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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恨我，我们不再见面了。” 人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在诺昂和皮加尔街的来访者中，肖邦和乔治·桑这对情人先前的朋友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不再露面。自从那封信的事发生以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面。因为乔治·桑答应过不透露提供消息的人。所以，她就不能抱怨。玛丽因不知道自己已被出卖了，完全不理解诺昂方面为什么缄默不语。她说这沉默无法解释。她继续肆无忌惮地议论乔治·桑。在给朋友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根据什么我不能爱也不能理解我的朋友们？而且，这是关系到世界上最容易了解的人啊！怎么能要我对她自己都不能严肃对待的事严肃对待呢？这不都是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诗兴大作，才使她将石头看成钻石，把癞哈蟆看作天鹅的吗？我只想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当我在她家里时，我都尽量不去打听她生活的某些细节。这和我对她的情感毫不相干。此后，我从公众舆论中得知一些情况。此外，乔治·桑又是那样愿意让人知道！ 对于我来说，唯一真正严肃的事情，就是我要当面跟她讲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变得迟钝麻木了。自从她写了《致马尔西的信》以来，她只写了些毫无价值的小说。显然，激动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她今天必须做进一步研究、深思熟虑和集中思考。然而，博卡日、马勒菲依和肖邦，都不能帮助她，也不能引导她走上新路。 她在激情的驱使下，极尽疯狂之能事，竟至认为爱情只是一个生理问题。当她不可能保持贞洁时，她把一个不能对她施加任何影响的人做为情人，她不欺骗他，而这个人在她的生活中也微不足道。她终于干出了一心满足自己肉欲的男人才干的事。 她一边干丑事！一边悲叹她肌体的需要；由于她完全自觉和绝对忠诚，比男人显得更高明。 1837年8月，玛丽感到惊讶，有些担心再也得不到乔治·桑的复信。她请人转达了最后的呼唤。 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了信： 亲爱的乔治·桑，您也许对我坚持给您写信感到很惊奇吧，因为一年半以来，您完全沉默了，尤其是我最近写信请您来和我们一起避暑，您也不回答。这一切足以表明，您觉得我们的交往使您厌烦。 但是，既然我认为我们的交往是件严肃的事，既然我们彼此交换过的一些意见对我具有始终不变的意义，哪怕是出于自尊，我都不可能听任我们的联系无缘无故地结束。我想，这种联系应该与我们同在。 我认为，您没有什么好怨恨我的。因为，即使这样，您也应该赶快告诉我，好让开诚布公的解释尽快地消除暂时的误会。这是友谊中最容易而又最应该尽的义务。 此外，我也反复地想过，但都枉费心机，找不到一点错误的表现。弗朗茨也自问，怎么您和一个他自认有权称作朋友的男人亲密了，就马上要断绝同我们的来往呢？ 说实在的，您第一次和我们朋友中的一个亲密起来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结果。从那时起，您就表示不想常给我写信。弗朗茨那时跟您谈话，使您把头脑中早已决定了的事住后推：慢慢地疏远我们，并且最后中止同我们的交往。对您古怪的做法，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仍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过去，您在爱情上经历了很多挫折，使您心灰意懒，您受到过多次的提醒。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切，还都不足以得出如下悲观的结论：您不可能有持久的感情；初次短暂的爱情，总是压倒经过考验的爱情；对您来说，说话不一定算数，您将思想最深处的隐秘，付诸偶然吹来的风；而且，您喜新厌旧，旧人在您的心上早已没有地位，任凭新人辱骂。 