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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 ●《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 1843年,乔治·桑:“过去诺昂充满欢乐和笑声,它现在变多了。我快满四十岁,让严肃主宰诺昂……此外,最不幸的是,我们的朋友,身体不好,使大家习惯于忧愁,或者至少是沉思……” 1845年,乔治·桑:“生活是个大伤口,它很少愈合,也从不见好。我很伤心,也很忧愁。但是,我因此更喜欢那些值得人爱的人……” 时间的长河把乔治·桑和她曾热爱或仇恨过的人,都带到死亡的瀑布。 1837年,卡西米尔就从嫡母杜德望男爵夫人那里,继承了吉勒里的领地,条件是要偿付遗留的大量债务。他成了一个拮据的大业主。 他生活在加斯科尼省,住在城堡里,很少外出旅行。他喜欢这里茂密的树林、碳类植物和葡萄园。邻居们把他看作是当地的神甫和好上帝。 同奥洛尔一起生活,他学到了很多他的朋友不具备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他喜欢引用名言,谈起自己的不幸很有分寸。吉勒里的居民很难相信妻子离开他是因为他平庸和粗野。大家觉得他态度温和,息事宁人,身材相貌都不错。 有个名叫布瓦斯马丁的中年妇女爱上了卡西米尔,试图获得他的爱,却是枉费心思。因为卡西米尔太了解热情女人的危险。一天,他给儿子莫里斯写信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布瓦斯马丁夫人死了……” 话说得绝情,但是卡西米尔过去受到过绝情的对待。 孩子们每年都到吉勒里来过一段假期。从1844年起,他和女管家姘居。她给他生了个女儿罗斯。他本想正式娶罗斯的母亲,而且一直深深地爱她。但是,因为奥洛尔还活着,合法的手续都不能办。 由于姘居的原因,卡西米尔不能参加宗教仪式,他感到很痛苦。然而,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撤,还尽领主的本份,参加圣诗班的合唱。他承受过可笑的重压,而不失体面。 于勒·桑多继续在世上走他的路。 痛苦的初恋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他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发生过的事。然而,桑多完全是多亏了乔治·桑的帮助。与乔治·桑相识时,他只是个没有才华的无名小卒。1839年他出版了小说《玛丽安娜》,读者们这时才承认这个真正多情的作家。这本书的成功,抵消了他以往在情场上的失败。杂志社、出版商纷至沓来,向他约稿。 女人也找上门来。他成了玛丽·多尔瓦尔的情人,因为多尔瓦尔对维尼另寻新欢表示厌倦。但她仍是乔治·桑的女友。说来也很奇怪,钦佩这位狂热可爱的女喜剧演员,成了小于勒和第一位情妇之间的唯一联系。 初与桑多有来往时,多尔瓦尔是总想着维尼:“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我痛惜我的爱情。我不能用别的什么取代它。我并不喜欢桑多,只是尽力地爱他而已。但我觉得难以成功。” 后来,她觉得自己逐渐老了,就热烈地爱于勒。多尔瓦尔给桑多的信中说:“啊!我是多么爱你啊!你使我的双眼迷惑,精神愉快,感官兴奋,内心欢乐。”1831年乔治·桑由诺昂寄出的信,内容大体也是如此。 1840年,他陪情妇巡回演出时,曾这样写道:“我们亲爱的玛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小于勒最希望的是娶一个富家小姐。他对海军军需官的女儿波利娜·波蒂埃的嫁妆垂涎三尺。 于勒的姐姐是玛丽·多尔瓦尔的知己,她收到了多尔瓦尔的一些哀怨的来信,信中说:“我伤心,而又无法解脱。两个月前,他把我留在外省,回来写他的书。我回来了。我得知波蒂埃夫人和小姐也在巴黎。我极度心烦意乱,对您的弟弟说起这事。他对我说,那是真的,我心灰意懒地回到家,整整三天,我都极其焦虑不安地等待于勒!他来了,并对我说要跟我分手。我很惊讶。我叫道,我不能活生生地与亲爱的人分开啊!