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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19日。 我像往常一样，9时左右起床，打开墙上的中央控制式立体收音机，整幢房子的四个房间都响起了新闻播音。一边开始漱洗。电台中波长980的“最新路况与新闻”是我每天必须收听的节目。一则了解当天的新闻，二则也知道交通概况。忽然，我所熟悉的橙县女记者谢琳，一段短短的新闻送过来：“橙县米逊维荷市的一个公寓中，警方发现了两具尸体，一成年女性来自中国大陆，一名五个月大的婴儿是她的儿子。这是该地区罕见的惨死命案。据警方报告，昨天晚上11时，一个自称是该名女子的丈夫的男子首先发现命案，向警方报告。现正在现场调查。” 我一听到该名女子来自中国大陆，注意力就格外集中，早上新闻都很短，无法知道评语。作为一名中文报纸的记者，一种预感马上攫住我的全副身心——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大案：来自中国大陆、女子、五个月儿子、自称丈夫的男子……迅速在我脑中形成一幅幅离奇模糊的画面。 橙县是邻近洛杉矶的一个地区，空气清新，海滩多，世界闻名的迪士尼乐园、水晶大教堂、休斯飞机公司等都在该地区，是较好的旅游区和住宅区。那里有一个新港滩(NEWPORTBEACH)，其环境之美、区域之高贵不亚于比华利山庄。游人来洛杉矶，最常下榻的就是新港滩的“四季大饭店”(FOURSEASONSHOTEL)。前不久，一位华人富商还以1200万美元买下了该处的一幢豪华巨宅。 我随即拨通了橙县警方的电话，值班警官米勒是我常常打交道的警方新闻发言人，他马上准确无误地证实电台中发的消息，并纠正说，那位男子昨晚去报案时自称被害人的丈夫，实际上是男友，来自于台湾，是个有妻子的台湾富商。他补充了一句：大卫，你还不快去现场?所有的英文媒体都已经去了。随后给了我现场的地址：21622MARGUERITEPARKWAYMISSIONVIEJO。 我跳上红色艾奎拉(ACURA)小跑车，一踩油门，沿着五号公路向南驰去。 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我没兴趣去听收音机播放的早间音乐。看着里程表的数字“5678”的滚动，脑海中不断地猜想着这件命案。最近几年，大陆赴美的人士越来越多，但一般都居住在华人比较集中的河罕布拉市、蒙特利公园市，这里号称“小台北”，已形成了可以媲美唐人街的新城。一位大陆来的女子，带着个五个月大的小孩，居住在这样一个远离华人社区偏僻却又豪华的区域，遭人杀害。发现命案的又是她的男友，来自台湾的富商。这其中一定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联想到最近常常听到的大陆女子为了到美国来，以身相许，嫁到美国来的种种事例，更感到这个案子中也许含有着复杂的背景。 一个小时之后，到了米逊维荷市。 这是一个新开发的社区，远离高速公路的一片平原，到处都是一排排新建的住宅群落。21622号正是五百多幢相似的公寓群中的一幢。社区是开放式的，没有城门、围墙，但却有着碧波游泳池、喷泉、假山，倒也错落有致。 在靠近21622号公寓的附近，黑白两色的警车和十多辆矗着碟形天线的电视转播车已聚集在一处，一条黄色的警戒线隔开了围观的人群，我亮出洛杉矶警局发的采访证，一位荷枪实弹的警员拉开警戒线，让我进去。但是在内圈，又有一道红色的警戒线，上写着：注意，不得靠近。把所有的人挡在外面，再过去几步，就是发生命案的凶宅了。 这是一幢两层高的公寓，两上两下。命案发生在楼上靠左面的公寓。只见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员和穿着蓝色制服的法医处人员正在忙忙碌碌地进出。隔着公寓的纱窗，只见闪光灯正在一亮一亮，在拍摄命案的现场照片。在公寓外，有一个凉台，我用自己照像机上300尺的长焦距望远镜对着凉台聚焦，虽然屋内什么也看不到，但可见到凉台上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吊着五六个衣夹，也许是主人用来晾晒小物件的。 