请让我告诉您，我还是满怀希望。我衷心希望得到一个您和我都相宜的解释，以了结这难以忍受的痛苦状况。 要是您仍然坚持沉默，那我将明白，您一心要断绝关系。您多变的性格竟使您背叛了神圣的友谊；它大概同样促使您把友谊忘得一干二净。至于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虔诚地把友谊铭记在心，并把一切冲淡、破坏友谊的想法默默地埋藏在心底。 弗朗茨想给您写几个字，但他的信也不过是重复我要说的话。我阻止他提笔写信，以免使您厌烦和伤心。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不能相信您会满心喜悦地同两个经得起考验的朋友绝交。 玛丽 由于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委托人未能送达乔治·桑。最后，信又回到了玛丽·达古尔的手中。 九月，她连同另一封信一起寄给了乔治·桑。 乔治·桑收到信后，考虑选择什么方式和玛丽绝交。 她决定答复玛丽，首先是要证明肖邦是无辜的。因为玛丽·达古尔可能会在音乐界里向肖邦挑起不必要的冲突。她完全明白，见面将是不可避免的。 乔治·桑在给她和玛丽·达古尔的中间人马尔利亚尼夫人的信中写道： 然而，请注意，我承认有必要心平气和地见见面。但是，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没有解释清楚，就不可能会面。不然，她会大吵大闹，一有机会，就要演一场大闹剧的。我了解她！在维护其尊严的争吵中，她是很出色的演员。除了您这个东道主和我之外，大家都会觉得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乔治·桑要求三个人在一起澄清事实——态度十分坚决。而马尔利亚尼很厌烦，她要向玛丽承认自己不谨慎。 1839年10月，马尔利亚尼给玛丽·达古尔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玛丽，有一件事，我应该对您，也对我自己解释清楚。我一直打算等您回到巴黎后亲口对您说。但有一个特殊情况，使我决定现在就开诚布公地跟您谈谈：那就是，乔治·桑马上要来我这里。而您坚持责问她对您沉默的原因；您还告诉我，已经把给我看过的信寄给了乔治·桑。您在去年十一月九日和今天一月二十三日给我写了信，我想您还记得吧？您在信中冷酷无情、轻率唐突地挖苦我的朋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给您回了信，后来闭口不提那令人难受的事，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直到那时，我都相信您对乔治·桑的友情，而正是通过她，我才有幸认识您。 她从此不把您当作她的朋友，而我出于对她的深厚友情，尽了朋友的职责。乔治·桑对我说起过您，并说没有及时给您回信，我写信对她说，我认为她不应该指望您的友情，我觉得有责任告诉她，并且要她不必多问，因为我不会回答她的。乔治·桑从来没向我提过一个问题。我也从未向她说起过您的信，也没给她看过信。 如果说我通风报信，不够慎重，对不起一个如此亲密的朋友，做了错事，那是可能的。总之，我能让您放心的就是我的作法，除了上述原因，没有别的动机——我的作法，您也许会抱怨。但是，根据我对真诚友谊的义务之理解与认识，我不会后悔。 这样，乔治·桑和玛丽·达古尔直接通信恢复了。乔治·桑对老朋友毫不宽容，她一直视玛丽为敌人。她给玛丽的信写得很出色，文笔斩钉截铁，分析细腻入微： 玛丽，我并不确知最近马尔利亚尼夫人对您说了些什么。我只对她埋怨您……您却向很多人埋怨我，他们便怨恨我和诬蔑我。要是说我是生活在一个流言蜚语的世界，我可不是创始人，我试图尽量少学您这个榜样。 我不知道您想求助于我们过去的是什么。我很不明白。我是很自然，甚至是很热情地投身到您亲切的友谊中的。您嘲笑我迷恋于友谊，滑稽可笑。当您毁坏了我对您的一片痴情，这就不够宽厚。 您对友谊的理解跟我大不相同，您大肆吹嘘友谊，让别人对您讲友谊。您对友谊不抱幻想，毫不宽容。然而，对待友谊应该具有无可指责的赤胆忠心。当面评论别人与背后议论别人，都要一样严格。大家将会习惯这种态度，尽管它不那么讨人喜欢，但至少是可以利用的吧。 