他回答说,他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菲莉茜,请把我对他的爱同我的痛苦加以比较吧!我不得不把这些告诉您。” 1842年,于勒在南特结了婚。当时,玛丽·多尔瓦尔正在巡回演出。 收到桑多的结婚请柬后,她到乔治·桑那里痛哭一场。这两个女人痛苦地谈起有关往事。 这个金发鬈曲的青年,头已早秃,写了些道德小说。人们说他要进法兰西学院了。 拉杜什继续在欧内村过着孤僻的隐居生活。他从远处痛苦地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既有辉煌成就,也有屈辱失败。他写信给表弟杜维纳,谴责一个女人竟然把他的痛楚写进小说。但是,他希望和解。1840年,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小说。 乔治·桑没有读她启蒙良师的小说,但是,她让别人去读,并且知道他对自己并无恶意。因此,不久之后,在创办《独立杂志》时,她请拉杜什先生合作。 乔治·桑致杜维纳的信中说:“我见到了拉杜什。他仍然优秀迷人,现在我们完全和解了。如果他不那么任性的话,那他就是贝里地方报社最严肃、最有才华、工作最出色的编辑。但是,怎样才能让他相信,我们没有合伙拆他的台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怀疑和故作姿态后,他几乎是轻易地重新感受到了这种友谊。但是,乔治·桑觉得他被激怒,满是暗伤,对当时的政治、风俗与文风表示气愤。这种极度的精神苦闷持续了十五年。 有一些人被生活所困扰,但有些人却是自寻烦恼。可怜的拉杜什是后一种人。 奥洛尔·杜德望的第二位良师是圣·勃夫。他已是权威的批评家。初出茅庐,他的威望即被承认,视为合法,如今更加声威大震。他在贵族圈子里大受欢迎,那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与他过往甚密。他向贵妇们透露文学界的内幕,讨她们的喜欢。 乔治·桑冒失地让圣·勃夫保管她与缪塞的来往信件。圣·勃夫把那些信放在一个大信封里,背面写上贵妇的名字,然后分别转寄给她们传阅,且他几乎不擦去她们的名字。那些信就这样传遍了贵妇的小客厅。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娇媚的霍尔滕丝就投入过他的怀抱。 禁欲主义以男子的睿智, 回报那无比温馨的礼物, 只有您,或者阿斯帕西 才能梦想起那些话语, 夜晚的抚爱,或早上的幽会。 他擅长于写这些拉封丹式的诗句,比过去题献给阿黛尔·雨果的哀歌写得更好。 他对乔治·桑显得彬彬有礼、谨慎和冷淡。实际上,他对乔治·桑不再表示敬重。 当一个朋友对他说:“啊,给缪塞的信写得美极了!乔治·桑女士是个好心肠的人。” 他却回答说:“是的,她有一个很好的心肠和一个很大的屁股。” 而且,他很风趣地引用了一句话:“她吞下了她的情人之后,并没有把他们扔下河,而是让他们都到了她的小说里去了。” 这都是私下偷偷说的。而他评论乔治·桑的文章,仍然谦恭有礼,甚至加以颂扬。 至于皮埃尔·勒鲁,是圣·勃夫亲自把他介绍给乔治·桑的。而现在他却说:“这个勒鲁搞的哲学,像在沼泽地行走的水牛一样粗野。” 维克多·雨果也说:“要是皮埃尔·勒鲁善良,那他也许是最好的男人。” 乔治·桑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勒鲁渐渐地丧失了威信,乔治·桑却继续支持他。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门生的情人了。而乔洽·桑却矢口否认,并很肯定他说:“某些人声称,爱情产生了奇迹。我很愿意在思想上仰慕他,至于哲学家浓密的长发,我一根也没动过。这头发跟土耳其皇帝的胡子一样,与我毫不相干。我生活中最严肃的东西就是严肃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像一个平庸的女人,暖昧地迷恋医生或仟悔师。” 乔治·桑拒绝做为男人的勒鲁,而做为哲学家的勒鲁太感激她了,不能不原谅她。 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您真好,您的友谊对我大有裨益!没有一个词不直透我内心深处,没有一句话不使我白天黑夜反复回想与思考。我多么感激您的信任啊!啊!不!恶狗不应沿着您的血迹跟踪您。您的痛苦是神圣的。