的能力;在研究中,开创出突破性的独创思想及概念。”

  这种突破性的创新思想非但不能抄袭别人,而且必须经过严谨的思考程序,才能由“概念”演变成“物理模式”,而此种“模式”的好坏,不但要将它用数学方程式解出,更需要和实验数据比较后才得知。两者不合时,就必须从头开始,再回到“概念”的阶段去思考。不过,这样一个周期下来,可能就已过掉几年了。

  博士班学生最怕的就是因“概念”不对而弄错了“模式”,或做出一个太复杂而难解的“模式”,如此一拖就六七年了。田长霖的教学重点就是利用严厉的质询,找出学生在思想逻辑上的缺失,督促改进,并严格要求学生找出问题症结,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到最后的“验证”阶段方可罢休。

  从畏惧到感谢

  有一阵子,孙国华因怕被田长霖“责备”,甚至刻意回避他经常路过的校园小径,以免撞见他;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有系统地去思考每一个被他问倒的问题。慢慢地,他终于领悟出,田教授问的问题总是跑在自己思考范围之前,所以才无法给以答案。 于是孙国华开始从最初的问题源头重新去思考, 经过“推理”、“概念”。“模式”、“数学分析”以及到最后的“验证”过程,做整体的反复练习。

  这段时间,孙国华不但是图书馆的常客,也常把实验室当成寝室,累了,趴在书桌上就睡,醒了,赶快再念,也不知外面是白天或黑夜。为了怕再被田教授问倒,他反复推敲田教授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并事先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答案找出了,才敢再去向他做进度报告。

  在田教授持续的磨练及指导下,“责备”之声愈来愈少了。

  “在我做完报告后,看到田教授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才开始觉得我的博士学位有望了。”

  孙国华记得刚进柏克利加大时,中国同学们经常幸灾乐祸地说:“孙国华是田教授的学生,他真惨!”三年后,当他学成离校,经田教授的推荐,已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等他去报到时,同学们又羡慕地说:“孙国华真幸运,做了田教授的学生,老师对他真好!”

  田校长的61个博士学生中,孙国华还破了一项纪录,他是田校长第一位结了婚而能念完博士的学生。事后其妻唐梅玲曾以玩笑的口吻对田校长夫妇说,为了支持他念书,她曾经在家中独自一天看过三部电视影片,也为人带过孩子、理过家和做夜晚加班工作,以补贴每月300 元不到的奖学金。因此她要求田校长也颁给她一个“鼓励大夫”(Push Husband to Degree)的PHD学位!

  十多年后在一个聚会中,田长霖曾打趣道:“当时我的作风的确严厉了些,学生们课业重得不敢结婚,只好同居,后来我不得已只好改变了做法。”孙国华与唐梅玲回味当时在柏克利加大做学生时,经济上虽无基础,但也是日子过得最单纯、最快乐的时光。

  人间难得一见的寿庆

  1995年初,为了祝贺老师60大寿,孙国华与其他七位田长霖的学生策划了一项学术发表会。在他们的心目中,田长霖不只是令人尊敬的恩师、挚友,更是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

  1995年11月14日,一项名为“庆祝田长霖60大寿学术发表会”,在柏克利加大贝泰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共发表66篇科学论文。二百多位朋友、学生与眷属们,从世界各地赶到柏克利加大,呈献了一本长达550 页精装成册的论文集,封面上印着田校长的照片、中英文签名,上面写着:“恭贺田长霖校长热传学成就的学术发表会”的英文字样。

  参加庆祝活动的嘉宾包括:俄国科学院院土、中国大陆科学院院士、日本科学院院土,也有来自德国、罗马尼亚、澳洲,与美国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田长霖校长庆生的构想,最初只想做成十几名学生的小聚会。后来一联络,发现世界各地的学生们都想借此机会表示对恩师的敬意,结果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庆典,确是人间难得几回见。