记者们在门外等待警方楼内调查之际，一边开始聊了起来。《洛杉矶时报》、《橙县纪事报》的记者都是平常跑新闻熟悉的，这里就我一个中文媒体记者，自然地就聊起了死者的来历。他们好像对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感兴趣。反复地问我，台湾的富商怎么会去大陆找到女朋友?我只得一遍一遍地解释，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台湾商人到大陆去投资办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认识了不少大陆女朋友。 而在跟他们闲聊的过程中，我也知道了，被害的女子姓纪，叫珍妮佛(JENNIFERJI)，是中国青岛的女子。台湾富商姓彭，叫基米(JAMIPENG)，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叫“RANGER”的电子通讯设备公司。 这时已经是10点多了，烈日当空，晒得人灼热难熬，老外记者好像不怕这酷烈的太阳，我便退后到一棵树底下乘凉。这一后退，再往上望公寓，倒给我看出公寓的结构来。一进门，是一间客厅，模模糊糊只见一个长沙发，客厅的里面，似乎是个卧房。外间靠凉台的一边，也是个卧房。那么，纪小姐的被害处在哪一个房间呢? 突然见到一个法医的蓝色工作衣闪现，然后出现了一副手推担架车自房门中倒退而出。担架上，一条白色的被单裹得严严实实，从楼上慢慢地移动下来。 现场的所有摄影机、照像机都对准了这个目标，嚓嚓地拍摄起来。 最后出现的是橙县警局凶杀组的侦探员怀特。他穿着西装，精明瘦削的脸上留着一撮小胡子。我跟他很熟，于是就远远地打了个招呼。 尸体很快地就被法医搬进汽车。在这时候，周围的几位年轻女邻居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怀特没有走，他立刻被记者包围起来，询问他各种各样问题。一向沉静的怀特没有多说，只是表示，此案将继续调查。最后走下来的是橙县警局的新闻发言人鲍勃警官，他向媒体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这是一起双尸命案。警方在8月18日23时35分接获一名男子的报案，在公寓中发现他的女朋友纪然冰被杀。警方赶到现场后，在公寓中又发现一具五个月大的男孩尸体。该名男子经警方约谈十多个小时，已排除作案嫌疑，饬令回家。现知道该名男子持台湾护照，在圣地亚哥拥有RANGER电子设备公司。两名死者的死因，将经过法医的验尸报告确定。 说完，鲍勃一行离去。 我立即走到公寓楼上，发现门已被警方封条封住。门的把手上留有警方用墨色验指纹粉痕迹。显然，已对门进行了指纹的鉴定。 现在要先确定被害人的身分、中文姓名。而仅凭警方公布的材料远远不够我写一个像样的新闻。于是我背着相机，在周围闲逛。命案现场的对门开着，一个30岁左右的白人男子也站在门口。我走了上去：“嗨!”他也回答：“嗨!”我自我介绍是中文媒体记者，想知道一下这个命案。 这位叫约翰的邻居对记者描述了昨晚的情形：“昨晚十一时左右，我刚看完美国职业篮球赛，在客厅中抽烟，准备就寝，一阵敲门，一个东方男子满脸恐惧，说他的太太被杀，儿子也不见了，想借我的电话报警，我就让他进来了。” 其他邻居也纷纷描述这位独居的东方女人的孤寂之状，时常看到她推着小孩车在社区散步。 通过电话接线生的帮忙，我查到了圣地亚哥RANGER电子公司的电话。随即打去，一名女子的声音。我要求与Mr.Peng通话。不一会，Mr.Peng来接。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中文报纸的记者，想知道一下这件命案的情况，彭先生迟疑了一下，以低沉的嗓音说，无可奉告。我再说，那么，你的中文名字如何写?彭先生也不愿透露，只是说出了拼音：PengTsengJie，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彭先生就不再接电话了。 于是再打到警方，鲍勃接电话，我要求将纪小姐的中国护照上的拼音告诉我。