要活下去,并且要取得胜利,至于我,很悲伤,我讨厌的只是您信中写的再见这个词,尽管我吻过这个词,并因此而感到欣喜;因为它胜过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我也就十分喜爱它。您说,‘心和思想都属于您’。我本来就很模糊地喜欢这个‘属于您’,我对您说过,感情、理智和行动这三个方面,都是虚假的。没有什么‘存在’,更真实的了;‘存在’包括这三个方面,并在友谊和爱情上同样表现出来,只是两种表现有所不同罢了。那么您的‘再见,是什么意思呢,啊!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个‘属于您’,最好是不确指的,可以加上一些限定词‘也许’、‘勉强的’、‘今生或者是来世’等等。而我呢,我要用尽气力,由衷地对您说:‘属于您。’” 虽然乔治·桑不是属于他,但是她尽力为他做事。不然,她怎么会撇开慷慨的出版家布洛兹的《两世界评伦》,而去和这个没钱的勒鲁创办什么《独立杂志》呢? 拉姆奈嘲讽地评论他俩的合作: “据可靠消息透露,乔治·桑和勒鲁主办的一本新杂志,就要出版了。他们想要和《两世界评论》展开竞争,他们也许是只承认一个世界吧。恐怕还不到这地步,说实在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们将要改造这个世界;而且,当这个世界被改造之后,我们大家在那里将会如鱼得水。我要说:谢天谢地!但是,哎呀!我们的人已经破坏了这个世界。除非他们的杂志饶有趣味,我也许从中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安慰。至于说新的宗教,那令人发笑的新玩意,在这讨厌的年代里,也许是会取得一些成功的。” “有人刚把勒鲁和《独立杂志》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个人比以往更加陷入创立一种宗教的构想之中,而且相信会成功。据他说,十年后,私有制在法国将会被完全铲除。他的杂志将按照这思想去办,他把自己的著作,起码是著作的某些部分,第三次重印后塞进创刊号里。除了一些尽人皆知的事之外,人们还从中看到耶稣基督明确地允许通奸。因此,很多原来约好的撰稿人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乔治·桑。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乔治·桑对这个启蒙者十分忠诚。她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真担心,她原来的才智在这本小说里表现得太少了。怎么能随便去糟蹋这样罕见的天赋呢?” 乔治·桑的天赋,根本没有被糟蹋。《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她早期的作品《印第安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拉姆奈说得有道理,勒鲁对乔治·桑在政治上颇有影响。乔治·桑自青年时起,就错误地认为,世界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解释。勒鲁自称能提供公式,使乔治·桑喜出望外。 布洛兹原则上要发表乔治·桑所有的稿子,却提了很多反对意见。勒鲁批评乔治·桑尤其不应该同意布洛兹改动她小说的文字。乔治·桑于是收回了她的稿子。 乔治·桑写了一本《奥拉斯》。在这部小说里,她把一个珠宝首饰工人保尔·阿尔塞纳同一个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对照。奥拉斯像青年时代的于勒·桑多,有时像马勒菲依。这个年轻人聪明,有才干。但是,他空谈伟大的事业,却不脚踏实地去干,并且尽情玩乐,耗尽了贫穷的父亲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他抛弃了出身贫贱、为他怀了孕的情妇,去追求夏依子爵夫人。这位夫人的形象完全是冷酷的玛丽·达古尔: 她干瘪瘦削得吓人,牙齿长得不好,但她有一头难得的秀发,常常饶有兴致地特别细心地梳理。她的手干瘦细长,却像大理石一样白净,手指上带着世界各地制造的戒指。