学究气对某些事总有用处，用心恶毒就毫无用处。 而您只会对喜欢您的人，讲些甜言蜜语，给以温存的抚慰，甚至泪如泉涌，深表同情。过后，在您谈到他们，特别是写到他们时，您就傲慢无情地对待他们……您嘲笑他们，蔑视他们，贬低他们，甚至诽谤他们，还带着优雅和轻浮的娇媚态度。这使您如此对待的那些人猛地觉醒，感到吃惊和相当不愉。至少应该允许他们在某些时间里好好思索，保持缄默和难受。您那时做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难以解释。您责备他们。而这责难，却使认为彼此相爱的人感到骄做和快乐；也使互相仇视的人感到悲伤和可怜。您对他们破口大骂，在友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您显得痛苦和懊悔。但是，在另外的情况下，您只是流露出恼怒或者憎恨。是的，是憎恨，我可怜的玛丽！ 不要试图自我幻想了：您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您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恨我。一年来，我只有承认您一直恨我，才能对您作解释。至于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甚至不怀疑。这只是本能的反感；我就是这样解释您从那时以来的行为。 总的来说，我喜欢看到事物好的方面，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怪癖。您对李斯特那样忠诚，看到他对我的友谊由于您的讽刺挖苦而受到严重损害时，您想向他体面地表示爱情，试图做出巨大的努力。您让他相信您爱我，也许您也想使自己相信……因此，您突然地、一阵一阵跳跃式地爱我，有时也许是被我给您的友情征服了……但是，当我不在的时候，或者您想吐一吐长期压在心里的苦水，您就又厌恶起来。 我相信，如果您在内心深处仔细想想，您会明白这一切的。 至于我，既原谅您，也埋怨您，就是这样。如果我不是您这种倒霉的试验的牺牲品的话，我也许会赞赏您：但是我应该感到遗憾，自己轻率匆忙地犯了错误；我特别应该遗憾的是，您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直爽地恨我——因为我不了解您，这对我毫无害处——要么坦率地爱我。这也许证明，您不仅没有高尚的理想与愿望，而且也没有能力具有这样的感情。我正是抱有这种理想，或者照你说，有别的理想。 嘲笑我具有如您所说的指鹿为马的能力，剥夺我最珍贵的理想，这对我未免有点残酷。 现在，您为我大动肝火是正常的。不过，玛丽，请冷静点！我并不怨恨您，也不责备您什么。我已经尽力而为。请和我一起，用您的感情代替您的理智，理智又会占上风。当心！理智的成分不要太多了，我可怜的朋友！如果过分仁慈———像我时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会使大好的晴天变成阴天；那么，过分远见卓识就会导致寂寞孤独。既然我们己和人类一起被迫来到了这个世上，在战争与和解不断交替中生活，这与永远地同人类闹别扭，也许没有什么两样。 我可怜的玛丽，就此停止，别的就不用操心了。忘掉我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最终摆脱了我。不要试图爱我——您永远也不可能爱我——而要试着克服对您有害的仇恨心。如果我根据痛苦引起我的怜悯来判断，那该是很痛苦的。别再苦苦地构想奇幻的小说，向您周围的人们解释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冷淡。 当李斯特来到这里时，我根本不接待他。为的是不堕人您奇谈怪论的圈套：他在我们之间，好像是个争夺的对象，您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这只是巴尔扎克的一种想法。而且，我向您保证，即使有办法实现，——我现在还不相信——任何怨恨的情绪也不能使我那样去想，因此，相信此事，谈论此事，甚至任由别人去谈论，对您都是不适宜的。 我接受——我承认，感到某种自豪——您对我品德的嘲讽。但是，我只对含沙射影的攻击予以有力的还击。 醒醒吧，玛丽！这些可悲的事有失您的体面。至于我，很了解您。我知道，您的聪明才智需要高贵的气派，而一种女性的忧虑不断地同它作对。 