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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下浦东反“清乡”



1.内线反“清乡”

  1942年8月底,日军即将对浦东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这次“清乡”来势凶猛,敌人沿钱塘江湾的奉贤县钱桥开始,到川沙县的东海边合庆,再从川沙、张江、北蔡、三林、杜行、金汇、光明回到钱桥镇,围竹篱笆,全长约167公里,把奉、南、川三个县3B4的土地围困在内,企图把抗日力量彻底歼灭。
  浙东区党委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新组建的五大队全部撤往浙东。我遵照上级命令,与周振庭带了全部人马100余人和武器弹药,由南汇万祥入海,乘四条大帆船,到慈北古窑浦登陆。这样,我党在浦东的主力全部撤离。
  五大队撤到浙东后,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一中队,由吴锡钦、黄玉任指导员和中队长。我等待上级重新安排工作。
  约一个星期后,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日军占领诸暨、金华、兰溪、上饶、东阳、义乌、温州等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后,浙赣线已被敌打通。谭政委说:“敌人兵力不足,‘清乡’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进行,我们按中央指示必须继续坚持斗争。但斗争的方式要改变,现在敌人在浦东大规模‘清乡’,大部队进去活动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组织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钻进去,高举抗日旗帜,打击敌伪,保护人民,是完全可能的。”
  区党委要我带一支精干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至于人选问题,由我挑选。要我抓紧时间,争取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墙合拢之前插进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浙东区党委给我的新任务。
  后来听姜杰同志说,当时组织上还同时委派周奋同志返浦西青昆地区开展敌后武装工作。

2.挑选短枪队员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人员。考虑到这次回浦东没有大部队作依托,而且回旋余地更小,只能组成一个能进能打能隐蔽的短小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我决定挑选11个人,连我12人,换上清一色的短枪。
  这11个人是:
  许培元,共产党员,连级干部,是老二大队的,常州人,上海难民儿童中学学生,文武双全。
  张宝生,工人出身,共产党员,老“二中”成员,能打仗。
  李阿全,区队长,宝山人,木匠出身,机智勇敢,对黄家路一带熟悉。
  金文华,16岁,小勤务员,聪明机灵,活动能力强,熟悉全面情况,负责联络工作。
  路秋如,很能打仗,技术全面,经验丰富。
  董金根,共产党员,泥城一带人,熟悉泥城、蟛蜞庙一带情况,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的烈士,他是遗腹子,与地方党陈文祥书记熟悉,负责党的机要通讯工作。
  陶生祥,班级干部,南汇人。
  顾才松,又名顾阿二,大个子,熟悉南汇、坦直、沈庄一带情况。
  徐宝生,奉贤七仓墩人,与正在奉贤地区活动的黄志英有联系。
  王志欣,原地方武装区队长,熟悉四团仓一带情况,也能打仗。
  唐生宝,绰号唐麻子,熟悉蔡家桥、周家弄一带情况。
  我选择这11个人。有的是党员干部,有的熟悉浦东某一地区的情况,有的能打仗。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应付复杂的局面,以便很快站住脚跟。在选择许培元和张宝生时,我还有这样的考虑:许培元各方面比较好,有领导能力,万一我出事,他可以接替我的工作。张宝生在海防大队蹲过,必要时还可与海大取得联系。
  这12个人,后来7位牺牲了,3个叛变了,活着的只有2人。董金根同志下浦东仅一个多月,在打顽军陈龙生后因负重伤不久就光荣牺牲了。1943年新场战斗中,路秋如同志牺牲。同年复,金文华同志被伪军杀害。许培元同志在1943年的玉蟹桥战斗中不幸牺牲。张宝生在1944年储家店战斗中牺牲,他是一员战将,当时已经是中队长了。顾才松是1945年打坦直日军据点时牺牲的。陶生祥的具体情况不详。徐宝生、王志欣、唐生宝三人叛变。徐宝生是1945年秋跟黄志英一起叛变的,后被国民党军队打死。至今活着的有李阿全和我。李阿全后来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任浙江省湖州市交通局局长。