她有某种风韵,博得许多人的欢心,总之,她具有称之为矫揉造作之美。她自炫博学多才,标榜与众不同。她涉猎群书,甚至阅读政治和哲学书籍。她把早上从书本上看到的,或者昨天从几个严肃的人那里听到的,重复给其他尚未知晓的人,好像是谈论自己的看法。说真的,听她这样一讲,真是稀奇极了。总的来说,可以把她的表现称之为装腔作势,不懂装懂。 夏依子爵夫人出生于银行家的家庭。她家的爵位,是在摄政时期买来的。可是,她却要显示自己出身贵族世家,甚至连扇柄上都饰以花环和盾形纹章。和少妇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傲慢无礼,令人难以忍受。她眼红女友们以金钱为目的的婚姻。此外,她相当热情地款待年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和他们在一起时,她无拘无束地大摆贵族架子,还在他们面前假装不着重功罪。反正她的牙齿、乳房和心肝,都具有人为的贵族气派……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既然李斯特宽容了《贝阿特丽克丝》,达古尔也能装出与《奥拉斯》毫不相干的样子。李斯特相当严峻地加上一句:“可以肯定,乔治·桑描绘夏依夫人卖弄才华、搔首弄姿、装腔作势,显然就是要刻划您的尊容。”这证明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说得有道理,李斯特长期以来不喜欢《贝阿特丽克丝》。 《奥拉斯》发表在《独立杂志》上。布洛兹擅自删改乔治·桑的文稿,乔治·桑决心摆脱他。同时,乔治·桑也是为了帮助勒鲁获得成功。第一期,她送去了《奥拉斯》和一篇研究诗人的文章;第二期,送去《奥拉斯》的后半部分和《乌托邦主义者拉马丁》。后来,又献上《康絮爱萝》。她确是极其慷慨地献出了她的财富。最妙的是,她认为《独立杂志》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勒鲁的学说。 《独立杂志》只有李斯特等几个朋友感兴趣。杂志没有人订。勒鲁销声匿迹了二十几天,校样没有修改。可是,乔治·桑认为勒鲁还是有威望的。 “最近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很长的信,他极其悲伤。我知道,他为了完成事业,也许还为了维持家庭生活,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是他恐惧和忧虑的原因。今天,我给他寄去了五百法郎,我们不能让他倒下去,他思想的光芒不应该在这场战斗中熄灭。不应该因为缺少几张钞票,就让惊恐和失望征服他。让他讲出真情,道出沮丧的秘密吧。” 在拉夏特尔,乔治·桑和朋友创办了《安德尔侦察兵报》。肖邦给报纸捐赠了五十法郎。这份报纸起初打算在巴黎印刷,但是勒鲁买了一个印刷厂,乔治·桑就把《侦察兵报》委托给他办了。肖邦十分怀疑地观看,并嘲讽地评论他的东道主的善良举动。 在乔治·桑和肖邦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他们彼此相爱,有坚实的基础,肖邦爱乔治·桑,而乔治·桑以一种温柔的母爱对待他。乔治·桑很欣赏肖邦的音乐才华,而肖邦很敬重这位大作家。 然而,“这不再是爱情了”,这对情人的熟人玛丽这样写道,她是个成熟的少女,而且是肖邦的学生,她说:“这不再是爱情了,至少对于乔治·桑这一方来说是如此,而是体贴和忠诚,其中随着时间的不同,夹杂了惋惜、悲伤和懊丧。” 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第三者的话,这体贴与忠诚本来已经足够,并能保持下去。乔治·桑总是感到同她的这个孩子和朋友密不可分。而非常敏感的肖邦,又不能忍受感情的不专一。 莫里斯这时已是个大人了,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经常和肖邦在一起,他觉得是件大丑事,心里很痛苦。 1844年,索朗芝已满十六岁。她在混乱的家庭纠纷中成长,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也不尊重任何人。她有时嘲笑肖邦,有时向他卖弄风情,并且还很成功。因为家中只有她不把肖邦看作是惯坏的孩子,她让肖邦着了迷。 索朗芝的脸型和肤色,都很像她的曾外祖母玛丽。