您希望有绅士派头与骑士风度，但是您却不能靠牺牲和压倒别的女人，来显示自己才貌双全。正因为这样，您不难称赞我为“好男子”。而您，从女人的角度出发，还没有足够的狠毒来污辱我。总之，您有两种骄做，一种渺小，一种伟大。尽量让后者占上风吧。您是能做到的，因为上帝赋予了您很高的天分，而且您要上帝交待是怎样对待上帝赐与的美貌、才智和诱惑力。 以上是您从我这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的说教。请原谅我的这些话，就像我原谅您说了我的许多坏话，而又没有告诉我一样…… 在巡回演出的李斯特，从他的情人那里得知这场激烈的争论。马尔利亚尼夫人也因此受到了所有的人，包括她的丈夫的责备。明知一些话会令人伤心，却偏要传出去，其罪过大于轻率他说长道短，几乎每个人都染上这有害的恶习。为了开脱自己，马尔利亚尼太大证实说，是拉姆奈怂恿她将这两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的。 当这三个女人1839年11月在巴黎重新见面时，玛丽·达古尔对马尔利亚尼夫人很冷淡，对乔治·桑却如先前曾许诺的温和友好。 乔治·桑显得恼怒，更显得忧郁，她说，她对玛丽的思想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从未停止钦佩。但是，她知道玛丽根本就不爱她。至于那些信…… 玛丽打断乔治·桑的话，说她请求乔治·桑原谅，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就这样，乔治·桑向她伸出了手；以后见面不应该再提彼此的爱慕与友谊了。 “我同意这样的关系，”玛丽说。“因为我相信，它是会改变的。时间是伟大的主宰，几个月或几年之后，您会对我说，是您错了。” “这也可能，”乔治·桑回答说。“我是很容易受诱惑；况且，玛丽，您又很有魅力。” 李斯特同意自己女友的态度，说：“您对乔治·桑的态度使我非常高兴……您应该耐心和适可而止。您能做得到，因为，您是很坚强的……与乔治·桑断绝来往，我觉得还不是时候……如果可能的话，对许多事，不必过问；而对别的事，要宽容。如果你们断绝来往，一定要有肯定的、明显的益处……” 但是，表面上的和解，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流言蜚语继续到处传播。 1840年1月至3月，玛丽·达古尔给弗朗茨·李斯特的信中说： 昨天晚饭时，乔治·桑相当阴郁。 在吃饭时，她让克齐马拉直接地抚摩她那像香摈酒一样红光闪闪的膝盖，并且说：“模吧，唉，克齐马拉，告诉我，我的膝盖长得怎么啦？” 克齐马拉说：“皮肤已经变成玫瑰色了。” 乔治·桑说：“啊！那么，别摸了，你弄得我痒痒的。不然，我可要抓破你的皮……” 谈话无精打采而又不自然，一直进行到深夜。我不能再见到这样的人了。 维尼来了。他仍是很温柔，他对我谈了很多关于多尔瓦尔夫人的事。他说是乔治·桑使多尔瓦尔夫人堕落！他从那里知道我看不起乔治·桑，打心底里叫了声：太好了！ 我同马尔利亚尼的关系重新好起来。我相信肖邦那一对不久就要分道扬镳。一般的朋友要他假装得了嫉妒症，假装失恋，自欺欺人。乔治·桑感到厌烦，她只担心，一旦离开他，他就马上夭折…… 1841年2月至5月，玛丽·达古尔在给一位画家朋友的信中说： 拉姆奈神甫经受得住牢狱生活。他不愿在那里接待女人。我想这是为了不愿见乔治·桑…… 乔治·桑恨我，我们不再见面了…… 弗朗茨在巴黎音乐学院举行贝多芬作品演奏会。会场充满庄严的气氛，他俩当之无愧。乔治·桑对这些成功感到厌烦。她促使肖邦开了个音乐会，只邀请朋友参加。李斯特就那个音乐会写了一篇文章，好得出奇。我想，这使他们很恼火吧！想想看，她是多么疯狂地和我作对啊！她竟对弗朗茨说：您过去也是我的情人！弗朗茨很机智地作了回答，他善于这样做。仇恨只能是越来越深了。我已完全脱离了马尔利亚尼的小集团了…… 拉姆奈神甫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让我们和解；我们互相拥抱；从此，我们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此话用在乔治·桑与玛丽·达古尔两人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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