3.暗渡杭州湾

  姜杰同志是浦东地委书记,我把名单确定后,与姜杰在古窑浦研究了回浦东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曾设想了准备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方案。姜杰同志向我交代了回浦东的各处联络关系。
  在回浦东之前,我还去看了何克希司令员。他叮咛我说:“你这次回去,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斗争环境,要从实际出发,多动脑子,先适应情况,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这次回浦东,我的公开身份是五支队五大队的大队副。
  1942年9月初的一天,酷暑未消,天还很热。我们12个人身着单衣单裤,从古窑浦港口选了一条浦东方头“沙飞”海船。计划乘海水涨潮,当晚飘向浦东,在奉贤的七仓墩登陆。但船驶出港口,在接近杭州湾玉盘洋海面时,远远望见有一艘日本小炮艇在洋面巡逻。我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叫舱里的同志作好战斗准备。转而一想,如果真的与敌人开火,我们很可能一个都回不了浦东。灵机一动,我马上叫船老大放慢速度,避开敌炮艇,向奉贤柘林方向驶去。柘林是日军封锁杭州湾的重要据点。敌人看我们船往他们的据点驶去,船小又轻便,没有向我们追击。
  我们摆脱敌艇的监视后,驶向了柘林土城,在柘林的东边海岸停靠住。浦东杭州湾北岸的海滩陆地延伸很远,船停了,离陆地还有几里路。我们12人卷起裤腿,赤了脚,跳到海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爬上海岸。从这里到七仓墩有几十里路。为了在天亮前赶到,我们奔跑了整整一个夜晚。快到黎明,才赶到七仓墩。

4.接上第一个关系

  拂晓,大地一片寂静。我们一身汗水和露水,来到七仓墩盐行乡乔阿五乡长家附近,先在海塘边的草丛里隐蔽下来,我派徐宝生去乔阿五家敲门。
  乔阿五又叫乔云楼,原籍苏北,是个苦出身,在盐滩做苦工,后来又给地主做长工,慢慢有了个落脚点。这个人有头脑,讲义气,结交了一些地方上有点势力的人,在这一带有一些社会影响。盐行乡前任伪乡长很反动,被我们镇压了。
  乔阿五想当乡长,我们支持他,他上台后比较靠拢我们。
  我们敲开乔的门。他见是我们,大为惊讶,说:“怎么你们还没有走,现在风声很紧,日本鬼子到处砍竹子,正在海边打竹篱笆。再不走,走不了啦!”我说:“正是风声紧,我们才趁早赶回来的。”我看他神色慌张的样子,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我们回来你还是当你的乡长,敌人‘清乡’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放心好了。”乔听我这么一说,又见我们态度坚决,感到有了依靠,就打起精神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敢忘抗日。不过大家还得小心点,免得吃亏!”
  接着,乔告诉我们敌人在这里设立大小据点和检问所等情况,说敌人经常要派差,十分为难。我告诉他,要巧于应付鬼子,你也可以与敌人军政人员拉关系。我对他说:“要你慰劳,你就去,可以趁机摸摸他们的底,与伪军交交朋友,有情况及时报告我们。”
  乔阿五在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下,还有抗日之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害关系面前,也应承了我们给他的任务。我们在他家里隐蔽下来,饱饱地吃了顿早饭,安安心心睡觉。
  有个黄志英,部队撤出浦东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他仍留在这里活动。我告诉乔阿五去找黄志英。第二天,黄志英就归队了。队伍变为13个人。