这个有男子气概的美人,生来就冷酷和古怪。她总是随心所欲,前后矛盾。索朗芝有点疯癫,像母亲一样大胆,才华却不及母亲。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性情太暴躁了。”当索朗芝还是个孩子时,乔治·桑就这样写信责备她。 性情乖戾依然如故,好的心肠却难得见到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情人之间,都同样地关系紧张,富有戏剧性。孩子长大了,独立自主,使父母惊讶和气愤。以前讨人喜欢、任人摆布的孩子,现在成了冤家对头。 像乔治·桑这样的母亲,期待着孩子们顺从和尊敬,做为对自己无可置疑的牺牲精神的报偿。莫里斯给予了她期望的一切,而索朗芝则染骛不驯。母亲不能容忍女儿的独立性,而她自己在少女时,就强烈要求这种独立自主。因此,母女亲情破灭就会导致仇恨。 在一段时间里,乔治·桑再也不能容忍索朗芝,试图离开她,把她托付给肖邦的学生玛丽小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玛丽出身名门望族,却缺乏金钱。她被肖邦未婚妻那个不专一的哥哥勾引和遗弃。这使她变得情痴迷迷,好说谎话。她喜欢说长道短,谈论丑闻。 乔治·桑很生硬地禁止玛丽小姐对索朗芝谈论某个先生的身材怎样,另一个先生的小胡子又怎样。乔治·桑认为,爱情的挫折引起的愤恨,决定了玛丽小姐令人不快的变化。 “要我全都对您说了吗?那时您是个风骚女人,现在您的眼睛仍然可怕地闪烁着淫荡的光。男人们都注意到了,要是您对这无所谓,那我也一样。但我要把您同索朗芝分开,一直到那阵轻微的歇斯底里的发作过去,直到您任意选择了一个情人或丈夫。”这是给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封信。 她太伤心了,绝不原谅乔治·桑。 然而,玛丽小姐要挑起肖邦对乔治·桑的反感实在太容易了。为了主办《安德尔侦察兵报》,皮埃尔·勒鲁把一个赞同他的政治观点的年轻人带到拉夏特尔。这个年轻人叫维克多,常在诺昂逗留。肖邦因此不由得嫉妒起来。两人之间产生了摩擦。 1844年,肖邦的姐姐和姐夫在诺昂暂住,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两个女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但是,这次来访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持续很久。肖邦的情绪变得更坏了。他越来越阴郁、敏感和嫉妒。乔治·桑写道:“他比往常更加作弄人,更加吹毛求疵。” 乔治·桑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把自己的痛苦写进一本书,以此宽慰自己。她的对头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了,写了一本《内里达》的小说,撕碎了李斯特的心。乔治·桑则在她自己的小说《吕克里齐姬·弗洛利亚尼》里,用改头换面和前后颠倒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她和肖邦这一对古怪的情人。 女主人公吕克里齐姬有过很多奇遇,她像乔治·桑一样原谅自己。她不是一个妓女,因为她献身于情人们,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甚至对朋友们也一样。她爱过很多人,但从未真诚地希望共同生活,也从没幻想永远忠贞。她的热情持续八天,甚至只有一小时。但是,每次她都以为是白头偕老。 然而,在她以为自己情场生活就此结束时,却遇上了一个令人爱慕、温柔、敏感和善于办事的青年,一个漂亮的天使,脸蛋长得像忧郁的美人,单纯、轻盈,显得贞洁热情。他的名字叫卡罗尔。卡罗尔王子喜欢自己幻想出来的女人。别人爱他胜过他爱别人。他迷人的脸蛋使人产生好感。他身体虚弱,使充满母爱的女人对他感兴趣。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思想偏狭。 当然,卡罗尔钟情于吕克里齐姬,而吕克里齐姬照顾他像照顾自己的一个孩子。