  庆生大典中还有一场令田长霖惊喜的致敬仪式。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代表签名赠送“学术论文集”、一幅画满桃子的桃树、用中文写着“桃李满天下”字样的“Family Tree ”画作、日本机械工程学会热学分会致赠杰出国际奖。这些,都充分展示了田长霖36年来作有英才的成就。

  严格的良师

  24岁的珍妮佛是田长霖的博士班学生之一,她在德州的莱斯大学读完学士学位,然后在德州的一家工程公司做了一年事,工作期间,她认为机械化的工作没有挑战性,所以想继续读研究所。她的一名女性指导教授曾推荐一名学生跟着田长霖做研究,做得相当顺利,所以她也建议珍妮佛将申请表寄给田长霖试试看,“也许他会同意收你做学生。”

  珍妮佛一边寄出申请表,一边向她的学姐打听她的经验。“这个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他真的很棒!”申请表递出去后,珍妮佛接到田长霖同意与她面谈的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1995年4 月她来到柏克利加大,经过半小时的面谈,田长霖同意收她做学生。

  系上另一名女研究生辛西亚,1995年秋天发生过一次意外。她开车回家被跟踪,下车后被歹徒以枪威胁抢去钱包,幸好人未受到伤害。自此田长霖非常注意学生安全,有时在实验室做研究做得太晚,他会亲自开车送学生回家。

  田长霖指导学生颇为严格。有一回珍妮佛要草拟一份申请研究基金的报告,田长霖每天花时间指导她,直到每一部分看起来都已完美为止。“有时每一部分要修改两、三回,他对图表的正确性也要求极高,绝不能打折扣或有一丝马虎。”

  他定时与三名学生开会,了解她们研究的进度。他会提出许多问题,同时激发他们在做研究时,打破传统的想法与做法。“他要我们能够更超然,比过去的人做得更好,每一回都要有进步。”

  亲爱精诚上下一。

  1996年6月25日,田长霖前往法国与希腊,参加两项重要的仪式。

  柏克利加大是法国政府在本土以外唯一设立基金会、进行学术交流的高等学府,田长霖前往主持基金会的一项活动。柏克利加大在希腊尼米亚(Nemea )拥有一块人类考古基地,这块实地是2500年前奥林匹克运动大赛的一个发源地。经考古学家的挖掘与研究,对当时竞赛的起点、运动员如何比赛、如何穿越隧道入场等等,都有惊人的发现。

  田长霖与另外200 位参赛的贵宾,打着光脚、穿古希腊饱,“重演”2500年前的奥林匹克运动赛。田长霖的助理们关心校长的皮肤在烈日下晒坏,在他临行前,特别合赠一瓶“特纯”橄榄油,瓶上附一张小卡片,上款写着:“Go Tien-Bear!”(田校长与柏克利加大加油!)下款有六位校长助理的签名。助理之一乔爱丝露出甜甜的笑容说:“我们一向把校长照顾得非常好!”

  这次纪念性的竞赛,由希腊政府与柏克利加大共同举办。竞赛中的颁奖、裁判方式、起跑线等都和2500年前一般,唯一不同的是,以前的运动员是裸着上身比赛,这回大家身上多加了一件袍子!在竞赛中,和田长霖一起赛跑的对手之一是当年在奥运十项全能中打败杨传广、拿到金牌的选手约翰逊(杨传广取得银牌)。田长霖在比赛前向他的秘书以孩童般的天真口吻说:“这回我一定要打垮约翰逊!”

  因为要打赤脚在碎石路上跑,怕受伤被感染,田校长听从秘书们的建议,临行前特别去打了破伤风针。法国希腊之行过后飞往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会首届海院土典礼,另外也在沈阳东北大学发表一场演讲。忙碌的行程有秘书们的全力协助与关怀,对田长霖来说,是一大助力,而这都是平常建立起来的情感与互相的尊重。田长霖对学生关心、对属下也一样关心,他也得到他们真心的敬重与关怀。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