5.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个关系接上后,我们就从奉贤往东,经四团、大团以西,向南汇中心桥,再向六灶、盐仓一带活动。一路上,原来没有来得及转移仍留在浦东的,或在地方工作身份已暴露的同志,陆续与我联系,有的归队。在这些人员中,奉贤除了黄志英,还有朱刚(又名朱正才),南汇有张正贤、陈金达、朱亮、卫民等。不到一个月,队伍扩大到近20人。
  浦东的形势,与一个半月前相比,已完全不同了。敌人现在重兵压境,凡是沿海港口都设立大小检问所,内地交通要道,大一些的村庄都有驻军。单奉贤东半县的敌伪据点和检问所,就有奉城南门、三团港、分水墩、东新市、香店桥、四团、青村港、苏家码头、泰日桥、钱家桥等十多个。在整个浦东清乡区的四周,都用竹篱笆团团围了起来。主要道路和码头共有大检问所19个,小检问所数十个。大一点的桥梁也都被控制。白天来往行人都要盘问检查,夜间一律禁止通行。岗哨密布,更楼林立,据点间相互呼应,一有动静就四出搜索、“清剿”。在“清乡”区域里,敌伪强行建立保甲制度,加强伪乡政权,清查户口,登记造册,推行“连保连坐”,发放“良民证”。在思想上推行怀柔政策,鼓吹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肆宣扬“清乡清心”、“同种同文”、“共存共荣”,还胡说什么侵华日军是来“帮助”中国老百姓打坏人,建立“皇道乐土”的。日军的“清乡”手段阴险毒辣。
  现在看来,“清乡”和“扫荡”有很大的不同。“扫荡”就像扫帚扫地一样,反复地“扫”过来“荡”过去,也叫“篦几”战术。这好比拉大网,鱼还可以从网眼里漏掉。“清乡”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过去我们对付“扫荡”,一般采取分散隐蔽,使敌人“篦几”扫不到,等敌人“扫荡”过后再集中,寻找机会突然袭击,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扫荡”计划。对付“清乡”我们还没有经验。另外,由于我们部队撤走后,“清乡”区敌伪反动气焰嚣张,那些“土忠救”、“洋忠救”也都走了。乌龟王八纷纷出笼,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无恶不作。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我们重返浦东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衷心拥护我们的,但看到我们人少,枪少,力量小,担心吃大亏;一种是既欢迎又害怕,怕我们打了就离开,他们遭残;另外,在一部分中上层统战对象里面,动摇观望的多,不敢与我们联系,甚至敬而远之。
  回浦东前,连柏生给我几张条子,要我去找关系,主要是祝家桥一带的,这些条子送过去后,石沉大海。离开浙东时,领导怕我们生活困难,要我多带些钱回来。我说不要,我想回浦东“还怕没有饭吃”。现在吃饭真的有问题了。原来姜杰同志与我商量返回浦东后,设想利用群众掩护,组织群众大会,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等方案,现在看来根本不存在合法斗争的条件。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我们到底怎样坚持斗争,粉碎敌人“清乡”?这是新情况,新问题。

6.化整为零和集零为整

  10月的浦东,金秋凉爽,稻田金黄一片,棉田白花花一片。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清乡”,老百姓的收成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浦东,鸡犬不宁,风声鹤泪,一片恐怖。老百姓下海捕鱼,海滩晒盐,上镇买卖,都要检查“良民证”。浦东,日军有代号为矛字三八二四、三八二五等部队,这两个部队的番号是后来我们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的。此外还有什么守备部队、宪兵队、讨伐队等。日军把大批轻重武器交给上海和太湖东南进行“清乡”的伪军使用,伪军的装备大有改进,气焰更嚣张。日伪总兵力约有5000人。
  敌人“清乡”的战术是,先在大小镇上建立据点,然后有计划地分块“清剿”。他们采取多路出动、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重点区域反复“搜剿”;对人口密集的大村庄派驻伪军,实施“驻剿”。敌人从点线占领开始,再到面的占领,把我们的活动区变成他们“清乡”基地。为此,他们又在上海集中培训了一批“清乡”骨干,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清乡”政工人员,胸前挂着“清乡委员会”蓝底证章,穿着哔叽的大衣或中山装,有的还骑着自行车,腰里挂着盒子枪,大摇大摆风头十足地下乡查户口,建立乡保甲制,逼迫老百姓在村头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游击队活动必须鸣锣报警。那时,我们部队活动到哪里,那里就有锣声,行动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缩小敌人搜捕目标,我把武装小分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两个组插到奉南和南汇东面的“清乡”边沿地区分散隐蔽,以待时机。这两个组分别由许培元、张宝生带领。我带李阿全等转移到南汇北边祝家桥一带活动。我们用的是化整为零的策略。
  当时,我们宿营都不进村庄,专找偏僻地方的小宅基、祠堂和坟山屋居住,有时就蹲在浦东常见的浜边上的蟹棚里。而且每天要换一个地方,吃饭有时由老百姓送来,送一次吃一天。没有接上关系的,就要挨饿。已经是10月寒露霜降时节,可我们穿的还是从浙东回浦东时那身单衣。
  这样的活动方式,虽然目标缩小了,敌人不易找到我们,但由于分散活动,纪律松弛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减弱了,加上艰苦的生活和伪乡保长的引诱,少数斗争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离开了革命队伍。像王志欣、唐麻子这些人,就是在化整为零的过程中被“化”掉的。王志欣分散隐蔽在王家袜厂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日子一长,便勾搭上那家的一个女人,不革命了。王志欣离开队伍后,开头倒还没有做坏事,但是他手里有枪,慢慢地就干起敲诈勒索的勾当,而且还冒着我的名义去欺骗老百姓,变成了土匪、地痞。唐麻子曾经当过伪军,后来投奔我们,吃不了苦,胆小怕死,就拖枪叛变了。还有一个情况是,盘踞在南汇周浦的伪军团长刘铁城,虚情假意地又是写信,又是派人来,要与我“谈判”,说:“我(刘铁城)并非是真汉奸,你诸亚民为人不错,是真心抗日的,如果处境有困难,就到我这里来活动好了,只要你靠近我,我负责保障你们的安全。”信是通过一个伪乡长送来的。我意识到敌人已利令智昏,以为抗日游击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以对我们实施劝降活动了。我把送信来的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义正辞严地说:“刘铁城是国民党特务,伪军团长,他的这一举动,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我诸亚民不会上当。如果他真同情抗日,那么就不要当汉奸团长了!”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我感到单纯地分散隐蔽不是个办法。分散隐藏是为了积极地打击敌人,应该迅速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敌人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才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只“躲”不打,是不会把日本鬼子“躲”跑的。
  正如毛泽东讲的:“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地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4页)
  我根据浦东的新情况,决定把“化整为零”转变为“集零为整”,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7.站稳脚跟的一仗