卡罗尔羞怯而狂热地爱着她,对她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吕克里齐姬相信,这种上天注定的爱情是永恒的。她献身给这个王于,他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幸福的时光。后来,令人喜爱的卡罗尔暴露了他自私的性格,变得嫉妒、偏狭和令人难以忍受。 但是,卡罗尔越是气愤,越显得彬彬不礼和自我克制。 经常赌气,终于损害了不幸的吕克里齐娅的健康。她的美貌消逝了,变得又黄又瘦。情人不尊重她,虐待她,使她未老先衰,令她痛苦不堪。她不再爱卡罗尔了。一天早晨她突然去世。 因此,小说结束得艰涩、生硬,比起现实生活,显得不够真实。这是对肖邦的一个教训与警告。奇怪的是,肖邦竟一点也不觉得小说写的就是自己。一天晚上,乔治·桑给德拉克鲁瓦和肖邦朗读《吕克里齐娅·弗洛利亚尼》。 后来,乔治·桑否认吕克里齐娅就是她的形象。但是书中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年轻时就到乡下隐居,抚养孩子,这情形很像她本人。 德拉克鲁瓦谈起那晚的事说:“我听这部小说,感到很痛苦。刽子手和受刑人都同样使我感到吃惊。乔治·桑显得十分自然,肖邦也不住地称赞小说写得好。我们午夜一起离开。肖邦要送我一程,我抓住这个机会,深听一下他的印象如何。难道他真的对我装样子?不是的,他确实没听懂。这个音乐家仍旧热情称赞这部小说……” 某些熟悉的朋友抨击乔治·桑。 1847年5月,霍尔滕丝在给圣·勃夫的信中说:“我没有告诉您,我对《吕克里齐娅》多么气愤……乔治·桑完成了牺牲钢琴家的丑行。她向我们抛出肖邦,透露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可耻细节。她态度冷淡,翻脸不认人,真是毫无道理。尽管女人变心会使情人远离,但她们不会过分加以指责。现在看来,吕克里齐娅冷酷的愤慨是不可宽恕的。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天才人物,怎么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霍尔滕丝直率憨厚。她写信告诉乔治·桑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了圣·勃夫,乔治·桑却很自然地否认在他创作卡罗尔王于时想到肖邦。她写信说: 您的责备比称赞更使我感动。因为,我认为称赞是朋友们的一点礼貌与爱恋的表示,而责备则是出于真诚关心的忧虑与坦率。因此,我赶快回信告诉您,您的信使我感到很难过,我应该读它两遍。 哪个魔鬼使您产生这种想法呢?是玛丽·达古尔?……要是她了解肖邦,她应该明白,那不是肖邦。如果她不了解肖邦,从何而来这样肯定的解释呢? 但是,您怎么会了解他,并在这小说的人物中认出他呢?应该说,是某些用心恶毒的人搬弄是非,给了您这个错误和荒谬的消息吧! 我现在身体很好,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要轻率地离开我的朋友,八年来,我们肝胆相照,他对我的友情是无法估量的。我是在他身旁写成这部小说的,并且,逐段逐段念给他听的。在创作过程中,我俩共同工作。接受或者拒绝他的意见,是常有的事。 表面上看,我们相互了解,但是还不如公众对我们的了解。故事的确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如果不是您,而是别人批评我,那么,我只是付之一笑。但是,您严肃地责备我,我因此也严肃地答复您。卡罗尔王子可以是十五个不同的人,就像是所有完整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那样。因为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给热衷于文学的艺术家,提供艺术实践中的一个对象。 我相信我曾对您讲过这些;而且,我很惊奇,您也是一个艺术家,竟同平庸的读者一样,有这种幻稚可笑的看法:他们总想在小说中看到真人真事,希望主人公的面貌是按照他们熟悉的人描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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