鲍勃很帮忙，取出护照，一字一字地拼出来：JIRANBIN。 根据美国司法惯例，当持外国护照的人被谋杀之后，首先要通知该国领事馆，帮助寻找到被害人的家属，以确认死者的身分，并让家属早日前来认尸。中国领事馆侨务领事崔爱明接到美国警方从死者房中获得的电话随即与青岛的死者家属联络，同时也提供给中文记者。 我拨通了纪然冰家在青岛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我一提是美国中文报纸记者，她立即怔了一下，随后就说：“我是纪然冰的姐姐纪然波。”我问她是否知道纪然冰被杀死的消息，纪然波说，我家已收到彭增吉传来的这一消息，全家都非常震惊和悲痛。现在我们也不敢将这一消息告诉母亲刘香兰，生怕她受不了这一打击。她非常惊讶我们这么快就获得了这一资料。当我问起：“你看纪然冰有什么仇人，有可能是谁害了她?”纪然波脱口而出，这一定是彭增吉的太太干的。但再问她有什么根据，纪然波则三缄其口，不愿回答。 再三追问之下，纪然波只是说，她妹妹1990年在青岛王朝大酒店工作时，认识了彭增吉，后来到彭增吉上海的公司中当秘书。不知什么原因又到美国。全家人根本不知道纪然冰竟然在美国生了个儿子。他们全家都在努力设法尽快到美国来，处理这件惨案。 查到了纪然冰的家庭背景，我和同事艾伦即兵分两路，由她查找青岛王朝大酒店，了解纪然冰的工作经历，我则查找彭增吉的电话，与彭增吉联系。 查找青岛王朝大酒店的工作还算顺利。青岛人坦率真诚，对于我们从万里之外打去的采访电话尽可能地合作。我们了解到，纪然冰原是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自愿应聘到中外合资的王朝大酒店当公关。艾伦说，那位姓张的经理对于纪然冰在美国突然遇害感到不能相信，“这是一位非常聪明、漂亮的青岛姑娘!” 纪然冰在王朝大酒店任公关时，工作表现不错，特别是英语能力很不错。而纪然冰的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系的老师还记得这么一位身材修长、聪明活泼的学生，对她的爱好体育有着深刻印象，网球、排球、篮球几乎都是纪然冰所热衷的体育项目。打网球还能左右开弓。 追踪纪然冰家人的这一路总算有了一些线索。但我要追踪的彭增吉一路却遭遇到了困难：彭增吉不愿意开口回答任何问题，尤其是他与纪然冰的关系。 我先寻找彭增吉的家中电话。 美国几乎每家都有电话，电话号码刊登在当地每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簿上，同时，电话局的查询台中，电脑储存着市民的电话号码。但是，为了尊重个人的隐私，只要向电话局提出取消公布个人电话，并且交纳10元的删除费，就可以在公开的电话本上取消电话号。 我向电话局查询彭增吉的电话，心中盼望着彭不要取消公开电话。幸运的是，电话局还真有彭增吉家中的电话。 我连忙按电话号码打过去，这时已经是晚上11时了。 还是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从对方传了过来。“是彭增吉先生吗?”对方迟疑了一下，转而回答：“不是。”“那么彭先生在家吗?”“不在。”“你是哪一位?”对方再度迟疑一下，“是他的朋友。” 我脑中马上飞快地转动，这么晚了，他的朋友?而且还在代他接电话?一定是彭增吉本人，只是为了避免与媒体接触，才故意推托。于是我假意说：“请问你知道纪然冰被害的事吗?”“不知道。”然后我突兀问了一句：“听说你的太太前几天刚从台湾来到美国，是吗?”“是的，但这与案子没有关系。”这一来，彭增吉的“朋友”露出了马脚。我立即问：“你认为谁可能杀死了纪然冰?”“无可奉告。”“你能把当时看到命案现场的情况描述一下吗?”“NoComments.”啪哒，挂断了电话。其实此时我们已在以彭增吉与记者的身分谈话了。 8月20日，洛杉矶中英文报纸整版报导了纪然冰母子命案的详细采访。我与彭增吉的全部对话刊在头版。从这第二天开始，我就陷入了纪然冰命案采访的泥淖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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