  1942年9月下旬,在四团仓西北、严家桥以东的大朱家宅,我集中兵力同国民党顽军陈龙生部,打了我们进入“清乡”区之后的第一仗,这也是我们能否在浦东站住脚跟的一仗。
  陈龙生是南汇薛家泓一带人,他手下也不过十四五个人。
  但武器还可以,不仅有短枪,还有3支长枪。他与“忠救军”的张阿六和伪军黄铁英有关系,接受张阿六的接济。陈龙生原先不在那个地方,在我们部队撤走不久,他才回来拉起这支队伍,在薛家泓、潘家泓一带为非作歹。而这一带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活动基地。
  当我们重返浦东后,他一时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就以共同抗日为名,约我们到薛家泓附近会面。我表示同意,但地点要设在我们控制的钦公塘西边,我保证陈龙生安全。
  陈龙生不肯来,要我到他那边去。我经过再三考虑,陈部的活动地区是我们原来的活动基地,如果陈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会说我缺乏诚意,去了,即使谈不成也有利于缓和矛盾,谈得好,争取他共同抗日。于是,我就前往薛家泓。为了防备他设“鸿门宴”,我布置了两个战斗小组,每组3—4人,随我隐蔽前进。
  还没有走到薛家泓会面地,我发现附近村宅有异样,不见一个老百姓人影,估计陈有埋伏。而陈的哨兵,也发现我后面有人跟着。陈埋伏在一所房子里,见我走近,首先向我开枪射击,并立即翻窗往外撤。我们也被迫还击,陈边撤边打,我们短枪射程够不到他。这次由“谈判”起头,到“兵戎相见”,陈对我怀恨在心。他摸了我们的底,扬言:“诸亚民人不多,枪都是短家伙,不及我”,意要吃掉我们。
  事隔不久,一天,我们部队住在严家桥附近。群众向我报告,陈部进入了我们活动区,住在大朱家宅,当晚准备向我们进攻。我当机立断,决定趁陈部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反击。
  时间已近傍晚,一队日本鬼子流动到了严家桥。这大朱家宅村落大,民房多,吃不准陈部住在哪几家。我立即派小通讯员金文华,进去摸情况。他机智地进村一打听,知道他们住在村西亲戚的几间房子里。为了不惊动日本人,必须速战速决。我兵分三路,一路由许培元带一个战斗组从南边进攻;另一路由张正贤带一个组从北边进攻;我带张宝生、董金根等在中路,从西边攻击。部队隐蔽地接近陈部驻地。谁知北路的这一组,被陈部瞭望哨看见。我带领的西路刚前进到牛车棚基地,也被陈部发现,从牛车棚到宅基地有四五十米开阔地。我抬头向那所房子看去,只见屋内有人影一闪。我知道不好,赶忙朝旁边一让,一梭子弹扫过来,站在我身后的董金根来不及躲避中弹倒地。我立即避开火力点,利用周围的稻草堆掩护,一个快步冲了上去。敌人打不到我,但又不出来,死守在屋里顽抗。我想这样相持下去不行,必须逼敌出洞,速战速决。于是,我随手拔下草堆的一捆稻草,点燃一堆火,边晃边喊:“你们再不出来,就烧房子了!”这样一烧一喊,听到里边有声音。陈的亲戚怕烧了房子,催陈龙生:“快走吧!”陈龙生急了,就不顾一切冲了出来,正遇上张正贤那个组,双方展开了肉搏。张正贤头部被打开,血流满面,仍死死抱住敌人,我们一拥而上,当场击毙了陈龙生。战斗很快结束,我一检点,共击毙顽军3人,打伤多人,缴获长枪3支,短枪多支。
  我们消灭陈龙生部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不及时消灭他,他就要与我们捣乱,威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股顽固势力被消灭后,我们恢复了薛家泓一带的活动基地,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之地,这为我们放开手脚反“清乡”创造了条件。

8.为抗日献出一颗心

  这次战斗,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两位同志受伤。张正贤被陈龙生打伤脑壳,包扎后问题不大。董金根被子弹打穿胸腹部,流血不止。
  战斗一结束,我就派人到大团镇,秘密请有点名气的医生濮光星对董金根同志进行抢救。
  当时“清乡”风声很紧,敌人经常下乡“清剿”。我托濮医生用黄金买了许多止血消炎西药,还几次派小船接濮医生到乡下给董医治。董金根同志伤势很重,不能跟我们部队流动。我就委托给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又名方胡子),由方胡子组织基本群众精心护理。我吩咐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小董要吃什么,尽量买给他吃。董金根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炎症很严重,但他非常坚强,再痛也不叫唤。
  董金根同志的伤,本地医生不能开刀根治,又无法转移出去,万分危险。我通知他在泥城的母亲来看他。董金根是烈士的后裔,又是独子,他父亲在南汇泥城暴动时牺牲。他母亲得知后连夜赶来,看到受伤流血的儿子禁不住恸哭不止。小董安慰她,说:“我会好起来的,这里像家里一样,诸队长和同志们照顾得很好,放心好了。”我对她说:“董金根是我们部队的好战士,打仗勇敢机智,由于斗争需要,是我把他带回来的,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请妈妈放心!”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早年丈夫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又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养伤,内心十分悲痛,但她深明大义,没有半句埋怨话,反而深情地说:“我儿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很好的,部队又很关心他,我很放心,就是他还年纪轻,伤好了,还要你们多多帮助照顾。”她看到抬小董的老百姓很爱护自己的儿子,非常感激他们。董金根母亲过四五天就来看看儿子,来了三四次,每次来还带些吃的和用的,一再感谢我们部队对小董照顾得好。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秋风细雨,照顾他的群众得知敌情后,迅速把他转移。天又黑,路又滑,两位老乡抬着董金根,在小田埂上不慎跌了一跤,一脱手把抬小董的门板摔出去了,连板带人跌在泥沟里。他们立即过去把小董扶上门板,继续赶路,但小董没有愈合的伤口,受到剧烈震动血管爆裂,流血不止,到目的地还没来得及请医生就光荣牺牲了。
  董金根牺牲后,我们请他妈妈来收殓。我们部队全体同志十分悲伤,这是重返浦东反“清乡”牺牲的第一位战士,时间不到2个月。董金根同志的妈妈十分悲伤,但仍很坚强。我们很感动,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平静地说:“你们部队现在很困难,我没有什么要照顾的”。
  在当地基本群众的护送下,她默默地带着牺牲的儿子回家了。董金根牺牲了,他妈妈也走了,这样的妈妈是真正革命的妈妈,也是我自己的妈妈。她与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妈妈一样,为抗日献出了一颗心。
  董金根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小分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自从我们进入“清乡”区后,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已与浙江区党委失去了联系。董金根是我们与地方党领导陈文祥的唯一联系人,董金根同志的牺牲,使我们与地方党失去了联系。我们这支小分队,如断线风筝,完全处于独立作战的处境中,而这时敌人的大规模“清乡”,已进入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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